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大会址广吉里考证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在石库门中孕育。中共一大里弄名为“树德里”，中共二大为“辅德里”，而由于中共四大会址所处里弄在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被毁，里弄名在长时间内没有确定。通过查找历史地图、报刊、档案文件，在前人回忆的基础上，中共四大纪念馆明确了会址所在里弄名称为“广吉里”，梳理了会址从建造到被毁之后的历史变迁，初步判断会址并非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被毁，而是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中被毁。1984年，郑超麟找到中共四大会址。1987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中共四大遗址为上海市革命纪念地。

1916年的地图中标有广吉里

广吉里的营造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城市发展和租界扩张，公共租界北区以北逐渐形成四川北路越界筑路区。为了抵制租界筑路扩张，闸北绅商加速市政建设，1902年修建了红泥石子路面的宝山路，随着宝山路商业日益繁华，作为其支路的宝兴路得名于宝山路上的宝兴里，于1913年建成，从今虬江路至原淞沪铁路段名为“东宝兴路”。1937年前，东宝兴路上有多条旧式里弄，后毁于“八一三”战火。1922年的一份档案是确证会址所在里弄为广吉里及其建造时间的关键资料，中共四大会址位于广吉里的扩建部分，扩建的广吉里基本包含两排背靠淞沪铁路、面朝北四川路的石库门房屋，以及背朝启秀女校和宝兴路的一排石库门房屋。中共四大会址正是背朝淞沪铁路的第二排房子中靠近印度教堂的一幢。

中共四大记录员兼向导郑超麟在1984年考证会址时曾回忆：“我们是从四川路下车，走川公路到铁路道口转弯（不越过轨道），沿着轨道往北，不远，有一条弄堂，内有二三排房子，当时还相当新。”“房子是背靠铁路，面向北四川路的。”既然广吉里扩建部分于1921年修建，那么到1925年确实较新。曾在东宝兴路居住的老居民柯恩声回忆：“当时在总弄的第五条横弄东端白保罗路（今新乡路）与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相交，它的南端有一条新里弄，靠近铁路前面，确有座面朝东的石库门房屋。”曾住在中共四大遗址旁边的老居民朱凤莲也回忆会址处确有楼房。郑超麟还回忆说，当时会址北面还有一座教堂。虽然本人记不清是哪座教堂，但党史专家认为提到的这座教堂很有可能是同在铁路旁的印度锡克教堂。

1937年11月，战火中的东宝兴路印度锡克教堂

择址广吉里

1924年，张伯简租下会址。“当时找房子地点的要求，不能在租界里，又不能离租界太远，以便一旦发现问题，就可立即撤退疏散，往租界跑。”

中共党代会的会场选择重视安全性和隐蔽性。中共一大会址在法租界内，但是会议期间被巡捕发现，最后一天转移至嘉兴南湖的画舫。中共二大会址在公共租界内，开会时分为多个小组分散进行。《怀旧集》（郑超麟著）中具体描述中共四大会址的区位特征：“会址是新租来的一幢三层石库门房子，地点在上海去吴淞的铁路旁边，当时是中国地界，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不远，通过川公路可以到北四川路。”

中共四大会址位于华界，但靠近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会址周边宝兴路、川公路、宝源路为华人自行修建道路，但是北四川路、白保罗路为越界筑路。越界筑路区的地权应为中国所有，但是道路管理权却被租界所侵夺。1912年，工部局在北四川路上设立捕房，因此在北四川路经常可见租界的巡捕，但是路旁还是由中国警察驻守，造成社会管理的复杂局面。因此，张伯简特意选择靠近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的宝兴路广吉里，这一区域社会管理局面复杂，反而为会场提供了相对安全的社会政治环境。开会期间万一出现状况，也可以立刻逃至租界疏散。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广吉里召开。这座三层房屋，一楼是空着的，由一位江北籍的阿姨负责警戒工作，一有情况发生就会拉铃通知代表即刻疏散。二楼是会场。为了做好会议的掩护和保密工作，中共四大的会场被布置成一个英文补习班，会议期间一旦发生状况，代表们就会立刻收起讨论的议案，拿起英文书作为掩护。三楼是外地代表的宿舍。会议期间阮章、尹宽、李逸、李维汉四位代表曾寄宿在这里。会后，这间石库门被保留下来，作为中央工农部工作人员的宿舍。

会址被毁时间及历史变迁

专家认为中共四大会址原址在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中毁于炮火，但是会址被毁的时间一直缺少史料证实。

1.会址房屋并非毁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

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爆发，闸北地区沦为战场。会址所在地附近宝兴路铁路口成了日军与十九路军短兵相接之地，双方在川公路三义里展开巷战，淞沪铁路以北更是被日军狂轰乱炸，夷为平地。

在战争期间，广吉里由于接近战场，居民受到了战争影响。虽然战争激烈，但广吉里并未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被毁。1932年4月至8月，《申报》上刊登了多则广吉里房客通过律师和业主广吉公司经租账房之间交涉的启事。8月13日刊登的《黃扆言律师代表广吉里房客被难会敬告各界》文中有“事后广吉里未曾毁去”一句，证明广吉里并未毁于战火。

其他资料可从侧面证明战后广吉里还存在。1932年5月21日，接管委员会巡视闸北。穿过北四川路，进入东宝兴路，发现路口房屋“尚属完整”。日军留下的照片等资料也直观反映会址处未被毁。

2.会址房屋很可能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被毁

日军所拍摄的《报道写真——海军作战记录大陆编》，记录了1937年淞沪会战。其中有一张航拍照片，清晰展现了闸北淞沪铁路、北四川路及商务印书馆工厂附近的城市肌理。从中我们可以找到东宝兴路和淞沪铁路的路口，确定印度教堂和启秀女校的位置，它们旁边就是中共四大会址所在地。显然1937年淞沪会战前期会址处里弄尚存。

《报道写真——海军作战记录大陆编》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处在会址附近的印度教堂、崇德女校、启秀女校都沦为战场。起初，国民党军队以启秀女校为左翼，以崇德女校为右翼，之后不得不放弃，而以崇德女校为左翼，以三义里为中央，以上海印刷所为右翼。有资料记载：10月2日，日军“占据崇德女校”“完全占据宝兴路印度人教会及铁路道口”；4日，“入据启秀女校及天主教堂二处”，双方“在印度教堂前相持中”；7日，“晚九时许，敌以大炮从印度教堂附近开始轰击掩护敌军五百余人”。

法国里昂大学东亚学院（Institutd'AsieOrientale）在1937年日本人绘制的上海地图基础上标注了爆炸与被毁的区域，从安慎坊以西至铁路范围部分被毁。日军拍摄的照片显示，会址附近的建筑如启秀女校在战争中被毁，损失重大，印度教堂受损严重。

1946年，国民政府接收日伪工厂，对小型工厂进行拍卖。当时黄立、董一峰两人购买了位于川公路三义里1号（此地址后变为“新乡路和平坊底”）的福助织造厂和位于新疆路南林里14号的山大织造厂，开办上海建国实业公司，该公司于1946年12月1日开业，这两个工厂分别为其第一厂（川公路三义里）和第二厂（新疆路南林里）。

申报最早报道“褔助织造厂”的地址为“川公路三义里1号”，这个工厂是日资纺织企业“褔助株式会社”开办的工厂。福助株式会社于1882年在大阪府堺市创立，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曾在奉天、天津和上海开办分公司和工厂。该公司于1939年3月在上海江海路开办上海支社，1940年1月在“上海闸北川公路三义里一号”开办工厂，生产袜子、日本式短布袜、针织布料。

1939年，日伪成立“华中铁道株式会社”，淞沪铁路成了“华铁”的一条重要铁路。1937年，启秀女校校址毁于战火，后迁至法租界林森路继续办学，而东宝兴路280号校址被日人侵占。因此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遗址及其附近区域实际均被日人所占。

1917年的地图中标有启秀女校

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四大遗址处建成了几排新工房。1984年，曾担任中共四大记录员兼向导的郑超麟在调查人员的陪同下，来到遗址实地考证，并认定中共四大会址位于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1987年11月1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中共四大遗址为上海市革命纪念地。1995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遗址处勒石纪念。

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虹口区人民政府非常重视中共四大这一红色历史资源，拨出专款，组织人力、物力，寻觅中共四大文物、史料，在专家学者的帮助指导下，于200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80周年前夕，在“左联”会址纪念馆举办了中共四大史料展。2006年在多伦路215号筹建中共四大史料陈列馆，同年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虹口区委、区政府择址四川北路公园建设中共四大纪念馆。2012年9月7日，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

建党百年之际，中共四大纪念馆完成布展提升工程，于2021年5月31日重新对外开放。在重新开馆仪式上，中共四大会址里弄名称“广吉里”作为重要研究成果正式对外发布。纪念馆通过展陈手段，向观众讲述中共四大会址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