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原定1921年3月召开，为何最终是7月

1921年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学界一般只提及确定召开大会的时间为1921年6月，却未对其中的来龙去脉加以细述。本文通过史料还原最初对召开中共一大的计划的若干细节，展现这一重大历史会议是如何确定开会时间的来龙去脉。

“一大”参加者，且也是大会召开通知信的发出者和大会的筹备者之一李达在回忆中说，1921年“六月初旬，马林和尼科洛夫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由于李达身份的特殊性，以及他自述还是中共早期组织的代理书记，因而，他的此说也就成了史书对“一大”召开由来的表述。如《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就说，“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当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笔者经考证以为，中共之所以会在7月召开“一大”，不仅仅是来自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的建议，或者说是他们在与李达、李汉俊交谈了解了中共情况后所共同产生的决定。其中经历了一些曲折，以致几番更改会期。召开“一大”是中共在1921年1月时就已确定了的计划，召开的时间定在3月下旬，后改为5月，又因“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出的参加“一大”的代表维经斯基携带指示和经费在来华途中路经日本时“遇到麻烦”，未能来到上海，致使改在5月召开的代表大会又未能得到召开，直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再派出的代表尼科尔斯基于6月初携带着指示和经费来到上海，解决了大会召开的困难，并在他们的促使下才于7月得到召开的。

李达的“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这句话表达的意思应是，中共原有召开代表大会的计划，目前已经具备了召开的条件下，现在尽快地来召开代表大会。这是一种督促之意，而不能简单理解为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与李达、李汉俊研究临时决定建议召开“一大”。

中共在1921年1月确定了召开“一大”的计划

舒米亚茨基的信

1920年12月17日，陈独秀应广东军政府的邀请出任国民教育部长而离开上海去广州，离沪前他将共产党早期组织书记一职交由李汉俊代理。

1921年1月21日，时为共产国际驻远东地区的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给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科别茨基写了一封信，在信的最后他补充说，“关于中国工作情况，我再补充一点，中国定于3月下旬举行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我将派遣专人前去指导”。这里的“共产主义组织”应该就是指他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角度和立场说的中国共产党，除此，当时的中国国内还没有第二个共产主义组织。

这封信明确显示，中国共产党早在1921年1月21日前就已经确定了要在3月的下旬召开一次全党的代表大会。这一计划的确定应来自于时在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书记陈独秀，或者是在上海担任代理书记的李汉俊，其他人是无权能做出这种“定于”决定的。

除了舒米亚茨基的这封信，还有其他人的说法可证实中共一大最早确定的开会时间为3月。1921年4月21日，由苏俄派往中国南方政府的代表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在《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中说：“我从上海动身前，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筹备召开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要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迄今党的实际领导权还在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手里。”这里说的“中国共产党人”，指的应该就是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等人。报告中提到的“我从上海动身前”，指的就是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从上海来广州时之前，他虽未明确说明从上海动身前往广州的具体时间，但他的信写于1921年4月21日，他到广州后了解情况约需半个多月时间，加上从上海乘船到广州需要十天时左右时间（参照陈公博参加“一大”从广州到上海乘船路途时间为十天）两段时间相加约有近一个月，由此可推知他从上海出发的时间大约为3月中下旬。

可见李汉俊等中共领导人约于3月的上中旬间及其之前就在上海“正积极筹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斯特拉霍夫的说法与舒米亚茨基的“中国定于3月下旬召开代表大会”之说是相吻合的，能相互印证。也正因为要在3月下旬召开代表大会，才会有在3月下旬之前的积极进行筹备的活动行为发生，这就可证实舒米亚茨基的中共于1月就有了在3月下旬召开大会的计划之说是可信的。

那么远在伊尔库茨克的舒米亚茨基在1月21日是怎么知道中国共产党有此于3月下旬召开代表大会的计划呢？

我们已知，俄人维经斯基于1920年4月来华后一直都与陈独秀有联系，且从4月底来到上海后也就停留于上海。直到1920年11月底，才奉俄远东共和国驻华大使优林的命令和柏烈伟一起离开上海同去广州活动了近两个月。（10月初后曾去了北京这一情形不论）也有史料说他是与陈独秀一起去广州的，所以，他定会知道陈独秀组建中共的情况。

维经斯基

1921年1月中旬，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多次建议，决定在伊尔库茨克组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由共产国际驻远东的代表舒米亚茨基出任该书记处的书记，于是他就抽调维经斯基回国出任该书记处主席团的责任书记，维经斯基在接到这一调任的通知后于1921年1月12日从广州返回上海，随后取道北京回国并前往伊尔库茨克。由此可推知，维经斯基到达伊尔库茨克的日期应是在1月20日前。

舒米亚茨基有可能就是听取刚刚从中国回到伊尔库茨克的维经斯基作的有关中共情况的汇报后所知，中国定于3月下旬召开共产党代表大会。这也就是说，舒米亚茨基之所以会在1921年1月21日给科别茨基的信的末尾又补充了刚获得的最新消息，他认为很重要，故在信中作了及时的汇报。

至于维经斯基是如何知道中共有此计划的，虽无史料可直接说明，但分析起来有如下三种可能性。一是他在广州与陈独秀交谈时知道的，即是他在离开广州前陈独秀告诉的；二是在回到上海后与李汉俊交谈时知道的，即是李汉俊此时已有此计划并告诉他的；三是他在与陈独秀或李汉俊的交谈时曾向他们提出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他们予以同意并做出在3月召开的允诺而知道的。张国焘说，维经斯基从上海返回伊尔库茨克时曾“路经北京”，与“中共北京支部”全体党员见面，且进行了共同会谈，并有“在临动身之前表示极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各地的雏型组织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之说。这一“从速联合起来”之说的本意，就是指要召开代表大会，表明他有可能曾向陈独秀或李汉俊提出了此建议，或他知道陈独秀或李汉俊已有召开代表大会的计划。否则，他是不会作此无源之说的。

不论这几种可能性的存在与否，也不论舒米亚茨基的信息是否来自维经斯基的汇报，但可确认的一个史实是，中共最迟在1921年1月的时候就确定了要在3月下旬召开全党的代表大会这一计划。

起草党纲的时间

对中共于1921年1月就有了在3月下旬召开代表大会的计划这一认识，也可从陈独秀、李汉俊于2月开始起草正式党纲这一事实得到印证。

李达说：“一九二一年二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李汉俊看到草案上主张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制，对陈独秀甚不满意，说他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因此他也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李汉俊这个草案，大发雷霆，从广州来信责备我一顿。”从中可见，陈独秀和李汉俊之间从1920年2月起就已开始着手起草正式的党纲，先是由陈独秀起草了党纲寄给李汉俊，后是李汉俊将修改后的党纲再寄给陈独秀，两人之间还为有些条文的问题发生了分歧争论。那么，陈独秀、李汉俊之间为什么会在2月间以通信的这种方式来讨论起草党纲呢？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上海老渔阳里2号

1920年6月陈独秀在上海组建起共产党组织，初名“社会共产党”，即现在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成立的会议上曾草拟了约有十来条内容的临时党纲，供各地在吸收成员及建立组织时采用，施存统、陈公培还曾将其抄录下来带往各地。张国焘说，他于8月在与陈独秀的交谈时，陈独秀对党纲的制定有“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的计划，“因此，党纲与政纲并没有详细拟定而暂时搁置下来了”。

这也就是说，陈独秀虽然从组织形式上把共产党建立起来了，但党的正式纲领并未制定，仅有一份临时的党纲供各地在吸收党员和建立组织时采用，而这一未制定纲领之事正是陈独秀组建中共所考虑的活动程序，拟放到党从组织上成立起来后再来讨论并决定。

党纲既然没有正式制定，而党纲是必需要经全党代表大会来讨论并通过的。因此，李汉俊与陈独秀书信来往商讨党纲条文的目的就是为了向拟在3月下旬召开的代表大会提供讨论的文本，为召开大会做准备。这既是筹备大会的重要事项，也是中共创建整个过程的一个必要程序。

这一于1月就有了召开代表大会的计划认识，还可从前文引证的斯特拉霍夫的“会上要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这一之说中得到印证。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应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是随着党纲的制定所产生的必有程序规定，这同样是代表大会召开的原因和目的之一。

中共一大召开时间由3月变更为5月及其原因

中国共产党既然于1921年1月初就确定了要在3月下旬召开代表大会，且为此作了积极的筹备，然而，却没有中共于3月召开了代表大会的事实，也没有人提及此事，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建党文件》整理者石克强说：“1921年3月，在上海举行的一次筹备会上，决定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即共产主义者的政党’。召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的时间定在同年5月。”

这里说的“在上海举行的一次筹备会上”，指的有可能就是李汉俊为召开代表大会所召开的某一次筹备会，也就是上文斯特拉霍夫说的在3月间的上海中国共产党人正在积极筹备党的代表大会过程中产生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李汉俊根据相关情况作出了将代表大会的召开时间由原定的3月下旬推迟到5月的决定。

石克强虽未说明这一推迟到5月召开的史实依据，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书记舒米亚茨基于1920年3月27日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和他在4月末5月初写的《共产国际在远东》一文可对这一更改会期的事实予以证实。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于3月27日收到的报告中舒米亚茨基说：远东书记处已经制定了有关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准备交给“在我们的代表的参加与指导下于5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讨论。

在4月末5月初写的《共产国际在远东》一文中舒米亚茨基说：“而在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可能在中国，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已经快要结束了。在这次大会上，协商会议所说的那些关于‘统一的共产党’的话，肯定要成为现实。”

舒米亚茨基在此不但明确地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说明了中国共产主义组织要在5月召开代表大会，且他还要派代表参加与指导，并以为代表大会有可能在4月末5月初就已经召开了。

中共将原定于3月下旬召开的代表大会改为5月召开，这一改期的原因是什么呢？分析起来可能有两个方面。

一是来自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前文已述，共产国际远东代表舒米亚茨基在得知中共计划于3月下旬召开代表大会时，曾将这一信息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小局”的书记科别斯基作了汇报，并说要派专人指导大会，可事实上在3月份并未有其派出的代表来华。因为二三月份正是舒米亚茨基忙于以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为基础来筹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期间，该书记处直到3月下旬才得到正式的成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既然正在筹建之中，人员尚未确定，那么，舒米亚茨基是不可能会派人来华参加中共于3月下旬计划召开的大会的。基于此情况，有可能就是他通过相关途径向中共，即向代理书记李汉俊提出，将原定于3月下旬召开的代表大会改为5月召开，以便他日后可派人参加指导。因而，李汉俊也就在3月某次筹备会上按照舒米亚茨基的指示作出了改期的决定。

二是有可能是来自李汉俊和陈独秀在制定党纲问题上产生的分歧所致。李汉俊与陈独秀在党纲的原则条文上存有分歧，难以形成最终统一的意见，因而李汉俊之后也就未再拟定党纲文本，将此事搁置下来。而召开代表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制定党纲，并依党纲的规定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可2月后，在党实行何种领导体制的问题上陈独秀与李汉俊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党纲无法成文，当然也就不能在3月召开代表大会。也就是说，在3月召开代表大会的根本条件尚不具备，因而李汉俊也只好在筹备会上决定将召开代表大会的时间推迟到5月。

这一认识也可以从张国焘的说法中得到证实。张国焘6月下旬来到上海，在与李汉俊见面交谈后，李汉俊曾将党纲和政纲的事情交由他来拟定。对此，他说：“我被推举为这两个文件的起草人，汇集陈独秀先生和各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先行拟出两个草案，再交由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共同审查。”如若李汉俊3月已完成了党纲的草拟工作，就不需要交由6月才刚到上海的张国焘来草拟，这一未拟定的事实就能说明，李汉俊直到计划的3月大会召开前都没有将党纲拟定完毕，未做好召开的文件准备工作。

李达

同时，还可从李达说的李汉俊在与陈独秀发生争论后甩担子，将代理书记一职交由他来代理这一事实得到证实。李达曾说：“后来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往来通信，谈到党的组织，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问题，两人意见发生冲突，陈独秀主张中央集权，李主张地方分权，愤而辞去代理书记的职务，交由李达代理书记。”

李汉俊、陈独秀两人既然在党纲的制定原则上存在分歧，而李汉俊又不让步，这既是他辞去代理书记一职的原因之一，也可说明大会的筹备工作已经停顿了。

再就俄方的情况来分析，自维经斯基和马马耶夫一起离华回国后，在华与中共有联系的人员仅剩下杨明斋一个人在上海，而他又不是俄方的代表，仅是随行的翻译和向导，无任何事情的决定权。4月，他也被中共指定为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而离华赴俄。杨明斋抵俄后，于1921年7月20日在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及中国支部举行的联席会议上说：“格里戈里同志走后，他们（笔者注：即中共）就没有得到来自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以及鲍立威同志的任何信息。他们甚至不知道有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存在。”

俄方既然在维经斯基回国后就与中共失去了联系，而按原计划，舒米亚茨基于1921年1月21日向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科别茨基写的汇报信中说明的，他将派人参加中共的代表大会，且这一决定很可能己经告知了中共，因而，当中共与俄方失联的情况下，中共在没有得到俄方是否有人参会的确切信息前，也就不可能会按原计划于3月下旬自行开会。再说，在李汉俊辞去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代理书记，由李达再来代理的情形下，恐怕后者也是无能力来独自召集大会的。

中共一大的召开时间由5月再次推迟

按照前文石克强的说法，中共一大筹备会决定代表大会由3月下旬推迟到5月召开，可事实上在5月也没有召开，这又是为什么呢？

分析起来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共没有召开大会的经费来源。可以明白的是，当时召开大会既要解决各地代表来沪和返回的路费，还需要解决各地代表来沪后的生活等相关费用，可此时的代理书记李汉俊是拿不出此项费用的。

这一现实问题可从当时在上海与李汉俊一起工作的包惠僧之说中得到证实。

包惠僧于5月初受李汉俊的指派，去广州找陈独秀汇报党目前面临的工作状况。他说：“‘五一’前李汉俊对我说，人都走了，经费也没了，没办法干了。”“我同意去但是没路费，此时正巧马哲民的父亲从福建给他寄来二百元，他拿出十五元给我做路费。”中共经费如此缺少，连一个人去广州的十五元路费都难以筹集，又哪来的经费能支撑召开大会呢？

此经费问题李达也有记述。他说：“当时党的工作经费，每月仅需大洋二百元，大家却无力负担……李汉俊向陈独秀写信提议由‘新青年书社’按月支二百元做党的经费，陈独秀没有答应，……因为经费困难，《共产党》月刊出至第二期就中止了。”

可见，此时的李汉俊手中无经费，无法召集代表开会，这也是只好再继续推迟大会的原因之一。

同时，中共的活动在这一时期也遇到了一定的障碍。1921年4月29日，上海法租界当局查封了外国语学社，致使该培训青年学生的学校一度中断。而中共的助手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因团员的思想倾向复杂，“到了一九二一年五月，看看实在办不下去了，就只得宣告暂时解散”。也就是在这一时间段内中共的活动处于一种停顿，或半停顿的状态。

二是直至5月，共产国际远东处仍没有派人来华与中共联系。于1921年3月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虽提议，或知道中共将代表大会改为5月召开，并欲派专人参加代表大会，可在5月前也没有代表来华，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1921年7月20日，据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及扬好德同志联席会会议记录第1号”记载：“关于中国工会……我们据此精神写了提纲，吴廷康同志将其带给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这里说的吴廷康就是维经斯基。从中可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对中共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确曾作了相关指示，并形成了一份指示提纲，让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出的指导大会的专门代表，于5月前来中国带给中共。这也正是舒米亚茨基上文在信中的“我将派遣专人前去指导”的本意体现。

那么，维经斯基有否再来中国向中共传递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对召开“一大”的指示并指导召开大会呢？上述史料又说：“格里戈里（笔者注：即维经斯基）同志带着文件和今后工作的经费，他遇到了麻烦。”即维经斯基于4月曾带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相关文件及指导意见和活动经费动身前来中国，准备参加中共将于5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但在此次来华的途中“遇到了麻烦”。也就是他没有来华，未能完成这一任务。经查，维经斯基在1920年4月首次来华后还来过中国多次，但没有发现1921年四五月来过中国上海的史料，也没有人说到他于此期间来过上海。因此，据“格里戈里同志带着文件和今后工作的经费，他遇到了麻烦”这一说就可推定，维经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往中国上海参加“一大”的代表，可因故没能来华。

也正由于维经斯基没有能按时来华，同时中共又无开会的经费，因而，改为5月召开代表大会的计划也就不得不再次被推迟。

中共一大于6月初才具备召开的条件，于是也就在7月得以召开

1921年5月下旬，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派维经斯基作为代表来华指导中共召开“一大”不成的情况下又决定，派尼科尔斯基为代表前往上海。6月3日左右，尼科尔斯基来到了上海。

1920年8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向世界各重要地区派遣代表，马林被指定为驻上海的代表。1921年4月，他从莫斯科出发，6月初来到了上海。其实，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于6月初同时到达上海仅是一种偶然的碰巧，两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马林不负有指导中共召开“一大”的任务。他说，共产国际“没有给我什么专门的指示”，“之所以没有专门的指示是由于没有什么专门指示可给的”。这也就是说，给中共提出召开“一大”的相关要求和指示的只有尼科尔斯基一个人，马林仅是一个附随者。

尼科尔斯基和马林来到上海后就立即与李达、李汉俊取得了联系，在听取他们对中共目前状况介绍的同时，商讨了召开代表大会之事。李达说：“六月初旬，马林和尼可洛夫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

尼科尔斯基此次来华，既带来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对中共召开代表大会的指示，也带来了一定的经费，解决了中共召开代表大会存在的这两个最现实的障碍。

包惠僧说，陈独秀在广州接到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的通知信时，上海“还寄来二百元路费”。按照每个代表100元路费来看，十来个外地代表就需1000多元，此路费实际上就是尼科尔斯基带来的经费所解决的。因此事实上中共一大之所以能在7月得到召开，与尼克尔斯基的来华和带来了经费有很大的关系。

于是李汉俊、李达也就按尼科尔斯基“尽早”召开代表大会的督促建议，立即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通知，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参加大会。

张国焘作为北京早期党组织推选参加大会的代表，是第一个约于6月中下旬到达上海的代表，他到沪后就立即拜访了李达和李汉俊，并发现李汉俊没有拟定党纲，而他也“都觉得非有这一文件不可”。于是他们商定，由张国焘来草拟党纲。张国焘说：“我首先草拟了一个党纲政纲草案，题名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这样，代表大会在人员上和文件的准备上都就绪了。在参加大会的各地代表于7月23日全部都到达了上海后，大会的筹备者们也就立即举行了一次交换意见的筹备会，做出了开会日期、会期、时间、地点、会议的议程等决定。

这一在1921年1月就已计划于3月下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经过两次推迟后终于在7月下旬得到了召开。

（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25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