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在五卅运动酝酿、高潮、余波中的实践与思想贡献

张凯淇，山东肥城人，西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多篇，其中两篇核心期刊；主持并参与多项课题。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党建。

王延隆，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社科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兼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法学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博士生导师。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浙江省高校5246高层次拔尖人才、浙江省青年研究会高校专委会主任、曾获浙江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杰出英才、浙江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青年骨干，浙江省网络教育名师等荣誉。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各类省部级课题10余项。发表CSSCI、中文核心期刊、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理论文章50篇，入选2024，2025年度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Top1%，出版专著4部，主编教材1部。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青年奖1项，江苏省哲学社科成果奖二等奖1项。

摘要：五卅运动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也是恽代英思想成熟后参与组织领导的首次革命运动。恽代英在五卅运动前期、运动高潮时以及运动沉寂后这三个阶段都作出了突出贡献。五卅运动虽未实现既定目标，但经此运动，中国共产党规模逐渐壮大，理论思想进一步发展。包括恽代英在内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在五卅运动中的实践与反思加深了对统一战线与革命力量的认识，为后续革命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贡献。

关键词：恽代英；五卅运动；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

1925年的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大大提高了人民觉悟，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恽代英在这场发源于上海的重要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既是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革命理论的宣传者与帝国主义与军阀思想的批判者，同时这场运动也是恽代英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实践的标志性运动。既往相关研究多聚焦于五卅运动中的具体事件、群体，或者将五卅运动置于历史背景中的比对，对恽代英在运动中的具体实践及其思想贡献的系统性分析稍显不足。本文以恽代英的历史活动为主线，结合文献史料与理论分析，探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五卅运动前后恽代英的具体实践与理论认识，进而揭示党对于“五卅”的策略实施与理论引领、经验总结与革命路径反思，以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提升对革命理论与统一战线的认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推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本土化进程。

恽代英（1895—1931），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袖，五卅运动重要组织者、宣传者

恽代英在五卅运动前所做的组织与宣传工作

五卅运动被看作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恽代英曾说：“五卅运动的发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运动高潮到来前有历史和个人自觉的准备，由各方推动的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在军阀混战的乱局中奠定了进行革命活动的组织基础；恽代英在国共合作背景下的国民党和共青团中皆居要位，二者构成的组织结合改变了过往革命力量散兵游勇的状态，为运动凝聚了新的力量；恽代英等中国共产党人长久以来广泛且成功的思想理论传播，为运动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为五卅运动的爆发积蓄了强大的势能。

（一）赞同并依托国共合作开展革命工作。国共合作所构建的政治格局为五卅运动的兴起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组织基础和合法性框架。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确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恽代英认识到国共两党结成联合战线的重大意义，他在与施存统的通信中表明对国共合作的认同态度，他认为“加入民主主义联合战线政策殊有意义”。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恽代英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1924年起他担任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宣传秘书等职务，并在1924年2月的团中央刊物《中国青年》中连发两篇《评国民党政纲》，指出：“这一次国民党的改组，令我们十分兴奋。”在国共合作框架下，恽代英等共产党人得以借助国民党所拥有的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以及部分社会资源开展革命工作。1923年，恽代英应邓中夏之邀于上海大学执教。上海大学正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恽代英在课堂上深度剖析社会现实，传播革命思想，课外组织学生投身反帝爱国实践，使青年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形成革命思想，自发“在校内筹划举办各类活动，联谊争取各种青年社团，宣传党的方针，传播进步”，积极培育并凝聚起陆定一、阳翰笙、陈养山等一批具有高度革命觉悟与行动力的骨干分子，为五卅运动储备了充足的人力要素。在两党合作的格局下，恽代英等中国共产党人以此为依托公开宣传和组织群众，扩大了党的影响，也为推动五卅运动等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20世纪20年代上海大学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校舍，恽代英在此授课并组织青年反帝革命活动

（二）培养运动骨干凝聚革命力量。恽代英深刻认识到组织联合是革命成功的关键，痛感“工人之无团结，或团结而无力量”的现状，希望学生和工人这两大重要团体也能成就“伟大的结合”。为此，恽代英致力于将游散的工人、学生等群体凝聚成强有力的革命力量。凭借此前集群结社积累的丰富组织经验，恽代英在多个领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工人方面，五卅运动的发生与中共在工人中间长期活动紧密相关，并非完全是偶发事件。恽代英常出席上海青年印刷工人互助社、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等活动进行工人工作，支持工人参加政治斗争，提出“要注意引导青年工人为改良他们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斗争，以逐渐进于政治的斗争”。恽代英在上海的工人工作，为五卅运动中工人阶级发挥主力军作用创造了有利的本地条件。

恽代英重视共青团组织的建设，在各地加强团组织的发展和完善。在泸州时，恽代英曾秘密组建青年团、参加四川的S.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C.Y.〕）运动，吸收当地的进步青年从事青年运动。1925年，恽代英以团中央委员的身份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通过决议：“每个团员接近一般被压迫的青年群众，并指定以后应特别发展青年工人、农民运动的各地方。”在上海，恽代英通过开展组织活动、积极宣传等方式，扩大共青团的影响力，并选拔和培养了一批有能力、有觉悟的青年骨干加入青年团从事革命活动。阳翰笙回忆，起初上海共青团只有300余人，在恽代英等人的影响下，“擦亮了眼睛、有志于革命的青年不断地涌入团内，到五卅运动爆发时，团员人数已成倍成倍地增长，成为反帝爱国的一支强大力量。”青年团作为在五卅运动中领导与联动各方的中枢，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与集结作用。

恽代英（右二）在上海与进步青年合影，彼时他全力发展上海共青团力量

（三）开展理论宣传启蒙思想。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理论广泛而有力的宣传为五卅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思想准备。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思想理论宣传的主力军。十几岁起，恽代英便开始在《东方杂志》《新青年》等杂志发文宣传进步思想，其后又通过主办报刊、成立书社进一步传播革命理论。1921年恽代英应陈独秀之约翻译并出版《阶级争斗》，得到国内的广泛关注，对国民了解马克思主义、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曾提道：“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之一便是《阶级争斗》。1923年来到上海后，10月20日恽代英等人创办《中国青年》周刊，恽代英担任第一任主编。《中国青年》两年内陆续发表了《学生加入政党问题》《社会主义与劳工运动》《农村运动》等文章，在青年群体中激发了反帝反封建意识和革命热情，成为向广大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创刊号，是早期向青年普及革命理论核心刊物

恽代英深入学生和工人群体进行思想理论传播，协助并领导他们开展革命活动。1924年10月，目睹了租界当局勾结国民党右派搅乱上海各界团体召开的国庆纪念大会，上海大学学生、共青团员黄仁被殴打致死后受到租界污蔑的过程后，恽代英在《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加以斥责，声明“此次黄仁同志，不幸死于帝国主义走狗之手”，并号召“但愿同志等因此更当淬厉精神，为反对一切军阀一切帝国主义而作战”。恽代英常到沪西工人俱乐部、杨树浦工人进德会等地给工人上课，或出席各类工人团体的活动进行演说。他帮助工人总结上海日纱厂罢工的教训，指出：“工人若没有联合，不能与资本家对抗。”恽代英等共产党人通过组织讲演和发表文章等活动，使学生和工人群体的阶级觉悟和斗争意识得到大大提升，为五卅运动中工人和学生能够迅速理解斗争目标、响应斗争号召并展现出高度的组织性和战斗性，作了思想动员和理论准备。

沪西工友俱乐部，恽代英长期在此给工人授课、组织工人运动

恽代英在五卅运动中的实践策略与理论动员

在五卅运动的高潮中，恽代英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秘书、共青团中央领导人的双重身份深入运动一线，推动运动从局部抗议发展为全国性反帝浪潮。

（一）迅速反应，把握时机。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遭日厂资本家枪杀，事件迅速引发工人罢工与学生抗议。恽代英以学生联合会为枢纽展开行动，在他的领导下，5月17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商定开展反帝宣传和募捐活动，既能缓解工人生活压力，又能进一步激发社会同情。5月24日，在闸北潭子湾举行的顾正红追悼大会上，恽代英发表演说，控诉日本资本家屠杀工人的行径，并号召群众团结一致。自5月25日起，恽代英每天召集学生中的党、团领导人开会研究工作，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死者顾正红报仇、保障工人的权利——组织工会、释放被捕学生”的行动口号。在此期间恽代英身兼数职，积极把握时机，尽其所能推动运动的开展。据阳翰笙回忆，此时恽代英“白天在上海大学教书，晚上编《中国青年》，同时还要具体指导上海及全国的青年运动，几乎一刻也不能休息”。

1925年5月24日，上海各界群众参加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恽代英现场发表动员演讲

虽然恽代英等共产党人组织的活动在上海范围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效果，但上海的革命活动氛围和工人的境遇并不乐观。在持续罢工至一个月时，上海的约五六万工人已经因生活困苦难以坚持，设法找人调停，但“日本资本家，更加凶横，不但不允赔偿罢工期内的工资，并不承认组织工会，而且运动中国官厅与各国领事施以压迫手段，要工人屈服”。学生运动也同样陷于停滞。上海大学和文治大学的学生预备去参与追悼会和为工人募捐时，被巡捕房捉了许多人，无法营救。此时工人和学生陷入了艰难的境地，恽代英评价“上海的空气，非常沉寂”。

这沉寂也是高潮来临前的酝酿。在顾正红事件余波未平之时，上海工部局又计划于6月2日通过了有损国家和民族企业利益的四项提案，包括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等。该事件促使包括工商界人士的上海各阶层民众反帝情绪持续高涨，社会舆论普遍主张以更具组织性的社会运动推动殖民势力调整对华政策。中国共产党注意到这一契机，恽代英认为“恰好那时全国的民气，已经高涨”，意识到这是“一个顶好的时候”。恽代英把握机会，原本想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作为五卅反帝宣传的指挥部，但遭到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负责人叶楚伧的反对。恽代英决心直接组织和领导上海学生进行斗争，最终将指挥部设在了南市上海学联机关。5月28日，恽代英同蔡和森、李立三等人等出席了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召开的联合会议。经过讨论，会议明确提出：“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斗争汇合起来”“把经济斗争转变为民族斗争”，并作出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会议最终决定发动租界示威游行，恽代英负责协调学生联合会的行动。

5月30日，3000余名学生进入租界演讲，恽代英任公共租界学生反帝示威演讲的总指挥。面对初期学生分散讲演的无序状态，他分头向各校负责人谈话，使分散在四处的运动火种聚零为整，并强调持续抗争：“尽管他来捉人，总是继续讲演。”30日下午，英国巡捕突然向示威人群开枪，酿成五卅惨案。恽代英得知后不惧危险继续组织动员，并发出通告鼓励学生“在明天都出来，集中在大马路宣传”，展现了以行动对抗压迫的决心。

1925年5月30日南京路五卅惨案现场，英巡捕向徒手爱国群众开枪，运动推向全国高潮

（二）整合全国革命力量推及全面联动。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酝酿已久并予以积极领导的全国性群众运动。跨区域联动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各阶级相呼应是五卅运动的显著特性。中国共产党在整合全国革命力量方面的努力和探索，为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反帝斗争提供了有力支持。在此全面联动的进程中，恽代英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1925年5月30日晚间，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开会，请恽代英等共产党人去报告惨案发生的情形。通过报告，恽代英成功争取到了工商界的支持：“我们的同志的报告，当然是非常的激烈，于是商人决定帮助我们。”五卅惨案发生次日，恽代英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名义向全国各省发出通电，呼吁社会各界对上海五卅运动提供支援。他还协同由中共党员侯绍裘、国民党左派人士柳亚子等领导的江苏省党部，共同起草了多份声援文件，要求全省各县党部积极响应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其后，又组织江苏省党部、上海学联、全国学总等分别委派人员奔赴各地报告五卅惨案的情况，进一步发动全国各地群众支援五卅运动。6月上半月，恽代英奔赴镇江，在省立第九师范学校和大舞台演讲，号召镇江人民支援上海的五卅运动。针对总商会的观望态度，恽代英与叶楚伧联名通电各省，说明了上海已是“学生大罢课、工人大罢工、商人大罢市”的三罢局面，以联动全国的政治动员，促使总商会放弃了其要求工人先罢工才肯罢市的前提条件。

在学、工、商各群体都具备了运动热情和运动条件后，恽代英还通过派遣干部到各地建立工会和学生会，形成全国性组织网络，进而使五卅运动的地域范围和阶级范围进一步扩大。恽代英想方设法使农民、士兵、警察等群体了解运动经过，激发其爱国热情和运动斗志，尽可能多地团结运动力量，体现了其各阶级联合的动员策略。“我们一方派人到各地组织工会学生会，一方面印五六十万传单分别告农人、兵士、警察，于是全上海人都蜂动起来。”恽代英看到农民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尤其重视农民阶级，指出：“现在工作最重要的，是使农人知道五卅惨案经过，及外面各地学生工人小商人奋斗之激烈，以鼓动农人，甚至于引起他们亦游行响应。”1925年8月，恽代英在总结五卅运动时指出：“五卅案后就迥然不同各地反帝运动，普遍到了工人，农工，商人，甚至推及于政客武人，现今反帝运动，可说差不多全民众都知道了。”

五卅运动上海各界群众示威游行，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席卷全城

（三）进行运动的理论界定与思想争斗。理论是实践的导引，宣传工作是指引群众开展运动的有效途径。作为中国共产党内杰出的宣传家和理论家，恽代英在五卅运动中的理论动员清晰指出了五卅运动背后的反帝反封建理论框架。恽代英认为革命智识来源于社会现实，主张青年要了解中国国情，观察社会现实状况，分析社会各阶级及相互关系。陆定一这样回忆恽代英在五卅运动前夕作的动员讲演：“他告诉听众，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的压迫，中国人民的出路是团结起来反对他们。这在现在已是常识，而在当年却是闻所未闻，顿开茅塞。”

除了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分析以及革命理论的宣传，五卅运动中恽代英还警惕右派思想的扩散，敢于揭露资本主义、军阀等势力背后的实质。首先，恽代英向学生、工人等群体明确了五卅运动的正当性。在注意到五卅运动中有人因担心触犯法律产生抵触和畏难情绪后，恽代英鼓励道：革命最忌畏首畏尾，指出当时的法律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人民的工具”，租界法律更是直接剥夺中国人民权利的枷锁，因此革命者的行动必然与维护旧秩序的法律产生冲突。恽代英认为面对不平等条约和殖民统治，妥协或所谓的“合法斗争”无法实现民族解放，必须以革命暴力打破旧框架。这既是对畏难情绪的驳斥，也是对革命合法性的重新定义。

其次，恽代英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军阀的虚伪性。不可否认的是，五卅运动作为群众性的运动，中国各阶级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各阶级的作用绝不可混为一谈。他认为：“五卅运动若认为是全民族的解放运动，我们应当说资产阶级的捐款是对国家的义务……工人决没有因为爱国而舍弃要求改良生活的正当权利之理。”恽代英强调团结各阶级并非放弃斗争，而更应在革命中坚持工人阶级的独立性。他批判资产阶级将捐款视为“恩惠”的虚伪，揭露其本质是为自身利益服务，“资产阶级做事，只问于自己利益有何关系”，指出在资产阶级在达到他们自己的利益之前，是“仍旧不会与无产阶级合作以反抗帝国主义的”。恽代英还深刻揭露军阀的虚伪性，他指出张学良表面上支持学生运动，以此骗取学生信任。当时张学良假意对学生代表表示，他当学生时也很热烈，不过现在地位不同，不能似学生积极开展运动的无奈。恽代英一针见血地指出，“地位不同”实为“帝国主义走狗的地位”，掩盖了其与英国秘密交涉、谋求妥协的本质，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军阀与列强的利益联盟。当学生再次请愿时，张学良直接威胁“不要乱闹”，终究暴露其镇压爱国运动的真面目。恽代英揭露了军阀作为列强代理人的反动性，警示民众不可对封建势力抱有任何幻想。

恽代英在五卅运动后对中国革命的分析与反思

五卅运动的浪潮以1925年5月和6月的反帝示威运动为顶点，在经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高潮后，因资产阶级的妥协、军阀的背叛与民众力量的分化而渐趋平息。五卅运动的影响仍持续回荡，历时十几个月的省港大罢工和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反帝意识深入人心，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走向。单一运动的落幕并非终点，而是中国共产党反思革命策略、深化认知的新起点。恽代英也在东南大学、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等场合多次详细叙述并分析五卅运动始末，并仔细分析五卅运动的经验得失，继续传播五卅运动的火种。

（一）进一步深化了对于各阶级的认识。恽代英总结五卅运动时指出：“阶级分化，是五卅运动一个最大的影响。”深刻揭示了革命运动中各阶级的立场差异对斗争的影响。

五卅运动经数百万群众的共同努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最终并未实现预定的交涉目标。6月7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曾宣布了十七条交涉条件，包含四项先决条件以及十五项正式条件。然而，北京政府再派公使团到上海进行交涉时，呈上的条件却只保留了“惩凶；赔偿；道歉”等简单条件，原本条件中的永久撤退英、日驻华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权利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摆脱殖民地地位的款项被全部删减。即使是北京政府公使团已经删改过的条件，外方仍未接受，并以超出授权范围为由中止了谈判。由此，恽代英认为想要以外交手段解决包括五卅运动在内的革命活动是属于“右派的空想”。工人的革命热情与北京政府的软弱妥协两相比照，更加凸显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反动派以自保为主要诉求的调和特性。五卅运动后，恽代英对于军阀和买办阶级直接下出定论：“五卅运动中，张学良在上海与英国交涉妥当，即施民众以压迫的手段，总商会对我们提出的条件，要居在调停的地位，可见军阀与买办阶级是反革命的。”

除革命统一战线与北京政府、军阀之间的显然矛盾以外，革命统一战线的内部矛盾也是五卅运动逐渐沉寂的重要原因。“五卅”后期中国社会弥漫着一定的畏难情绪。如江亢虎主张将五卅惨案局限为个别事件，他希望能够就事论事，以仅追究印捕责任等方式缩小影响范围；梁启超、范源濂等也想要尽量和缓上海的空气，期盼迅速了事，反对扩大斗争。针对这些现象，恽代英在《民族日报》中专门发文，归纳了三种想要缓和五卅风潮的论调，痛斥这些思想是“洋奴”思想，并指出所谓的就事论事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寻个最省事的办法敷衍面子的鬼话”。他认为若要改换工人命运必须要求一个根本的解决，要趁这一次激烈的运动努力唤醒群众的反抗意识和作好长期奋斗的打算。

恽代英认为工商学联合的破裂对五卅运动的结果产生了深刻影响，他这样总结五卅运动的开始与结束：“在全国说，开始大家都热烈的做救国运动，到后来，都渐渐的沉寂下去了。”热烈的救国运动起于工人、学生、商人的团结协作、共同响应，但渐渐沉寂也是源于不同身份的运动者的逐渐退出。运动后期出现了“学生回家了，商人软化了，只留下工人孤军奋斗”的情况，他认为学生群体和商人都具有一定的革命的不彻底性。商人和学生的革命热情难以持久，只有“五分钟”的恒心和愤激。恽代英总结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是资产阶级的妥协动摇：“五卅运动所以不能获得最后胜利的结果，都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动摇，后来并且背叛出卖了革命的群众。”在工商学联合之中，商人的退出直接造成了五卅运动后期乏力。他认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是紧密联系的命运共生体，资产阶级的妥协使得工人阶级的力量被相当程度地削弱，造成了五卅运动未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由于资产阶级的动摇，五卅运动经历了联合战线形成以来的首次挫折，从而引发阶级斗争与阶级间联合能否兼得的质疑声。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和组织的进一步思考。

（二）总结探寻中国革命道路的经验。首先，对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探索更加坚定。五卅运动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1925年初中共四大召开时，党员仅994人，到年底达到了1万人。这其中就有群众尤其是工人在五卅运动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组织方面的积极作用后的自觉选择。恽代英在进行五卅运动的前期准备时，曾遇到许多学校不准进，宣传工作不容易展开的情况。最终是各学校都设立的党分部起了作用，借学生联合会的名义介绍宣传委员和工人代表到各校演讲，运动的宣传活动才得以顺利进行。由此，恽代英指出：“幸而我们的党，真有作用，如果没有党，决没有五卅运动。”他认为缺失了党的领导和党的组织，五卅运动不会如此规模巨大甚至会不复存在。正是在党的领导与组织下，五卅运动的广泛性与联动性使“全国都市的地方，甚至于穷乡僻壤，都充满了反帝国主义的空气，没有一个人敢反对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能力的充分发挥，也使得恽代英在此后的活动中格外强调党的领导和党的组织的重要作用，多次表达如应当注意“使革命的民众集中统一于能正确指导革命运动的党”，“民众无组织是国民革命运动的障碍”等体现加强党的组织和领导的呼吁。

其次，对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认识更加清晰。恽代英在五卅运动后细致分析了各阶级的革命性，提出要“认清楚那种力量是靠得住的，那种力量是靠不住的，一方面也要拉拢靠不住的力量，为革命势力的联合”。在总结出军阀和买办阶级是反革命的，但也迫于民众的监督，不敢绝对反对“反帝”；小商人缺乏组织，学生散漫又喜出风头，皆难以长久；学者和大商人缺乏彻底的革命性后，恽代英得出结论：只有“工人是比较靠得住”的。这与毛泽东在1925年底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形成了理论呼应，也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契合。恽代英认为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提升了对自身历史使命的体认：“国内工人群众经过五卅运动，已得到相当之教训与经验，以全国观察，已有相当之进展。”他认为五卅后全国范围内的工人运动有了较大的进展，“阶级意识和自尊心都有长进”，这次运动中工人阶级明确了自身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责任，开始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再次，对于农民阶级的重要性形成共识。五卅运动后期工商学联合的分崩离析令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学、商的不稳定性，继续寻求革命的可靠战友，并把目光对准了农民。尽管此前中国共产党内便已开始注意到农民这一中国的庞大群体，但仍多是侧重对农民的改造，并未完全将农民与革命的重要力量联系起来。五卅运动的教训和革命形势的变化促使中共转变战略视野。恽代英在1925年底呼吁青年去做农民的宣传组织工作，以自身经验总结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宣传工作，并推荐青年尽量协助农民建立“可以为农民群众作经济争斗的农民协会”。在《国民革命与农民》一书中，恽代英分析了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便是农民的阶级现状，并直下定论：“所以我们简直可以说，国民革命便是农民革命，农民得到了解放才算国民革命成功。”

结语

在五卅运动蓄势、爆发和结束这三个阶段，恽代英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知与实践积累，积极参与领导并总结经验。从运动前期借力国共合作大局扩大党的影响，在组织、宣传等方面积累运动的必要条件；到在运动中采取区域联动和各阶级力量汇聚的策略，进一步增强了五卅运动的群众力量、扩大了五卅运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影响；在理论宣传上揭示了军阀与列强的本质，为五卅运动超越单纯的反帝情绪，成为具有阶级意识的革命实践作出了理论贡献；在对五卅运动的反思与经验总结中对党的革命道路有更清醒的认识，这些都体现了恽代英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性贡献。

恽代英烈士纪念雕塑

以恽代英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五卅运动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以及思想理论总结。在五卅运动中，恽代英等革命者通过实践，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对群众动员、阶级分析与革命领导权的深刻认知，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关键节点之一。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实际表现，为其革命主体力量的地位提供了现实注脚。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在五卅运动中工人阶级力量的蓬勃而出时，实际上开始了其中国化的征程。经此运动，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强调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并且开始看到农民阶级的革命潜力，为后续中国革命战略的调整提供了重要启示。而农民阶级的重要地位在中国共产党内几乎形成共识，中国的工人阶级也在理论和实践中认识到了革命的坚实伙伴，这种在意识领域与现实领域的全面发展，也相当程度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后续进程。

（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26年第1期，略作调整，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