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余琳，原名燕洪，男，1919年出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38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64年转业至上海工作。1978年7月以后，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中共上海市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口述：余琳
采访：徐有威 吴静 李婷
整理：李婷
时间： 2011年4月1日
地点：上海市华东医院
“怕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我老家在山东泰安。我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在中国人民解放军38军工作多年，1964年转业至上海工作。粉碎“四人帮”后，我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处理上海皖南小三线是我任内印象最深的工作。
上海小三线从1965年开始在皖南选点建设，分布在安徽徽州、宣城和安庆地区以及浙江临安，一共13个县。除去54家工厂之外，还有配套的诸如管理机构（局、公司、处）、运输队、通信站、变电所、物资供应站、防疫站、医院、各类学校、农场、干校和计量所等企事业单位27家。整个小三线企事业单位东西相距263公里，南北相距135公里，相当于半个比利时的国土面积，由上海14个局负责包建，上海市共投资7.52亿元。职工54437人，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52610人，集体所有制职工1513人，职工家属17000余人。
小三线建设正处于“文革”时期。当时动员支援小三线，组织要求党员带头，“好人、好马、好刀枪”支援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整个的战略方针是中央制定的，但是具体执行起来有很多问题。受到极“左”路线干扰，小三线建设方面不合理不科学处甚多，忽视平战结合，进山太深，难以出入，工厂建在山沟里，车都进不去。
随着形势的发展，稳定上海小三线7万多职工、家属是个重大问题。粉碎“四人帮”后，有的干部职工闹着要回上海。1982年我带人去小三线慰问兼搞调查研究。有人劝阻说：“怕你去了就回不来了。”结果，我在皖南待了一个月零五天，把小三线所有的工厂全看了一遍，在那里开座谈会。干部、职工十分热情，17年苦战，可歌可泣。我去看他们，大家十分高兴。不去看他们，他们确有怨气，你去看望他们，则是心连心的，极其亲密热情。伟大的工人阶级难能可贵！
接手小三线就像坐在火山上
小三线看似稳定，实际是坐在火山上。多年来领导过问少，无正式安慰鼓励，无人看望。整个小三线建设去了那么多人，建了那么多厂，就像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政策上也有很多不合适之处，广大职工不满。去小三线工作的都是一些精干的、优秀的共产党员，模范、干部带头。但是，因为问题困难多，大家的情绪很不好。本来我到国防科工办工作，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重点抓住航天、航空和造船，深入学习些技术及各种知识，没有想到小三线问题是这么复杂严重。因此，我在市政府国防工业办公室工作期间，航空和造船没怎么管，精力基本上都放到小三线上去了，目的在于稳住后方，不能添乱。
根据我所知，小三线仅就供应方面来说，不合理的现象就不少。诸如待遇只向低处靠，在上海16元补助，到了安徽就成了15元；布票补贴有3尺专用券，在小三线则没有；独生子女在上海补助5元，安徽补助6元，小三线则又按上海的低标准办；工资一开始去的按八类地区标准不变，新去的就变成五类地区标准；大学生分配在上海月工资为58元，分配在小三线则按照安徽的标准月工资52元；职工退休后仍留后方的，每天2角进山费立刻取消，但是安家费又没有。从1977年到1980年，去小三线的大学生220人，1981年和1982年分配给小三线58名大学生，实际报到仅5名。小三线粮油肉鱼蛋都是上海供应的，吃喝拉撒这一摊子困难很多。住房和孩子户口也是个大问题，家属去了一万多人，去了的孩子户口放在哪里呢？回上海、上学也都是问题。
分配过去的青年男女比例不平衡，女青年比男青年少34%，有的青年五一节开“追悼会”以示不满。因为他们38元钱一个月，养不起爹娘找不着婆娘，悲观失望，孤苦伶仃，情绪不高。上海人很少会去找安徽本地姑娘结婚，因为找了安徽姑娘便不能轻易回来上海，安徽姑娘没有上海户口生活会很难。我们曾经组织上海各区的妇联和小三线对口举行一些活动，但是效果很有限，局限性很大。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你们谁不同意谁去小三线！”
我们当初什么都管，吃喝拉撒，婚姻、家庭都管。我从皖南回沪后，将情况向市委书记作了一天汇报，进行了如实反映，市领导对此较为满意。有关部门也开始重视矛盾的解决，给小三线职工一年的粮食、油、盐、肉、鱼、蛋的库存。原来也有库存，但没有那么多。这些都是从上海运过去的，按照上海的标准供应。
上海在皖南小三线对皖南是一个大建设。建了那么多工厂安徽受益，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对皖南是好事，但是和当地老百姓也有矛盾。车辆事故频发，有一年轧死33个人，我说这还得了？安徽老百姓怎么受得了？我就严格要求后方基地管理局，我说你们谁轧死了人必须跟我汇报。后来经过整顿，一年不超过3个！1978、1979年间上海市韩哲一副市长带队到合肥，和安徽方面会谈小三线的工作，尤其是双方的矛盾和待遇等，但效果不理想。
我因为小三线的工作得罪很多人，但是为工人谋福利的事我坚持，当然我也不违反政治原则，乱伸手要钱，我的目的是合情合理地给工人解决。以前小三线职工有每天2毛钱回上海的路费补助，后来取消了，职工很不满意。我向市里提出来，当时市里财政困难，很难要钱。市里开会，市长书记都参加了，不同意增加这笔钱。我拍着桌子站起来说：“你们谁不同意谁去小三线！”终于争取到了这笔补助。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小三线职工对我也不满，觉得我不做主、不帮忙。直到现在我见到小三线的人我还问：“你不骂我了？”因为事实上很多事情不能随便按照他们的意见办，我所在的市政府国防工业办公室说到底只是个机关，我没有决策权，很多问题我不能解决。
送书：向小三线广大干部和职工致敬！
随着形势的发展，军工任务日趋减少，任务不足，亏损是必然的。小三线是宝贝，还是包袱，当时的争论不一。有人说军品不行了，小三线要搞些民品，搞民品也不容易。整个转的步伐，从全国的角度说，上海军转民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个是思想解放的问题，当然整个转型也很困难，整个社会、技术、市场要考察。一下子有很多厂要搞电风扇，都上去也不行啊，它得有市场，要自己想办法。上海向全国提供轻工业产品，首先搞“三五牌”台钟，这个就是小三线搞的。
国防工业办公室在经费上按原有的程序办理，给小三线固定的投资。整个政策上是支持的。对小三线有利的都支持，从总体上、政治上都支持。
对于小三线，有一个人我印象比较深，他就是小三线工人黄华。我的回忆录《鸿孟春秋》出版后，第一本就想着送给他。他并不知道我的意思，我也没见他，他也不知道这本《鸿孟春秋》是我的第一本书。记得他全家都去小三线工作，我那年去皖南小三线视察时正好是春节，那天晚上他请我在他家喝酒。他真是很模范，很好的带头人！在我心目中小三线的干部职工贡献都很大，有的年轻时候去的，回来就变老头了，我很佩服他们。记得送书那天我是和我的保姆阿姨一起去的，我事先没有联系，也没有说我是特意去的。我们的汽车开到他家的门口，我说我就不上去了，我上去他们要乱的，于是就叫阿姨送上去。黄师傅全家正好都在，阿姨敲门说：“我是余主任家里的阿姨，余主任叫我给你们送本他自己写的书。”他们拿着书连声致谢，还要请阿姨进去坐坐。
小三线军工建设功不可没，这是上海的贡献，也是上海的光荣。在这里，我要向广大小三线干部和职工致敬！
我曾经以小三线为题写过一首小诗，在此愿以此小诗作为结语：“建设小三线，历史属必然。艰难创伟业，威名震黄山。经济广开拓，调整尽欢颜。安徽与上海，结成生死恋。聚散为繁荣，相思系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