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徐国光，男，1931年出生。1953年3月—1966年10月，在上海建工局系统工地技术员、工地主任，局计划科科长、技术科科长。1966年10月—1985年4月，任上海小三线基建处副处长、处长。1986年5月—1991年2月，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基建处长。
口述：徐国光
采访：崔海霞吴静
整理：崔海霞吴静
时间： 2011年6月12日
地点：上海南泉路397号随缘茶室
我是1966年10月去小三线，1985年4月回到上海，在那里待了近20年。为了做好带头工作，1973年，我把上海户口迁了过去，到1988年迁回来。我原来在上海市建筑工程局工作，当时刚搞“文化大革命”，机关里的人基本是稳定的，不能动的，因工作需要就把我抽去。去小三线的人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党员，二是要科级干部。我当时是科长，去了之后那边提了一级，成为副处级，从安徽撤回时是正处级。
当时小三线建设需要，上海建工局去的人很多，如果没有建工局干部去，很难开展工作。但是，刚刚去的时候，市建工局机关就我一个人。上海建工局下属的市建四公司的队伍基本上都在小三线。后来，由于小三线建设的需要，施工力量还不够，结果市建二公司和安装公司相当部分也都去了。
我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介绍情况：小三线建设的组织领导机构，小三线的建设规模，小三线建设和地方的关系。
小三线建设的组织领导机构
上海对小三线建设的领导机构配备名义是局级单位，实际相当于委办一级，因为它是独立作战的。当时小三线建设领导机构，有过五次变化。
第一次是1965年11月，叫229工程指挥部。据我了解，229工程指挥部这个名称的来源是当时总指挥罗白桦的办公室，因为他当时上海市建委办公室在市府大楼229号房间，所以起名为229工程指挥部。第二次是1967年3月，由安徽徽州军分区和121部队联合实行军管。1968年8月由上海警备区实行军管。这一军管之后，指挥部下属各大单位均派驻军代表。第三次是1968年8月改成812指挥部。812指挥部的由来是根据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七字方针发表的日期。第四次是在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为了加强组织领导加速军工生产，由原812指挥部一分为二，徽州地区沿用812指挥部，池州地区成立507工程指挥部。第五次是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市委重新整顿了领导班子，1979年3月，成立了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及党委。为了更好地为中央第五机械工业部（简称“五机部”）对口服务。它还有块牌子叫上海市第五机械工业局，两块牌子一个班子。
我是1966年去小三线的，在施工组工作，由指挥部直接管理。去的时候，229工程指挥部下面有个施工组，组长是陈昌吉，我是副组长。这里我们讲的组就是处，我的副组长就相当于副处长。“文革”的时候比较乱，徽州军分区就来实行军管了，陈汉运就是军管会主任。当时229指挥部的领导都是四面八方来的，在市里都是有点影响的。罗白桦是上海市府公用事业办公室主任，孙更舵是财办主任，黎崇勋是科委主任，张子嘉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那里的级别比局高一点，相当于部委一级。
我去的时候，上海市委组织部告诉我，最多去两年，1968年就可以回来了。“文革”后期实行军管了，那2年的说法就不存在了，军管会头头告诉我1968年不能回上海了。结果一去就是近20年。
军管还有个过程，开始时是地方军管，是属于安徽的徽州军分区，与上海的121部队联合军管。1967年3月，联合军管的领导一个是陈汉运，属于徽州军分区；一个是吴国余，属于121部队。1968年8月上海警备区去接替军管，领导是张克宽。同样是军管，上海警备区去军管上海小三线，听上去顺理成章。
1979年3月，我担任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委员，同年7月，担任基建处处长，负责基建物资。小三线的物资都是上海各包建单位负责供应，我们主要是协调。我下面有位同志叫万松文，专门管物资这块的。基建物资这块工作做完了之后我就一直做基本建设工作。基建的概念，一个是房子，另外一个就是设备。房子造好了，生产设备也有好多事情要管。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小三线的建设规模
小三线的建设规模到底有多大？简单地说，就是2个省，3个专区，13个县市。两个省是安徽省和浙江省，安徽省下面有三个专区：徽州专区、池州专区和宣城专区，浙江省就是临安专区的昌化县。小三线的规模应该说是相当大的。
刚去小三线的时候，选点还没完全选好。在边选点边建设阶段，各个厂施工建设，我要到处跑，去看看进展情况，看有什么矛盾需要解决。由于山路崎岖，我曾经遭遇两次翻车，想起来至今还后怕。建设中如果建筑材料不到位，就跟当地协调，沙石材料都是用当地的。为了小三线建设，上海专门去建了个胜利水泥厂。记得有一次，我到协作厂选点，晚上睡在祠堂里。外面下大雪，我睡在里面，雪花飘了进来，落在我的被子上。真是室内飞雪袭面，彻夜通宵难眠。
医疗方面刚开始是借助地方力量，小三线医疗条件没有保证，1968年4月，我们办公室的秘书科科长朱伯奇遇到车祸，那次是他陪同上海卫生系统一些同志去看医院选点。朱伯奇受了重伤，不省人事，之后，马上送去安徽当地的徽州专区医院，上海也紧急派医生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于是，我们向市里提出来，上海就抓紧在皖南建设医院，建设了小三线的瑞金医院、古田医院、天山医院和长江医院，其实，当时已经开始要造医院了，因为这次车祸就加紧了建设速度。
小三线建设和地方的关系
小三线和地方的关系是“三结合”，即上海、安徽地方和南京军区。没有这三结合的组织形式小三线搞不起来。三结合具体是这样的：上海是全包，从建设到生产；地方是全力支持，你定点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就给你搞工厂，安徽当地主要出劳动力参与建设；南京军区是参与，但是这是核心，定什么地方，上什么项目都是南京军区定的。
上海怎么全包呢？比如各建设单位选址、定点、规划、设计、施工、安装、调试、投产，到工厂全部建成，这样就整个完整了，一个项目发挥作用了。光有工厂还不行，还有为生产服务配套的行业，比如交通运输，于是上海自己成立一个系统：电力供应、通信设施、物资仓库、学校、幼儿园、公安、法院、专线班车、生活供应等。小三线就这样在安徽自成了一个社会体系。
地方和南京军区支持是这样的：安徽每个专区下设小三线建设办公室，专区下面县中也有管小三线的办公室。没有安徽地方的支持，小三线根本搞不起来。南京军区参与则是根据小三线建设的项目和产品的要求。定点之后，南京军区来拍板的，不管大项目还是小项目。专区里的军分区，都为小三线建设配合一起搞，县里也有武装部的支持。
我们去了之后，安徽地方和上海有些矛盾。农民是靠土地吃饭的。征地后，农民进厂也有的，但只是少数，多数是农民自己找出路。有没有补偿他们钱的问题我不清楚。从我经手的，没有听说过补偿当地人什么的，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征地是县里跟村里协调，我们协调解决不了的。但是当时毛主席威信高得不得了，要哪个地方弄下来就哪个地方弄下来，没什么讨价还价的。你看了什么地方要搞工厂了，就通过县和专区两级小三线建设办公室报到省里，再通过南京军区拍板定下来。
南京军区叫参与，但是它是核心，搞57高炮、手榴弹项目等都是南京军区定的。越是深山老林，南京军区越是觉得是好地方。我们的意见、建议只能给他们参考，我们跟他们去主要是熟悉地方，最后拍板还是南京军区。
1973年，上海后方基地成立了一个地区组，我担任这个组的组长。因为后方基地领导考虑我去小三线比较早，和安徽地方关系比较好。从1973年开始到1976年，这个组的工作就是协调解决上海和安徽地方的矛盾。上海有的时候支援地方，比如农业机械包括拖拉机等，也通过地区组操作。我们给他们拖拉机的指标，他们自己去上海提货。后方基地提倡干部周四下去劳动，也有去帮地方农民秋收，但是次数不多。
我们主要是和专区或者县级的小三线建设办公室打交道，协调关系，和村级组织不打交道。管得没有这么具体，也管不了。主要是争取得到县级的支持和帮助。其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位于绩溪的万里锻压厂事件，这件事情两个星期左右才得以解决。
1973年5月13日，万里锻压厂的工人和当地农民发生冲突，此事主要是因为征地引起的，农民的地没有了，就没了生产资料，地方上没有做好工作，农民就把路拦断了，不许厂里的人进出。
公司反映上来，我们地区组所有人都全力以赴，好几天没睡觉，去那做工作，做地方工作。我们不可能找老百姓做工作的，就做地区和厂里的工作。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没有给他们什么利益。说实在的，我们做这个工作，还是要依靠地方上面，我们做工作，农民不听的。当时以大局为重，主要是为了让毛主席睡好觉，备战备荒为人民。后来我们得到了当地农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