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1916年3月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一个农民家庭，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任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在主力红军长征后，他跟随项英、陈毅等同志在赣粤边游击区进行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丕显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青委书记、青年部长，动员和组织大批革命青年参加新四军。1941年皖南事变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城镇转入农村。时任苏中区党委副书记的陈丕显为迅速打开农村工作的局面，积极推进减租减息。
1943年是苏中敌后战争最艰苦的一年。战争的残酷，加上局部地区爆发的蝗灾、旱灾、涝灾，造成根据地财政上的重大困难。陈丕显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抗日根据地财经工作的总方针，经过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根据地经济得到恢复，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解决了党、政、军的财政困难问题。
为进一步加强经济斗争的组织领导，区党委决定苏中区及各地委建立财经委员会，陈丕显兼任苏中区财经委书记。他带头做表率，主动削减自己的津贴费、伙食费、办公费和保健费，艰苦奋斗的习惯在根据地蔚然成风。
陈丕显积极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动和民主人士交朋友。他团结一大批当地爱国民主人士参加解放区的建设。
1945年4月，陈丕显任中共苏中区委书记、苏中军区政治委员。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但部分日、伪军拒绝向我军投降。陈丕显和苏中区党委向各分区发出指示，广泛动员部队、群众，向日、伪盘踞的据点发起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8月23日，新四军攻占苏中第一个县城宝应，至9月上旬，苏中辽阔平原已无敌踪。
解放战争时期，陈丕显先后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华中工委书记、苏北军区政委。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1995年8月23日，陈丕显因病在北京逝世。
追忆陈丕显同志二三事
陈丕显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3岁就参加红军，是当年中央苏区著名的“红小鬼”。
1916年3月，陈丕显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南阳镇（原长汀县南阳区）。生他养他的红色故土和父老乡亲，是他心中永远的牵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老曾三次回乡调查研究，体察民情，访贫问苦，排忧解难。他的一言一行，充分展示出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一身正气的崇高品德，他坚定的信念、高尚的人格、求实的作风和赤子的情怀，一直深受家乡人民的景仰与怀念。
“大家不要怕讲真话”
陈老第一次回乡是在1960年4月下旬，他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政协主席，阔别家乡已整整28年。出发前，他给自己定下了“三条纪律”：一是轻车简从，不准贴标语，不准敲锣打鼓迎送；二是不准铺张浪费，只吃稀饭、青菜，不准吃干饭和鱼肉；三是不准妨碍春耕生产。
入闽后，陈老与老战友、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叶飞在邵武县（今邵武市）会了面，就驱车经三明、永安，回龙岩。每到一地，陈老除了简要听取沿途县乡汇报外，都要亲自去看看公社的食堂，到农民家里揭揭锅盖，看他们吃些什么。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很多地方在闹饥荒。陈老看到不少群众喝的稀饭稀得可以当镜子，许多人家吃了上顿没下顿，靠野菜充饥时，心情异常沉重。
5月2日，陈老回上杭南阳。由于从南阳到他家官余村官连坑是乡间小道，不能行车，到南阳之后他便和随行的同志改为徒步前行。一路上，他主动向正在田间地头劳动的群众问好，不时停下脚步询问村民的生产、生活情况。
在与亲人团聚之后，陈老便在村子里挨家挨户走了一圈。当看到离别近30年的家乡面貌仍然没有多大变化，群众吃糠咽菜，有的面黄肌瘦，有的叫苦哀求，陈老原先那份重返故乡的兴致早已荡然无存，内心充满了痛楚和内疚：“我们真是愧对革命老区，愧对先烈啊！”
快到吃晚饭时，公社领导特地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陈老一看就火冒三丈，沉下脸，说：“群众吃糠咽菜，你却叫我吃肉喝酒，我能吃得下去吗？请你们立即把酒菜撤下去。”陈老接着重申:“从明天开始只能上稀饭和青菜，谁再摆酒肉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陈老回乡的消息不胫而走，乡亲们不约而同地来看他，很快就聚集上百人。陈老当即把原定第二天召开的群众见面会提前举行，直接听取大家的意见。
一位名叫陈从明的村民激动地喊陈老的乳名，他大声说道：“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就不晓得该不该讲真话？”
看到乡亲激动的模样，陈老深知他有许多话要说，便大声说道：“你有话就尽管讲。”
“我讲了真话，你走后会不会有人把我打成反革命呀？”陈从明忧心忡忡。
陈老看了看在场的陪同领导，坚定地说：“你反映真实情况，怎么会成反革命呢？不要怕讲真话，你大胆讲出来！”
这时，陈从明再也控制不住了，一五一十地诉说生活的困难：“去年发大水又下了冰雹，粮食减产，可是公社却向上级浮夸说粮食跨过《纲要》，现在征购任务是按照跨《纲要》的指标来下的，我们完成征购后，家里就没有多少余粮了。饭吃不饱，靠挖野菜充饥不是几户几十户，很多人得了浮肿病，有的地方还饿死人。有的头头只顾扛红旗争先进，不顾群众肚皮，不管群众死活，这是天灾人祸啊！”
接着，一位头发花白、瘦骨嶙峋的老大娘站起来拉着陈老的手哭诉说：“从来都没有饿得这样透（厉害）呀！我一家饿得不行，上山采山苍子树叶碓糠吃，头都被碓打破流血呀！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啊！你要救我们呀！”
老大娘的哭诉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群众，会场上哭泣声一片。面对此情此景，陈老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辛酸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第二天，陈老告别乡亲来到南阳公社，参加公社召开的烈军属代表和基层干部会议。到会的有100多人，把会议室挤得满满的。
会议一开始，有位代表就抢先发言：“我们公社在‘三面红旗’照耀下，形势一片大好，粮食亩产800斤，跨了《纲要》，群众生活比过去好多了……”
陈老一听，马上打断他的发言：“不是有很多群众在饿肚子吗？你还空谈形势大好？”接着提高嗓门说：“本人最厌恶的就是弄虚作假，我坚决反对浮夸，希望大家讲真话！”
在陈老的鼓励下，黄启智老人发言了。他气愤地说：“有人说我们公社的粮食亩产800斤，除非把田里的泥土挖出来凑数！这里的实际产量不过是二三百斤，领导不是不知道。现在群众吃不饱，要筛糠、摘树叶当饭吃。虚报浮夸害苦了我们老百姓。”
5月4日上午，陈老提议把龙岩各县县委书记请来，听听情况。各县县委书记汇报了缺粮人数，浮肿、生病、饿死人的数字，情况相当严峻。
陈老彻夜难眠，把自己几天来的调研情况如实向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叶飞作了通报，还提出有针对性的救灾意见。叶飞书记很快召开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拨粮1300万斤给龙岩地区，以解决燃眉之急。陈老被乡亲们称赞为“救命恩人”。陈老还将这次回乡所了解的情况书面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充分肯定。
“权力不能用来谋私利”
陈老第二次回乡是在l986年5月，他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代表党中央出席在龙岩举行的全国武警部队“警民共建法制文明城”经验交流大会。
会后，陈老回到家乡上杭南阳给父亲扫墓。在他出生的老房子“位三堂”与早就等候在这里的亲人座谈，他的胞弟陈家齐为他一一介绍陈家后生。一时间，老屋传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
“伯公爷爷好！”当家齐介绍到自己的孙子陈杭芹时，小伙子的文雅举止让陈老非常喜欢：“你可要好好读书，将来成为国家有用之才！”随后，他又鼓励说：“学习要靠自己，要努力考上大学。”
小伙子记住了伯公的教诲，勤奋好学，后来如愿以偿，考入厦门大学。陈老得知后高兴地说：“佬弟家也出了大学生，真不容易。”小伙子在大学期间积极上进，加入了党组织。为此，陈老专门委托身边工作人员给他写信：“组织上入党未必算是个好党员，关键要在思想上入党，一生都践行好党的宗旨。”
几年后，陈杭芹大学要毕业了，家齐向陈老说起孙子的事，希望他能帮忙找份工作。陈老严肃地说：“我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不能用来谋私利，你们不要想沾光。”家齐一时想不通，陈老又开导他说：“你想想，如果我给你孙子找工作，群众会怎么看我?群众会指着我的脊梁骨骂啊，说我们搞封建社会‘封妻荫子’那一套。”后来陈杭芹在伯公爷爷的严格要求下回到闽西工作。
权力不为私利谋，陈老对陈家人是这样的，对承载陈家记忆的老房子“位三堂”也是如此。陈老追退款的故事，在当地传为美谈。
“位三堂”是一座典型的客家民居木构建筑，是陈老的祖父所建，迄今已有120多年历史。陈老出生在这里，生活了13年。
1987年冬，老房子意外着火，大门被烧，厢房被毁。火灾发生后，当地党委、政府极为关心，按救灾的有关规定给了陈老胞弟3000元补助款，帮助修缮。陈老得知后立即给胞弟写信说，我们家有困难，国家也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很多，这钱你们不能收。兄弟们凑一点，依靠自己的力量把老房子修好。当年12月，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到官余村慰问革命烈属时，看到“位三堂”尚未修好，便要求民政部门帮助解决。
1988年6月，陈老听说福建省民政厅拟拨5000元救灾款给老家修缮“位三堂”，便亲自出面进行制止。他再次写信给胞弟，严肃地说：“这事很不好，我已制止了。是不是你向民政厅申请的？千万不要去申请，千万不要给政府添麻烦。”
7月，一位侄子从上杭来北京看望陈老。一见面，陈老就问：“老家是不是向政府要了钱？”侄子回答说：“没有，是县里和镇里知道‘位三堂’遭火灾，按救灾补助的有关规定送来的。”
陈老听后非常生气：“我曾写信给家齐，叫你们千万不能接受政府的修房钱，你们怎么还没把钱退还给政府呀？”接着陈老又说：“现在，我们国家贫困面还很大，不少群众生活很困难。老家的生活还算过得去，县里补助的3000元应该给更困难的群众。你要负责把钱退还给政府。我要看到退款条。”就这样，在陈老的催促下，家齐把3000元退还给了上杭县民政局。
“没有人才，老区就发展不起来”
陈老第三次回乡是在1989年12月，他是应邀专程来参加纪念古田会议召开60周年活动的。
会后，陈老就迫不及待地要回上杭南阳，去看一看他的母校——龙田中心小学（原龙田书院）。这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和光荣历史的学校，1930年6月，毛泽东主席曾在此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南阳会议”。对母校，陈老怀有特殊的感情，他第一站就来到母校看望师生并与师生座谈。
在座谈会上，南阳镇镇长向陈老反映全镇人民希望龙田书院复办中学之事。陈老当即向身旁的省、地陪同领导说：“这个要求不过分。没有人才，没有知识，老区怎么发展？老区要兴办教育，培养人才才有希望。”
这以后，复办龙田中学就成了陈老心中的夙愿，他经常过问筹建的进展情况。在他的关心下，1993年龙田书院复办了初级中学，当年设5个班，共招收学生280多名。陈老闻讯后十分高兴，还亲笔题写了校名。
不久，家乡群众又把创办高级中学的愿望报告了陈老，他亲自在有关报告上作了批示，并转给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希望国家教委给予政策支持。
1995年初，已是重病缠身的陈老依然挂念着龙田中学创办高中一事。4月初，他已处于病危之中，呼吸有时都很困难，但仍然在病床上给国家教委领导打电话，询问龙田中学创办高中的落实情况。
1995年8月，陈老因病与世长辞。在他病重和弥留之际，特地派二儿子陈东棋代表他专程回乡察看校舍建设情况，并把自己住院时老战友的孩子们凑来看望的1万元捐给龙田中学，还留下遗嘱，将生前的著作、藏书、题词以及收藏的名画、名帖全部捐赠给龙田中学。“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陈老一生挂念龙田中学，此情此义，令人叹服！
除了关心老区教育事业，福建工业的艰难起步也与陈老的有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建作为海防前线，国家没有投入建设大中型的工业项目，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而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工厂数量多，技术水平高，产品的质量也好。陈老长期在上海市担任主要领导，对福建的工业建设非常关心。一次，时任福建省副省长梁灵光见到陈老，希望上海里弄、街道的一些小工厂能够搬到福建来。陈老当即表示支持：“要什么厂，任你们福建挑。只要符合福建的资源条件就行。”福建最丰富的资源是森林，而木材加工业却很落后。所以，第一批迁来福建的工厂是闸北锯木厂和普陀锯木厂。
1959年秋，上海纺织工业局准备将正义兴、维大、鼎顺3个丝绸厂迁出去，陈老首先想到了福建。福建省政府立即发函给上海市计委，请求将这3个厂迁来福建。当年福州丝绸印染厂就是靠上海的技术力量筹建起来的。
1960年8月，上海市委和福建省委商定，从上海迁移30家工厂到福建。当时，先后迁入福州的有玻璃厂、搪瓷厂、开关厂等。迁入三明的有食品厂、糖果厂、毛巾厂、针织厂、汽灯厂、皮鞋厂等十余家。龙岩被单厂、邵武丝绸厂也是那个时候迁入的。上海迁来的这些工厂，对带动福建地方工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三次回乡后，由于身体原因，陈老再没有回福建了，但他对家乡的关心从未停止：1990年12月8日，他致信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建议对朱熹的历史文化地位加强研究，扩大福建的影响力；1991年，致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建议批准宁化卷烟厂项目，同年4月22日，致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希望解决宁化老区建设问题；1992年两次致信时任交通部部长黄镇东，请求支持福建宁德地区和龙岩地区公路建设问题……
情系桑梓，泽被八闽。陈老对人民、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深深印刻在了这片红色的土地上，铭刻在一代又一代闽西儿女的心坎里，而他三次返乡的故事，将伴随着清澈流淌的汀江水，流经岁月，留芳人间。
陈丕显与周恩来
陈丕显对周恩来十分敬仰，恰似学生对师长的敬重之情。他曾在一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我和我的许多同辈人一样，越来越感觉到：周总理是参天的大树，我们只是在他的浓荫下生长的矮小灌木。周总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辈，我们只是在他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后人。周总理是德高望重的师长，我们只是在他的领导和指引下担负一定工作责任的学生。
回顾我自己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也可说凡是重要历史时期和转折时刻，无不得到周总理的教诲，无不感受到他的强大精神力量的影响。
1932年，陈丕显首次见到周恩来。那时，陈丕显在共青团福建省委工作，年仅16岁，而周恩来已经是备受敬重的党和军队主要领导人。第二年，陈丕显调到瑞金的少共中央工作，周恩来是中央领导人，两人经常有机会碰面。抗战初期的1938年、1939年，陈丕显先后在武汉、延安见过周恩来。周恩来对同志特别是对青年同志循循善诱，平易可亲，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泰然自若，不知疲倦地为党和革命事业工作，这些都给陈丕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前后，陈丕显与周恩来保持着紧密的工作关系。无论是在苏中、华中工委，还是在苏南、上海市委工作，陈丕显都是从周恩来的讲话、函电和指示中，领会和了解了很多党中央、毛泽东的决策和教导，都坚决遵循周恩来传达或作出的部署和决定做好各项工作。
1966年春，陈丕显被确诊患了鼻咽肿瘤，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周总理亲笔复电指示确定陈丕显的治疗方案，嘱咐陈丕显安心静养，并在出差路经上海时与邓小平一起专门到医院探望。
“文化大革命”期间，身处逆境的周恩来为了尽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宵衣旰食，呕心沥血。同样身处逆境的陈丕显，面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威逼利诱不为所动，而一闻知总理的召唤，就马上行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昆山事件”发生之后，1967年元旦凌晨3点多，总理打电话给陈丕显，首先对陈丕显的健康表示关心：“阿丕，你身体好吗?”陈丕显回答：“身体还好，可以坚持工作，有什么任务，总理您就下命令吧!”总理忧虑地询问了有关“昆山事件”的情况，并说：“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昆山事件’要尽快解决，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中断。”
尽管陈丕显当时身体尚未康复，政治形势又那样险恶、复杂，但他知道总理处境艰难，心甘情愿为敬爱的总理分忧，所以他真诚而坚定地对总理说：“我听从总理指示。我们正在做工作，力争明天通车。”
在电话里，陈丕显还向总理倾述了自己对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疑惑、苦闷和委屈，越说越激动，一时竟说不下去。总理十分坦诚地对陈丕显说：“阿丕，这些问题我很难回答你啊。但有一条，大不了就罢官嘛。没罢官之前，照样工作……”
不幸的是，这次通话成了两人最后一次谈话。陈丕显从此投身到与林彪、“四人帮”一伙面对面斗争的前沿阵地，与丑恶势力作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
总政治部主任人选之变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是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管理全军党的工作和组织全军进行政治工作的最高统率机关。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岁月以及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总政治部的地位、作用都十分突出。毛泽东、王稼祥、博古、任弼时、刘少奇、罗荣桓等人都先后担任过总政治部主任。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当年中央苏区的“红小鬼”陈丕显曾经与总政治部主任一职擦肩而过。本文结合陈丕显的不凡履历，着重披露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解放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兵团政治委员
陈丕显，1916年3月生，福建上杭人。1929年起，他开始在中央苏区从事共青团工作，和胡耀邦、谭启龙等是中央苏区著名的“红小鬼”。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时，陈丕显在中央苏区任共青团中央儿童局书记。他们的办公地点离得不远，毛泽东常常过来与陈丕显等“红小鬼”聊天，使得陈丕显有幸直接聆听毛泽东的教导。那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苏区领导人都亲昵地称陈丕显为“阿丕”。1935年初，陈丕显任少共赣南省委书记。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跟随项英、陈毅等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不久，陈丕显被调到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工作，任青年部部长、青委书记。后随军东进，参与创建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历任苏中区党委副书记、书记，新四军苏中军区政治委员。在担任苏中区党委书记兼苏中军区政治委员期间，他领导苏中军民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到抗战胜利时，苏中根据地面积扩大到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800多万，拥有4个纵队的兵力。解放战争时期的4支部队第二十军、第二十三军、第二十四军、第二十九军均来源于这个地区。抗战期间，陈丕显在苏中地区充分展现了他的领导才干，逐渐成长为一个重要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
解放战争时期，陈丕显历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政治委员，华中工委书记，苏北兵团、苏北军区政治委员等职。1947年夏，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陈丕显所在的华中内线部队与山东兵团相呼应，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形成两只拳头左右夹击，有力地支援了其他部队的外线作战。
1948年3月，为便于作战指挥，华东野战军将所属部队重新编组：以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第一兵团（亦称粟裕兵团，粟裕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以第七、第九、第十三纵队和新建的渤海纵队组成第二兵团（亦称山东兵团和许谭兵团，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以第三、第八、第十纵队组成第三兵团（亦称陈唐兵团，陈士榘任司令员，唐亮任政治委员），以第二、第十一、第十二纵队组成第四兵团（亦称苏北兵团，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治委员）。陈丕显作为兵团负责人，能与上述人物并列，也充分反映了他在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中的不凡地位。
苏北兵团组建后，苏北、苏中、淮北、淮南的地方武装统归苏北兵团指挥。韦国清、陈丕显率部在苏北战场连续歼敌，有力地配合了中原和山东战场解放军的作战。放眼全军，陈丕显也是解放军设立兵团建制后最年轻的兵团政治委员，时年32岁。与陈丕显同龄，1955年授衔时最年轻的上将萧华任兵团政治委员时的年龄比陈丕显大了几个月。
之后，陈丕显随军参加了淮海战役。身为华中工委书记的陈丕显领导华中支前司令部，仅在华中地区就动员了民工107万人，其中随军民工22.5万人，供应粮食达5500万公斤，有力地支援了淮海战役。
众望所归调中央任职
1949年4月，陈丕显任苏南区党委书记、苏南军区政治委员，领导苏南地区1100多万人民积极投入土改、反霸及发展生产运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2年2月，陈丕显调上海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市委第四书记、第二书记、书记处书记。1956年9月，陈丕显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是这届中央委员会中最年轻的成员，时年40岁。
1965年4月，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病故后，陈丕显主持上海市委全面工作。“文革”前邓小平长期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丕显负责上海市委常务工作，两人工作来往很多，邓小平对陈丕显一直很看重。1965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找陈丕显谈话，谈到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班子时说：“华东局第一书记以后再议；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就阿丕你来搞了。”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后，陈丕显在“文革”前为数不多的几个“少壮派”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中的地位相当凸显。对于陈丕显在上海的工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在上海，陈云多次当着陈丕显的面对一些干部讲：“我们两个姓陈的看法是一样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丕显受到迫害，被关押长达8年之久。1975年夏，在邓小平的关心下，陈丕显恢复了中断近9年的组织生活。9月29日，邓小平又书面请示毛泽东：“陈丕显同志曾多次提出到北京治病，未予置理。最近上海市委安排他为市革委会副主任。我的意见，他还年轻（不到六十），也有能力，是否可以考虑：先调来北京，然后分配到哪个省去工作……”次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陈丕显很快去北京报到，摆脱了在上海的困难境地。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初，中央安排陈丕显到云南担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陈丕显正在考虑去还是不去时，叶剑英找他谈话。陈丕显在上海工作期间，与叶剑英交往甚密。陈丕显处事细心、周到，叶剑英每次来上海考察或休息，总是喜欢让陈丕显安排一切。他对陈丕显说：“阿丕，如果你身体不适应高原气候，你就干脆回部队算了。”陈丕显的老首长粟裕也对陈丕显说：“干脆回部队，现在好几个大军区都缺干部，比如南京军区就没有政委呢。”但是，当时赋闲在家的胡耀邦跟陈丕显说：“现在的形势还在变化，不可能让你一直在云南的。好久没工作了，抓住时机，无论干什么先去。”于是，陈丕显不再犹豫，选择去云南工作。
仅仅数月之后，1977年7月起，陈丕显先后任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后兼任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到湖北工作后，陈丕显坚决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采取有力措施，消除“左”的错误影响，迅速开创了湖北各项工作新局面。他在湖北的工作受到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人的很高评价。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上酝酿成立中央书记处。在各小组讨论人选时，很多小组提议让陈丕显进入中央书记处。不少代表在发言中认为，陈丕显工作能力强，经验丰富，他在上海、湖北主政期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遭受了严重迫害，体现了很强的党性原则。
会议间隙，胡耀邦专门到陈丕显的住处，谈大家提名他进入中央书记处一事，之后还约陈丕显到他的住处又专门谈了一次。这一时期，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曾多次考虑陈丕显的工作变动问题：一是考虑让他回上海担任市委第一书记，二是考虑让他进入新成立的中央书记处担任书记。可是当时湖北省各项拨乱反正工作刚刚展开，陈丕显如果离开省委第一书记岗位，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人接替，所以中央才决定暂不调动陈丕显的工作。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开。会前，中央下决心调陈丕显到中央书记处工作。
确定为总政治部主任人选
中共十二大前夕，在中央军委领导班子调整酝酿过程中，时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韦国清由于身体健康等原因，将退出中央军委领导班子，并不再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在酝酿总政治部主任接替人选的过程中，中央考虑“文革”虽然结束数年，但军队还受到许多“左”的思想的严重束缚。军队的一些好传统被破坏，政治工作遭到了削弱。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不少，如派性、“文革”余毒等。因此，希望选择有部队政治工作经验，与“文革”期间军内问题牵扯不多的人主持总政治部工作，并能够恢复和发扬军队的优良传统，开创军队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这样，战争年代从事过军队政治工作，并在“文革”中经受过严峻考验，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武汉军区政治委员的陈丕显进入了中央的视野。从实际情况看，具有丰富政治工作经验，经历过多个党政军岗位历练的陈丕显是比较适合的人选。陈丕显时年66岁，在当时高级干部年龄普遍老化的情况下，还算是年富力强的。同时，军队历来也是个比较讲究资历的地方，陈丕显作为解放战争时期的兵团政治委员，这个职务也是在和他同龄的军队高级干部中少有的。
随着十二大的临近，1982年7月15日，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十二大人事及相关筹备问题。8月14日，邓小平前往陈云住地，同陈云、李先念商议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人事安排。邓小平为陈丕显到军队任职一事，还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委其他领导进行了商量。经过较长时期的人事酝酿，在十二大召开之前，中央明确陈丕显拟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领导成员、总政治部主任。
当时，邓小平、胡耀邦、陈云、杨尚昆等人都找陈丕显谈过话，通报了中央拟让他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领导成员、总政治部主任的意图。在谈话中，陈丕显表示完全服从中央的决定，听从中央的安排。同时，邓小平等军委领导就陈丕显到军队任职一事还与军队各大单位领导打过招呼，军队的高级干部均知晓此事。陈丕显到军队任职一事只待十二大结束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正式决定和发布命令。
9月1日，在中共十二大开幕当天，坐在大会主席台上的军队各大单位领导，如张廷发、叶飞、刘华清、廖汉生等见到陈丕显时都称呼他“陈主任”，还给他敬军礼，说向他报到，希望会议结束后向他汇报、请示工作。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有关人员还专门给陈丕显和他的两个秘书量体裁衣，制作军装。两个秘书对能到军队工作，都很高兴。会议期间，陈丕显作为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与湖北省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住在空军招待所，正好上海、江苏、云南代表团的驻地也在那里。上海、江苏、云南都是陈丕显以前工作过的地方，认识的人很多。会议就餐以及休息期间，上海、江苏、云南等省市的领导也都来看望陈丕显，对他将要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军委领导成员表示祝贺。
总政治部主任人选之变
没有想到的是，中共十二大会议期间出现的一个意外情况，改变了中央对陈丕显的任职安排。
十二大召开之前的人事酝酿中，中央决定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余秋里在十二大后继续留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由负责经济工作改为分管政法工作。根据新一届中央书记处的分工，拟接替彭真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一次，在邓小平家开会，邓小平专门向余秋里说明中央对他工作分工变动的安排。余秋里感到自己过去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对政法工作不很熟悉，希望能重回军队工作。但是，余秋里觉得自己找邓小平谈重回军队的想法不方便。于是，他就托王震向邓小平提出自己的想法：“我到书记处以后不管政法，能否与丕显同志调换一下，由我做总政治部主任，丕显同志做中央政法委书记，主管全国公检法工作？”
对于王震汇报的余秋里重回军队的想法，邓小平很慎重。他考虑到余秋里虽然离开军队已经24年，但在战争年代余秋里就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解放战争时期，余秋里在西北野战军率先运用诉苦和“三查”方法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极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1958年调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后，在甩掉“贫油国”帽子的过程中，他进一步把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创造性地运用到石油战线上，形成了一整套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收到良好的成效。应该说，余秋里重回军队从事政治工作也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于是，邓小平委托胡耀邦，征询陈丕显对余秋里提出的调换工作分工的意见。陈丕显心胸豁达，对前来征询意见的胡耀邦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到总政治部也可以，到中央政法委也可以。”
在得到陈丕显的答复意见后，中央就关于军委组成人员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人选问题再次征求相关领导同志的意见。1982年9月10日，邓小平审阅了关于中央军委组成人员和总政治部主任人选征求意见情况的报告后，作出批示：“就这样改定：秋里去总政，丕显管政法。”在进一步征求其他领导人意见后，中央正式决定余秋里和陈丕显原拟任职务互换一下，余秋里改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陈丕显改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9月12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陈丕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9月1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任命余秋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9月21日，余秋里到总政治部上任。由于来不及做军装，他是穿着蓝色中山装上任的。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的任命晚了一些。10月，陈丕显到中央书记处上任，开始分管政法工作。1983年5月，他接替彭真，担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这样，经中央同意，余秋里就与陈丕显在工作分工上完成了调换。对此，余秋里非常感激陈丕显。十二大大会主席团开会期间，在得知陈丕显同意调换工作分工及中央又重新作出决定后，一次见到陈丕显，余秋里当着众人的面，对陈丕显说：“阿丕，我感谢你。我要请你吃饭，连续三天请你吃饭。”然后三鞠躬，以表示对陈丕显深深的谢意。
在分管政法工作期间，陈丕显协助彭真，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安全，为创建武装警察部队，加强政法干警队伍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