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是笔者十分敬重、怀念的老首长。笔者在他身边工作生活十多年，深深感受到他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今年4月11日是王震诞辰118周年，他晚年高度重视党史、国史、军史工作的一些往事片段由然在我脑海里汇集。
20世纪80年代初，唐玉要去给王震当秘书时，叶剑英交代，让他转告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邓力群：“王胡子是我党我军的有功之臣。要找几个人，把他的一生写出来，以教育、激励后人。”叶剑英也几次当面对王震说：“这主要不是写你个人，是写中国革命的历史。”
1982年1月18日，胡耀邦在一份材料上批示：“请《中国青年》考虑：王老一生有许多事迹是很感人的，他也有许多见解是很深的。你们要采取一点办法帮助他整理出来。”
邓力群和很多人给王震做工作，王震说：“不要写我。”
1990年10月12日，汪东兴曾对笔者说：“毛主席曾亲口对我说，王震这个人靠得住，他从来不夸耀自己。”
王震不争功，不求个人青史留名，但是，他对宣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及革命友人的光辉业绩、崇高品德格外关心，非常热情。他对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军史研究工作十分重视。
1984年5月的一天，他在繁忙的工作中接见了原中央党史研究室《革命烈士传》编辑组的同志，就党史研究和革命烈士传的编写工作谈了自己的意见。王震说：“撰写《革命烈士传》的工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现在着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烈士写传，也要照顾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烈士。没有旧民主主义革命，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总是承前启后，有个衔接。我们党的吴（玉章）老、董（必武）老、林（伯渠）老，都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活动，他们是民主革命的先驱和开拓者。”关于立传的分工问题，王震说：“在全国全党范围内有影响的，由中央来写传；在本省、本县有影响，就由省、县写。现在各省、市、县都要来搞这项工作，这是很必要的。林彪、‘四人帮’的时候，他们反对为老革命家写传记，他们要给自己树碑立传。”在谈到立传烈士的人数问题时，王震说：“中国革命残酷，牺牲的烈士不可能都立传，有不少同志牺牲了连名字也没有留下，他们对革命都是有贡献的无名英雄。有些烈士也不一定单独立传，可以在写某个烈士时附带写上他们的名字和事迹，这样既可以不受人数限制，也可避免只写一个人的毛病。著名的革命烈士总是有他的战友和同伴的，比如写任弼时、贺龙同志传记时，在他们领导下牺牲的较著名的烈士就可以在他们的传记里提出来，这对他们的后代也是个很大安慰。”在谈到写传记应注意的问题时，王震很同意帅孟奇大姐提出的不要把叛徒当成烈士来写。王震还特意谈到原红二军团领导人夏曦，他说：“夏曦同志两头还是好的，中间犯了相当严重的错误，给革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这个问题。夏曦是在搞统一战线时过河淹死的，也是为革命牺牲的。写传，也要写犯过错误的，甚至犯有严重错误的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人物，以便使后来者汲取教训。夏曦的传我可以写。”但因工作倥偬，此愿未能实现。当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汇报到烈士传编辑组的经费不足时，王震说：“经费不够可以在中组部党费中解决一部分。党费可以做这个事情。”在王震的关心下，革命烈士传的编写工作进展顺利。
1985年11月15日，王震在广东考察工作时，与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和新闻记者又就党史研究工作谈了看法。王震说：“研究革命前辈、革命先烈的历史，出版他们的文集和史料，撰写他们的传记，是党史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必要的。但对广大干部、青年和群众来说，篇幅太大读起来就难免有困难。所以，撰写和出版综合性的包括各历史时期、有人物活动情节的书，会吸引更多读者。研究党史，不应该是为研究而研究，就历史谈历史，而应该为现实服务。为了保证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为了实现党的总目标、总任务，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种优良传统和作风在革命前辈、革命先烈身上得到充分体现。因此，我也主张广东的同志把广东的革命前辈、革命先烈中那些有教育意义的战斗片段，那些能反映他们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开拓前进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严守党的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高尚品格的生动事迹，结成一本集子。这样做，其可读性、针对性会更强一些，就会吸引众多的读者，扩大革命先烈的影响，成为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的有说服力的教材。”
1990年6月，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组长杨尚昆、副组长胡乔木、薄一波、邓力群给江泽民并中央常委写信，正式提出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之事。1991年3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转同意。负责筹备此事的邓力群和一批专家学者恳请王震出任国史学会名誉会长。王震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史，当然要继续研究，但争议不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壮大，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是新兴学科，是刚刚开发的宝藏。正确总结和汲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任务艰巨，意义十分重大。恭敬不如从命，我愿为研究国史尽一点绵薄之力。”1992年12月8日，国史学会经民政部批准正式成立，王震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贺信中说：“听到国史学会召开成立大会，我非常高兴。国史学会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宣传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历史，研究和宣传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和荣誉，维护中华民族的主权和尊严，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国史学会要广泛团结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广泛团结热爱祖国、拥护‘一国两制’、赞成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国家的繁荣昌盛作出应有的贡献。”1993年春节前，王震临去世前一个多月，特地把国史学会会长邓力群叫到广州。在病中，王震还十分关切地询问国史学会和国史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并指示说：“治史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王震带头撰写回忆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章。1983年毛泽东诞辰90周年前夕，王震说：“我要写一篇纪念毛主席的文章。就写1944年毛主席组织我们三五九旅南下前给我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反映了毛主席当时重大的战略部署。把这一史实留下来，对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有一定意义。”王震谈了三个半天。初稿整理出来后，王震又十分认真地亲笔改了两遍。12月18日，新华通讯社以《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忆毛泽东同志在组织南下支队前的一次谈话》为题播发。12月19日，全国各主要报刊转载。在文章结尾，王震充满深情地写道：“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时局转变的关键时刻，他总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44年秋，党中央决定三五九旅南征，就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略思想的一个生动体现。回顾这一段历史，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夺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胜利。”看到这篇文章的同志说：“过去，都知道三五九旅南下北返的艰苦卓绝，曾被誉为我党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但对此举的重大战略意义知之甚少。读了王老的文章，对毛主席作为伟大战略家、军事家的一面感受更加直接和深刻了。”1992年10月，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发函王震，希望他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再完成一篇回忆毛泽东的文章。王震欣然应约，并让秘书回告了约稿单位。王震说：“写1931年和1934年两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主席对我的几次教诲。”此后不久，王震重病不起，但就在病痛缠身，甚至在气管被切开的情况下，他仍惦念此事，并强忍着病痛，向秘书复述了当时的主要情况。1993年2月间，在他去世的前一个月，他又提起此事。虽终未成文，但已把珍贵的历史资料留给了世人。王震还先后撰写了缅怀或回忆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张闻天、王稼祥、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貌的文章。对老战友吴德峰、谭家述、徐立清、王赤军、欧阳钦、曹力如、曾山等，他都专门撰文纪念。
王震还十分关心并积极参与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纪念活动，关心他们传记的写作和出版。
1982年11月28日，王震大病初愈不久，经中央书记处同意，他主持召开了有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萧克等十多人参加的关于编辑出版任弼时著作、年谱、传记问题的座谈会。大家一致认为，基于任弼时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对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贡献，建议中央批准设立任弼时文集编辑组，负责组织编辑出版任弼时文集、年谱及传记。中央批准此建议。1987年9月，《任弼时选集》出版；1993年12月与1994年4月，《任弼时年谱》和《任弼时传》分别出版。1984年1月8日，王震又向中央书记处写出报告，报告中说：“今年4月30日，是任弼时同志80诞辰。我意届时邀请一部分老同志开个小型座谈会，发表几篇文章，以志纪念。由新华社、电视台对此作适当报道。”中央书记处批准此报告，并责成中央宣传部和团中央组织实施。4月28日，中央办公厅、中央宣传部、共青团中央、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中南海怀仁堂联合举行座谈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的卓越领导人任弼时诞辰80周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任弼时夫人陈琮英、有关部门负责人及首都各界代表20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王震作了长篇讲话。他高度评价了任弼时的革命功绩、革命思想、革命品德和革命作风，号召大家发扬他崇高的革命精神，把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大大地推向前进。1989年4月底，王震还不顾81岁高龄，专程赴任弼时家乡湖南汨罗，出席任弼时铜像揭幕仪式。
“文化大革命”中，贺龙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王震感到十分痛心和惋惜。“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王震就积极支持《贺龙传》和《贺龙年谱》的编写工作。1984年春，一部近40万字的《贺龙年谱》初稿送到王震手上。他说：“我与贺老总于1934年相识。革命战争时期，我长期在贺老总领导下工作。他非常健谈，我对他早年的革命活动也有所了解。这部年谱我有责任审看。每周用两个晚上阅读。”于是，1984年春末至夏初三个多月时间里，王震坚持每周两晚上听读年谱，并提出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为审好书稿，王震还认真阅读了原国民革命军教导团团长刘达武的回忆录《我所认识的贺龙将军》。读完后，他在该书上批示：“此书可作贺帅暴动前传的参考。”《贺龙年谱》定稿后，王震亲笔题写书名，并撰写序言。他在序言中说：“出版《贺龙年谱》，我以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年谱中忠实地记述了史实，“我读后极为欣慰。”“尤其是关于他南昌起义之前的那段史实的记载，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诬陷贺老总是‘土匪出身’等无耻谰言，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廓清。”“《贺龙年谱》不仅是一本党史研究和教学非常有价值的参考书，书中记载的贺龙同志的崇高革命品德，对广大读者也一定会有教益。”“我对贺龙同志的怀念是无法用文字表达的，仅书数语，以此作序。”该书出版过程中，也曾遇到一些困难，王震几次过问，使该书在1988年1月问世。
王震对叶剑英十分尊重。叶剑英年过八旬后，还经常风尘仆仆视察祖国大江南北，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解决问题。王震只要工作能分出身来，总是陪叶剑英同行。在视察广州、深圳、珠海、海南、烟台等地时，叶剑英行动不便，王震便自己多跑多看，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向叶剑英汇报。1984年后，叶剑英卧病在床，王震深感忧虑，多次去看叶剑英，并参加会诊。1987年10月，在叶剑英逝世一周年之际，他主动要求与中央其他领导一起护送叶剑英的灵骨到广州，参加烈士陵园灵骨安放仪式。1989年10月，王震又不顾年迈，专程从北京赶到叶剑英家乡广东梅县为叶剑英纪念馆剪彩，并为铜像揭幕。王震对《叶剑英传》的编写工作十分关心。他多次抱着病体，给传记编写组的同志回忆他所了解的叶剑英的革命业绩，并明确指示：“要写好叶帅的传记，就是要用他的事迹激起人们的斗志。”王震还欣然为长篇纪实文学《叶剑英在1976》作序，序中详细地回忆了与叶剑英的多年交往，介绍了叶剑英在漫长的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道路上，在复杂斗争的转折关头，面临危难，无私无畏的非凡革命胆略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这两句诗概括了他光辉的一生。1992年5月，王震身罹重疾，还专门为在广州召开的叶剑英学术讨论会发去贺电。
1983年9月5日和9月29日，王震先后接见林伯渠子女林利、林秉元和《林伯渠传》编写组的同志，希望他们抓紧时间写作《林伯渠传》，争取能在1986年3月林老诞辰100周年前夕出版发行。他还交代编写组，他要审阅全文，为争取时间，写好一章，送他一章。全书30余万字，王震全是挤休息时间审看的。书成稿后，王震亲自题写《跨越两个世纪的革命家》的书名并为书作了序言。在序言结尾，王震写道：“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到，林老如何由一个学子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从他一生的战斗历程中，还可以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这部传记的出版，我想无论对青年或干部还是史学工作者都会有所裨益的。”1986年3月5日，董必武、林伯渠诞辰100周年联合纪念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王震以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在纪念会上讲话。《林伯渠传》在纪念会上也首次与大家见面。1986年3月15日，王震在住所会见林伯渠子女时说：“中央委托我主持编写林老传记的工作，我反过来很受教育。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精神是我们党和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他们接受共产主义，不是自己挨饿以后被迫接受，而是民族受难、人民受难后主动接受的。”
对《谢觉哉评传》《谢觉哉书信选》《谢觉哉文集》的编写和出版发行工作，王震也十分关心。为《谢觉哉评传》所作的序言中，他如是写道：“《评传》定稿后，我读过一些章节。这部书资料丰富，引证准确，评述详尽，文笔简洁，应该说是一部好书。我谨向广大读者推荐。”1990年1月18日，王震又出席《谢觉哉文集》出版座谈会，并在讲话中说：“《谢觉哉文集》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王震还先后给中央写出报告，建议责成有关部门先后成立了《李富春传》《张闻天传》《王稼祥传》《廖承志传》等编写组。并先后为苏兆征、廖承志、王稼祥、关向应的铜像揭幕并讲话，号召大家学习他们的革命事迹和精神。
对红二方面军和一二〇师、一野战史的编纂工作，王震十分重视，并亲自担任战史编辑委员会委员和主任委员。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王震与萧克、廖汉生、余秋里、张平化等几十位红二方面军老战士欢聚在中南海中顾委会议室，共同回忆过去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商讨如何把红二方面军英勇奋斗的历史写出来。王震说：“二方面军在长征中有自己光荣的历史，但过去写这方面历史的文章不多，按照历史本来面貌如实写出，留给后代，可继承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促进四个现代化建设。”王震还几次批示，解决编纂和出版中的各种困难。王震去世前，这三部战史均得以出版发行。
在纪念革命前辈和革命先烈的过程中，王震多次强调，目前我们国家还不很富裕，有的地区包括一些革命老区还相当贫穷。学习和发扬革命前辈和革命先烈的革命精神，便是对他们的最好纪念。纪念活动中，应不事铺张。贵州毕节是红二方面军路过的地方，贵州抗日救国军是王震当年亲自参与组建的。1985年，毕节县委来函，说贵州省有关部门已拨出专款，将对“贵州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按原样修复，请王震题签旧址名称。王震挥笔在来函上批道：“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有感各地纪念馆太多，花费太大，群众意见不少，要严格控制建造。”此后不久，江西永新县委、县政府来人来函称湘赣革命根据地陈列室是20世纪50年代末建造的砖木结构，房屋陈旧且狭小，请求王震批示国家有关部门拨出100万元人民币以建立“湘赣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王震是湘赣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永新县的代表抱着很大希望而来，但王震对他们说：“湘赣根据地是毛主席、朱老总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的侧翼和组成部分，井冈山根据地纪念馆陈列湘赣根据地的内容即可。也可用这笔钱，办一所以弼时同志命名的中学，在中学中有个湘赣根据地的陈列室亦可。”他在来函上批示：“不要花钱搞馆，办一所中学可。”王震让来人带回他的意见。永新县委、县政府完全赞成。100余万元迅速到位。1985年4月3日，由永新中学扩建更名的“任弼时中学”正式诞生，四座新楼拔地而起。王震在题写校名时还指示该校“一定要办成具有老区特色的一流中学”。改扩建后的“任弼时中学”和原来相比，规模、质量均大有提高，在校学生达2700余人，比过去增加近一倍，升学率逐年提高，跻身江西省各中学前列。1996年7月，笔者采访最后一任永新中学、第一任任弼时中学的校长郭乃光，他激动地说：“王震老不让扩建根据地纪念馆，把钱用在办教育上，这是革命家、政治家的战略眼光。老区人民更加怀念、永远铭记王震首长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1987年1月初，王震的三叔王贵龙因重病住进医院，1月10日，王震写信给王贵龙，说：“您老因疾住院，我和季青甚为忧念。”信中还满怀深情地回忆了王贵龙为革命英勇战斗的光荣历史，最后写道：“另外，有一件事恕我直言相告：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做移风易俗的模范。您老能否现在嘱告家里和区乡领导，您身后事开个追悼会，火化即可，也不作墓，以免占用农田和浪费财物，是否建议区乡委、政府出面立个碑，把北盛区每个先烈和已故去的老党员、老同志的英名刻上为妥。北盛区为革命牺牲的先烈和已故去的老同志不计其数，无法一一纪念，用这一形式表达我们的怀念，表彰他们的业绩，以激励后来者的斗志为好。将来，这块石碑上，若能刻上一个共产党员—王震的名字，我也足以欣慰了。”信写完后，王震说：“我死后，绝不要什么纪念馆。什么家什么家，都不要。只要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就足够了。”王震给王贵龙的信，在浏阳乃至湖南传开后，大家都为王震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而感动。
对革命先驱和为革命作出过贡献的党外友人，王震也十分敬重，并通过各种方式纪念并宣传他们的业绩和精神，以教育、激励后人。1982年4月，他给胡耀邦并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说：“今年9月1日，是革命老人何香凝逝世10周年。香凝老人逝世时，正值‘四人帮’一伙横行，对老人一生艰难坎坷的革命历程，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革命情操未能很好地纪念宣扬。我认为廖仲恺、何香凝的牺牲精神和高风亮节，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堪称一代楷模。我们把这些精神财富整理出来，对教育后代、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大有益处。”报告中还提出召开纪念大会，去南京扫墓，在广州举行纪念馆揭幕，组织编撰文集年谱。报告中还说：“此事我认为宜早不宜迟，除前已提及的意义外，目前熟悉仲恺、香凝先生的老人还有一些。老人皆老，残年不多，时不我待。如不抓紧把这些精神财富挖掘出来，将会是一憾事。如中央原则同意，我愿参加筹备工作。”中央书记处原则同意王震报告，责成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筹备安排。1982年8月29日，王震专程赶往广州，为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剪彩并讲话。杨虎城、陶峙岳等人的纪念活动他都积极参与。1988年12月，陶峙岳去世后，王震专程赶到长沙，出席陶峙岳追悼会并致悼词。在长沙，王震还亲切会见了陶峙岳的30多位亲属，称赞陶峙岳将军爱国爱民，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希望陶将军的亲属继承陶将军的遗愿，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专程从台湾赶来奔丧的陶峙岳的五位亲属也参加了会见。陶峙岳在台湾的二儿子说：“国家对先父后事的安排这样好，我们感到光荣，我一定要把先父的爱国精神带回台湾，传给子孙，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1989年1月14日，王震以《悼念陶峙岳将军》为题，在《人民日报》发表深情回忆陶峙岳的长篇文章。1983年1月，年近九旬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30余万字的回忆录《新疆五十年》完成后，王震欣然为其作序。王震在序中说：“我认识包尔汉同志是在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以后”，“听到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士和许多人的介绍，才知道他很早就投身于革命活动。包尔汉同志为维护祖国统一，争取新疆的繁荣和进步，以及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做了许多工作，在新疆和平解放事业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所以，新疆解放不久，就由徐立清同志和我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经中央批准，没有候补期就成为正式党员。解放后，包尔汉同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民主改革，拥护屯垦戍边，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新疆，竭尽全力，努力工作。我在同包尔汉同志的接触中，他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是他对党的深厚感情，以及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无比珍视和竭诚维护。包尔汉同志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尊重，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1989年8月27日，包尔汉去世后，王震亦很快写出以《怀念包尔汉同志》为题的纪念文章，在1989年9月1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此外，国际友人白求恩、路易·艾黎、马海德等的纪念活动前后，王震都以各种方式对他们表示纪念，宣传他们的革命事迹，弘扬他的革命精神。
一些革命家的子女评价王震：“胡子叔叔真是个心底清亮的无事不管的好老头，他从不夸耀自己，但总是古道热肠，十分热心地甘为别人作嫁衣裳。”的确，王震就是这样一位胸怀大局，不宣扬个人功绩却怀着深厚的革命情谊全力宣传战友的英雄事迹，用心弘扬革命精神的真正的共产党员。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