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文献与中共一大革命主张再检视

摘要

一般认为，中共一大提出的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主张，脱离中国实际，带有激进色彩。深入研析中共早期文献，结合当时中共党员对国际国内革命形势与目标的认识，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推翻资产阶级的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宣言》一脉相承，是从世界革命视角着眼而言，并非针对中国国内的主张。《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提出的“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才是对国内现实斗争目标的规定。中共成立时在国际国内不同维度分别反对资产阶级和军阀官僚的主张，潜藏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要求。由此出发，中共一大未能联系中国实际的评价，存在进一步考量和探讨的空间。

作者简介

杨泰龙，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主要研究中共早期革命理论、革命思想，在《党史研究与教学》《广东社会科学》《民族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话语研究”，先后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特别委托项目，博士后面上资助、特别资助项目等多项。

从现有资料来看，中共一大主要产生了两份文件，即《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以下简称《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这两份文件构成学界考察中共一大思想主张的根本切入点和重要依据。围绕这两份文件，学界研究成果颇丰，基本证实了文件真实性和可信度，对于《纲领》的性质、内容等也多有深入思考和分析。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纲领》《决议》内容上直接关联不多，但二者革命目标的不同指向关系到对中共一大革命主张的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不仅如此，形成于1920年11月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作为“中国共产党最初的正式文件”，其主张不仅与《纲领》一脉相承，部分内容更是理解时人眼中世界局势和世界革命形势的关键，也是正确认识《纲领》革命主张的基本切入点。系统分析和研究《纲领》《决议》《宣言》的内容，结合时人视角、立场、思想、观点进行身临其境的诠释和解读，能够对中共成立时的革命主张有一个更为全面、准确的认知，进而对既往有关中共一大的固有认识和评价产生新的感悟。

一、《纲领》与《决议》在革命目标上的不同指向

《纲领》是一个“融纲领和党章为一体的文献”，第1—3条属于纲领的内容，主要规定党的名称、目标、宗旨等；第4—15条属于章程的内容，主要规定党员资格、入党手续、党的组织纪律等方面内容。《决议》则具体规定了“工人组织”“宣传”“工人学校”“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对现有政党的态度”“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六方面内容。整体来看，《纲领》主要规定党的目标、宗旨、制度、纪律等，《决议》则主要规定党的工作内容、要求、原则等。

中共一大革命主张主要体现在《纲领》第2条和第3条（第1条是规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具体如下：

二、我党纲领如下：

1.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

2.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

3.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

4.联合第三国际。

三、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联系。

围绕这部分内容，权威著作在肯定《纲领》原则上正确的同时，对其革命主张的评价多带消极色彩。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认为，中共一大时，“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深刻地认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只是从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世界总体形势出发，得出中国革命必然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他们还没有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同消灭一切剥削、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开来，以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则指出，“初生的中国共产党确定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选择，并且有坚定的革命决心，但对中国的具体国情还了解不多，还不懂得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二者观点大同小异，奠定了有关此一问题的基本论调。

在此基础上，学界研究多认为，中共一大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贯穿着‘纯无产阶级运动’的精神”，产生了“过于激进的偏差”、带有“超前的‘左’的色彩”等。对中共一大革命主张的此类评价，已成学界共识，近乎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上的不易之论。

概言之，学界认为，《纲领》的内容意味着中共一大主张在中国直接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意识到中国首先需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脱离了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是不切实际的“左”的主张。不少学者更以此为基础，深入剖析中共一大未能联系中国实际的肇因。

需要指出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反映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程度，并不能体现中国国情。而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话语中，“封建”“帝国”等概念与古汉语意思表示相去甚远，有其复杂近代化过程。以其后演化而成的概念和话语衡量前人观点属于后见之明。在这种前提下，真正的国情其实就是近代中国列强入侵、军阀混战的现实。

就此而言，仅从《纲领》出发断定中共一大脱离国情的认知并不全面，从《决议》内容来看有进一步考量的空间。且一旦全面考虑《纲领》《决议》中革命目标的指向和革命主张的立足点，中共一大脱离国情的真实原因不仅并不构成一个学术问题，而且学界对这一问题原因的分析恐怕愈是详尽，离事实愈远。

《决议》第五部分为“对现有政党的态度”，具体内容如下：

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既往学界对这部分内容的关注，往往重点在第一句，即“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并与《纲领》第3条后半句“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联系”联动，构成中共一大关于统一战线的基本否定态度。但实际上，将《决议》这部分内容后一句与《纲领》第2条关于革命目标的规定相联系，则更耐人寻味。

《纲领》第2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但《决议》这部分内容针对的情境却是“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那么，问题就产生了。《纲领》与《决议》的革命主张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何二者的革命目标有不同指向？如何理解二者的不同指向？

二、《纲领》与《宣言》的世界革命立场一以贯之

在《纲领》革命主张是否脱离实际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注意到：一方面，《纲领》并非个人意见，而是会议的产物、集体智慧的结晶，尤其中共一大“党纲政纲”汇集了陈独秀及各代表意见，与会代表在某些问题上虽不乏意见分歧，但对于其中的革命主张意见“基本一致”，这意味着“脱离实际”在空间上是一种群体性的普遍现象。另一方面，《纲领》并非孤立性文件。1920年11月，中共发起组制定《中国共产党宣言》，作为“收纳党员之标准”。对于这一文件的起草者，学界仍存争议，但该文件真实性毋庸置疑。更重要的是，《纲领》中的革命主张与《宣言》中可以说“完全一致”，这意味着“脱离实际”在时间上是一种延续性的普遍现象。在这种前提下，问题就呈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状态：作为一种脱离国情不切实际的主张，竟然兼具空间上的普遍性和时间上的延续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这一论述具体语境虽是针对历史人物，但其实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路径和必然要求。也正因此，对于中共一大革命主张的解读，还需深入研究中共早期文献的具体内容和内在逻辑，并结合时人思想、主张、论述进行具体分析。

从《宣言》全文以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主张来看，《纲领》相关内容既不能简单归为对将来奋斗目标和方式的原则性规定，也不能主观臆断是对当时中国国内实际斗争情况的规律性总结。

《宣言》第一部分为“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具体主张在经济方面将生产工具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在政治方面废除政权，在社会方面使社会上只有一个劳动群众的阶级或者说没有阶级。第二部分“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则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且“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至于铲除资本制度和打倒资本家的国家的方式，其中也有具体设想，即通过“发展和团聚”无产阶级势力，“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取得政权后用“无产阶级专政”方式继续阶级争斗。

仔细分析《纲领》第2条第1、2、3点不难发现，其内容与《宣言》中“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的目的”两部分内容基本一致，是“理想”与“目的”或者说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与《纲领》中寥寥数语不同，《宣言》既规定了最终的“理想社会”，同时又设计了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分析了当时世界形势，具有深入研究的空间。从《宣言》所称“理想”“理想社会”等来看，相关主张似注重长远。但其中“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之说又明显立足现在，且与《纲领》中“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说法交相呼应，意味着后者并非对未来目标的描绘。这种貌似将来却又立足现在的立场冲突，颇令人费解。要真正了解《宣言》和《纲领》主张的逻辑情境和根本立场，必须认真分析《宣言》第三部分，即“阶级争斗的最近状态”。

该部分内容指出，十月革命胜利使俄罗斯阶级争斗变为“劳农专政的方式”。由于“全世界可视为一个资本家的机关”，各国阶级争斗互相影响，所以其他国家“阶级争斗也日见紧迫”，并向着无产阶级专政发展。而阶级争斗变成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并非偶然，乃是“资本家正被打倒，开始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的时候”的自然状态。俄罗斯无产阶级专政确立，“表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势力和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势力争斗”，且无产阶级势力“在世界上有一部分已经战胜了”。

换言之，《宣言》认为，俄罗斯无产阶级专政象征着世界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崩溃而共产主义社会即将诞生的时期，全世界无产阶级势力与全世界资产阶级势力斗争乃至决胜的时期。世界各国在阶级争斗上的任务是打倒资本家，铲除资本制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势力。为此，《宣言》还对未来进行擘画：“等到全世界的资本家的势力都消灭了，生产事业也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开始活动了”，那时的无产阶级专政还要“造出一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

一方面，《宣言》构想了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并规定了实现这一理想的步骤。未来“理想社会”即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废除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这一“理想社会”需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第二步是在消灭全世界资本家势力，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的基础上，“造出一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宣言》内容明确表明，其革命主张是针对十月革命后，更具体地说是苏俄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后的世界阶级斗争形势：由于世界已经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且无产阶级势力已经部分胜利的时期，故全世界阶级争斗形势都向着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共产党的任务是帮助世界无产阶级势力战胜、消灭世界资产阶级势力。

也就是说，《纲领》《宣言》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等主张，既非对当时国内实际斗争情况的说明，也非对长远将来目标的描绘，而是世界革命视角下阶级斗争形势的现实需要。

三、《纲领》与《决议》革命主张的关系和来源

实际上，中共成立之初，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早期中共党人敏锐地意识到，国际国内所要面对的革命对象有所不同。在国内斗争中，反对军阀和官僚是当务之急，在国际环境下，推翻资本主义是首要之务。

从国内情况来看，民国之后，军阀割据，官僚弄权，社会战乱频仍，政局动荡不安。广大知识分子对军阀、官僚统治极度不满，往往将之视为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的根源。这就决定了时人的救国主张，对国内主要表现为反对军阀、官僚统治。

早在1913年，李大钊便猛烈抨击共和之后，“狡狯万恶之官僚”假借政党之名敲骨吸髓，横行无忌之武人都督抗上迫下的混乱状况。陈独秀同样如此。仅在1919年1月的著述中，陈独秀便多次痛斥军人、官僚群体祸国殃民。他将“野蛮的军人，腐败的官僚”视为“国民之仇敌”，并指出中国的“武治主义”是“利用不识字的丘八”压迫敌党、乱杀平民，中国的“文治主义”是“引用腐败的新旧官僚”搜刮民脂民膏。毛泽东也指出，南北战争结束，官僚、武人、政客对人民的毒害、剥削“越发得了铁证”。谭平山在1920年初的文章中更具体列举了军阀破坏共和、蹂躏国会、压迫政府、操纵行政、把持外交、摧残教育、侵犯司法等十二宗罪。

可以说，民国成立尤其袁世凯死后，对共和制度的期望在军阀割据现实中幻灭，军阀“分裂割据、频繁混战的局面”，“使中国人几乎整体性地陷入绝望”，反对军阀也就成了民初国人改造社会的主要诉求和前提条件。李大钊在1913年9月曾总结社会对于“官僚”的一般态度：“今日一言官僚，即为邦人所厌闻。”1918年12月，王星拱在文章中将“去兵”作为中国“第一要着”，同时期陈独秀也将“排斥武力政治”作为挽救时局首要政治举措，并认为“废都军”的主张“可以说无人不赞成”。谭平山也认为，“想实行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必先要革了现在军阀的命”，国人但凡“稍有思想”者，无一不愿推倒“军阀和官僚”。

这些人的说法很能反映民国成立之后救亡舆论的主流倾向。不仅如此，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给中共一大的报告在分析国内情势时指出，“总的说来，军阀和官僚的政权很不稳定”。苏联在将《纲领》《决议》等文件转交中国时，其中有一份题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明确记载，在会上讨论对其他政党的态度时，有人曾主张团结所有人，与共同的敌人斗争，理由是“我国的军阀就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不难看出，中共一大代表在会上将中国视为军阀官僚统治的国家，将反对军阀作为国内斗争基本目标。

从世界形势来看，已有学者注意到，“共产国际诞生于世界革命高潮之际”，成立之初便形成了“偏离现实的‘左’倾‘进攻理论’”，即要求各国共产党带领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正面冲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事实正是如此。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即宣称，俄国革命仅仅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为推动世界革命，列宁于1919年3月发起成立共产国际，试图在1920年取得世界革命胜利，诞生“伟大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

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开始讨论殖民地问题，并通过了罗易针对“中国与印度”而草拟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其中指出，“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应当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尽管中共成立时是否受到共产国际二大民族殖民地理论影响尚难确证，但中共党员确实沉浸于世界革命已经到来的乐观氛围之中。

李大钊在1918年便将“俄国革命”作为“廿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毛泽东在1919年也称，“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施存统在中共成立前后表示，俄罗斯共产主义国家“已经替全世界无产阶级”开了一个“新纪元”，“俄罗斯底社会革命，正是世界革命底导火线。正是马克斯所期望的”。张太雷、俞秀松等同时期向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中则称，受到了“对共产主义的即将来临的光明前途的信念的鼓舞”。蔡和森后来回忆：中国共产党产生于国际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是世界革命运动的“产物”。邓中夏也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国际环境是“资本制度崩溃过程中的世界革命”。

不仅如此，“不少早期中共党人是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来认识中国革命的世界性”。陈独秀在文章中指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即“资本家的国家”“劳动者的国家”，除俄罗斯外，“劳动者的国家都还压在资本家的国家底下”。蔡和森认为，劳动解放绝非“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世界的社会问题”，“外国资本家”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中国的阶级战争是“国际的阶级战争”。李达指出，资本主义跋扈“渐带国际的倾向”，无产阶级作战“亦趋于国际的团结”。施存统声称，“现在的局面是这样：不是国际的资本主义战胜了国际的社会主义，就是国际的社会主义战胜了国际的资本主义，二者决不能并存”。

从时人对军阀官僚的态度和对世界革命到来的时势认知出发，我们不难理解《纲领》《宣言》和《决议》中革命主张的具体指向：打倒资本主义，是世界革命潮流汹涌澎湃的产物；推翻军阀官僚制度，是民国之后时人救国的基本主张。中共成立之初反对资本主义和军阀的不同话语，蕴含着对国际国内革命对象的清楚认知和具体区分，构成《纲领》《决议》革命主张有所不同的根源。此点在早期中共党人的相关论述中也有清晰呈现。

陈独秀在将世界分为资本家的国家、劳动者的国家两类，强调劳动者受到资本家压迫的同时，又将军人、官僚、政客并列为“中国的三害”。李大钊在1919年8月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认为，民主主义在清朝可以作为推翻清王朝的工具，“在今日，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军阀的势力”。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可以作为打倒资本阶级的工具，“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也可以作为“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的工具。李达更具体指出，中国无产阶级除了受“武人强盗经济上政治上的掠夺和压迫”，还受到“国际资本阶级经济上政治上掠夺和压迫”。谭平山一方面强调资本主义的国际性，呼吁劳动群众与“资本家决场胜负”，另一方面却又指出，“今日国内的人民，对于军阀，都是深恶痛绝”。1921年7月出版的《共产党》第6号“短言”更呼吁劳工觉醒，以摆脱“强盗的列国宰割”和“政客军阀”的掠夺压迫。周佛海后来回忆其参与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原因，包括对“中国当时军阀官僚政治，非常不满”，又适逢“世界革命怒潮高涨”。这些说法，直观体现了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国际国内革命目标的不同认知，本质上可视为《纲领》《决议》在革命对象上各言其是的注解。

总之，整体爬梳并考量中共成立前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相关论述不难发现，对于国内军阀官僚、国外侵略势力的反对与痛恨同时并存，反对国际国内反动势力的论述构成当时救国舆论的主要趋向。时人对国际国内不同革命目标的阐述，意味着《纲领》《决议》两份文件中“推翻资产阶级”“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说法各有其来源、依据、视角、立足点，分别指向世界和中国两个不同维度。

当然，尽管早期中共党人已经意识到国际、国内面临不同的革命目标，但由于理论水平和斗争经验所限，尚未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世界斗争形势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未能处理好反对军阀、官僚制度和反对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更未能上升到反帝反封建的理论高度。但是，既然意识到中国需要反对军阀官僚的统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压迫，那么一旦中共“开始分析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也就水到渠成。

余论

对于中共一大革命主张脱离国情的认识，其实存在习焉不察的基本矛盾。具体而言，在中国近现代史一般叙述中，我们反复强调，近代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之下，仁人志士为挽救民族危机，实现国家富强而抛头颅、洒热血。中国共产党诞生于这种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一开始便承担着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使命。换个角度来审视这些习以为常的论断就会发现，正是国际国内的双重压迫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将国家、民族、人民从国际国内压迫之下解救出来。换句话说，尽管当时话语表述与现在不尽相同，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其后还包括官僚资本主义），实现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整体而言，共产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理想，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首先是一场世界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便立足国际国内，确定了相应维度主要革命目标，这构成《纲领》和《决议》在革命目标上各有所指的根本原因，也决定了《宣言》《纲领》中革命主张的具体内容。更重要的是，《决议》的内容意味着中共成立时对于国内需要反对军阀的国情有清楚认知，而随着早期中共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逐渐深入，反对封建军阀的口号也就必然出现。而众所周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阶段”，那么，“推翻资产阶级”就包含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潜台词。这样一来，中共一大革命主张其实已经蕴含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目标。与此同时，《纲领》中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既然是立足世界而非针对中国，那么，中共一大革命主张未能联系中国实际的论断也就失去了立论基础。其实，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在后来回忆中曾反复强调，中共一大提出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纲领。他不仅具体分析了中共一大为何能够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更注意到时代话语的更替问题，指出“当时社会上讲的帝国主义是指资本主义这个词，不是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的含义”。董必武对中共一大文件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之意的强调，以及对时代变迁后用语不同的说明，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本文的观点。

概言之，《纲领》中革命主张没有联系中国实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根本原因在于主观上就并非立足国内，而《决议》已经明确提到国内将以“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为主。所以从学术研究的视角而言，即便抛开时人言语著述中的思想观点，笼统断定中共一大革命主张脱离中国国情也有失公允。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我们在强调“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的同时，又以中共一大没有认识到或者没有提出反帝反封建军阀而认定其脱离国情，这本身在叙事逻辑上就不乏自相矛盾之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话语研究”（25BDJ001）的阶段性成果，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25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