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陈祥麟
采访：韩祖伦、何四雨
整理：韩祖伦
时间： 2015年11月27日
【口述前记】陈祥麟，1944年10月生。1979至1984年先后担任上海东海阀门厂副厂长、厂长和上海市机电一局副局长。1984年7月至1986年12月任上海汽车拖拉机工业联营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参与领导上海大众成立前后的合资工作和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早期工作。1986年12月至1995年8月，先后担任市计划委员会主任、市政府和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上海市海外公司总经理。1995年8月又回到上汽，至2006年7月先后担任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董事长和党委书记，参与领导上汽集团股份化改革，及国家级大集团和世界500强企业建设。
我于1984年至1987年、1995年至2008年两次担任上汽的领导，加起来将近17个年头。第一次担任上海汽车拖拉机工业联营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第二次先后担任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董事长和党委书记。其中在上汽的第一段时间，经历了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合资项目从谈判后期到签约成立、再到成立初期建设阶段，至今印象深刻。
改革开放催生上海大众
上海大众是中国汽车工业对外开放的先驱之一。上海大众合资项目的由来要追溯到1978年，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
这一年，国家计委、经委和外经贸部为了加快我国工业改造，增加外汇收入，准备向国务院报告引进一些国外先进生产装配线。主持过一汽、二汽建设的一机部副部长饶斌得知消息后，觉得这是发展轿车工业的好机会，就向国家三部委建议：引进一条轿车装配线，放在上海，改造上海轿车厂。放在上海的理由是上海工业基础好，有利于项目建设。三部委采纳了饶部长的建议并报告国务院，得到批准。
1978年7月底，饶部长派人到上海联系落实。上海市领导十分重视，要求上海机电一局蒋涛局长和上海拖拉机汽车工业公司仇克经理负责，迅速组织力量，研究起草报告。8月8日，由一机部和上海市共同签发的《关于引进轿车制造技术和改造上海轿车厂的报告》上报国务院并得到余秋里副总理的批示同意，据此一机部和上海市领导带领上汽开始与多家汽车跨国公司接触商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洽谈中提出“最好采取合资经营的方式”的建议。饶部长特请国家计委领导就“上海轿车项目能不能搞合资”问题请示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斩钉截铁、一言九鼎：“可以，不但轿车可以，重型车也可以么。”自此，上海轿车项目就从引进生产线技改项目改为合资经营技改项目。
小平同志一锤定音后，一机部和上海市领导就带领上汽按照合资要求寻找合作对象，经过反复比较，最后确定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为合作伙伴。不料1979年国内经济暂时面临困难，需要调整、压缩一批建设项目，危及上海轿车项目。蒋涛同志作为项目负责人很着急，向市领导专门汇报。上海市委为上海轿车项目召开专门会议，决定请示中央留住项目。一机部也为项目召开专题会议，饶部长也力主保留该项目，他向国家计委和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报告了一机部和上海市的意见，最终得到支持，保留了该项目，只是规模缩小了。
中德双方谈判中最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外汇平衡，二是政府支持，三是收益保障。经过双方共同努力，想方设法将这些问题一一化解。例如，为表示中央支持，中方由中国银行以美元出资入股15％，中汽公司入股10％，上汽争取到每年1亿美元外汇额度并负责包销，同意外方提出的投资收益率18％的要求等等；外方承诺发动机出口增加外汇和投资收益率20％封顶，并承诺在1997年之前所有盈利留在企业滚动发展等等。
由于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和国务院领导的重视，项目完成了审批程序，指引我们走上了开放的道路，上汽迈开了国企改革的步伐。
初期建设连闯三道难关
1984年7月，市委、市政府决定将上海拖拉机汽车公司从机电一局单列划出，升格组建汽车拖拉机联营公司，由机电一局局长蒋涛和党委书记汪儒文担任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并把时任机电一局党委副书记的蒋以任同志和时任机电一局副局长的我调到了上汽。蒋以任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和党委书记，我担任副董事长和总经理。
为了保持项目的连续性，我全权委托仇克同志继续同德国大众完成谈判，并内定为上海大众第一任董事长。又从上海柴油机厂调来张昌谋同志，他英文好，懂管理，又有国际打交道经验，充实到引进办，内定为上海大众第一任总经理。我们的任务就是一鼓作气完成合资谈判，争取项目尽快批准，确保上海大众顺利成立开业，确保新公司正常运转。市计委、经委、外经贸委等领导同志负责带领我们多次赴京汇报。经过努力，项目正式批准。
1984年10月1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上海大众合营合同签约仪式，中德两国总理亲自参加，历时6年的艰苦谈判终于尘埃落定。然后德国总理科尔又到上海参加上海大众奠基仪式，李鹏副总理和汪道涵市长陪同。这样的安排，规格很高，在国内合资项目中并不多见，反映了中央、上海和德方对这一项目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
1985年3月，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1985年3月21日，上海大众挂牌成立；同年9月，上海大众开业投产，合资公司开始全面运转，中德双方也正式开始在一个实体中进行合作。市委、市政府对上海大众高度重视，作为全市重点，全力支持。
上海大众成立初期困难重重，最紧迫的是闯过财力、人力匮乏和场地安排这三道难关。
第一是闯过财力匮乏难关。由于种种原因，上海大众建设资金一段时间迟迟没有落实。我十分焦急，在1985年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期间，专门写信给江泽民市长，汇报上海大众建设情况，以及存在的技改指标、贷款额度和外汇“三个不落实”的问题。江泽民市长非常重视，马上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把我和上汽董事长蒋涛、上海大众董事长仇克一起找去，详细听取汇报后，亲自打电话给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朱宗葆副市长，要他在会议期间帮助解决“三个不落实”问题。经过努力，技改指标、外汇额度、贷款额度终于列入全国计划会议的本本上，问题逐一得到解决。
第二是闯过人力匮乏难关。上海大众建设之初，人才捉襟见肘，难题很多，我们大声疾呼，积极争取市领导和各方大力支持。首先，上海大众迫切需要若干汽车行业专家级尖端人才。为此，江泽民市长亲笔写信给中汽总公司总经理陈祖涛，希望从一汽、二汽得到人才支持。中汽总公司和一汽、二汽的领导十分重视，经过积极协调，从湖北省调来省机械设备成套局局长王荣钧接张昌谋同志担任上海大众总经理，张昌谋同志调任上海实业公司总经理；从二汽调来规划专家刘炎生和发动机专家顾永生，到上海大众分别担任规划管理部经理和发动机厂厂长；从一汽调来底盘专家王祎垂到上海大众担任产品工程部经理，负责抓零部件国产化工作。这些高端人才毅然离开熟悉的优越环境，来到上海大众艰苦创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次，上海大众迫切需要一批专业人才。又是江泽民市长亲自特批200户上海户籍额度，吸纳全国各地人才到上海大众工作，通过公开招聘后，各类管理技术人才开始向上海大众集聚。再次，上海大众迫切需要一大批适合各个岗位的管理人才和技术工人。为此，我们在上海汽车厂划分时，将桑塔纳试生产人员、德语翻译和英语基础较好的人员，以及年纪轻、文化程度高、有培训前途的人员优先保证给上海大众，为合资项目提供初步人力保证。同时，得益于全市四面八方全力支持，上海市工业党委、市经委、人事局联合召开支援上海大众建设人才调配现场会，得到市机电、仪表、轻工等十多个工业局的合力相助。正是全国全市各方面人才的加盟，保证了上海大众初期建设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第三是闯过工厂场地如何展开技术改造的难关。上海大众合营合同规定，第一期技术改造工程要利用上海汽车厂厂房场地，上海汽车厂必须18个月迁出，把12万平方米建筑让给上海大众。市计委原来打算把上海汽车厂的设备搬到5703厂，生产0.5吨小卡车，可是没有落实。为了保证上海大众的技术改造及时展开，经过慎重研究，上汽决定与嘉定县（今嘉定区）合作，用上海汽车厂的设备和嘉定县新造的厂房，搞国有集体联营，在嘉定县李宝林县长大力支持下，上汽和嘉定成立上海汽车联营厂筹建小组，全力组织实施。至1986年3月圆满完成“倒瓶子”工程。从国资到国集合营，实际上也是一次国资改革，改革会涉及利益调整，许多同志发扬牺牲精神，以实际行动支持改革。举个例子。当时汽车厂一分为二，一部分到上海大众，一部分去联营厂。因为上海大众待遇高有奔头，大家都争着去。关键时刻，汽车厂副厂长蒋志伟和党委书记徐长钧识大体顾大局，态度鲜明表示，带领大家去联营厂，保证完成上海汽车厂搬迁和当年产出的艰巨任务。还有个动迁户例子。该户是汽车发动机厂职工，要动迁的是刚建好的儿子结婚用的新房。经过厂领导和嘉定县领导的耐心工作，并千方百计解决她的实际困难，这位职工终于如期搬迁。在“倒瓶子”过程中，主管技改的市经委领导多次现场调研指导，实事求是帮助我们排除非议，取得了当年见效的成果，安定了职工队伍。后来，联营厂并入上海大众，使产量翻了一番。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走合作共赢之路
上海大众是中德双方的合资企业，共同利益是什么？就是上海大众的迅速成长和发展。为此，中外双方携手在上海大众建立了董事会领导下的执管会负责制。在这个体制中，董事会是决策机构，执管会是执行机构，两个机构各有其责、各司其职；在这个机构中，中外双方关系对等，一切按照合同章程运行，按照规则流程办事，重大事项实行中外双方签字确认制度。这个体制建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际上是企业管理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相当于当前国资国企改革中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这个体制的建立，对中外双方的合作、对上海大众的发展至关重要。
要发展就要精诚合作，中外双方携手在上海大众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理念。大众成立初期，由于两个国家两个企业历史文化传统各不相同，观念的碰撞和冲突是必然的、难免的，但是中德双方都本着合资企业利益为重的愿望，求同存异、精诚合作，开启了合资企业顺利发展的良好局面。这当中，波斯特和保尔两位外方总经理也做了很大努力，身体力行倡导和培育德国人特有的严谨细致作风和一丝不苟精神。我清楚记得一个小细节：有一次上海大众抓劳动纪律，当波斯特了解个别外籍员工也迟到时，要求人事部门对中外职工要一视同仁。为了考验管理干部的公平公正，波斯特故意迟到一次，然后发现向他提供的迟到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立即对有关人员进行严肃问责。上海大众初创时就学习借鉴德方经验建立了一整套质量保证体系，在执行中，德方坚持以国际标准严格要求，绝不含糊。记得当时第一辆桑塔纳车壳焊接拼装是由德方专家负责人罗尔迈先生亲自示范操作的，他的徒弟、负责质量检验的专家检查时，发现拼焊质量没有达到德国大众标准，当即毫不含糊要求返工。看起来这是有损师傅面子的事，但是罗尔迈这个在国外指导过几十个企业的老专家毫无怨言立即返工，对中方职工教育很大。此外，德方根据德国“双轨制”职业教育模式，结合上海大众发展计划，与中方一起制定了上海大众人员的培训计划。同时，选送人员去德国大众，学习操作先进设备、四大工艺，以及发动机厂的成批培训。在工厂改造期间，又组织机电设计院去德国考察，从而加快了厂房的改造。总之，通过有效的培训，提高了员工技能素质，培养了一支满足现代企业发展的管理干部和技术骨干队伍，这也为上汽集团以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要发展必须明确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我们达成共识，关键是加快推进桑塔纳国产化建设。桑塔纳国产化起步阶段条件是极为艰苦的。当时德国一份很有影响的《镜报》周刊曾经刊载一篇文章说：“上海大众好像在一个孤岛上生产，国内几乎没有任何配件厂供应厂，他们不得不在一些破旧的车间生产，通往安亭的电网经常停电，一些零部件厂厂房阴暗肮脏，好不凄凉。”这篇文章写得有点夸张，但比较真实反映了国产化起步阶段的困境，中外双方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同甘共苦、同舟共济，艰难推进国产化。
说到桑塔纳国产化，必须说到朱镕基同志和黄菊同志。1987年6月，姚依林副总理指派时任国家经委常务副主任的镕基同志带领有关部委到上海调查桑塔纳国产化问题。回京后，经镕基同志努力，为桑塔纳国产化解决了中央银行增加专项贷款、全国桑塔纳国产化“一条龙”规划等上海地方无法解决的问题。1987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工作会议上，朱镕基和中汽联合会理事长陈祖涛都提出成立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共同体的倡议。镕基同志到上海工作后，采纳了宋季文同志的建议，一抓香烟，事关上海财力；二抓汽车，事关工业升级。镕基同志对汽车工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亲自指导共同体成立，共同体为桑塔纳国产化打好“上海牌”“中华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镕基同志点将把市经委副主任陆吉安同志调到上汽当总经理，立下军令状，抓国产化工作。特别是镕基同志严格规定桑塔纳国产化必须坚持德国大众标准、不搞“瓜菜代”，严格要求桑塔纳国产化必须质量第一、100％合格，为桑塔纳国产化确立了“质量是生命”的首要理念。他还亲自会见德国大众的董事长和上海大众德方总经理，明确必须抓好国产化工作。1987年，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上海市支援上海大众建设领导小组，以后又改为上海轿车工业发展领导小组，黄菊同志一直担任组长，统筹协调决定桑塔纳国产化建设及上海汽车工业发展的重要事项。当时我已经调到市计委工作，镕基同志亲口对我讲，目前上海大众的规模只是起步，不是经济规模，你们计委要做好上经济规模滚动发展的准备。目前国产化零件项目按年产6万台（套）来规划。我理解朱镕基同志的战略就是通过抓汽车国产化，促进整个产业链提升，从而带动上海工业提升技术水平，上经济规模，重振上海工业雄风。黄菊同志也要求市计委牵头落实对上汽利税“零”承包和国产化基金的管理，明确“汽车的钱用于汽车”，不断滚动发展。在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下，陆吉安同志抓国产化卓有成效，国产化率迅速提高，不仅为上海大众，乃至为全国汽车工业打下扎实基础。
为了做到精诚合作，让外方认同合资企业党组织地位和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上海大众刚开业时，德方副总经理波斯特曾对上海大众党委书记唐炜延说：“政党是搞政治的，企业是搞经济的，企业不需要政党。”唐炜延回答：“大众公司能到中国投资办厂，是因为我们党中央确定了改革开放方针，否则就不会有上海大众，怎么能说企业不需要政党呢？”而后唐炜延感到不仅要理直气壮讲，更要在关键时刻做，要使外方实际感受到合资企业有党组织是多么重要。正好当时上海大众和上海汽车厂在“分家”，车间里到处都是上海牌轿车生产设备搬走后留下的无用设备和垃圾，严重影响桑塔纳轿车生产，负责生产的德方执行经理保尔心急火燎又一时无计可施。党委感到这正是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好时机，立即组织党员下班后义务劳动清理车间厂房。义务劳动后，厂区车间面貌焕然一新，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德方对党组织的看法。几次解决急难险重的义务劳动下来，德方形成了“公司里最好的职工都是党员”的印象和看法，有时他们得知一些工作表现好的职工还不是党员时，会感到十分惊讶。党组织由此获得外方认可和尊重，上海大众形成合资企业党组织公开成立、公开挂牌、公开活动的“三公开”经验，得到中组部肯定并通过简报发全国学习借鉴。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累计销量突破1300万辆
今年是2015年，从1985年上海大众成立算起，正好过去30年。回想1985年那年春节，德国大众董事长哈恩博士组织上汽有关人员到巴西和墨西哥参观当地的大众工厂，观摩30万辆规模，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时第一个感觉就是震撼，大开眼界；第二个感觉就是梦想，遥想上海建成30万辆轿车规模的梦境。
2010年10月，上海大众汽车第600万辆轿车下线30年过去，梦想终于成真。1993年上海大众年产量突破10万辆，2006年突破30万辆，2010年突破100万辆，2014年高达170万辆。30年来，上海大众中德双方从第一次出资后没有再投资，全靠企业自身利润积累滚动发展，净资产从1985年的1.988亿元到2014年的1063.08亿元，增长了534倍，工厂从1个增加到9个，大众和斯柯达两大品牌的车型从1个增加到12个。2015年7月，上海大众累计销量突破1300万辆，这是上海大众30年创造的中国汽车工业无数个“第一”中又一个新的“第一”。
30年来，上海大众汽车率先在自主研发、技术创新等方面开展了大力探索和有益实践，不仅培养了一支高效率、高素质的开发队伍，也建立了功能完善、具备国际水平的技术开发中心。从桑塔纳的技术引进，到桑塔纳2000型和帕萨特轿车的联合开发，从桑塔纳3000型开始对自主开发的探索，到新帕萨特和朗逸家族的成功研发，上海大众汽车走出了一条从引进吸收到联合开发再到本土化研发的自主创新道路。目前，上汽大众已初步具备内外造型、前期开发、车身开发、发动机和底盘电器集成开发认可的自主开发能力。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上海大众30年前之所以成为中国轿车工业对外开放的先驱，30年来之所以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快速发展的标杆，皆源自一个真谛：改革开放才有希望，改革开放才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