党和人民的“骆驼”任弼时

任弼时（1904年4月30日—1950年10月27日）

任弼时，1904年4月30日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一个乡村教员之家。青年时代，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满怀激情地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个被称为“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的人。

忠贞不渝——随时准备奉献生命

大革命时期，任弼时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任弼时冒着生命危险，到各地开展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工作。1928年10月，他作为中央巡视员到安徽，由于叛徒的出卖，被国民党县党部逮捕。审讯中，敌人采用“踩杠子”、施“夹棍”、跪铁链等酷刑，将他折磨得几次昏厥，但他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1929年11月，任弼时在上海主持江苏省委工作时又被租界巡捕逮捕，他乘巡捕不注意，吞掉了身上的文件，敌人查不出他的真实身份，施用了惨无人道的电刑，竟在他的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苏醒后的他仍坚不吐实。他在狱中鼓励战友们：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起考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

在与党内错误倾向的斗争中，任弼时坚持革命原则，勇敢捍卫真理。1927年党的五大以后，任弼时向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提交了一份挽救时局的《政治意见书》，强烈要求中国共产党独立地武装工农群众，发动土地革命。党内同志深感任弼时的观点正确，在同年8月的八七会议上，选举任弼时进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23岁的任弼时成为党的历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

1936年，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仗着人多势众和红军总政委的权势，胁迫任弼时同流合污，与党中央分庭抗礼。任弼时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头脑冷静，方法慎重，与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徐向前等同志一起，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团结了多数同志，促成了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

任弼时任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期间使用过的俄制留声机（来源：任弼时纪念馆官网）

1938年，任弼时受党中央委托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系统地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阐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为消除王明的恶劣影响，取得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做了大量工作。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书面报告大纲，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对书面大纲做口头说明与补充，用大量具体事实说明了毛泽东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正确，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的报告有理有据，很具说服力，使共产国际扭转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方针的认识。由于共产国际的支持，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的右倾错误被克服，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得到了肯定。

坚韧不拔——能走一百步就不走九十九步

任弼时的革命生涯一直是与自身疾病斗争相连的。两次被捕入狱并遭酷刑，使他的健康受到极大摧残，加上工作劳累，以致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血管硬化等多种疾病。长征时他担任红二方面军政委，年仅30出头，但从外貌看有50来岁。因此，他更加珍惜时间，拼命地工作。他经常向身边的人表示，自己可能活不长，要抓紧时间工作。他对自己的病从不放在心上，心里想得最多的是工作，是群众，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顽强意志，克服疾病带来的痛苦，日夜操劳于党和人民的各项事业之中。

长征初期，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任弼时率领红六军团西征时，不幸患上疟疾，身子虚弱得连马都不能骑，他就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行军、战斗，胜利完成了任务。延安时期，任弼时相继担任中央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书记处书记，参与中央所有的重要决策，主管中央的行政工作，还分管中央组织部和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妇联及西北局等工作。他事无巨细，尽职尽责，处理问题缜密周到，对待同志和蔼可亲，被亲切地称为“我们党内的妈妈”。

1938年，任弼时（左一）与毛泽东、周恩来在延安凤凰山窑洞前

在转战陕北途中，任弼时与周恩来一起协助毛泽东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此时，他的病情愈来愈重，血压经常在200以上，心律又严重不齐，但仍然经常工作到深夜。在中央移驻西柏坡后，任弼时更是与各位中央书记彻夜不眠地研究全国战局。医生多次告诫他必须卧床休息，他却说：我们要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一个新中国，有多少事情急需办啊，我能躺得住吗？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

1949年3月，他随中央进入北平。鉴于他的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中央决定送他到莫斯科治病，11月任弼时赴苏就医。他为自己在关键时刻不能为党多做工作而心急如焚，1950年5月，病情刚有好转，就要求回国工作。回国后，中央严格规定他每天只能工作4个小时，可他一旦接触工作，就将这条规定忘得干干净净。每当头痛得厉害了，就回到家中让孩子们轻轻捶一捶，稍好些便又拼命地忙起来。就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前一天，即1950年10月24日晚，任弼时因长时间研究战局并思考对策，突发脑溢血，于27日不幸逝世。他实现了自己要为革命事业走到生命最后一步的夙愿。

深情为民——损害群众利益是我们的耻辱

任弼时在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切身感受到土地改革是发动广大群众、保障革命胜利的最基本、最核心的一环。他深入到陕北米脂县杨家沟等20多个村子做了广泛而细致的调查，形成了《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工作报告，被毛泽东亲自批示为全国土改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下发全党，有力地保证了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任弼时还前瞻性地提出了许多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的经济建设和党建思想，比如：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夺取政权后必须以经济工作为中心，使人民过上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要实行公营、公私合营和私营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允许外国资本家到解放区投资，积极发展对外经济交流；党组织要建立集体领导，反对家长制领导；改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唯一的办法是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武器，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

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和川康少数民族地区时，任弼时命令所率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告诫大家：饿肚子饿不掉为群众服务这颗心，大家一定要维护群众利益，一草一木也不能侵犯。在甘肃时期，他和彭德怀向各军指战员发出指示，强调损害群众利益是我军的耻辱，必须誓死反对，并要求各部队严格检查纪律。在陕北杨家沟村，任弼时领导的中央纵队密切联系群众，时刻将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部队经常帮助群众耕种、买牲口，只要发现群众有困难，就及时协调解决，还将中央纵队节省的两千多斤粮食送给困难群众。因此，当部队撤离村庄时，村民自发相送十多里不愿离去。

严以律己——干部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

党内外公认任弼时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花钱多，三怕麻烦别人。生活上，他一向勤俭节约，反对任何特殊化。在战争环境中，他的生活水准与普通战士无异。革命胜利进入北平后，虽然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但他艰苦朴素的本色始终不变。在香山时，他在每个房间电灯开关处写上“人走灭灯”，提醒大家节约用电。工作人员进城办事，他总要嘱咐把要办的事集中起来一起办，减少用车次数，节约汽油。他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凡事不能超过制度，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不能特殊。

新中国成立初期，任弼时家住北京景山东街，房子狭小，他的办公室离马路仅两三米，声音嘈杂。为照顾他的工作和休息，中共中央办公厅曾选定某机关的一个院子为其住处。他得知后坚决不从，还严厉地批评道：那里是一个机关，怎么能为我一个人而牵动一个机关呢？后来，组织上又准备把他的住房维修一下，他也不让，说能将就着住，就不必整修，免得给组织添麻烦。任弼时喜欢在没有公务的星期天，带着孩子到与居处只有一街之隔的景山公园游玩。警卫人员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便提出让公园管理人员到时打开离他家很近的东便门，免得他们绕公园半个圈从正门进入。任弼时却阻止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封建的王公贵族，不能做脱离群众的事，我要和群众走一个门。

任弼时对家人也是严格教育、严加约束。妻子陈琮英跟随任弼时南征北战几十年，出生入死，立下战功，被毛泽东称为“革命的贤妻良母”。任弼时夫妇为了革命工作，相继失去了两个孩子。其余的四个孩子，有两个送到老家由母亲照管，母亲去世后由邻居照顾，直到延安时期才得以团聚。任弼时对孩子要求甚严，他的一个孩子曾对一名工作人员说了不礼貌的话，任弼时亲笔写书面检讨并当面道歉。他认为，孩子做错事，家长要担负缺乏教育的责任。

任弼时与女儿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