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一个世纪的传奇

民国传奇美女董竹君

董竹君（1900–1997），出生于上海，祖籍海门市东灶港镇人。近代知名女企业家，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驱，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董6岁进入私塾读书。民国三年与时任四川副都督夏之时结婚，同年随丈夫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17年董放弃赴法求学之路，从日本毅然回国助夫革命。1929年，因婚姻遭挫，董竹君与丈夫夏之时分道扬镳，从四川只身返沪，在上海闸北创办群益纱管厂，成为上海当时唯一的女老板，此后又赴菲律宾开办纱厂。1935年，董竹君在上海再度创业，因经营“锦江菜馆”有方，在沪曾哄动一时。1940年因国内局势紧张，董流亡菲律宾，锦江店务托人代理。1945年抗日胜利后，董重返上海，锦江逐渐兴旺。至1951年春，董竹君毅然将十六年含辛茹苦经营，时价15万美元的“锦江”两店恭奉给党和国家，并将锦江川菜馆、锦江茶室合并为“锦江饭店”，成为上海解放后接待中央领导和外宾的重要接待宾馆。

董竹君自幼受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思想影响，在年轻时期开始就为革命党人做过工作。30年代开始接触共产党，一面艰苦创业，一面支持革命。1937年，曾与《大公报》女记者蒋逸霄和许广平等人创办《上海妇女》杂志，力使妇女解放；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环境下，曾帮助掩护共产党的工作活动，锦江专设的“特别间”，当时是我党革命同志的秘密集合会及地下党、进步人士、左翼文化界人活动的重要据点。抗战胜利后，曾创办了永业印刷所，协毒印刷局，协助中国共产党印刷革命传单、《革命》杂志、《告上海人民书》等。

董竹君一生经历了中国晚清、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五四运动”、北阀战争、十年内战、八年抗战、解放战争等各个历史生涯，她的一生曾被拍成了31集电视连续剧《世纪人生》。董竹君曾任1至7届全国政协委员，晚年定居美国，于1997年溘然长逝。她在生前完成了自己的世纪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

年轻时的照片

1913年董竹君进入长三堂子不久照的，这也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照相，她身穿当时时髦的黑纱透花夹衣裤，蚌壳式衣领，窄窄的裤脚，大开襟的下摆，紧口的黑缎鞋，鞋面打了一个花结。头发梳成当时最时髦的刘海剪刀式，辫根上扎着鲜红的粗丝线。手腕上带着一对水金花式手镯。

董竹君和夏之时结婚照片

1914—1918年在日本留学期间与大女儿国琼。

晚年董竹君

董竹君的少城十年

董竹君曾经是民国初年四川省副都督夏之时的夫人，她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这位出生在上海的中国第一代女企业家，闻名全国的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全国政协委员，在1919年至1929年期间，在少城将军街、东胜街生活了十年。

东胜街的娴雅主妇

1919年，董竹君和夏之时从老家迁居到成都。在成都，他们先租赁将军街的一座小独院居住，后觉得将军街的房屋比较狭窄，就出资一万元（当时货币），向一位富绅买进了东胜街一个大院子，将军街的院子用来栽菜、养猪、养马。

东胜街大院的住宅，占地约3亩，大小房屋20多间，是一座四进院。宅院坐北向南，两扇钉吊着铜丝衔环的黑漆大门。第一进甬道两旁各有一座小院，第二进是正院，进正院过甬道，绿荫丛中耸立着一栋二层楼房，楼下是会客室。室内摆设豪华别致，红木桌椅、沙发、地毯、古董、油画、字画等。楼西有一个水池，池水清澈见底，池中鱼儿穿梭，中央有一六角亭，假山上鲜花点缀其间。四周茂林修竹，绿荫幽幽。进入第三进，是董竹君全家住的地方，这里是一排房间，正中供有祖宗神龛，西侧是寝室，再西为书房，书房西侧有一小卧室，东侧是孩子的卧室。正房前两侧假山怪石，庭院里摆满了兰花，正房对面是书房，全室花格门窗，室内四周书柜排列，藏有历代古书字画、古董物品，布局古香古色。第四进是一个大院子，四周是白色的长廊，廊前有绿草如茵的草坪球场，球场北角是厨房和佣人住的房子。球场西北角有一个小门，门外就是菜园、花棚、马厩、猪圈——后院的正门在将军街上。那时的将军街无几家人家，街道墙边栽种有梅花、桃花。冬天红梅风姿耀眼，春季到来，桃花格外妖娆，街上翠柏成行，红绿相映，美不胜收。董竹君住在这里，好不快活。

她开始安排她的新生活，董竹君很喜欢法国的自由、平等，特别是女人的开朗、潇洒。她很想去法国留学，于是她开始做准备，打听到成都平安桥有座法国修道院，她前往联系，请院里的法国修女教自己法语。修女很喜欢这位聪明的中国女人，每次董竹君去学习都认真耐心地教授。这时夏之时因时局不稳定，下野不从政了，天天在家栽花种竹、养鸟养马。董竹君每天从法国修道院学习法文回来，有时候在院子里复习功课，有时候帮助丈夫剪剪枝叶、修修花草。这样悠闲自在地生活了两年，董竹君的法语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正当她打算赴法留学时，却怀孕了。生了孩子后，一时又脱不开身，只好放弃到法国留学的愿望。夏之时在家里待久了,也觉得无聊，他在成都包家巷租了房子，创办了锦江公学，每天去忙他的事情。

生了孩子的第二年初夏，董竹君咳嗽不止，她以为是感冒未愈，咳嗽却越来越重，她请了一位法国医官到家里仔细检查，医生用听诊器在董竹君的前胸、后背听了一阵，告诉董竹君是肺病初期。当时由于医疗条件有限，得了肺病犹如现今得了癌症，难以治愈。医生告诉她要多吃营养品、多晒太阳、多休息、要开心、多呼吸新鲜空气。董竹君即刻叫佣人在花园的亭子间收拾了一间卧室，自己搬到花园内静养，并隔离了孩子，不操心家务，按时吃药打针，经过三个月的休养，可怕的肺病竟痊愈了。

将军街的一次惊吓

后来，家里收入减少，开支不过来。1922年，夏之时将东胜街的大院子以28000元的价格出售给杨森部下，全家又搬回重新翻建的将军街居住，用卖房子的钱在梓潼桥、新华街购进和新建100多间店铺出租，供全家的生活开支。

为了翻新将军街的住宅，夏之时和董竹君都亲自过问，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设计并反复修改，修建过程中，董竹君几乎天天过来监管施工，可以说院内的一瓦一屋、一花一树都倾注了她的心血。

重建的将军街住宅，进大门左边是大轿厅、传达室，左行沿花径登台阶是一幢富丽堂皇的大客厅，精致的西式落地窗门，内有壁炉、钢琴、红木家具、环厅摆放烫金木椅，地上铺着羊毛地毯，四面墙上挂有古今名人字画、摆放着古董、花木、盆景。客厅后院有一株一米多高、形状如伞的白玉兰花树。

大客厅左侧相连是一间书房，大客厅右侧相连便是饭厅。出饭厅对面是一排正房，上下都有宽敞的走廊。楼上右侧是董竹君和丈夫的卧室，其余是孩子的卧室。楼下正中是堂屋，供奉祖宗神龛。右侧是夏之时的书房，名“榕山馆”，左侧是董竹君的书房，名“竹节斋”，都刻成绿色横匾装置在门额上。全院遍植常青树，全年都郁郁葱葱，两株翠柏枝叶茂密，几株桂花，秋季盛开时奇香扑鼻，桂树下放置兰蕙20余盆，微风吹来，清香欲醉。

董竹君搬过来后，感觉虽然没有东胜街的院子大，但也秀雅美丽，很是满意。在将军街寓所，董竹君在这里生下了女儿国璋、儿子大明。

生女儿国璋时，还有一段惊险的故事。1922年夏初，董竹君突然月经中断，卧床不起，经治疗不见成效。全家人愁容满面，亲友们都认为这是干血痨病，很难医治。董竹君自己也以为命在旦夕。这件事被成都都督尹昌衡的母亲知道了，她懂一点医术，坐轿子来看望董竹君，一诊脉，尹母就说，什么干血痨病，是怀孕了，因连生二胎，（国琇、国瑛），加上家务劳累，是血亏、胎儿不能正常生长，只要连服安胎药、增加营养、补血调理，是可以保胎的。按照老人的嘱咐，董竹君连服药物两个多月，果然有了怀孕的迹象，足月后生下了女儿国璋。

生儿子大明，也有一段故事。1926年旧历正月初五，是董竹君的生日前晚，亲友们都来祝贺，宾客吃完宴席后又继续打牌。董竹君已经临产，不能陪客人玩耍，但又不能扫客人的兴，就一个人悄悄乘轿子来到四圣祠英国人办的医院，住了进去。第二天一早，家里人不见董竹君，急坏了，夏之时赶紧派人到处寻找。大家想，董竹君已经要临盆了，不可能到哪里去，定是去了医院，于是市内几个医院去寻找，还好梅香丫头在四圣祠医院找到了董竹君，一家人才放下心来。过了一天的早上，儿子大明出生了，这是董竹君生了四个女儿后，才有了一个儿子，全家人都爱如宝贝，异常高兴。夏之时给孩子取名“大明”是按照排行取名，乳名为“和尚”，意思是祝愿孩子无灾难、多福、平安长大。大明满月时，夏之时夫妇在将军街大摆满月酒，宾朋满座，煞是热闹。

桂花巷的“飞鹰”车行

董竹君是一个非常有志向、想做一番事业的人，住在将军街，有了舒适的生活，但她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家庭生活，她常常到祠堂街一个新开的书店订购新书和报刊，接受新的思想和教育。她常在书刊上看到和听到“女权”、女子职业这些问题，很感兴趣。她想到女人没有地位，经济不独立，就谈不上“女权”，她想开办一个女子织袜厂，招收女工，帮助女人走向社会。于是，她将后院的马厩、猪圈全部拆除，在院子里修了几间厂房，买了几台织袜机，办起了“富祥女子织袜厂”，厂门设在东胜街，聘请了两位男师傅，挂起了招收女工的牌子。附近住的女子们见有专门招收女子的工厂，都纷纷报名，进厂当了女工，一时生产火红。董竹君常对女工们说，好好努力学习技术，有了本事，经济上独立了，要花钱自己有，谁都不敢欺负你们。这家女子织袜厂在成都是第一家，当时董竹君家的客人都赞扬道：你们家里前面是琅琅读书声，后面是唧唧的织机声，真是朝气蓬勃，一个了不起的家庭。

1926年，董竹君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得以实施。董竹君出身贫苦，十分同情劳动人民，她想多办企业，帮助一些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挣钱养家糊口。于是，她在隔街的桂花巷租进房子，创办了“飞鹰黄包车公司”，从上海接来父母帮助经营。董竹君的父母每天起早睡晚，从不怠慢。董竹君也是每天天麻麻亮就起床到公司，把板凳放在门口，站在板凳上高声给黄包车夫讲话，教导他们怎样注意出汗后不要着凉，避免生病；对待顾客要客气热情；要注意车子的卫生，经常使车垫、车身保持干净；自身也要讲究卫生，既可吸引顾客，多做生意，也可提高我们车行的名誉，顾客多了，就可以少收租金，增加你们的收入。当时，董竹君学习了国外的一些管理经验，公司车租低、车子的修理费、车夫的制服费都由公司出钱，车夫得病、受伤，也由公司负担医药费，有时车夫付不出租车费，还可以减免或分期付清。因此，车夫都愿意拉“飞鹰”的车子，并自愿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公司生意很是兴隆。那时，董竹君每天除了忙于处理飞鹰车行和富祥女子织袜厂的业务，还要照管家中的日常事务和账目等事务，人客来往，出门应酬、关心孩子的教育，忙得不可开交，但是精明能干的董竹君把这一切合理安排，件件事情都有条不紊，生活、经营都搞得非常好。

可是好景不长，1929年春，四川局势混乱，各路军队招兵买马、扩充势力，设立造币厂，造成币值贬值，百业萧条，人心惶惶。董竹君担心黄包车公司和袜厂无法继续经营，有倒闭的危险，她痛下决心，关闭了这两家付出了许多心血的公司和工厂。

之后，董竹君告别了成都、告别了居住十年的将军街、东胜街，带着子女回上海去了。

锦江红颜——董竹君与夏之时

清末民初，上海的娼妓业十分兴盛，妓院的等级也有明确的划分。最高等的妓院被称为“书寓”，其次是“长三”，“么二”。1918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博耳对世界8大城市公娼人数与总人口比例的调查显示，上海公娼与城市总人口比例为1﹕137，居第一位。

邵雍（《中国近代妓女史》作者）：书寓的妓女，吹拉弹唱啊、琴棋书画啊，都是比较精通的，费用肯定是最高的。然后，比较常见的，就是说是长三堂子。所谓长三堂子呢，或者说长三堂子的一个妓女，她们随便是打茶围，或者说出局演唱，在妓院里面留住客人，都要收三块大洋。那么再等而下之，就是说是一个么二，幺二呢，就是说随便进行类似的这种服务项目，那么收两块银元。那么我们对于当时银元要有一个就是说这样一个大致印象，在上海的一个技术工人，他当时一个月的总工资也就是五块大洋。

1913年，14岁的董竹君被抵押卖入青楼，顶名“杨兰春”卖唱，并拍下了她有生以来的这第一张照片。

董竹君晚年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记述了拍照当天的情景：照相那天，好像是端午节，我戴上自己最喜欢的一对碧绿色的翠玉耳环，穿一身当时最时髦的黑纱透花夹衣裤，将头发梳成最时兴的刘海剪刀式，手腕子上戴了一对水金花式的金镯子，漂漂亮亮地去到时芳照相馆，然而我的心情却是那样的沉闷。——《我的一个世纪》

邵雍（《中国近代妓女史》作者）：民国初年这个阶段，可以说像上海作为一个通商大的口岸城市，或者说远东最大城市，这里面的妓女可以说她是引领这个时装潮流的。比如说女性的一种旗袍，也做了一些改良，比如说她的袖子剪得更短，开襟比较深等等，尽可能地就是说突出女性的一种天然的身体的那种线条，那么就是说达到一种比较好的一种审美的一种效果。

民国初年，妓女是当时照相馆中的常客，她们把拍照当作一种宣传手段。董竹君被卖入的地方，是在上海五马路上的一间长三堂子，堂子口挂着很多牌子，上面写着这座房子里各个房间姑娘们的名字。董竹君初入堂子时，被称为“清倌人”。

邵雍（《中国近代妓女史》作者）：清倌人呢，是卖艺不卖身的。从绝对年龄来讲可能还没有满就是说16岁左右。从她的一个生理的情况来讲，可能她还没有来月经，或者等等，就是说还不具备，就是说一种从事性服务的一些条件。这个就是说是妓院老板手里面掌握的一种后备力量吧。

14岁的董竹君开始了卖唱生涯，每晚奔波在上海的各种风月场所。

蒋丽萍（电视剧《世纪人生》编剧）：当时呢，她老是不笑，因为她觉得自己很痛苦，在这种场合，你老是不笑那些人还老是想逗她笑，这样一来她反而更有吸引力，这个样子，所以她一进那个妓院在做清倌人的时候，马上就红起来。

容貌标致的董竹君，局票越来越多，每晚都安排地满满的。

蒋丽萍（电视剧《世纪人生》编剧）：她特别漂亮，又能唱，唱京剧，她学的是老生，那这样一来呢，一下子就是一个小摇钱树，就进去以后立刻就成了这个老鸨的摇钱树。

对于当时的的情形，董竹君在晚年的自传中曾这样描述：水牌上别的姑娘只有两三张局票，而我的水牌却写满了，并且每天都增加，一直加到五十几，六十几张。天天晚上唱，喉咙有时都唱哑了。——《我的一个世纪》

然而，董竹君并没有在青楼里待满3年，第二年刚开始不久，便只身逃离。

1914年的一个春夜，从妓院里逃出来的董竹君，匆忙跳上黄包车，让车夫把她带到虹口的一家旅馆，在这家旅馆中，一位令她心仪的男子正在等待着她。这位男子名叫夏之时，是董竹君心中崇拜的英雄。

夏之时1887年出生在四川省合江县虎头乡大官田村，早年曾留学于日本东斌学校步兵科，1905年，夏之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夏之时回国，在成都郊外龙泉驿带兵起义。

夏国琪（夏之时女儿）：我父亲在这个组织起义的过程当中，他是用了很多的心血的，而且也很用心去策划，从鼓励士兵，讲演革命的道理，武装自己的武器，一路的浩浩荡荡的队伍，走到重庆的，走了一夜，这样到重庆都天亮了，那么打败了清兵，清兵投降（此处已修改校对），革命成功了。那一年才有24岁。起义成功后，夏之时被选为蜀军军政府副都督，在军政府门前，夏之时留下了这张照片。

夏国琪（夏之时女儿）：24岁身穿军装非常之高兴，而且呢，很英俊潇洒，骑在马上照了一张像，可是我们儿女都没有这张像，是在四川省博物馆，他们珍藏，赠送我们家属一人一张照片。

1913年，夏之时来到上海向孙中山、黄兴汇报四川局势，当时正值各省革命党人共起讨袁，他便留在上海参与策划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在此期间，夏之时遇见了董竹君。

董竹君称夏之时为夏爷，一段时间里，妓院中出现了很多像夏之时一样的革命党人，细心的董竹君发现这些人与其他的客人不尽相同。他们到堂子里来似乎不是为玩乐的。每次来，便是三五人围着茶桌，边吃，边喝，边谈论国事，有时大概是谈什么机密吧，声音很低，还不时掉头瞅瞅周围，看上去他们是做过大事的，是爱国英雄。——《我的一个世纪》

邵雍（《中国近代妓女史》作者）：革命党人，往往在这个情况对他不利的时候，那么就说选择妓院作为他的一个藏身之地，还有他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这个同妓院它本身的一个私密性是有关系的，

蒋丽萍（电视剧《世纪人生》编剧）：妓院它有一个规矩，如果姑娘的那个房间的门帘是拉下来的，那么一般来说任何人都不能把这个门帘给打开，那么这样一来呢，事实上就给这些革命党人的活动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掩护。

这一时期，照料董竹君生活的阿姨，常常跟董竹君讲起妓女的悲惨遭遇，这使董竹君十分担忧，她决定在老鸨逼迫她卖身前，一定要找到一位真心爱他的男子，求得归宿，逃离青楼。

蒋丽萍（电视剧《世纪人生》编剧）：那个时候这一大批人中间，不光是夏之时一个人对她有好感，张三李四有一大串，甚至有一个人当场就把手枪拍出来说你嫁不嫁给我，你要不嫁给我就一枪就打你，那么她当然很害怕，说我嫁给你嫁给你，但是后来这个人也是被人劝阻了，她当时应该说是，因为非常受欢迎，大家都觉得她特别漂亮，那么夏之时是其中的一个。

夏国琪（夏之时女儿）：他发现董竹君年轻漂亮，男人嘛都还总是喜欢几分姿色的，董竹君完全具备这些，年轻漂亮聪明。

相比那些行事粗鲁的客人，夏之时对董竹君十分礼貌，常常与董竹君聊天，也倾听董竹君诉说自己被卖入青楼的不幸遭遇。

蒋丽萍（电视剧《世纪人生》编剧）：夏之时还经常问问她身体怎么样啊，你父母怎么样啊，那么这样呢，其实比对她说我喜欢你嫁给我什么的，可能对她这个感情上更，她更能接受，感觉有人关心我。

袁蕴豪（董竹君纪念馆馆长）：夏之时平日是鼓励她读书。还同他交流中间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她就对夏之时这个人非常崇拜，她知道这个人是一个英雄。所以自古以来有一句话，英雄爱美人嘛，美人爱英雄嘛。

此后，夏之时成为了董竹君的常客，他拼命多摆花酒，有时董竹君的房间不够用，还借用隔壁的房间，只为能多与董竹君相处。董竹君渐渐对这位比他年长12岁的男子，心生爱慕。

我更细心观察夏爷了，见他身材高壮，肤色白润，额宽，眉眼清秀，两目炯炯有神，姿态英俊，性格豪放，二十四岁就任四川都督，真是一位英雄豪杰。至此我就更加爱慕他，并留心夏爷是不是真心爱我。对镜自照，暗自喜欢，以我的相貌是应当配一个爱国英雄的。——《我的一个世纪》

为了考验夏之时的真心，聪明的董竹君常用言语试探，一天，她问了夏之时一个问题，夏之时的答案却伤了董竹君的心。

夏国琪（夏之时女儿）：董竹君问他，你结过婚没有，他说结过，我有个太太得了病还生了一个儿子，这些他如实地告诉了董竹君的。

蒋丽萍（电视剧《世纪人生》编剧）：她一下子就寒了心，因为她自己在妓院也见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有些姐妹她从良，其实就是给人去当妾做小老婆，但是这样的人往往结果很惨，到了夫家以后不被尊重，身世没有多大的改变。所以她一听说他在老家有老婆就非常地沮丧，态度也就冷下来了。

夏国琪（夏之时女儿）：老家给他包办婚姻，第一任夫人姓闫。由于身体不好，得了肺上的病，那么我父亲在外面革命呢，又没有时间回去照顾她，两个人的感情就发生了变化，而且也是，病是越来越重。

蒋丽萍（电视剧《世纪人生》编剧）：这样呢，这个情况呢，一开始董竹君还不相信，以为你这是骗我，一直到后来乡下有电报来，说他的太太已经去世了，电报给她看了，她才相信

1914年初，董竹君的卖唱生涯整整过了一年，她与夏之时的感情逐日升温，就在此时，突如其来的一件事，让董竹君寝食难安。

蒋丽萍（电视剧《世纪人生》编剧）：她的生理变化来了，女孩子来了月经就是一个女人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问题开始紧迫了，这个时候就是说已经有人在议论了，如果这个姑娘特别好，那么她的这个初夜给谁，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筹码。

然而，就在董竹君感到万分紧迫，希望夏之时能尽快帮她跳出火坑时，夏之时却突然消失了。

1914年的1月10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宣布参众两院议员一律资遣回原籍。随后，袁世凯大批捕杀一部分国民党人和原同盟会成员，夏之时也遭到通缉。

夏国琪（夏之时女儿）：袁世凯追杀他，要他和张培爵的（人头），张培爵是正都督，他是副都督，要砍他们的头。谁砍到了头，端他们的头去领奖、领赏，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张培爵就是牺牲了。

袁世凯悬赏三万银元捉拿夏之时，夏之时被迫躲藏起来，并准备逃往日本，但他心中却无法割舍令他朝思暮想的女子，董竹君。同样，因为几日不见夏之时，董竹君相思成疾。一天，她利用上街买东西的时间，径直来到夏之时曾对她提及的旅馆里。董竹君曾这样描述当时见面时的情景：当我一进房门，他就从床上跳起来，抱住我失声痛哭。这时候我才感觉到自己亦是真心喜欢他了。——《我的一个世纪》

蒋丽萍（电视剧《世纪人生》编剧）：人的感情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你天天见面未必就能够感情一天一天地加深，可是呢，突然呢一下子空旷了，一下子他不来了，好多天没来，董竹君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我原来是喜欢这个人的，我非常想念他。

旅馆中，夏之时向董竹君正式求婚，面对这样幸福的时刻，聪明的董竹君提出了三个条件。

蒋丽萍（电视剧《世纪人生》编剧）：一个就是说我不当小老婆，第二个就是说我要到日本去留学，第三个就是说将来我们回来以后，要组织一个很好的家庭。

夏之时爽快地答应了这些条件，并提出马上要为董竹君赎身，然后两人一起逃往日本，未料，董竹君却拒绝夏之时为其赎身。

蒋丽萍（电视剧《世纪人生》编剧）：董竹君的个性比较强，当时她一听要赎身要三千大洋，她立刻就火了，我不要你一分钱，我不要你一分钱去赎，我自己出来，我要是让你用三千块大洋给赎出来的话，以后我就是你买来的，她对自己的独立性很在乎，这一点应该说是中国妇女当中非常早的那种觉醒的人。

无奈之下，夏之时决定冒险留在上海等待董竹君出逃，董竹君则要求他等待两个星期。

回到妓院后，董竹君装病拒绝卖唱，而她与夏之时相好的事情早已被传得沸沸扬扬，老鸨大发脾气，把她关进了西藏路的一幢小楼中。

终于等到了一个月色皎洁的夜晚，这一夜的心情，董竹君后来回忆道：窗外月光明亮，直射房里，似乎在指示我“你要跑，这是好时候”……月亮啊！请你救助我吧。——《我的一个世纪》

凌晨两点，董竹君借口想吃水果，支开了看守的人，

蒋丽萍（电视剧《世纪人生》编剧）：一走这个董竹君就立刻，把所有妓院里给她的那种绫罗绸缎珠宝什么东西全部脱下来，把那个首饰全部放在一个小茶碟盖好，全部，我不要你妓院的任何东西。

董竹君将脱下的丝绸衣物和首饰放好后，身上只穿了一套单薄的白色内衣裤，一口气跑下楼梯，直奔弄堂口，叫了一辆黄包车，来到虹口爱尔近路，夏之时居住的旅馆。旅馆中，夏之时已经和其他几位革命党人整理好行李，准备出发，看到董竹君赶到，十分高兴，但情况紧急，他来不及听心上人的诉说，便决定转移住址，趁着月色，他们一起逃到了一家日本旅馆——松田洋行。

这时董竹君突然感觉到：一直被束缚在身心上的什么东西全部解除了！能向天空飞翔似的浑身轻松，乐开了花一样，这是我第一次对自由的体会，永难忘怀！——《我的一个世纪》

1914年，上海的春天即将结束的时候，董竹君与夏之时正式结婚。这一年，夏之时27岁，董竹君15岁。

蒋丽萍（电视剧《世纪人生》编剧）：结婚照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夏之时穿的是西装，那个董竹君穿的是一套法国式的一个女士的一个裙装，那么这个可能跟当时夏之时这批维新人士，这批革命党人对法国大革命，对自由平等博爱的推崇有关系吧，

夏国琪（夏之时女儿）：如果董竹君不认识我父亲，也许她认识另外一个先生，他们结婚也许是另外一个结果。我父亲改变了她在火坑里的一种生活的状况。

蒋丽萍（电视剧《世纪人生》编剧）：董竹君的一生，她的个人的经历，应该非常传神地，说明了在中国这么一个国度里面，一个妇女要独立，要自强，这么一个过程。

86年后，在一部名为《世纪人生》的电视连续剧中，真实地再现了董竹君与夏之时的爱情往事。然而，这对英雄美人般的眷侣，却终究未能共守一生。结婚后，因为年龄、家庭背景和性格的差异，董竹君与夏之时的矛盾越来越深，1934年，两人在上海正式离婚，结束了他们长达20年的夫妻情缘。

离婚后的董竹君经历传奇，她独自带着四个女儿在上海开创了一番事业，先后创立了锦江川菜馆，锦江茶室。新中国成立后，她将自己经营的锦江川菜馆与锦江茶室合并，更名为锦江饭店，捐赠给国家。

董竹君离婚后未再嫁人，她床前的小桌上一直放着夏之时的照片。

【字幕】

1950年，夏之时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的罪名被枪决。27年后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1997年，董竹君在北京病逝，留下长篇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

1914年4月，初春的上海依旧阴冷，徐家汇桥附近，出现了一些穿着制服的法国巡警。这个月，北洋政府与法国驻沪领事馆签订了《上海法租界外马路划分警权协定》，重新划定法国警权范围，这是上海法租界的第三次扩张，总面积增加到15150亩，比最初划分租界时，扩大了15倍。

一天深夜两点，法租界边缘的西藏路上，行人已寥寥无几，一个穿着白色单薄衣裤的女子，从一条弄堂里跑了出来，在马路边焦急地叫住一辆黄包车，上车后，她催促车夫赶紧离开，并不时地回头张望。这个女子名叫董竹君，后来因为在上海创办锦江饭店而为人熟知。但此时，她的名字叫阿媛，这个春寒料峭的深夜，只有15岁的阿媛，刚刚从妓院中逃出来，决定去找她心爱的男子远走高飞。

董竹君1900年出生在上海洋泾浜边上一排破旧矮小的平房中。洋泾浜是黄浦江的一段支流，上海划分租界后，成为英法两租界的分界河，就在董竹君从妓院中出逃的这一年，法租界扩建，将洋泾浜填平筑路，至此，洋泾浜在上海消失。但董竹君的童年就在这条河边渡过。

蒋丽萍（电视剧《世纪人生》编剧）：她父母当时在上海是最底层的，父亲是拉黄包车，母亲是给人家做佣人。家里很穷，非常穷。我记得她好像是说她家里老是当东西。她又长得漂亮，又聪明，人见人爱。所以呢，周围的人都叫她小西施。

董竹君6岁时，父母节衣缩食将她送进私塾读书，但3年后，父亲因拉黄包车劳累过度患了严重的伤寒症，为了凑足治病的费用，全家四处借贷，贫苦的生活雪上加霜，百般无奈下，父母忍痛将唯一的女儿阿媛，送去学戏，然后以三年三百大洋的价格，将她抵押给了五马路的一家妓院。

蒋丽萍（电视剧《世纪人生》编剧）：她父母的如意算盘是，三年我孩子也长大了，我就可以要回来了，这个三年呢又可以解，这个三百块大洋，又能够解家里的这个窘困。

理解了家中的难处后，董竹君勉强同意了父母的决定。董竹君后来这样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思：在私塾读书时曾读过：“割股疗亲”、“卖身葬父”等，都是为孝。我就这么做吧，让两位老人过点好日子吧！——《我的一个世纪》。

董竹君与她的子女们

凡在上海待过的年纪较长者,大多会知道一位传奇人物——上海锦江饭店女老板董竹君。

董竹君生于1900年,是上海贫民区一个黄包车夫的女儿。由于家庭贫困,13岁被卖入青楼。后来结识了革命党人,自己设法逃出火坑成为督军夫人。婚后随丈夫去了日本,几年后又回到四川。在四川她不能忍受封建家庭和夫权统治,带着4个女儿再次冲出樊笼(留在四川的儿子后来也回到她身边)。在身无分文和丈夫千方百计阻挠的情况下,历经艰难险阻,在上海先后创办了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社,创造了很多商业上的奇迹,后成为上海锦江饭店的女老板。1951年,她率先把价值几千万美元的锦江饭店无偿献给国家,后又连任了7届全国政协委员。

40多万字的《我的一个世纪》是董竹君90多岁高龄时写下的,在这部自传里零星地谈到了一些教育儿女的经验和心得。现将其摘录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从细节做起

董竹君十分注意孩子的卫生习惯,她将在日本时养成的科学的生活习惯带到国内。长女出麻疹时,董竹君腾出一间房子,进行消毒后放两张床,日夜看护女儿40多天,直到女儿完全康复。丈夫对此很不高兴,认为她不该为了一个女孩的病对其他事情全然不顾。但她不顾丈夫的抱怨,依然精心照顾女儿的饮食起居。她初到上海时生活很苦,住在一间三层楼上的小屋内,但她带着女儿每天把房间擦洗得干干净净,连楼梯过道也不放过,把房东乐得合不拢嘴,搬家时恋恋不舍。她的女儿们也因此养成了注重清洁卫生的习惯。

为女儿闯上海

她从四川毅然离家出走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女儿的教育。丈夫认为女孩子无需多读书,董竹君却认为必须让她们接受高等教育。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她带着女儿独闯上海,即使在穷困得靠典当衣物度日时,决心仍不动摇。这颗珍贵崇高的母亲心,真让人感动。

雕琢童心用心良苦

后来董竹君在上海东借西凑,又到菲律宾去招股,办起了一家纱厂。厂务繁忙,不得已,只好把3个女儿送到苏州一家教会学校的附小寄读。她知道教会学校教学比较严格,但又怕孩子们信仰宗教,受帝国主义思想毒害,所以紧紧抓住了放“风筝”的线。每逢周末、假期,就给她们讲些人生和爱国的道理,找些进步文艺读物给她们看,要她们学做家务、热爱劳动,培养她们善良热诚、助人为乐、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还让她们多接近大自然,养成胸怀开朗和爱美的兴趣习性。

她还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坚强的意志和勇敢的精神。有一次她让只有12岁的女儿从上海乘火车去南京,送一笔钱接济一位亲戚。但当孩子到达南京下关时,城门已经关紧,她不敢乱花钱,就在城门脚下睡了一晚。听女儿回来告诉她这番经历,她既心疼又感到高兴。她对女儿的教育是费尽心机的,她常说孩子是洁白无瑕的,决不能让“风筝”断线,迷失了方向。女儿在外地读书,她书信不断,一次次教育她们:为人做事要有责任感,要光明正直;处理事情要理智,对客观事物应全面分析研究,不要主观,更不要任性……

她在锦江饭店当老板时,决不让孩子们随便走进店里。她自己要会见朋友,除非是进步人士,其他三教九流的人,都不让孩子们接触,就是为了防止孩子们沾染十里洋场的社会恶习,真可谓用心良苦。

董竹君一生坎坷,在开办锦江饭店前,她曾因宣传抗日被抓去坐过牢,保释后又到杭州避难。大女儿除了照顾妹妹,还要探监送饭,奔波在好几户人家教钢琴,以所挣的钱来维持一家生活。这当然与母亲平时的教育分不开。

追求真善美

这是董竹君教育儿女的中心内容。1931年7月,鲁迅先生在环龙路一所暑期学校演讲,题目是《上海文艺之一瞥》。董竹君明知4个女儿都听不懂,但为了让她们在进步思想的氛围中受到熏陶,还是带着她们去听,并让她们乖乖地坐在最后一排。回来的路上,孩子们不断地问七问八,做母亲的心里特别高兴。

有一次她带着大女儿去观看苏联电影《伏尔加河船夫曲》,当见到破衣烂衫的船夫们驼着背、弯着腰、低着头,肩负手拉一根粗绳,拖着大船沿着河边艰难行走,嘴里哼着凄婉悲壮的船夫曲时,母女俩都深受感动,在回家路上也禁不住学着哼唱起来。后来,这个女儿成了一名音乐家。

疼爱却非溺爱

董竹君既是一位慈母,又是一位严母,对孩子决不溺爱。孩子弄坏了东西,做错了事情,只要认错就不追究。但如果说谎耍赖,那就会不客气。她常对她们说:“你们之中若有一个不听我教导,走上错误道路,我决不饶恕!”她把严父和慈母的双重责任,都担在自己肩上了。她的心血没白费,5个儿女个个成材,也个个敬重母亲。

她在教育儿女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视同仁,决没任何偏心。常有熟悉的朋友问她:“你最喜欢哪个女儿?”她回答:“谁有困难,就同情谁,帮助谁。”这句话言简意赅,说明了一个母亲的宽广胸怀。

董竹君的心血没有白费,她的儿女们如今也都年逾花甲,第三代、第四代都有了。她们常对人说:“感谢母亲把我们带离一个封建家庭,使我们有了崭新的人生。”

当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记者采访董竹君,问她当年把辛辛苦苦创立的一番事业交给国家,心里是怎么想的时,她答道:“我一生参与支持革命,就是这个大目标。我从来没有把这些东西当成自己的财产,没有这个观念。当我把锦江交出来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不赞成。我告诉他们,解放了有很多事情好做,就怕你做不来。”

这一席话,也是她教育儿女的成功“秘诀”。第一,自己的思想要正,要跟上历史潮流;第二,要儿女刻苦学习,练就本事,以免将来有事“做不来”。

好的育儿心经犹如陈年老酒,经年醇香不减。望你仔细地品尝这份醇香,从这位充满传奇但又不平凡的母亲身上悟透“育儿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