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海地方组织与长征早期传播述论

陈彩琴，历史学博士，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处长、二级调研员。个人独著或合著《“音乐小组”与左翼音乐运动》《红流巨浪：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精神之光》等图书，论文曾获全国党史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摘要：上海在长征早期传播中具有重要地位，不少长征早期文献，都先在上海刊发、出版或与上海密切相关。中共上海地方组织是上海长征早期传播的重要领导者、推动者和传播者，并注重概括凝练长征精神、发挥统一战线凝心聚力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功能，使长征故事和长征精神深入人心。

红军长征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壮举。红军长征铸就的长征精神，是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重要组成。红军长征胜利前后，有关长征的报道宣传，历时数年，参与人员广泛，报道载体众多，类型丰富，形成中外有机联系、共同推动、广为传播的局面。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在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在长征早期传播局面的形成中也具有重要地位，是长征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目前学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分散，尚不深入，需进一步给以系统论述。

20世纪30年代上海《新闻报》的报纸运送车

一、上海是长征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

上海是中国近代新闻传播中心，中外新闻机构林立，对于长征这样重要的新闻事件，长征伊始就有不同政治立场和角度的媒体给以关注报道，很早向世界展现真实长征历程和红军将士的优秀精神风貌。

（一）直接报道记录长征的报刊图书

1、共青团江苏省委主办的《少年真理报》最早在国统区宣传长征。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艰苦卓绝的长征。出发月余，11月20日，共青团江苏省委主办的半公开《少年真理报》就发表了《远征军向湘粤桂挺进中》一文。这是中共报刊在国统区对于红军长征的最早报道。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少年真理报社编印手写印刷体手册《中国红军的西征》；1936年《少年真理报》分7次连载署名西屏的《中国红军的铁流》（陈云在共产国际汇报长征记录稿的删节本），又两次将其编印为手写印刷体手册。《中国红军的铁流》发行后在全国青年读者中引起反响。宁波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会员秘密传阅过这个小册子。青年毕青看到这个油印品后，深受震动，第一次知道中国有红军和红军长征这回事。

1935年上海少年真理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红军的西征》所载红军行军路线略图

图片来源：上海市档案馆

2、陈云在上海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与《英勇的西征》在上海的传播。陈云在上海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署名“廉臣”，于1936年3月发表于巴黎的中文刊物《全民月刊》。该文先后在法国、苏联和中国刊登，第一次向外部世界宣传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这篇文章国内版本众多，先后以《从东南到西北》《长征两面写》《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等各种题名再版或转载。1936年春，陈云向共产国际提交的有关长征的报告被整理成《英勇的西征》，发表在《共产国际》（中文版），既懂上海方言又亲历长征的潘汉年参与该文的整理工作。该文发表后在上海等地形成多个早期版本，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对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红军长征起到积极作用。

1936年3月，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在巴黎《全民月刊》发表

图片来源：上海党史网

3、集中介绍红军将士集体创作的《二万五千里》回忆录。1937年2月，由40多位长征参加者集体创作的回忆录《二万五千里》（后名《红军长征记》）编纂工作完成，这是记录红军长征历史最早、最鲜活、最真实的长征回忆录。当年春夏间，一部《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传至上海，本打算公开出版，由于全民族抗战爆发等种种原因未能出版。尽管如此，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得到《二万五千里》的手稿誊抄本后，还是设法通过刊物连载或出版单行本的方式，使相关内容在国统区得以传播。特别是由于著名作家丁玲参与书稿《二万五千里》的编辑工作，引发众多媒体的关注与报道。如1937年6月4日《世界晨报》公开披露了这部集体创作的长征回忆录的编纂情况，称赞这部《二万五千里》“可说是中国第一部最伟大的集体创作”，“在质和量方面，都是非常值得珍贵的”。随后上海《战时日报》、复旦大学的《文摘》月刊也都发文提到这部著作。

1937年传至上海的《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

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4、首次在国统区公开刊物上宣传中央红军长征全过程的纪实作品《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1937年7月，上海人间书屋出版的《逸经》文史半月刊连载署名“幽谷”（董健吾化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全文近万字，系首次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刊物上宣传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到陕北长征全过程的纪实作品。7月15日，夏丏尊、叶圣陶主编的大型文摘类期刊《月报》把标题改为《二万五千里西行记》进行转载，随后上海多家出版机构以不同形式给以转载，形成广泛传播效应。1938年4月22日至29日，《上海报》还分8期连载这篇文章。

1937年7月，上海《逸经》第33期刊载《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

图片来源：新华社

5、复旦大学的文摘社翻译刊发并出版单行本《二万五千里长征》。埃德加·斯诺赴陕北采访后，1937年在《亚细亚》杂志发表The Long March（简称《长征记》）。文摘社编辑汪衡进行翻译后以《两万五千里长征》为名在《文摘战时旬刊》（1937年11月8日—1938年1月18日）进行连载。随后又把连载本标题中的“两”改为“二”，并收录更多有关长征内容，1938年1月由黎明书局出版单行本《二万五千里长征》。汪衡在《〈二万五千里长征〉写在前面》中谈道：“在抗战形势已转入新阶段的今日，这本书的印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而且可以给读者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二万五千里长征》版本众多，内容和整体风格基本相同，基本都是翻版、翻印书，推测是为了掩护宣传的需要，不同出版社和编著者署名采用临时化名，然出版地点主要集中在上海。

6、上海的风雨书屋出版首部长征美术作品集《西行漫画》。1938年夏，阿英（钱杏邨）收到从陕北辗转并经刘少文送来的20多幅反映长征精彩片段的速写稿照片，经他编辑设计，10月15日以《西行漫画》为名，由他负责的风雨书屋出版。《西行漫画》是第一部以漫画形式表现长征历程的艺术作品，出版时受条件所限，误认作者是萧华，直到20多年后才证实书中作品是青年时期曾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学习过的黄镇所画。

（二）出版内含长征内容的畅销图书

1、《毛泽东自传》中译本首译刊发并出版单行本。1937年8月1日至11月18日，复旦大学《文摘》连载汪衡翻译斯诺在美国的Asia杂志（《亚细亚》）发表的《毛泽东自传》，引起较大轰动，杂志销量急升，读者期盼早日成书。1937年11月1日，《毛泽东自传》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第1版，并在短短19天之后再版。该书在出版过程中，毛泽东胞弟、时在上海工作的毛泽民还对其进行了系统性校勘和修改，大大增加了权威性和准确性。汪衡译本是《毛泽东自传》的最早版本，也是同类书中印刷次数最多、影响最广泛的，目前发现和保存完好的《毛泽东自传》版本至少有30个以上。随后，其他有关毛泽东传记类的书籍也大量出版，如上海文化出版社的《毛泽东会见记》、救亡出版社的《毛泽东印象记》、进步图书馆的《毛泽东印象记》、前锋出版社的《毛泽东奋斗史》等图书，内容大致相同，书内均包括有关于长征的简要记录。特别是《毛泽东印象记》与《毛泽东自传》一样，一版再版，畅销全国，在全国有20多种相似版本出版发行。

1937年8月，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出版的《文摘》第2卷第2期“卢沟桥抗战特辑”内封

图片来源：上海党史网

2、关于红军将领朱德传记中有关长征的记录。反映红军将领朱德生平图书，如1938年舒群编《朱德印象记》（救亡出版社）、施平著《朱德将军卅年战斗史》（救亡出版社）、陈德真编《朱德传》（战时读物编译社）等，均内含长征记述，也是早期传播长征的重要文献。

3、复社出版《西行漫记》首个中文全译本。1938年2月，由胡愈之组织筹划，王厂青、林淡秋等12人集体翻译的《红星照耀中国》改名为《西行漫记》，以复社名义在上海出版。《西行漫记》出版后迅速畅销，大量重印本、翻印本、摘译本相继出版。1939年4月，复社又推出斯诺夫人宁漠·韦尔斯著，梅益、林淡秋等合译的《续西行漫记》。这两本书的出版影响过很多进步青年。有人回忆：“读了以后思想受到极大的影响，知道了原来不知道的许多事情，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知道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知道了人称‘朱毛’的毛泽东、朱德以及其他红军领导人。”

（三）以其他视角反映长征的各类报刊

当时除了中国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和进步人士主持的新闻出版机构以正面、真实、客观的视角宣传长征外，上海还有一些不同政治立场的新闻出版机构，以不同视角反映长征。如报纸期刊方面，1934年10月22、23日，《申报》刊登的《瑞金会昌间残匪准备突围》《赣匪弃巢西窜》向社会公众透露中央红军长征动向。时政综合刊物《国闻周报》1935—1936年登载署名为“循实”的“川东北剿赤印象记”的连续报道。这类报道明显具有污蔑红军性质，但客观上向外界传递了红军长征的信息。如共青团江苏省委的《少年真理报》上关于红军长征的一些消息，多“是收集国民党报纸及外国报纸的消息，用我们的口吻改写的”。当时在监狱中的一些革命者获悉“一九三四年红军北上抗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是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的”。

除此之外，一些国外报刊（包括在沪出版的外国报刊），如《字林西报》《北华捷报》《密勒氏评论报》《纽约时报》《亚细亚》等都曾刊登关于长征的报道。苏联、共产国际以及中国共产党指导下在海外创办的报刊，如苏联《真理报》《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美共机关报《工人月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办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中国共产党人在美国创办的《先锋报》等报刊，都比较及时地向国际社会正面报道长征真实情况。

一二·九运动前后，彼时的上海作为国际文化信息交流的枢纽，许多党内知识分子和进步学生，即是通过外文书刊，如《共产国际》《救国时报》，了解到《八一宣言》和红军长征北上的消息。

上述这种全面有效的长征传播，使上海成为长征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对树立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良好形象、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提升全民族抗战信心都具有极为重要意义。

二、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在长征早期传播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上海众多长征传播成果的涌现，既是顺应中国抗战发展大势，也是中共上海地方组织主动领导、积极作为的结果。1933年初中共中央离开上海后，中共上海地方组织虽然几遭破坏，但一直不曾中断，成为传播长征故事和长征精神的重要领导者和推动者。

（一）长征时期上海党、团组织独立自主传播长征

1935年初，中共江苏省委重要成员被捕，中央文委系统也遭到重大破坏，上海地方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机构不复存在，不久后与中央失去联系。但是中央文委系统、中央出版系统、共青团江苏省委等系统的共产党员仍然坚持独立开展工作。也正因为如此，1935年夏陈云回到上海后，在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形下，还能受到很好保护，安心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他在上海期间，通过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章乃器，先找到中共党员章秋阳，进而联系到潘汉年的堂弟潘渭年，如期与潘汉年会面商讨工作；还联系到中共上海中央局工作人员杨之华、何实嗣，并经过中央特科收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求他赴莫斯科的通知。在此期间，陈云先后得到章秋阳、楚文、朱军等人妥善住宿安置，还得到孙诗圃、罗希三等中共党员的掩护。最后陈云由宋庆龄安排马海德安全护送赴苏联汇报工作。

中央文委系统，1935年上半年社联在其出版的铅印杂志上发表过郑伯克关于四川红军情况的报道，这篇报道曾被日本报纸转载。胡乔木为杂志写过红军长征必胜的社论。

共青团江苏省委与中央失去联系后，认为坚决不能解散团组织，“有多少人就算多少人，尽自己的力量干，直至找到上级党、团再说”。团省委印行不定期半公开的刊物《少年真理报》，想方设法登载一些可以公开的群众运动消息以及红军长征胜利消息。1935年11月后，他们已经从国外报刊中获得关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红军长征等方面的文章。随后《少年真理报》连载的有关长征的一些文章就源之于苏联报刊。

至于中央出版印刷系统方面，根据当时接受团中央和中央上海局出版系统双线领导的王哲然回忆：当时党组织有两个秘密印刷厂，每星期有一至两期铅印的《红军捷报》送来，每期约有五六千份，每隔三五日还有二三千份油印的《少年真理报》送来。这些秘密报刊除由各级发行干事分送外，还被密封后邮寄到各省有关组织，传至全国。这也是《少年真理报》等报刊能发行全国、影响各地进步青年的重要基础。

（二）长征结束后中央委派专人重建上海党组织时期对长征进行全面传播

中共中央在长征结束后非常重视上海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1936年中央先后委派冯雪峰、潘汉年到上海了解党组织情况，为恢复重建上海党组织做准备。他们抵沪后先后领导成立中共上海办事处、组建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1937年6月，受中央委派的刘晓抵达上海，他与冯雪峰、王尧山组成三人团，统一领导上海党的工作。11月初，刘晓领导成立中共江苏省委，下设文化界运动委员会（简称省委文委），由孙冶方、曹荻秋任正、副书记，委员王任叔、梅益、夏萤、于伶。省委文委在省委宣传部部长沙文汉分管下，在新闻出版宣传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在中共上海地方组织不断完善期间，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简称“八办”）于1937年8月下旬公开成立，潘汉年、冯雪峰分别为正、副主任，刘少文为秘书长。“八办”主要负责上层统战工作，同时扩大党的宣传，印发宣传刊物及毛泽东著作，利用上海作为国际宣传的前沿阵地，把各类宣传品译成外文，向世界各地传播。中共江苏省委和“八办”分工明确、相互协作，在新闻报刊、国际宣传等诸多领域，推动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为长征传播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陆续到达上海参加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重建的冯雪峰、潘汉年、刘晓等人，在长征的早期传播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他们此前都曾亲历长征，对长征有着深厚的感触，对长征宣传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认识；另一方面他们曾长期工作在上海文化、宣传、统战等领域，具有传播长征的各种有利条件和经验。

冯雪峰，是唯一一位全程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左翼作家。1936年4月他奉中共中央之命以特派员身份到上海后，正式向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同志传达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带来了一批中央文件和相关指示精神。他向鲁迅、茅盾、沈钧儒以及所有接触到的同志和朋友热情地宣传长征。如暂住鲁迅家时，他一有机会就向鲁迅详细地讲述红军长征的故事。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就曾在鲁迅家中一连好几个星期听他讲述令人难以忘怀的长征图景，非常感动，随后在《字林西报》发文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红军长征，并两次赴访苏区采访，撰写多篇报道。

1931年4月20日，冯雪峰与鲁迅两家在上海合影

图片来源：中国作家网

潘汉年，“八办”成立时负责人。汪衡编译并发表在复旦《文摘》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收录斯诺的原文材料，“则全部是由八路军军部方面供给的，原文写成以后，又经过他们的校正，所以可以说是比较正确的记述”。潘汉年还为《毛泽东自传》提供了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第6天毛泽东手书的题词，并为其单行本题写书名。这也是目前发现的近30种版本的《毛泽东自传》中，唯一一种由中国共产党人题写书名的版本。

刘晓，不仅全程参加长征，还是斯诺在陕北采访期间的重要陪同者。斯诺对他印象很深，他在《西行漫记》中写道：“刘晓是我在红军中遇到的思想最一本正经、工作最刻苦努力的青年之一。……我感觉到他内心中对自己同红军的关系极为自豪。”刘晓初到上海负责重建上海地方组织时，常到王尧山、赵先夫妇家里商谈工作，冯雪峰、潘汉年也常到这里来和刘晓碰头。刘晓曾带来彭雪枫等写长征的文章，赵先清晰记得她在“一九三七年夏初第一次看到肖华、彭雪枫等写的长征故事片断”。而这些片段就是红军集体创作的《二万五千里》中的内容。这说明刘晓等人在会谈时应谈及过该书稿，1937年夏后上海出现集中传播长征的现象便在情理之中。

（三）“孤岛”前期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在长征传播中发挥领导作用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守，租界成为“孤岛”。中共上海地方组织根据“孤岛”形势，及时转变工作策略，加强国际宣传工作，推动救亡运动再度活跃，抗战文化又气象一新。特别是1938年初中共江苏省委文委组建新闻出版系统党组织，负责人是梅益，成员有王仁叔、林淡秋、艾寒松、江闻道等。他们与“八办”继续密切配合，推动新闻出版界重现活跃，一段时间“上海的新闻界实际上完全在党的影响之下”。在他们领导下，宣传领域先后出版半公开期刊《团结》周报、译自外文稿件的《译报》及挂洋商招牌创办的《每日译报》，并带动《文汇报》《导报》等“洋商报”群的形成，为长征的传播提供便利条件。如《文汇报》1938年2月2日至5日连载《中国红军十年史》，2月11日《文汇报》副刊“文会”改为“世纪风”（柯灵主编），首期即连载史沫特莱撰写的长篇《中国红军在行进》（梅益译）。

上海市民阅读“洋旗报”。

图片来源：上海党史网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翻译出版《西行漫记》是党在“孤岛”时期的重要文化成果。在该书编译出版过程中，“八办”负责人刘少文和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宣传部长兼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人胡愈之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少文，曾受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归国后在中央秘书处下设的翻译处担任俄、英文翻译，在中央苏区还曾做过编辑、记者，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7年底潘汉年奉命离开上海后，刘少文全面负责“八办”工作，同各抗日团体的上层人士保持联系，组织发行党的宣传书刊，宣传党的政策。在他的支持下，胡愈之组织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成功翻译出版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并对其中一些译名（地名、人名、单位名称）进行校正。胡愈之为出版《西行漫记》特别成立的“复社”，就设在自己家里，张宗麟出任经理，王任叔、梅益等一起参加“复社”翻译和出版工作。一部30万字的译著，从翻译、校对、付印到发行，前后不到两个月，这是中国翻译出版史上的奇迹。

三、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开展长征早期传播的经验启示

红军长征之所以能克服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胜利，创造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说到底是有一种令人震撼和感动的精神信念在支撑。在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领导和影响下，上海在长征早期传播中非常重视提炼长征精神，注重发挥统一战线凝心聚力作用和基层党组织与积极分子的先锋功能。

（一）重视对长征精神的总结凝练

红军长征蕴含大量生动感人的英雄事迹和精神风范。中国共产党人及相关长征著作很早就从不同层面凝练长征精神。1935年从上海赴莫斯科的陈云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对长征基本特点进行总结：英雄主义精神和高明的领导；党的正确领导；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支持。董健吾在《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里用曲折笔法赞扬红军勇敢无畏、积极乐观、智慧团结等精神特征。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随着红军长征事迹的广泛传播，长征精神在上海的不同出版物中从不同维度得到阐述。如汪衡在编印《二万五千里长征》时谈到，“红军在西征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是非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并通过红军长征说明中国民族吃苦耐劳的精神、主动勇敢的精神和自我批判的精神。斯诺在《西游漫记》中对长征精神也有独特认识与总结。长期战斗在上海文化战线的阿英看到《西行漫画》中的作品时充满喜悦激动之情。他说：“虽只是二十五幅的漫画，却充分的表白了中华民族性的伟大，坚实，以及作为民族自己的艺术在斗争与苦难之中在开始生长。”“刻苦，耐劳，为民族的解放，愉快地忍受着一切，这是怎样地一种惊天地动鬼神的意志！”1938年5月5日上海《立报》发表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说道：“二万五千里长征所表现的中华民族的不可屈服的坚韧性，那是中国穷苦农民艰苦斗争震撼全世界的优美构型。”积极探索总结凝炼并传播长征精神对于坚定抗战必胜信念、引领更多进步人士投身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二）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作用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当时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不少上海知名人士都极为关注并深受影响。如1937年3月11日，黄炎培便在日记中写下已经阅读朱笠夫《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就连杜月笙为了标榜自己“抗日”，也买了很多《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等书刊，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各大图书馆。

1937年七七事变前几天，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上庐山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前经过上海，曾给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刘晓具体工作指示，特别提到“要充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以文化界为基础，搞好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根据指示精神，中共上海地方组织极为重视文化统战工作，派中共党员胡愈之、钱俊瑞等出面，广泛联络文化教育界人士，在各界救国会基础上，7月28日正式成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救”）。“文救”宣传部部长张志让、组织部部长钱俊瑞、副部长张宗麟、秘书长王任叔（巴人）等都是中共党员。“文救”机关报《救亡日报》组织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30人编委会，“党是核心，进步分子是骨干，团结面很广泛”。他们在长征的宣传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后，上海党组织改变工作方式，以各界救亡协会联席座谈会的方式领导全市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座谈会由各界救亡协会派代表出席，文化界的代表是张宗麟、王任叔、梅益、扬帆等。座谈会每二周召开一次，商讨部署抗日救亡工作。

翻译出版斯诺的《西行漫记》就是党领导“文救”凝聚各方力量的统战案例。胡愈之等通过“星期二聚餐会”发售预付书券的方法，顺利解决书籍印刷和纸张费用，并通过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下属的六个救亡协会所属团体的会员，分头进行推销，推销结果远超预定目标，并为同年8月出版的第一版《鲁迅全集》积累资金。

上海保险业同业公会主席胡咏骐，帮助复社出版发行《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书籍。为避免被租界捕房追究，他曾把这些书籍的纸版存放在他的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和自己家中。发表董健吾《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的《逸经》社长简又文（笔名大华烈士）、主编陆丹林，都是与各方社会力量有广泛联系的进步人士。至于转载该文的《月报》，则是中共上海地方组织为了推动抗日救国运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筹办的大型文摘刊物，1937年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复旦文摘社出版《毛泽东自传》时不仅得到潘汉年的大力支持，社长孙寒冰还通过复旦大学校友、国民党宣传部部长邵力子的关系得到准予刊发的审批。阿英在《西行漫画》出版前，先在由赵家璧等主持的《大美画报》半月刊做广告，并发表自己撰写的“西行漫画题记”予以推介。这些都是坚守在上海的进步文化界在党的领导下不畏艰险、努力传播长征的重要事迹。

（三）重视基层党组织与积极分子的先锋引领作用

在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领导下，上海各条战线中的基层组织和积极分子，通过各种方式传播长征故事和长征精神，夯实群众基础。

在职业界，“银联”党组织人员曾组织集体讨论一本书的活动，其中包括有《西行漫记》《论持久战》《大众哲学》等书籍。中国银行党支部的油印刊物《书声》，曾专门刊文介绍《论持久战》《西行漫记》等书籍。中共党员宋寅生通过与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职工经常联络的无锡抗日游击队员，将收集的上海各大报刊以及《西行漫记》等进步书籍，陆续交给他们设法运往游击区。

在教育界，华东女中党组织建立读书小组，组织开展阅读进步书籍《西行漫记》《母亲》《铁流》等。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组建书报服务社，以半公开方式向全校同学推销《西行漫记》《鲁迅全集》《新四军小丛书》等书籍，引导青年学生提高革命觉悟。

在妇女、难童界，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的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曾组织读书会，重点介绍《西行漫记》《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在工华难童收容所，中共江苏省委下设的难民运动委员会精心设置的课程中即包括二万五千里长征、西安事变等内容，以及《西行漫记》中有关红军的长征故事。

“工华”难童收容所儿童合影

图片来源：中国民主促进会官网

在租界官方机构。经党组织安排打入法租界巡捕房的中共秘密党员马文林，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巡捕宣传抗日战争形势、长征故事、西安事件等。他前后在法租界巡捕房发展约40名党员。在国际电台，递报生李庆发参加卢文懋领导的读书会后，燃起求知的欲望和学习的热情，不仅买来《西行漫记》《资本论》阅读，还在懂得一些道理后再向周围的递报生进行宣传。1937年11月李庆发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电信局（国际电台）支部书记、中共江苏省委职委委员等职。

从红军开始长征到“孤岛”前期，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发挥“坚强的文化堡垒”作用，使上海成为长征故事和长征精神的重要传播阵地。峥嵘年代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今天已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断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26年第4期，略作调整，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