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国境线：中共六大代表赴苏参会的惊险之旅

1927年的中国，乌云密布，风刀霜剑，群芳凋零。

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硝烟尚未散尽，蒋介石就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然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挥起了屠刀。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危急关头，面对白色恐怖严重、党的地方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的队伍十分混乱的残酷现实，走上独立领导中国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亟需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定新的革命策略，为迷茫中的革命指明方向。可是，彼时的中国大地，已然被白色恐怖全面笼罩，竟找不到一处能够安全开会的净土。

1928年2月13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请求批准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共产国际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便于中国共产党参加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一系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会议，同意1928年春夏之交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

中共中央经研究决定，中共六大代表去莫斯科的路线，除一小部分代表由上海乘船经海参崴前往外，其余大部分代表由上海乘船至大连，然后从大连坐火车到哈尔滨，经中东铁路到满洲里或绥芬河后，出境转乘火车至莫斯科。

为了保证中共六大代表出入中苏国境的安全，共产国际和中共方面密切配合，在上海、哈尔滨、满洲里、绥芬河等地建立交通站和秘密接待站，在苏联赤塔、86号小站（后贝加尔）设立秘密交通站，形成了一条由上海到哈尔滨，经满洲里或绥芬河去苏联的“红色之路”。绝大多数中共六大代表都是冒着千难万险，从这条“红色之路”出入中苏边境的。

履薄临深 险象环生：

中共六大代表赴哈尔滨的艰辛旅程

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含非正式代表、特约代表等）来自广东、江苏、顺直、湖南、湖北、满洲、浙江等17个省，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84人。这些代表大都是被国民党当局通缉的“要犯”。在当时中苏两国断绝外交关系、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国民党到处捕杀共产党人的情况下，要冲破层层封锁，长途跋涉到达莫斯科参会，是一件充满危险和极为困难的事情。

中共六大代表大多数在上海集合，经过为期一周的短期培训后，分批分组乘船前往大连，然后再乘火车去哈尔滨。走这条路线经常会遇到国民党军警特务和日本警察、暗探和“眼线”的监视、跟踪和严格盘查，应对不力即有被捕的危险，代表们自登船伊始就时有险情发生。

邓颖超列席中共六大时所用的证件

沪上阴云蔽，乔装易服行。在中共六大代表赴哈尔滨的旅程中，多数代表要乔装成教师、商人和游客等，旅途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最为惊险的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的经历。1928年5月初，周恩来夫妇扮作古玩商人，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去大连。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了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并把周恩来带到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周恩来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对方在询问中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周恩来伸出手来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日本警察打开抽屉看卡片，突然说,“你是周恩来?”周恩来反问道，“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一再盘问，周恩来泰然自若，一一作答，没发现什么破绽。在周恩来夫妇乘火车到长春途中，仍有日本便衣警察跟踪。邓颖超在《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中对这次历险作了回忆：“我们从上海出发到达哈尔滨，一路上的险境，由于恩来同志的机智、镇定、沉着，泰然无事的对付敌人的盘问，终于脱险了。可是，我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我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同志，一连数日都没有接到，真是有点着急，但还得继续去车站，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他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我们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次大会。”

杨之华和女儿瞿独伊

镇定施巧计，从容破危藩。1928年，当时在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工作的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携带年仅6岁多的女儿瞿独伊，同罗亦农夫人李文宜（李哲时）一同从上海坐船到大连，然后坐火车到哈尔滨。杨之华在其撰写的《在哈尔滨护送中共六大代表的回忆》文章中提到了在旅途中的艰险经历：“我们到达大连，也受到了盘查。敌人扣押了我们一天，反复地追问我们的来历。当时我们很紧张，唯恐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最后，敌人问我是不是贩卖人口的（因为当时我带着我7岁的女儿），我才放了心。我说：她是我的女儿，你们不信，可以验血型。敌人信以为真放了我们。这一天我们都没有吃到饭。我们上了火车，列车上也戒备森严，奉系军阀的士兵走来走去，我们怕说话出问题（四个人的口音不同，又都是南方人），所以也不敢在车上买东西吃，把我的女儿饿得哇哇直哭。一直等到火车到了长春，天黑下来了，我们才在车站上买了几盒‘旅行饭’吃。”

中共六大代表在旅途中时刻存在被监视、搜身、拘讯和逮捕的危险，几乎都是如履薄冰，化险为夷，历经重重困难才到达的。1928年4月下旬，任弼时通知在共青团中央工作的王翘（王剑龙），准备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据王翘回忆：他有个中学同学在上海青年会工作，同情革命，在王翘临行前写信介绍王翘和同行的江苏代表胡均鹤两人去哈尔滨青年会，找自己的大学同学接洽印刷圣经一事。这封信成了他们旅途中的“护身符”。他们到大连时，日本特务上船对乘客逐个盘问。王翘拿出那封介绍信，特务见信封上写的是上海青年会，对王翘和胡均鹤瞟了一眼，同时拆信阅读。王翘和胡均鹤装着用手在胸前划十字架。这样，特务对他们稍微问了几句，就走开了。但对其他人盘问得寻根究底，并且搜身，检查行李，连热水瓶都拆开，仔细翻腾。

湖南代表罗章龙在《参加中共六大》中写道：“先前出发一组同志5人曾在途中遇到留难。据说他们在大连登岸时，即被金州警视厅埠头派出所警察认为形迹可疑，被带至派出所问话。”“后来在火车上又遇见向忠发，他告诉我：他与吉光炯等过大连时亦被拘讯一小时始释，其经过情况与上组所遇大致相同。”

红色枢纽 明修暗度：

哈尔滨“秘密接待站”护送中共六大代表

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枢纽，西起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呈“T”字形，全长2489公里，与西伯利亚铁路相连接。哈尔滨，是中国通往苏联和共产国际“红色之路”的重要枢纽，也是中共六大代表前往莫斯科的秘密接待中转地。

1928年，在中共地下党员阮节庵家设立的中共六大代表“秘密接待站”

1928年春，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中共哈尔滨临时县委在哈尔滨道里外国四道街（又叫面包街、现红专街）14号的一座平房里，设立了中共六大代表“秘密接待站”，这里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共青团哈尔滨县委委员阮节庵（又名阮昌、魏仲仁）、共青团员沈允慈（多数史料误为“沈光慈”）夫妇的住处。阮节庵当时在哈尔滨广播电台工作，妻子沈允慈在电话局做打字员，两人都有职业，便于掩护。当年中共哈尔滨地方组织接待、护送中共六大代表惊心动魄的一幕幕，正是由这里展开。

20世纪20年代哈尔滨中央大街马迭尔宾馆附近路段

明修栈道假商铺，暗度陈仓越国疆。在哈尔滨中央大街靠近马迭尔宾馆的地方，有一家门面不大卖旧衣服的“估衣店”，这里是中共六大代表到哈尔滨后进行联络的一个秘密交通站。“估衣店”年仅22岁的店老板，是负责接待中共六大代表的主要负责人、中共哈尔滨临时县委常委、共青团哈尔滨县委书记李纪渊(李纪元)；店员“小白”，朝鲜族人，原在上海党中央做翻译工作，当时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哈尔滨临时县委交通员。据龚饮冰回忆：“我们到哈尔滨后，找到这家估衣店，进屋后拿出一盒火柴，抽出几根，一齐折断。对方见到暗号符合就接上关系。”

受中共中央委派，杨之华和龚饮冰、何松亭到哈尔滨后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协助“秘密接待站”做好中共六大代表的接待任务。龚饮冰当时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机关主管会计；何松亭当时以汇华银号会计课长的身份为掩护，在东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秘密交通站的同志与到达哈尔滨的代表接上关系后，一般由李纪渊或小白通知杨之华，由杨之华和阮节庵夫妇负责接待和安排食宿。杨之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到公园或其他事先约好的地点和代表接头，并找个地方住下，对外就说我和来人是‘夫妻’……有时在道里区，有时在道外区，但大部分是住在同志家里，有时也住在旅馆。在我到哈尔滨最初落脚的那个同志家里，也曾和代表住过……”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也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那是一间平房，我妈妈让代表睡在里边床上，妈妈和我睡在地板上。妈妈告诉我，有人问和我们在一起的男人是谁，不叫叔叔，要叫爸爸。我当时不知道是为了掩护代表，后来完成任务后，我奇怪地问妈妈，我怎么这么多的爸爸呀？”

瞿秋白于1928年4月30日从上海出发，在十六铺码头登上轮船，船行两天到大连，然后从大连转乘南满铁路列车，再沿着中东铁路到哈尔滨，而后从满洲里秘密出境。阮节庵对瞿秋白到他家里的经过印象深刻：“杨之华在我家（外国四道街的房子）住了两个礼拜，具体掩护和安排‘六大’代表赴苏。一些代表陆续来哈尔滨，到我家去要‘号’。”“李纪渊还领瞿秋白到我家来过一次，是个晚上，我们简短谈了一次话，他就走了，他也是去莫斯科开会的。”

哈尔滨道里区中央大街附近的俄国大街（现西十道街）上的一个“马车店”，是中共中央在哈尔滨设立的另一个中共六大代表接头地点。时任中共满洲省临委职运书记唐宏经（唐韵超）回忆说：“1928年5月，我们从沈阳乘火车到哈尔滨……我揣着接头的火柴盒找到了马车店。张国焘、罗章龙、夏曦等人已先期到达这里。张国焘与我打过招呼后，我把火柴盒交给了他。他数了数，对我说：因南方代表语言容易暴露，满洲省委的代表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把你们分到各组，护送南方代表过境。”此后，唐宏经先后护送5名广东代表和云南、江西的代表过境。

“黑云压城城欲摧。”当时的哈尔滨处于东北军阀的白色恐怖中，形势很紧张。考虑到参会的代表们口音各异，又对当地环境不熟悉，所以要求代表们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外出。代表们的衣食住行及生活用品，均由中共哈尔滨临时县委负责。待车票和出国手续办好后，重新分组和分拨，将每位代表送上火车且有专人全程护送。当时通过哈尔滨秘密接待站安排出境的党的领导人，有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罗章龙、夏曦等。哈尔滨秘密接待站前后共接待、护送了40多位中共六大代表，使其通过“红色之路”安全到达莫斯科。

参与接待、护送中共六大代表工作的阮节庵后来回忆说:“在这以后的一天，李纪渊到我家，总结了这段护送中共六大代表的工作情况后说，这些日子大家都很辛苦，可是作为中共哈尔滨地方组织，我们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为中共六大的召开做出了贡献。最后，李纪渊指示烧掉所有文件，立即转移住处。记得在烧文件时，把炉筒子都烧红了。之后，我家搬到马家沟去住。”

危机四伏 惊心动魄：

中共六大代表“穿越国境线”进入苏联

在多条联接苏联与共产国际的隐秘“红色通道”中，经哈尔滨、满洲里或绥芬河，进而通往苏联与共产国际的交通线，形成时间早、持续时间长、发挥作用大。

东北军阀张作霖将十月革命视为洪水猛兽，在东北地区顽固推行反苏反共政策。他下令在满洲里城区四周挖掘城壕（城区以北及东北部分地段因各种缘由未能完工）。东北军边防部队如密布的荆棘，哨卡林立，在沿边境线的山头上，修筑起密密麻麻的碉堡和暗堡，还有马队不定时地穿梭巡查边境。准备经这条通道出入境的代表们，每一步前行都充满未知与危险。

满洲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遗址

到了满洲里，代表们或者凭一盒数目固定的火柴，或者凭一张标有号码的美钞，下车后与互不相识甚至连语言都不通的苏联同志接头。还有的代表在离开哈尔滨时，会领到了一个号码牌，到满洲里下车后，车站附近会有许多马车在那里等候，马车前面挂着车灯，标着号码，灯上的号码与手里的号牌对上后，不必说话就直接上车，趁黑夜向西北直接越过边界，进入苏联境内的86号小站，然后再换乘火车前往莫斯科。对暂时不能出境或需要住下来的代表，会安排他们在满洲里住一宿，然后护送过境到苏联。据不完全考证，已知经满洲里前往苏联的中共六大代表有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项英、杨殷、蔡和森、罗章龙、丁君羊、黄文、郭金祥、王翘、胡均鹤、罗明、许涂淼（许土淼）等60多人。

周恩来和邓颖超到哈尔滨后，换上了东北人经常穿的衣服，由交通员护送前往满洲里。列车行驶一天一夜，傍晚抵达满洲里后，他们迅速地坐上马车向北驶去，沿着草原上的土路越过边境线，连夜乘火车去了莫斯科。广东代表李立三是在满洲里交通员的掩护下，扮成拉羊草的牧工躺在打草车上，翻过北山进入苏联境内的。江苏代表项英在哈尔滨领取了在满洲里接头用的号码牌，傍晚在满洲里下车后没能接上头，第二天早晨在车站广场找到了俄国人的马车，而后过境。福建代表罗明、许涂淼代表出境时要艰难了许多。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交通员步行把他们带到一个山脚下，然后领着他俩慢慢地往前爬，很长时间才越过边境线。许涂淼当时患有非常严重的肺病，他强忍着肺病带来的苦痛，用手捂着嘴，不敢大声咳嗽，艰难地挪动着身体。其后在中共六大开会期间，许涂淼肺病加重，在高加索医院因医治无效，不幸以身殉职。

罗章龙在他撰写的《参加中共六大》中描述：“在车中我们几个人佯作互不相识，分坐各车厢一隅。车行经过齐齐哈尔、海拉尔等站，于次晨破晓抵满洲里车站。”“山岗列碉堡一群，约每隔500公尺即有碉堡一座，堡上哨兵荷枪监视，碉堡外远远有马队巡逻。此时驭者聚精会神驱车急驶，穿插于山丘溪谷间。约1小时后，行抵一山丘下停车。此时只见4马汗流浃背，毛片尽湿，驭者声言现已越过中国国境，进人苏联边界。”

到1928年6月初，由于从满洲里越境的马车增多，东北军似乎有所察觉，加强了对边境的管控。有中共六大代表回忆：“在满洲里下火车后，我们跟着这个苏联同志坐上一辆马车，车夫扬鞭一甩，四匹剽悍的马拉着车奔驰向前……正当我们离开我国边防哨兵的最后一个碉堡时，听到‘砰’的一声枪响，马车夫镇静自若，快马加鞭，一股劲就冲出了国境线，安全地进入了苏联境内。”

绥芬河，地理位置独特、交通便利，是中共六大代表穿越国境线的另一个重要通道。代表们由哈尔滨到达绥芬河后，由地下交通站安排与一个俄国铁路工人接头，在他的家中休息、吃饭。到了晚上由其带路过境，需要翻山涉水走很长一段路，第二天早上到达苏联境内，然后乘火车经海参崴到莫斯科。当时，火车烧柈子，由海参崴去莫斯科差不多要走一个多月。中共六大代表在绥芬河入住的地点主要是“大白楼”和欧罗巴旅馆。当时，绥芬河出入境通道主要有别勒洼沟、东北沟、19号界碑、21号界碑等处。据不完全考证，已知从绥芬河出境的中共六大代表有蔡畅、龚饮冰、杨之华、徐特立、何叔衡、方维夏、龚德元、孟坚、李鸣、王懋廷等近20人。

上海代表严朴带着工人出身的朱宝山、何秀明、华连生三个年轻人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6月初路经东北时恰逢“皇姑屯事件”，三个年轻人和严朴走散了。他们偷偷乘马车走小路到了苏联境内，转乘火车到了海参崴。因为证件在严朴身上，华连生在海参崴被苏联士兵抓去，经辗转求助，一周后才获释。当他们坐了九天九夜的火车赶到莫斯科，被人接到会场时，大会即将结束。他们应该是最后一批从中国到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代表。

中共六大会址

跨越千山万水，不惧艰难险阻，没有什么能阻挡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救国之路的脚步。到1928年到6月中旬，代表们经过长途跋涉，经历千辛万苦，闯过一道又一道险关，大都安全抵达莫斯科。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州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的“银色别墅”举行。

迂回曲折 保驾护航：

中共六大代表从莫斯科“秘密回国”

1928年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闭幕。

只待佳讯惊四海，千难万险破苍茫。肩负传达贯彻中共六大精神使命的代表们，在“秘密回国”途中时刻面临着身份暴露、被追捕等危险，充满艰辛和挑战。他们采取各种伪装和掩护手段，秘密携带会议文件，小心翼翼地避开敌人的盘查，有时不得不乔装打扮，扮成苦力和商贩，使用化名和假身份。

按照组织安排，龚饮冰、苏美一两位(指定及旁听)代表随同李立三等从满洲里第一批回国。其后，由龚饮冰在哈尔滨市道里区临时开了一家“估衣店”，作为我党的秘密交通站，负责接待代表回国奔赴内地事宜。周恩来在中共六大结束以后，又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10月初，周恩来取道绥芬河回国。据龚饮冰回忆和相关资料记载：周恩来等代表途经哈尔滨时，决定暂住几天，进行休整和烘干文件。当时，周恩来住在天津南开学校同学吴玉如（生前曾任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家里。罗章龙代表住在中东铁路普育学校（现哈尔滨第三中学）美术教员韩乐然（中共党员、画家）的宿舍里。云南代表王懋廷与李大钊派到东北开展革命活动的楚图南（生前曾任民盟中央代主席、主席）是云南同乡，便投宿楚图南家。其间，罗章龙、王懋廷曾在韩乐然的住处向教员支部传达中共六大精神。

为了便于接送中共六大代表秘密回国，共产国际在哈尔滨、满洲里、绥芬河设立了交通站、过路站等，有中国同志也参与其中。中共六大(指定及旁听)代表胡锡奎、胡建三与赵毅敏（原名刘焜，生前曾任中共满州省委宣传部部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刚从东方大学、中山大学毕业的27名学生，于1928年11月回国。赵毅敏回忆说：“来到中苏边境上，联络站负责人说要两三个人先到中国境内背一批衣服过来。因为在苏联穿的都是西装，回国时必须穿中国服装。别人都不太愿意去背衣服。于是，我自告奋勇。”“过境将中国衣服装在麻袋里，再步行背过国境。东北冬天积雪很深，背着东西在雪里跋涉，极为艰苦。在雪里背出一身汗，风一吹，冷得要命。”）

后来赵毅敏被留在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工作，以假姓高为掩护，与山西籍的纪忠发一同在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华客栈开了一间字号为“晋盛东”的杂货铺，把去苏联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和一些从中山大学、东方大学毕业的学生们安全地接回来，再安全地送往全国各地。赵毅敏回忆说：“我在哈尔滨工作不久，就被派往绥芬河国际交通站，接替原来在哪里工作而受了伤的同志。”“绥芬河，当地群众管它叫‘五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交通线，联络和接待任务很忙。我和我当时的妻子凌莎同志，在那里开了一个杂货铺，以此为掩护，接待我们的同志回国，如果我没记错，我开的那个杂货铺叫‘双合盛’”。在一次迎接中共六大代表回国时，赵毅敏在冰天雪地里站了24个小时，成功将代表顺利送回国内，当他完成任务回家时，发现有三根脚趾被严重冻伤。

据不完全考证，除继续在莫斯科学习并后期回国的代表外，已知从绥芬河入境的中共六大代表有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向忠发、邓中夏、罗章龙、邓颖超、蔡畅、王懋廷、龚饮冰、唐宏经、项英、毛简青、秦曼云、丁君羊、于佩贞、龚德元、罗明、刘振德（刘慎之）、胡建三、胡锡奎等60人左右；从满洲里入境的中共六大代表有蔡和森、苏兆征、王福全、徐特立、杨殷、于治勋、张昆弟、张任光、朱秀春等50余人。

“国境惊心穿险隘，潜行暗渡向远方。”中共六大召开前后，无论是中共六大代表，还是隐蔽战线上的地下工作者；无论是苏联革命同志，还是勇敢的中华儿女，他们生活和工作在不同的地方，身份各异，岗位不同，却怀揣着同一个炽热而崇高的理想，那就是让共产主义的火种，在中华大地熊熊燃烧，让共产主义运动的巨轮无畏惊涛骇浪，持续驶向光明的远方。

(文章原载2025年6月30日《人民政协报》，略有修改。作者何伟志系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原主任、黑龙江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哈尔滨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城市历史文化专家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