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33年初，中共中央机关长期驻沪，中国共产党能动分析和运用上海独特的历史空间，领导全国革命运动。近代上海是马克思主义传播重镇和中国工人阶级大本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最早驻地，中国共产党充分运用上海“天时”“地利”条件开展工作，锤炼了党员队伍，促进了组织体系发展和组织规模壮大，积累了城市工作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中国革命形势与规律的系统分析和把握，进一步增强了历史主动性，开辟了革命新空间，开启了“以时间换空间”的中国化实践，从深层次上引领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方向。
[关键词]中共中央机关；长期驻沪；历史空间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我们党成立后，党中央机关长期驻扎上海，从1921年至1933年初，中共中央机关驻扎上海近11年。中共中央机关长期驻沪的因素众多，而历史空间成为重要考量。近年来，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的空间研究渐成新视角，主要从地理学视角、城市空间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共产党革命方位转换和城市组织分布。相较于日渐兴起的根据地区域史研究，中共中央机关驻地变迁的历史空间研究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中国共产党如何运用上海的“地利”条件开展工作，京、沪、穗、汉之间区位差异有哪些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权衡选择？“城乡换位”的考量及中国共产党如何顺时因势推动驻地迁移，本文结合已出版和发表的文献资料，尝试从多方面探究中国共产党分析和运用“地利”条件，塑造党中央机关长期驻沪的历史空间场域。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重镇与工人阶级大本营：促进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建党和组织活动的空间逐渐形成。工厂和工人较为集中的“一江一河”沿岸，是上海城市的新空间，也是阶级力量汇聚的空间，更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前沿阵地。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上海是马克思主义传播重镇，云集了一批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上海新闻出版业发达，《申报》《新青年》《星期评论》等报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社都诞生于上海。上海很早接收到十月革命的信息，1917年11月10日，《民国日报》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的醒目标题率先向上海人民报告这个消息。许多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汇集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运用上海的宣传出版优势，创办宣传刊物。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有《新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星期评论》等。《共产党》《先驱》《前锋》《妇女声》《劳动界》《劳动周刊》等刊物，《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等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运用当时条件出版发行的。维经斯基说，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几乎从海参崴寄来的所有材料（书籍除外），都已译载在报刊上。《共产党宣言》已印好”，“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费奥多尔（刘江）也说，那里“出版300多种出版物（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这反映了上海相对宽松的城市环境，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运用宣传出版条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有计划地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出版十余种新书，创办了《向导》《红旗周报》《布尔塞维克》《热血日报》等刊物。出版方面逐步由商办转向自主创办，先后创办了国华、中兴、文明等印刷所，翻印来自苏区的文件和资料，将革命思想和主张传播到全国，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加强了中共中央对各根据地的领导。党的二大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上海这个地方，“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观点上立论，是全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中心；站在本党的观点上立论，又可以创造一真正的共产党”。中共中央可以在上海城市空间内落实民主革命纲领，将反帝主张转化为反帝行动。从组织发展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的革命活动，锻造了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引领时代的革命政党。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而近代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马克思说：“让出五个新口岸，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使贸易渐渐地由广州转移到上海。”上海开埠后，外资企业、洋务企业、民族资本企业加速集聚，吸纳大量工人，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到1919年达245万，比第2名广州多85万，据统计，五四运动前，上海各类工人总数约65万人，分别占上海城市人口、中国工人总数四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工人虽然在全国占比不高，但在上海市民群体中却占有较高比重。到20世纪30年代，工人群体及其家属跃居上海主要市民群体，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重要阶级基础和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教育和宣传动员工人，因而早期组织和工人学校多设置在杨树浦、小沙渡、曹家渡、南市等工人集中区，逐步形成沪西、沪东“双中心”。1920年秋，中国共产党在沪西小沙渡开办工人半日学校，后又改为工人游艺会、沪西工友俱乐部等，培养了大量工人运动骨干。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把工作重心放在小沙渡、杨树浦等地区，工作对象是杨树浦一带的烟草工人、机器工人、各印刷厂的印刷工人、叉袋角纺织工人，在叉袋角办了工人夜校。中国共产党在沪东杨树浦工人区创办平民学校，在此基础上建立“工人进德会”，会员发展到300多人，在工人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在沪东各纱厂普遍建立工厂小组，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吸收党员，成立杨树浦党小组，形成沪东、沪西两大战斗堡垒。除办学校，中国共产党还通过编辑出版物、到工人中演讲、散发宣传物等宣传教育工人。
根据工人分布特点，中国共产党积极调整组织设置，促进党组织与工人接触。1923年7月，上海地委兼区委辖4个小组，其中3个组位于工人较多地区。1925年初，在小组基础上设立支部，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壮大组织规模和力量。1926至1927年，上海区委下辖市区党组织有杨树浦部委、引翔港部委、沪东部委、小沙渡部委、曹家渡部委、沪西部委、闸北部委、浦东部委、南市部委、吴淞部委等，多位于工厂和工人聚集区，体现了我们党组织设置与工人聚集区的高度重合性和关联性。只有接触融入和教育动员工人，才能充分释放阶级力量。中国共产党创办《劳动界》《劳动周刊》《伙友》等工人刊物，许多共产党员到工人团体中去演讲、散发传单，有的进工厂做工，主动融入工人，通过实际言行感染和鼓舞工人，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了五卅运动、“蒸饭运动”、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等工人运动，建立了上海临时市政府，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传播重镇的宣传优势和中国工人阶级大本营的集聚优势。
二、城市空间的特殊格局：根据情势变化调整活动区域和驻所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上海存在三个主权不同、管理机构相异、法律体系有别的地块，即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华界又细分为南市、闸北两大区域，形成“三治四界”格局，而“华洋杂处”成为租界一大特点。两个租界之间、租界与华界之间在内部运行机制上“泾渭分明”。中共中央机关在建党初期以建党人物寓所为中心，1923—1927年聚集在闸北和虹口越界筑路地区，1927—1933年迁至苏州河以南公共租界。这一变动轨迹，是我们党根据上海城市格局、运行机制和情势变化作出的调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主动应变、善于斗争的品质，也积累了城市斗争和城市党建的宝贵经验。
我们党根据城市布局特点和运行机制，一般将党员寓所和中央机关驻所选在区域交界地带或租界内，减少组织活动风险，保证组织和党员安全。如果说革命根据地主要在两省或多省交界处，那么，早期中央领导机构和领导人在上海的驻所则主要集中在租界内或租界与租界、租界与华界的交汇地带。党员寓所与中央机关驻所通常“合二为一”。一方面，“作始也简”，组织机构和职能较为单一，组织工作和个人生活一体化；另一方面，可以节约组织经费。如1920年1月，陈独秀返沪住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此处是《新青年》编辑部和上海早期党组织所在地，在相去不远的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党的一大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树德里召开，距此不远的博文女校是大会代表的宿舍，处于法租界新区，管理相对宽松，从经济角度考虑，该区域地价和房租相对较低。党的一大会址、博文女校、新老渔阳里等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群落，形成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的主要活动区域。党的一大后成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地址设在公共租界北成都路19号C（今成都北路899号），而党的二大会址位于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是李达的寓所，也是人民出版社和平民女校所在地，这两处群落位于法租界与公共租界交汇地带，中国共产党活动区域向两个租界交接地带延伸。党的二大后，7月下旬至10月上旬，中央机关仍延承了机关驻所与党员寓所一体的惯例，陈独秀寓所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驻所。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都曾在上海工作和战斗，其寓所和工作地点通常是中央机关驻所。毛泽东在沪活动地有党的三大后中央机关所在地三曾里、毛泽东1924年故居（茂名路120弄甲秀里7号）等。中共中央驻沪期间，邓小平在沪主要活动地有同孚路柏德里700号、爱文艺路望德里、云南路447号、浙江路清河坊、小沙渡路遵义里、青海路善庆坊等中共中央机关。这种“合二为一”、工作与生活一体化的安排，是综合考虑上海城市运行机制、党员个人生活、组织经费等因素而选择的，便于在有限条件下开展各项工作。
由于局势变化，中共中央机关在1922年10月至1923年3月、1923年4月至9月间曾短暂迁往北京和广州。从广州迁回上海后，入驻闸北公兴路与临山路（原香山路三曾里）交叉处三曾里三号，蔡和森与向警予夫妻、毛泽东与杨开慧夫妻、罗章龙等曾居住于此，中央在楼上开会办公。至翌年6月间，这里成为中共中央办公的重要场所。他们对外以家人自称，写着“关捐行”的门头，为客户填写外文表格作为掩护。他们实行机关家庭化、职业社会化，严明纪律，不看电影、不照相等，保证了中共中央工作的开展。从空间区位来看，三曾里位于华界，工人比较集中，紧靠北火车站，与租界相邻，如遇突发情况，可迅速向租界转移。
因上海情势变动不居，中共中央经常调整工作场所。1924年6月至10月，中央局机关迁至公共租界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甲秀里（今威海路583弄）,10月至第二年春，中央局机关驻哈同路民厚南里、慕尔鸣路甲秀里、闸北广东街等多处。党的四大会议地点选在苏州河以北华界地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其附近宝源路209弄（原宝兴里）成为党的四大后中央局机关所在地。党的三大后到1926年期间，中央机关驻所明显北移，总体分布在苏州河两侧和公共租界与闸北华界两侧，呈现“华界—公共租界—华界”的变动轨迹。华界与租界间的越界筑路区域成为城市空间的特殊区域，中共中央机关驻所通常选择此地带。后由于形势再度趋紧，中共中央机关多迁往法租界地区。
国民党军进入上海后，影响渗透到租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城市活动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中共中央机关西迁武汉，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又陆续回沪。中央机关迁沪后，驻所多南移至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交汇地带。为保证安全，我们党采取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分隔的策略，中央机关一般设在公共租界沪中区一带，江苏省委机关一般在闸北、虹口一带，团中央则在法租界，具体来看，相当多的中央机关设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附近；为应对城市白色恐怖，保卫中央机关安全，成立了中央特科，武定路修德坊6号成为中央特科所在地之一，在此还举行了六届四中全会。从1927年至中共中央迁离上海，中央机关虽多设在公共租界，但变动频率明显增加。1928年，在四川北路1953弄永安里135号设立中央联络机关，后搬迁到浙江中路清河坊，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秘密联络点。由于处在白色恐怖笼罩中，情势变换难测，我们党保持高度敏锐，察之于微末，动之于未然，通过不断变换机关驻所，以冷静思考应对暗流涌动，以动态调整应对难测风云。1928年春，熊瑾玎以商人身份租得公共租界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生黎医院楼上三间房子，至1931年4月，这里成为中央政治局办公地，也是中共中央在上海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办公地。此地紧靠四马路，与天蟾舞台相邻，便于掩护。党的六大期间，留守中央仍在此开会，中共中央秘书处也设在此处。为分散风险，中共中央还设立了几处办公地点。1928年11月，在公共租界威海卫路（今威海路）春萱里开办的“达生医院”是中央举行例会和政治局同志接头的场所；1929年夏至1930年底，中共中央机关在山西南路344号办公，1931年9月,我们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是年冬至1932年初，机关设在公共租界陕西北路332弄29支弄上村1号。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于1933年初迁离上海，经福建永定、上杭，迁驻瑞金，中国共产党发展重心逐步实现城乡换位。
三、交通通信便捷：综合运用立体交通网加强内外联络
我们党积极运用新型交通通信方式，建立人员、物品等往来上海的通道，抢抓时间窗口，加快信息传递的速度，拓展了自身发展广度和深度，提高了组织运行效能。中国共产党开辟联系不同区域的若干交通线，加强了中央对各地党组织、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建设的指导，使上海长期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
习近平指出：“上海背靠长江水，面向太平洋，长期领中国开放风气之先。”上海位于海岸线中心和长江出海口，背靠广袤的长江流域腹地，面对浩瀚的太平洋，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优越。如果说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是城市的先天禀赋和内部潜能，那么，后天条件则发挥了更大作用。随着航海技术发展，上海的地理条件转化为港口优势，航运技术的革命，使上海成为发展世界航运贸易的理想港口，到20世纪初，上海形成内河、长江、沿海和外洋四大航运系统，出入上海的轮船数和吨位均占全国的五分之一以上。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充分运用上海航运优势和铁路枢纽优势，加强同其他地区联络。来自武汉、长沙、广州和海外的党的一大代表主要乘船往返。当时，上海与武汉、长沙间没有铁路，联系主要是水运，长江航线成为重要通道。1908年4月1日，沪宁铁路正式通车，翌年8月13日，沪杭铁路全线正式通车，1916年又建成联结沪宁、沪杭的铁路。来自北方地区的党的一大代表，多乘坐火车南下，党的一大最后一天会议转移到嘉兴，也考虑到嘉兴在沪杭铁路线上，便于代表乘车往返。有的代表乘车最先到达上海，去嘉兴南湖则是搭沪杭线的早班车，赶上晚车再回上海。在其他通信方式受到限制情况下，我们党高效运用铁路保障人员往来和信息传递，加强了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开辟与共产国际联系的通道，因国内政治环境复杂和路途遥远，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人员往返上海，一般选择轮船和铁路组合使用。1921年初，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选派外国语学社中的30人左右，分三批启程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开辟的交通线主要有三条，一是从上海—北京—沈阳—哈尔滨，换乘中东铁路由满洲里出境到苏俄的赤塔；二是从上海乘船到大连，换乘南满铁路到哈尔滨，再换乘中东铁路到满洲里出镜；三是从上海乘船经日本长崎，直驶海参崴，换乘西伯利亚铁路到伯力。而党的六大代表赴莫斯科，大致走的第二条路线。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通过电报、信函等方法联系指导，另一方面开辟若干秘密交通线，保障人、财、物、信等安全往来，加强中共中央与不同区域和城市的联系。秘密交通线的主要任务是沟通中央和各苏区的信息往来、护送干部和向苏区输送物资。总体而言，中共中央开辟的秘密交通线有南方线、北方线和长江线。北方线从上海到天津、北平，与北方局联系；长江线从上海到武汉，与长江局联系；南方线从上海到香港、广州，与南方局联系。这些交通线通常采用轮船、铁路或者两者组合方式。在众多交通线中，尤为重要的是联系上海与中央苏区的交通线。1930年后，鉴于上海白色恐怖的环境和中央苏区的发展壮大，中共中央考虑迁入中央苏区。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抽调白区干部进入苏区，在上海和中央苏区之间建立了一条秘密交通线。这条交通线从上海乘船到香港，再转船（或直航）去汕头，乘坐火车到潮安，然后坐大船沿韩江而上到大浦，再改乘小船到清溪，登岸步行，经多宝坑、伯公坳、铁坑、陶坑等地，到达永定县，进入闽西苏区，然后转中央苏区。此条交通线在传递情报、护送干部、输送物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30年至长征前，经这条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干部约200余人；在运输物资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向中央苏区输送食盐、布匹、电器、印刷、军械等物资300多吨，还将中央苏区缴获的物资运送给上海的中央。
无线电通信具有很强的速度优势，实现了地理空间的信息压缩。中国共产党充分运用上海无线电通信优势，研制出无线电台，组建无线电人才队伍，为无线电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早在1871年4月，香港到上海的海底电线竣工，6月6日，《字西林报》收到直接沟通上海和伦敦的有线电报送来的第一份电报，8月敷设上海到长崎电缆，9月，敷设长崎到海参崴的电缆。到19世纪80年代，上海向北可经日本与俄罗斯通报，南可经香港与欧美通报。上海成为国际电报网的重要节点，极大压缩了与世界信息传递的时空距离。从国内电报网来看，19世纪80年代，形成通达华北、华中、两广等地的电报网。中国共产党积极运用无线电通信优势，1929年研制出第一台无线电，地址设在大西路复康里（今延安西路420弄）9号并培训了第一批报务员，1930年1月沪港通报成功，后又在慕尔鸣路兴庆里17号、长阳路友邦里东一弄61号、长阳路乾信坊等设立电台和装配车间。无线电逐渐成为红军主要通信工具，“永不消逝的电波”将中共中央的通知信息传达到各地，又将地方党组织的信息汇集到中央。无论中共中央驻地如何变迁，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无线电事业和队伍，都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条件。
四、北移南迁西转：中共中央机关在京、沪、穗、汉的迁转
机关驻地是组织活动的基本载体和实践场域，也反映了组织活动的重心和工作导向。中共中央机关虽长期驻沪，但一直存有争议。在中央机关驻地的选择上，虽不可避免受到共产国际和时局的影响，但基本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任务的重心变化和自主选择。总体而言，在早期，中共中央机关驻地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以北京、广州、武汉为支点的“北移南迁西转”的空间轨迹。
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最早成立，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地共产主义组织陆续建立，加之旅日和旅法组织，初步形成以上海、北京为双核，辐射带动周边、国内国外联动的格局。需要指出的是，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多分布在南方地区，特别是长江流域，呈现组织发展重心偏南、组织成员南方化、以长江流域为中轴的特点。在此地理分布格局之下，中国共产党建党中心越加趋向由南北两端向中轴汇集，进而向上海聚焦。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陈独秀工作在广州，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这与在上海建党的趋势相冲突。故李汉俊派包惠僧来广州，要求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党务或把党的机关搬到广州来，陈独秀表示广州到处是无政府主义，地理上不适中，不同意党的机关搬到广州。然而，事无常态，情随势动，随着举起反帝旗帜，中国共产党引起租界当局不满，上海的城市空间受到挤压。陈独秀坚持中共中央机关驻沪的坚定性与共产国际要求的变动性相互牵拉，使中央机关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几个大城市间不断迁转。其中，南迁广州的呼声最高。马林建议把党的领导机关迁往广州，认为“在那里至少可以公开工作”，共产国际甚至命令必须迁到广州。1922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原计划迁往广州，因陈炯明叛乱，广东形势陡转。上海和广州情势难定，但北方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林又提出“党的所在地必须迁往北京”，中共中央遂北移。后陈独秀赴苏俄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到1923年1月中旬回国。然而，北京当时是北洋政府所在地，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城市环境，实难长期作为中共中央机关驻地。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后，北洋政府采取高压政策，北京形势严峻起来，3月中共中央南迁回沪。北京形势急下的同时，上海形势也没有好转，京沪两地情势均变换难定。但广东形势逐渐好转，加之国共合作逐渐加强，南迁广州再度提上日程。
与共产国际其他人员不同，维经斯基认为，广州与上海、汉口和北京没有铁路交通，而通过海路到上海大约需要5天，建立书面联系也相当困难，这不仅是中央在地理位置上脱离华中和华北的工人运动，在广州可能造成对国民党过多依赖，深深陷入军阀派系斗争。尽管如此，随着国共合作到来，革命热情掩盖了两地间“地理缺憾”，中共中央于4月至5月迁至广州并召开党的三大，逐步实现与国民党的“组织合体”。不久，陈独秀、毛泽东致信共产国际，将中央机关搬到上海，“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展的中心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行指导和传达”。9月，中共中央从广州迁回上海。广州地理位置偏南，且是时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展重心在长江流域，铁路联系不便，水路联系周期长，不利于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
中共中央机关虽回沪，但迁离之声仍不绝。1926年2月，北京特别会议认为“中央已不适宜在上海”，决定迁移北京。随着北伐战争推进到长江流域，国民党内部就迁驻武汉与南昌产生争议，国民党总部后迁至武汉，但内部出现“裂变”。有党员提议中共中央迁往武汉，但陈独秀等大多数同志认为，上海是照顾全国的中枢。此前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南迁广州，此时则要求北移武汉，时局变化是重要因素，而共产国际寄望国民党，要求中共中央北移才是其期冀的。此时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中，城市环境愈加复杂，而武汉情形相对明朗，中共中央于1927年4月中下旬西迁武汉，与国民党的空间距离再次拉近。然而空间距离的缩小，没有换来心理罅隙的弥合。“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经多方考量，决定东迁回沪。中国共产党在困难挫折中不断成长，对“谁是我们的敌人”认识更加深刻，“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城市工人运动逐步向城市武装斗争过渡。与此同时，“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型革命道路也在形成和延伸。
五、增强历史主动：从“以空间换时间”到“以时间换空间”
作为诞生地和最早驻地，中国共产党充分运用上海的“天时”“地利”条件，通过理论宣传、教育启迪、组织动员等，争取社会民众支持，建立统一战线，形成“人和”氛围，推动组织起步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武器，依靠工人阶级，实现了开天辟地，彰显“伟大起点”的作用，给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带来新希望。尽管当时力量比较弱小，但“作始也简”，这是一个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成长发展的必经过程。中国共产党把上海的区位优势、内部空间、运行机制、交通通信等条件转为政治优势、宣传优势、组织优势和行动效能，发挥历史空间的“党性熔炉”作用，锤炼了党员队伍，促进了中共组织体系的完善和组织规模的不断壮大，也为开展城市工作和城市党建积累了宝贵经验。尽管驻地时有变动，但中共中央权衡后，总是迁回上海，其驻地呈现“一体两翼”“北移南迁”“西转东驻”的历史轨迹。
中国共产党对国情认识深化，推动了自身理论和实践的中国化。中共中央领导各地党组织和红军开辟若干革命根据地，拓展了革命空间，对农村和农民有了更系统的认识。1929年，中国共产党通告第四十六号指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第一个便是使农村生产力之复苏，党目前主要的任务是利用这些环境，以宣传自己的土地政纲，以恢复农民之革命的组织，以动员广大群众，以领导他们向敌人做坚决斗争。不久，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指出，红军存在于反动政局走向崩溃及土地革命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地势辽阔也是一个条件，红四军的经验和影响，证明了统治阶级在乡村力量的薄弱和革命势力的存在与发展，先有农村红军，后又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对中国革命特点的分析和把握，是中共中央再次变迁驻地的重要原因。此后，中国共产党努力扩大发展苏区，工农红军数量与质量上得到扩大及提高，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建立及其在全国民众中影响与威信得到增高。
中国共产党把握发展趋势、增强历史主动，实现了战略转换。中共中央回沪五年后，再次讨论驻地变迁问题。1932年11月初，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在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信中提到，“根据一般政治上的考虑和由于骇人听闻的恐怖”，应“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党在上海的机构并将中央迁往中央苏区”。12月中旬，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提出中共中央、总会和负责联络的同志各留沪一名，成立[中共]上海中央局领导整个联络、印刷、无线电和情报工作。中共中央选择迁往中央苏区，还有重要的现实因素。是时，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呈现“双线两地”并行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组织内部运行，翌年初，中共中央迁至中央苏区，实现了“组织合体”。
中国共产党始终能根据革命情势变化，分析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增强自身主动性，实现从城市到乡村、南方到北方、再由乡村到城市的空间转换，引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如果说中共中央机关长期驻沪是“以空间换时间”的初步尝试，那么，迁驻乡村和北方地区则是“以时间换空间”的中国化实践。经过战略转移，中共中央机关驻地实现了从“以上海为中心”到“以延安为中心”的空间转换，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形势与规律的系统分析和把握，从深层次上决定和引领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