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宋振源，男，1936年出生。1956年入党。历任上海微电机厂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代政治处主任、厂革委会常委、朝阳微电机厂筹建组长等职。1969—1984年任朝阳微电机厂党核心小组组长，党总支书记和厂长等。1984—1988年任上海后方仪电公司党委书记等。1988—1990年任上海仪表局老干部处处长，仪表局工会副主席。1990—1997年任上海仪表局工会主席、局党委委员、董事。
口述：宋振源
采访：黄金平 徐国全 徐有威 邬晓敏
整理：邬晓敏
时间： 2012年6月11日
地点：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会议厅
我是1969年作为朝阳微电机厂筹建组组长去小三线的。1967年之前我担任上海微型电机厂的党委委员兼武装部长，1969年“靠边”结束，得到“解放”，上级组织明确我进入小三线工作。
挑选进山人员
小三线进山人员一般都是老厂定的，我们也提出要求，人员主要是生产技术骨干。这个时候提出“好人、好马、好刀枪”，选人时都挑好的，当时内部政策有几条，出身、家庭、海外关系等，蛮具体的。这是一开始时的骨干队伍，但也有一部分自己报名去的，还有年轻人，是分配去的。工资和待遇有统一规定，当时不讲条件，有困难自己解决。
我们当时生产的产品都是为军工配套，原来不叫朝阳微电机厂，叫朝阳器材厂，这个名字也是上面取的，代表革命。后来因为是军工厂，五机部又戴了帽子，于是又有了代号厂名。像我们微电机厂因为小还排不到代号，配套的东西不多，厂址也只有一个邮箱号码，称之为祁门501信箱。
我们开始去的骨干只有100多人，后来发展到500个人左右，有家属进来，这是因为有500个人的编制。70届一进来都百八十个，都是上海来的。这样生产骨干形成了，这批小青年都不错的。钢铁冶金厂男同志多，女同志少，我们这种厂，矛盾不大，职工的婚姻问题我们没有过多关心，我看都解决得蛮好。大部分都在外地外厂找对象，到上海三线厂生根开花。我们有些后来分居两地，进不了上海，男的也来了，把女的引进来。我们也改善家属宿舍条件，适应已婚职工需要。其中随迁有医生、建筑师等技术人员，充实了厂里技术力量。
军民结合及基本生产
和其他厂不同，我们早就开始军民结合。工厂运转需要支付工人工资及各种开销，我们微电机厂用民品生产养军品，又要维持500个人吃饭、开销。500人都是全套的，从磨具生产到后面生产线全部齐全，“麻雀虽小，五脏齐全”。
建厂不久，约在1972年后，我们明确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与老厂脱钩，一切都得靠自己。各厂都有军代表，进去以后就是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就是军代表和我们进去的，筹建班子结合组成，进去的骨干都是一些生产骨干，进去要干活的，靠师傅带徒弟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生产骨干都是比较过硬的。我们进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除了一些房子，当时的厂房也不太符合我们的工业需要，都很小的。后来不断改造完善适应需要。据说当时选厂址时有条要求，要求上面空中飞机看下来，厂房要像民宅，不能像厂房，路线都跨得很远的。
我们后方基地仪电公司17家单位分布在皖南的祁门、黟县、屯溪、绩溪和旌德等5个县，相隔200公里。进去时什么都没有，先要买设备，老厂子留下来一批设备，我们外面采购了一批设备。我记得，平均一个人一万元钱，500个人500万元，基本上在这个框子内，整个后方工厂2年内基本上都上马了。
生活艰苦，自找出路
当时筹建的时间比较短，1969年1月宣布成立领导班子，2月过春节，春节前夕工宣队要我们2月马上带人进去，当时山沟里什么都没有，进去的人情绪激动，这一年的年过得是很伤心的。
当时生活条件比较差，连洗澡的地方都没有，就用点柴，弄点热水，拉点煤取暖，烧水喝，我们自己去拉东西。一切都靠厂里解决，没有人再管了。我们那个地方还好，因为有部队，搭伙就搭在部队里。我们里面有个人去一顿吃了10个肉馒头！那个时候部队里吃饭前都要按照班排列队，我们也要军事化学他们，唱语录歌，读语录，斗私批修。有两个朋友关着门讲：我们一边斗私批修，一边馒头吃那么多，明天怎么办啊？
后来我们技术生产逐步上去。睡觉地方应该说还好，1965年上海曾经在那里建造过一个研究所，后来废弃了，但是他们造的一些房子还留着，里面都蛮好的，我们正好住进去。吃的东西我们用四个轮子去运，外面去买。祁门只产茶叶，不产其他东西，比较穷。
当时领导对基层干部还是很关心的，上海警备区的分管司令，经常开着车子来看我们，我们当时也有股热情，想快点建厂。我们仪表局很快在2年多的时间里初步建成投入生产运转。从公路到厂区有几公里长，小三线厂房都是上海市第四建筑公司承建的。我们当时因为买东西都靠票的，生活条件应该与上海也差不多。我们比上海好在哪里呢？我们都是在乡下集市上买菜，有的职工在业余时去捉鱼、捉黄鳝，我们这个厂去的人单身比较多，家属比较少。食堂开始东西也是从祁门开车到屯溪去运。那里乡下集市比较多，也比较发达，到绩溪、歙县，这些都是浙江安徽交界的地方，我们用生产资料，比如钢材去换油吃，解决生活上燃眉之急。水泥和钢材，是最有用的，因为我们后方自己有水泥厂。各厂都有军民结合产品，维持工厂运转，我们仪电公司总体还是盈利的。
朝阳厂年年盈利。我们专门生产特殊电机和录音机电机，它与一般驱动电机不同，叫滞磁电机，在电机速度、噪声方面都有很高要求。技术人员蛮好的，也蛮卖力的，然后有些东西，要靠老厂了，老厂原来生产的，就拿些过去。有的技术人员在上海是设计某种产品的，进去后连产品也带进去了。民用电机就是这样的，有时候上海要来找我们，来向我们讨教。
我们的生产技术老法师
我们有一批生产技术老法师，军工生产的电机设计工作都是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一批高才生负责的。上海老厂军品的主要技术力量都进后方厂工作了，他们工作都很认真负责，因军品难度大、要求高。这个时候是先生产后生活，都有原则的。生活上我们也尽量做好，西瓜都是卡车去装的，一装都是两车。作为党员干部素质高，我们一直没有奖金的，工资是在上海和安徽之间，比上海低一点，比安徽高一点，这是市劳动局制定的政策。当时后方基地驻上海办事处就设在市劳动局内办公。祁门的通信条件很差，不通电话的，屯溪过来就靠那个手摇电话，靠县城里的通信，有时候生产部门要跟上海办事处联系，就摇着通电话，但是听不清楚，然后发电报。手摇电话，音质、占线都很差，有时半天讲不清一件事。黄山周围是260通信站，宁国、贵池与上海电话直通，我们祁门在角落，没有与上海直通电话的，信息通讯不畅。
小三线后来要调整，也是客观需要，它的生产来源，它的生产去向，毫无疑问都是靠上海的，它的生活来源也主要靠上海。后来安徽情况改变，我们吃米才是安徽安排，开始时吃糙米还要搭上山芋干。头两年，主要是迎接507工程上马，然后507工程上马，雷达、测距仪都上马，不过花了两三年时间。
当时的女同志比男同志稍多一点，男女比例基本平衡。仪表局所属企业主要是女同志多一些。后方冶金行业，我记得那个时候还专门到上海招了一批小青年，由我的弟弟宋振东（时任上海市团市委秘书长）带队进山的，在休宁县的新光厂和群星厂帮助解决一些婚姻老大难问题。
1973年上海后方基地成立，然后上海后方仪表电讯公司建立。我们接受上海仪表电讯工业局和上海后方基地的双重领导。812指挥部取消，部队逐步退出。部队在小三线做了不少好事。那个时候小青年多，民兵训练组织文娱小分队，我们朝阳厂也有文艺小分队，还出去演出。组织小青年参加社会活动要让他们安心。那时候分地区建立放映队。基本上我们祁门一片一个放映分队，专门有片库在那里。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扭亏为盈，改善生活
1973年后方基地19家企业正式和上海老厂脱钩，改变了从建厂以来对老企业的依赖关系，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1975年上海后方仪电系统扭亏为盈，第一年向国家上缴利润663万。1984年这个关键时刻，上海小三线电子仪表工业投资额一亿多元，基本上都回来了。我们朝阳厂基本上投资都收回，可能还要超过点，后来还送给安徽了。送给他们后，当地也搞得相当好。但是由于项目仓促上马，厂区建设分散，生产经营协作配套不全，给职工生活带来很大困难。
1984年，根据国务院对大小三线提出的“调整改造，发挥作用”方针，经上海和安徽协商达成协议并报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同意，把上海后方电子工业17家工厂和企业、一所中学交接给安徽，同时上海去小三线的企业职工大部分回上海，另行组厂，基本对口上海企业。
暴雨如注
我们厂里经过几年的努力，基本上，应该说生活生产都比较畅通。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自然灾害。但是我们也有好处，因为在祁门驻军机关多，厂附近有121部队医院。后来上海一些大医院如瑞金等来小三线建立医院，我们对口的雄路医院就是瑞金医院包建的，医疗条件大大改善，还受到当地百姓欢迎，看病问题好像没发生什么问题。在别人看来我们在祁门好像是最苦的，祁门什么最苦？是蛇特别多，人家吓得不太敢去。
后来我们生活条件改善了，春节时放一部分职工返沪，留下来的职工大年夜全厂聚餐，热热闹闹搞活动。当时还有放电影的，放电影在操场、大礼堂，天热在操场，操场都用水泥弄得干干净净的，天热时多放一点，天冷半个月也有一场，都到大礼堂。如果没从安徽调整出来的话，我准备再次改造大礼堂了。我们还改进就餐环境，让大家生活安定点。
厂里还组织大家去外面活动。这个时候有野营，规定黄山不能去的。不是怕危险，而是怕浪费钱游山玩水，实际上封闭就封闭在这个上面。那里的生活十分单调，尤其是青工没有女朋友的，年纪轻的，思想反复蛮大的，我们要做工作，做思想工作都要靠一把钥匙一把锁，靠骨干带头。平时我们总是说靠干部带头，老师傅起表率作用，有些青工闹起思想情绪就不干活，这种是少数。关键要看各个厂重视程度，这方面工作做好，这种思想就少一点，尤其是对孤僻的人。这就靠你平时基本功，要靠下面各级支部，靠党员的模范作用。
开会都放在晚上，干部晚上学习内容也蛮多的，车间班组我们基本上就搞点班前会议。当时我们最困难。生产资料都靠上海，生活用品都靠上海，外面的市场配置也靠自己，因为原来是军工封闭的，我们是利用军民结合，还有靠工作人员在外面参加全国订货会议，靠老厂关系找饭碗抢业务，去弄点生意来。
大自然的事情无法抗拒。我们祁门这里有条阊江是江西鄱阳湖下来的，我们上游就是景德镇，那里上游水位一升，下游就遭灾了，水来起来很快的。有几次，特别到春夏交界的时候，洪水泛滥厉害。我记得有一年洪水把我们所有的高压线全部冲垮，全部停产了，生产、生活受到极大影响。还有一年正好是国内微电机行业会议在我们朝阳厂召开，刚刚招待他们吃好饭，他们休息了，下午继续开会。中午我就觉得好像天不对了，可能我们在山沟待惯了，有一种自然反应，很自然地觉得今天天不好了，一会儿雨果然来了。这个暴雨如注啊，说起来吓人，门根本不能开，人根本别想出去。来参加会议的人员看到此情此景都惊呆了，他们这才真正知道我们在山沟办厂的困难。
因为暴雨问题我们防备多多。我们造的都是防水墙，因为地势比较高，什么都做好，我们两个厂房两个研究所中间隔条河，还有桥，那个时候中午绳子都拉好了。我还叫食堂把馒头都做好了，以备急用。我们把自备的发电机弄好，救护车和消防车也都弄好，准备应急。住宅区离我们有一定距离，靠近县城，靠近祁门中学附近，地方也比较低洼，靠近江旁边，阊江旁边，家属都是急着抢救东西。我们的房子本来造的质量就不是太好，都是烂污泥干打垒，经不住洪水冲击，生活因此往往受到影响。
没有口号，只有责任心
我们跟安徽关系搞得比较好。我们小卖部中，香烟、肥皂、挂面、酒、糖都有，很受职工欢迎。附近农民也来买。紧张商品凭票供应，周围农民也发票供应。生活是第一关，以前说先生产再生活，后来我们逐步改善。原来浴室很挤，后来拆掉新建，大大改善浴室条件，当地农民也可以来洗澡，职工与当地农民都很高兴。
1980年加工资时对后方有点影响。工资加的少，半档一档不一定都加得到，越是工作不努力的人越是要加工资。哭哭闹闹这种情况，当然不仅是安徽有，上海也都有的。
后方不调整，跟不上市场经济改革，它本身的生产条件都靠上海，上海品种调整了，你就没办法了。上海本来有个微电机研究所，在中央一机部下面有个微电机研究所在西安市，全国的精英在那里，我们经常请他们来开会，我们也参加他们活动，多了解一些信息，多了解一点技术与市场的发展情况。我们春节不可以回去上海的，军代表就管这个东西，青工哭了闹了，到了大年夜电报像雪片飞，干部也带头很少回上海过年，后来几年这些限制就少了。
这个时候工资大家都一样，干部没有奖金，工人有奖金，我们早开始搞定额，做多拿多，个别人不做，就只给基本收入，也不能骂别人。多做多拿，多劳多得。整个小三线职工来说，精神状态还比较好，因为生活条件开始有点苦，后来也好了，职工远离大城市，在山沟沟工作、生活，不免常有思想情绪，干部也都是如此。
作为我们干部来说也要关心好职工，这就看各厂的领导班子把职工放在什么位置了，平时心在哪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说自己作为共产党员，那么多职工交给你不能出事，要有更高觉悟。要做到厂里太太平平不要出事情。我在厂里期间，厂里没有发生过特别怪的突发事情，都太太平平的。婚姻问题上我觉得吃喜糖的比较多，个别闹离婚的做做工作就好了。有几次职工急诊手术缺血，我们发动职工献血，危难之际我们更要多点关心，以稳定职工情绪。后方离公司有120多公里，碰上自然灾害，我们求驻地部队了，这个时候就靠部队军民关系了，他们帮我们来拉电线杆、拉电线、抢救病人，我们职工也都积极参与抢险救灾。
平时厂里发活给部队家属做，增加部队家属的收入，军民关系也融洽。他们一个野战医院与长征医院规模相似，在朝阳厂很近的山沟里，如果到后方雄路医院有100多公里。碰上自然灾害我们后方基地也没办法。整个路况不好。我们遇到灾情只能内靠职工，外靠支援，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受灾严重时，厂里让出办公室让职工住，确保安全。
老百姓住在工厂周围，他们在厂区周围有地要种，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相处还可以。厂里有条件也给当地农民多点方便，老百姓还是通情达理的，据我知道，多数企业都能和谐相处。当地农民称小三线厂职工“上海佬”，与当地关系实际上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这是城乡差别吧。一般来讲征地都有农民进厂工作的，职工一般都安排较好的工作，稍微聪明点的，会搞好关系还要好。
我们的仪电中学在旌德，我们大部分小孩都在祁门中学，祁门中学教学质量很好的。仪电中学都是旌德县附近厂的职工子女求学。没有口号，只有责任心。我们这些入党年龄都比较长的，应当做好本职工作。生产资料也一样的，仓库设在旌德，我们到那里120公里路，不方便，还是到上海，要什么有什么。应该说老厂新厂都蛮开心的，关系都很好。小三线在生产、生活方面都是靠汽车来回跑，安全是个大隐患，也是各级领导提心吊胆的大事。旌德开往上海班车有一年翻在山沟里，死伤不少人，当时《新民晚报》整版报道。一般车子在外面，我们都很担心。
理想的调整工作
1985年国务院开始小三线的调整工作。在此之前的1984年，我开始到后方仪电公司工作。当时主要任务就是加强各厂班子建设，还有是稳定工作，保证调整任务顺利进行。
户口的事情各厂情况不一样，一般来说，我们没有强调，没有特别讲，都是一些家属去的，外地家属是要迁户口的，涉及分家属宿舍居住面积大小等问题。比如说一个单身职工我们没有特别强调，自愿为原则，各厂执行不一，在上海工作，子女老婆都在乡下，一进小三线就能带进来。户口都给的，户口祁门当地公安局不管，集体户口我们自己保管的。当时有人提出要安心要扎根，扎根的等号就是户口要进山。我认为不能“一刀切”。后来再调整回上海时，我们后方各级领导都呼吁不留后遗症，能带回上海的都带回。调整结果是理想的。移交后，职工都回来了。没有扎根的，因为基本上没有嫁娶当地人。这里面情况很复杂，凭感觉，讲不清，当地人也不愿意，可能是有一条“沟”的问题，还是地区差别吧。
公司的档案全部进上海市档案局，由专人负责。当时这个事情都很规范的，档案局在后方也有基地的，储藏室都在山沟沟里面，一个深山老林里很大一个。他们比我们还艰苦，长期有人驻扎保存，都靠自己。我们公司有个女同志移交档案工作较好，返沪后就调入上海市档案局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