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石——“台州式的硬气”

柔石

柔石故居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大批文艺青年因为怀抱革命的理想及对自由的渴望走到了一起，将文字化为匕首，刺穿白色恐怖的雾霾。在当时反抗国民党政府文化“围剿”政策、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文艺集团“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有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说话带着浓浓的宁波口音，对待革命事业热忱而执着———他就是柔石。

1931年2月7日，五位“左联”作家同另外十九位共产党员一起，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枪杀，史称“左联五烈士”。如今，一晃83年过去了，历史和家乡从来没有忘却他们———以他们名字命名的故居纪念馆，成了当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中共党史教育基地；他们的作品化身精神食粮，感染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柔石（1902—1931）原名赵平复，化名少雄，浙江宁波宁海人。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到上海从事革命文学运动，曾任《语丝》编辑，并与鲁迅先生同办“朝花社”。1930年初，自由运动大同盟筹建，柔石为发起人之一。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柔石曾任执行委员、编辑部主任。同年5月以左联代表资格，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1931年1月在上海被捕，同年2月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

萌芽：革命新思想的洗礼

很多人知道柔石，是因为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他（柔石）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今宁波市），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方孝孺因明成祖朱棣篡位，不肯草诏，明成祖以夷九族相威助。孝孺回答说：“十族何妨！”致使九族以处，株连到亲友们，被杀害的有873人之多。柔石的启蒙教育，正是在当地纪念方孝孺的“正学小学”，估计也是耳濡目染了这种“硬气”。

1918年秋，柔石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除努力于学业外，也很留意阅读一些有关苏联和社会主义的书籍。他在一封家信中曾说：“俄国为实行社会主义之一国，其目的在打破万恶之政府，以谋求世界之大同，改革贫民之经济，以求人道之实现。欲人人安乐，国国太平。”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响应，在学校加入了文学团体晨光社，开始从事新文学活动。

1925年春，柔石怀着追求新知、寻觅新路的渴望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五卅”惨案的爆发，对柔石震动极大，看社会之现实，联系自己的境地，他在日记中写道：“国民，中国的国民！也不是，也不是。我全没有一分国家的观念，更没有一分国民的责任。五卅！五卅！别人的血是何等沸！而我却没有帮她出过一颗汗！什么爱国团，示威运动，国民大会……和我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他们结队呼喊着走，而我却独自冷冷静静地去徘徊，好似亡了国，都不相干似的，我好算国民吗……”

由此，柔石开始把自己的个人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把个人对现实的不满和抗争，纳入了向黑暗社会冲击的洪流，7月8日的《战！》就是他要为祖国的复兴而作的誓言。

1927年春节后，在北伐军胜利进军形势鼓舞下，柔石重回镇海中学。不久，形势逆转，四一二腥风血雨笼罩镇海，柔石冒着生命危险通知多名共产党员脱险，后返回故乡，担任宁海中学语文教师。1928年初，在宁海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力量的支持下，他被推任为县教育局局长。此后一方面努力改革全县教育，铲除教育界的封建势力，充实新生力量；另一方面积极募款集资，筹建宁海中学校舍，奔走杭沪两地，设法使学校改为县立中学，顿使教育阵容为之一振。

1928年5月，中共地下党在亭旁（现属三门县）发动农民暴动，被敌军镇压而失败。为摆脱反动当局的追捕，柔石不仅帮助受牵累的党员和教师出走，还掩护当时县委特派员杨毅卿到西乡东溪避难脱险。5月31日柔石乘船前往上海。

行动：投身新文学运动

1928年10月，经鲁迅的推荐，柔石负责《语丝》的编辑，后又与崔真吾、王方仁等投资组织了朝花社。他除积极创作外，还着力介绍外国文艺，尤其是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文艺作品。中篇小说《二月》和短篇小说集《希望》就是在这个时期写作的。

《二月》写于1928年夏至1929年底，正是中国革命暂时陷入低潮时期，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分化，有一部分人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处在彷徨之中。《二月》通过对知识青年萧涧秋在前进道路中的描写，给当时尚处于彷徨的知识分子指出了一条道路：只有投身于社会变革的伟大潮流中，把自我这小小的齿轮与社会革命的大齿轮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鲁迅对这部作品很重视，不仅有详细的口头评论，而且还写了《〈二月〉小引》。《希望》收集短篇小说28篇，写于1928年8月至1929年7月。作品多数取材于劳动人民或生活在底层的人物，控诉了旧社会对他们残酷压迫。这是柔石创作转变的一个起点。

1929年秋，党中央决定组建一个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柔石参加了筹备工作。1930年3月2日，“左联”正式成立，柔石被选为执行委员，不久后改任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参与“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的编辑工作。

作为一个革命者和文学家的柔石，他在这一时期创作了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通讯《一个伟大的印象》和诗《血在沸》。《为奴隶的母亲》通过对一个农村劳动妇女春宝娘悲惨经历的描写，诅咒了罪恶的“典妻”陋习。由于揭露得深刻，比之当时一般的描写农民生活疾苦的作品更震撼人心。这是继鲁迅的“祥林嫂”以后，柔石在文艺作品中塑造的又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农村女性形象。这篇作品具有柔石一贯的现实主义特色和朴素淳厚的艺术风格，曾被译成多国文字，产生了很大影响，获得了世界声誉。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从国际革命文学家联盟的刊物《国际文学》上看到这篇小说以后，写信给该杂志编辑部说：“这篇故事使我深深地感动”。

1931年1月17日，柔石到上海东方旅社参加我党开的一次秘密会议。由于特务已经包围了会场，柔石和到会的11位同志全部被捕。被捕后，他曾抗议帝国主义租界法庭引渡他们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审理。关押在龙华监狱中，他还深切关怀鲁迅先生的处境，曾设法托人带出两封信给同乡王育和，暗示狱中审讯正在追查鲁迅住处，并请迅速转告鲁迅早日避开景云里。

2月7日，柔石首先发觉敌人诱骗押指印实行暗杀，立即同大家奋起搏斗。后终因身中10弹而英勇牺牲。柔石牺牲后，鲁迅因“失去了很好的朋友”和“中国失去了很好的青年”，曾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等文章纪念他。

红色恋人：柔石与冯铿

左联五烈士冯铿与爱人柔石

左联五烈士冯铿：左联五烈士冯铿与柔石有怎样的爱情故事？左联五烈士冯铿与柔石相爱，也与柔石本身的婚姻不幸有关。

左联五烈士冯铿与柔石：不幸婚姻

左联五烈士冯铿与柔石相爱，也与柔石本身的婚姻不幸有关。早在浙江一师读书期间，17岁的柔石就在父母之命下与大他2岁的吴素瑛结婚，吴虽勤劳朴实，但没有读过书，双方缺乏共同语言，而这时的柔石，饱领时代的思潮，向往写作的愿望十分强烈，这无疑使柔石常常陷入感情的痛苦之中，婚后，他多在外漂泊，碰到象冯铿这般具有共同向往、热情奔放的女青年，相爱就成自然的事了。

左联五烈士冯铿与柔石：追逐自由

左联五烈士冯铿与柔石相爱，与冯铿已经形成的自由爱情观和在婚姻上的叛逆性格也不无关系。冯铿有一位年长她10岁的姐姐冯素秋，颇有才情，善吟诵，工诗文，追求婚姻自主，受到旧礼教的阻挠，素秋勇敢抗争，向往婚姻自由，但却在旧道德的压迫下，31岁便因压抑染病亡故。

姐姐在临终时对左联五烈士冯铿说：“我们做女人的受罪特别深，你要有志些，将来替女人复仇。旧礼教真象猛虎……你要学武松”。姐姐的悲剧和封建社会阴霾下的潮汕城乡女人的惨遇，使冯铿对自由的爱情表现得特别的向往。

1926年秋天，19岁的左联五烈士冯铿在汕头友联中学高中毕业前夕，写下一组爱情诗，表达了在封建礼教压抑下爱情的苦闷，其中一首道：“晚上烛光一灿，心里更加茫然念你——念你到无可奈何时，把脸儿贴着白烛。烛泪滴到颊上和泪儿混流，凝结了是你我的泪珠！”

左联五烈士冯铿与柔石大约是在1929年10结伴同游杭州时未公开同居的，到1931年1月公开同居，不幸的是，这段爱情是多么地短暂，同年2月初，他们双双血洒龙华。

柔石与鲁迅的友谊

柔石本名赵平复。1928年9月初的一天，他由王方仁、崔真吾引领，来到闸北横浜路景云里23号，拜见了心仪已久的鲁迅先生。王方仁与崔真吾曾是厦门大学的学生，1926年秋鲁迅到厦门大学执教时，他们都听过鲁迅的课。踏进鲁迅家门，成为柔石生命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柔石向鲁迅忆述了1925年，他在北京大学进修时聆听先生讲授《中国小说史略》时的体悟和敬仰之情，倾诉了自己对文艺的深深喜爱，以及创作《旧时代之死》的思想动机。说着他把随身带着的这部书稿，恭恭敬敬地呈到了鲁迅案前。鲁迅慨然应允一定仔细读一读这部长篇小说稿。因景云里23号靠近宝山路，行人嘈杂。恰好同弄18号有房空出，鲁迅把它租下，并请他的三弟——在商务印务馆担任编辑的周建人一同来住。同时他想到柔石、王方仁、崔真吾三人居无定处，就介绍他们租下刚刚搬出的23号。考虑到他们饮食多有不便，鲁迅还特意叫他们来搭伙用膳。从此，柔石与鲁迅、周建人两位长者朝夕相处，议论社会现状，或交谈读书作文的感想，得到智慧的启迪。

鲁迅悉心审阅了《旧时代之死》的书稿，赞之为“优秀之作”。他把柔石介绍给北新书局的李小峰，让他们出版这本书。这天他又读了柔石的小说稿《人鬼与他的妻的故事》，看见稿上署着“柔石”两字，疑问地凝视了一下。柔石当即解释说，这笔名取自家乡方祠前一道小桥上题刻着的“金桥柔石”四个字。他儿时搞不清这四字的含义，现在感到为人处世，应该刚柔相济。鲁迅会心地微笑着问：《易经》有“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老子》又有“守柔曰强”之说，你知道么？鲁迅觉得这小说写得不差，决定放在他和郁达夫主编的《奔流》第一卷第五、六期连载发表。柔石自学校毕业后，除了自费出版短篇小说集《疯人》外，在像样的杂志上公开发表作品，这还是第一次。

这年11月，在家乡义乌一所中学教书的冯雪峰，被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缉后逃到上海。柔石曾是他的同学，便到他的住处探望，并告诉冯雪峰，鲁迅先生曾谈到过他。那是因为鲁迅正在翻译苏联的《文艺政策》，在《奔流》上连载；他是在看到冯雪峰已经翻译出版了那本书而谈起的。鲁迅还认为，冯雪峰前一两年翻译出版的日本升曙梦关于苏联文学、戏剧、舞蹈等作品的著述，于中国文艺界是有意义的。但对他发表在《无轨列车》上的《革命与知识阶级》却很反感，说这个人“大抵是创造社一派！”冯雪峰听了既感动又惭愧。回到住处，柔石即把会见冯雪峰的情形向鲁迅说了。鲁迅似乎心情很好，找出一本日文译本的关于辩证法的小册子交给柔石说：“我重复买了一本，带去给你那个同学罢，省得他再买了。”

过了一天，柔石带着鲁迅送的那本小册子，再去看望冯雪峰。冯雪峰反思曾使鲁迅先生反感的那篇文章的“肤浅和轻浮”，回忆1925年至1927年间在北京大学听鲁迅讲课时，只凭自己一些片面的印象和主观的偏见，认为鲁迅“非常热忱，但又冷得可怕，既愿为青年斩除荆棘，但对一切人好像都怀有疑虑和敌意，是个矛盾的人，很难接近”。他为自己过去没有从心底里尊敬鲁迅而不安。这年12月9日夜晚，柔石引冯雪峰拜访了鲁迅。冯雪峰带了一本日文杂志，因看不懂其中有几处附着的德文原文，向懂德文的鲁迅求教。同时也带了他正在翻译的普列汉诺夫《艺术与社会生活》的日本藏原惟人的译本去，请问几个疑惑的地方。鲁迅除回答问题外，以他的习惯，于初见面的人极少讲话。

第二次冯雪峰去见鲁迅，告知自己与施蛰存、戴望舒等友人正筹编一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科学的艺术论丛书》，提出请鲁迅翻译普列汉诺夫的几篇关于艺术起源的通讯体论文以作丛书的第一本，并请担任丛书的主编。鲁迅答应提供译文，但不愿出面作主编。1929年的新春，柔石了解到住在景云里11号甲的茅盾因遭通缉去了日本，家里房子空着，便与茅盾夫人孔德商量，能否租一间给冯雪峰住。孔德体恤雪峰的贫困，连房租都不收。冯雪峰搬进去后，房子的后门斜对着鲁迅住的17号前门，就常过去聊天。熟识后，鲁迅的话一次比一次多。冯雪峰后来说：“正是柔石的介绍，使我很快就能够受到鲁迅的指导和取得他的友谊了。”冯雪峰后来成为鲁迅忠实的学生和一个能影响鲁迅的亲密战友，并成为中国共产党联系鲁迅的桥梁和纽带。1933年冬冯雪峰调到江西苏区担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后兼副校长），他是向毛泽东准确、全面地介绍鲁迅的第一人。鲁迅逝世后，由于冯雪峰的建议，毛泽东的名字列入了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

朝花社与《朝花》周刊

王方仁与柔石、崔真吾都无固定的经济收入。1928年10月的一天，王方仁提出合伙办刊物和出版图书的动议，说景云里居住着众多文化名人，他哥哥的教育用品社可帮助先垫付印刷的油墨、纸张，还可帮助代售。崔真吾与柔石很感兴趣，去与鲁迅先生商量。鲁迅1925年在北京时，曾扶助韦素园兄弟与李霁野、曹靖华等几位青年创办《莽原》周刊和未名社，所以对此事也表示支持。几经商议，大家决定创建一个文艺社团，出版一种刊物，每人的股金为50元。柔石一时交不出钱，鲁迅帮他垫付。为使有钱好办事，鲁迅让许广平也参加了一股。这样鲁迅用自己的稿费，实际负担全社五分之三的资金。鲁迅想起《文选·陆机〈文赋〉》中“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的话，提出把这个文艺社团命名为朝花社，拟办的刊物也就名为《朝花》周刊。

《朝花》周刊第一期于1928年12月6日面世。这虽然只是一个16开8版的小刊物，鲁迅却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精心选用了英国阿瑟·拉克哈姆的一幅画来饰刊头，又为刊名“朝花”书写了美术字。他手把手地指导柔石说：办刊物既要求文章内容扎实，版面设计、编排形式也要生动活泼，不能搞得密密麻麻，给人压抑感。他还主张版面可以选登一幅以木刻为主的外国美术作品，这在当时国内文艺刊物可说是个创举。柔石在鲁迅的指导下初做编务，还常常到文具社、印刷所跑制图、校字之类的杂务，热情很高。

早在学生时代，柔石就爱好美术。如今看到鲁迅亲手书写了雅致的美术字“朝花”二字，并找来恰当的名画作饰题，一种同调共鸣的惊喜感油然产生。他想方设法搜集整理国外有关木刻的资料，一心做好鲁迅的助手。《朝花》周刊第八期于1929年1月24日出版，柔石与鲁迅合编的《艺苑朝华》第一辑《近代木刻选集》（1）和第二辑《谷虹儿画选》，也以朝花社的名义于26日印成。这两个集子的出版，开创了我国介绍国外进步木刻艺术的先河。

一次，柔石听鲁迅介绍说，英国著名木刻家吉宾斯（R.Gib－bings）对于黑白的观念常有意味深长的独创。为求印刷效果的逼真，他径自去信向吉宾斯求商。结果吉宾斯夫人来了复信，并附寄三幅黑白木刻拓片。柔石高兴地把拓片和信件都交给了鲁迅。鲁迅为之妥为保存。这宗珍贵的历史文物，见证了鲁迅与柔石倡导中国木刻运动的劳绩。

朝花社这套《艺苑朝华》文艺丛刊，按当时的计划，一共要出12辑，即还要出《新俄画选》、《法国插图选集》、《英国插图选集》、《近代木刻选集》等。可惜柔石不懂经营，王方仁那个开教育用品社的哥哥，给朝花社供应的纸张，多是从拍卖行里兜来的次货，油墨也是廉价的，用来印制木刻图版，影响了质量和销路。他为朝花社代售书刊，还常常借故不付书款。朝花社经济上遭受极大损失，柔石只得用自己的一点稿费去抵债。鲁迅曾愤慨地说：“我这回总算大上了当”，最后他“以百廿元赔朝花社亏空”。1930年1月朝花社“社事告终”。然而柔石所展现的人格魅力，赢得了鲁迅的称赞与信任，他对柔石的评价是：“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柔石自得到鲁迅的关爱后，更加“忠心于文艺”。1929年是柔石著译成果最为丰硕的一年，他创作了《二月》等中短篇小说20篇、散文随笔3篇、独幕剧2部、诗歌3首、翻译作品17篇，共约三十余万字。1930年他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希望》，并发表了短篇新作《为奴隶的母亲》。

与鲁迅亲如家人

1930年5月，经冯雪峰、黄理文介绍，柔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29岁。其实在这之前，柔石已经与地下党有了密切的联系。1928年12月，上海法租界电车、公共汽车工人举行罢工，上海艺大许多师生因支持罢工而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柔石得知友人林淡秋也在被捕之列，徒步走了五里路赶到卢家湾法总捕房去探视。捕房告林已回校，柔石又找到上海艺大，见林淡秋正在呕吐。他告诉柔石：“坐了两星期的监，打也打死了，饿也饿死了，连自来水也没有。”柔石把原预备去买书的五元钱给了他，并约他到自己住处来暂住。回到景云里，吃晚饭时柔石向鲁迅谈起下午看望林淡秋，告诉他这次学生被捕与校方出卖有关。鲁迅说：“最好将这种黑暗写成一部书。譬如他们办学的人，现在如此对学生！”

1929年10月初，共产党员、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冯乃超会见了柔石，说起自己过去由于对鲁迅“缺乏了解，以至错误地批评了他”的负疚之情，表示很想去见鲁迅，但又心怯。柔石告诉冯乃超：鲁迅不是这样的人。柔石热情地带冯乃超去见鲁迅，鲁迅满面笑容地接待了他，彼此取得了谅解。这次会见消除了进步文艺团体之间的隔膜，为筹备成立“左联”铺平了道路。

这以后，柔石更加倾心尽力，和冯雪峰一起照料鲁迅的生活与安全事宜。冯雪峰曾说：“我那时感觉到，鲁迅把柔石简直当作家人似的，就是偶尔看电影、游公园，或参观画展、出席会议，也总是邀柔石一同参加。”鲁迅到内山书店看望内山完造，经常与柔石同行。平时，柔石常到鲁迅房中，征询有些什么要代办的事，帮助处理一些诸如寄信、寄书、汇款、取款，以及给青年作者退稿或赠书等杂务。二人之间的交往，在《鲁迅日记》里载及近百次。以至后来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深情地说，柔石是他在上海“一个唯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办点私事的人”。还说：“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

1931年1月17日，柔石参加完左联执委会后，下午在东方旅社，和李云卿、林育南、冯铿、殷夫等一同被捕。在龙华监狱，他被钉上重达18斤的“半步镣”，但仍设法通过送饭的狱卒，带出一封转交给冯雪峰的信，信中三次提到的“大先生”即指鲁迅，要他注意安全。2月7日，柔石和23位战友被国民党杀害。鲁迅闻知柔石牺牲，彻夜不寐，悲愤地写下了那首“惯于长夜过春时”的著名的诗。

摘自《柔石评传》王艾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版

柔石的母性情怀

在中国的近现代文学史上，柔石先生是我较为敬重的一位作家。其人其文所流露出的浓郁的情感，感人肺腑至深，让人深为其博大的胸怀所折服。柔石先生一生充满希望，这在《柔石选集》中扉页上的照片里可以得到一点证明。照片上，先生的眼神炯然有光——那是对生活充满阳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光。但，仔细打量先生，却能意外的发现——先生的神态有一种母性的安详和恬静——特别是先生有意无意地打上的发髻，更能说明这一点。当然，这只是一个感性的认识。本文试图以柔石先生的母性情怀来解读先生的小说。

一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柔石先生的母性情怀的出发点该是先生对自己母亲的炽爱。先生至爱其母，这点，在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曾有所提及：“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地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

柔石的对母亲的炽热的爱的缘由，除了赵母对柔石的无私的母爱外，我想，更多的会是柔石从小就能懂事的理解在一个较为穷苦的家庭里做母亲的艰辛。据柔石的二公子赵帝江的回忆：“虽然到爸爸出生时，店里生意并不坏，可是由于苛捐杂税，家境仍很困难，所以直到他十岁，才能进小学读书。在小学时，由于缺少买纸的钱，据说一张毛边纸，往往先练习写小字，后重复写大字。可是学习成绩总在优等。”（赵帝江《我的爸爸柔石》）这也或多或少的说明了他们当时的窘况。但柔石先生难能可贵的是，他除了炽爱其母亲外，还深入了解了当时的浙东——特别是宁海乡下贫民的艰辛——尤其是做母亲的艰辛，这点在柔石先生以后的小说作品中都有淋漓尽致的体现。柔石先生的小说作品几乎都曾涉及到“母亲”这一形象——特别是“寡妇”，除了少数的几篇，譬如《希望》。然而这决不是偶然，而是柔石先生对旧时代的中国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妇人的苦难生活的一种深切同情和关怀，这也就是本文所谓的“母性情怀”。

二

中篇小说《二月》是柔石先生最得力的代表作之一。鲁迅先生曾亲为其校订，并作《柔石作“二月”小引》向读者推荐。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先生写道：“冲锋的战士，天真的孤儿，年青的寡妇，热情的女人，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死气沉沉而交头接耳的旧社会……”其中的“冲锋的战士”指的便是书中的主人公“萧涧秋”。萧是一个对社会有些无奈的战士，冲锋多年而终无所就。等他赴同学陶慕侃之请，到芙蓉镇时，在船上遇到的即是以后令萧久久难以放下的孤儿寡妇。及至萧离开时，在给陶慕侃的告别信中写道：“我从一脚踏到你们这土地，好象魔鬼引诱一样，会立刻同情于那位自杀的青年寡妇底运命。究竟为什么要同情她们呢？我自己是一些不了然的。”我们不妨拿这个问题问我们的柔石先生，那么，柔石先生了然吗？《二月》中的女主人公陶岚就曾激昂地对萧涧秋说过：“你完全想错了，你要将你自己底身来赎个个人的罪么？你以为人生是不必挽救快乐的么？你太真情对付一切了！”我们的柔石先生看来是有意要赎个个人的罪了——先生的确太真情对付一切了。在《二月》第二十四节中，萧涧秋走时，有这么一段描写：

当他转过一所林子的时候，他看见前面有一位年青妇人，抱着一位孩子向他走来。他恍惚以为寡妇有复活了，他怔怔地站着，向她们一看，她们也慢慢的低着头细语的从他身边走过，模样同采莲底母亲很相似，甚至所有脸上的愁思也同样。这时，他呆着想：“莫非这样的妇人与孩子在这个世内很多么？救救妇人与孩子！”

这是鲁迅式的呼救，这是柔石先生爱的心声。先生的“母性情怀”在这里得到很充分的体现。

三

因为柔石先生能体会，作母亲——特别是“寡妇”的艰辛与苦楚，所以柔石先生希望她们能有自己的幸福——在某种情况下完全可以改嫁。这想法，在当时的中国是来之极其不易的。毕竟中国几千年来的贞节牌坊堆积起来是可以吓死人的，然而又有谁能理解贞洁牌坊后面的孤独的灵魂的苦楚呢？所以柔石先生便在许多作品中直面了寡妇的这种孤独。在柔石的另一个中篇《三姊妹》中，“章先生”就对来火车站送他的莲姑说：“假如上帝不相信有真爱情存在的时候，你就出嫁吧！”而在另一个短篇《怪母亲》中，柔石先生便更直接地点明了寡妇内心深处的这种孤独。文中的母亲在六十大寿时对她的儿子们说：“你们记着吧，孤独是人生最悲哀的！我虽早死了你们的爸爸，可是仍留你们，我扶养，我教导，我是不感到寂寞的……我想到你们都有了妻以后自己的孤独，寂寞将使我如何度日呀！……呆子们，听吧，你们快给我去找一个丈夫来，我要转嫁了！你们既如此爱你们的妈妈，那照我这一条方法救我罢，我要转嫁了！”这位母亲——寡妇，真得很伟大，在那个年代能说出这样的话。这位母亲也是勇敢的——说出了她们的共同心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女人的一半同样是男人！于此同时，我们也看出我们的柔石先生是不愿她们守所谓的不明不白的寡的，因为先生是深深的懂得她们内心深处的孤独的。

四

而在另外的一些作品中，先生也直面了她们——那个时代的特殊群体的其它的一些苦痛和旧社会对她们的极不人道的摧残。《为奴隶的母亲》是柔石先生最杰出的短篇小说，据肖三先生回忆，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从《国际文学》法文版上读了这篇小说以后，曾写信给该刊编辑部说：“这篇故事使我深深地感动。”其真实性，姑且不论，但这篇小说的成功是无可非议的。这篇小说继承和发展了柔石创作中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中的现实主义成分，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独特风格。文中主人公春宝娘，被狠心的丈夫出典给一位稍有学问和人品但却是妻管严的没落秀才作为生儿育女的工具。种种痛苦，种种折磨，把这位心地善良，温柔敦厚的年青的母亲的心都给撕碎了。从早先的亲生女儿被恶毒的丈夫活活淹死到一再经受骨肉分离的伤痛，这是非人的人间的非人的折磨。柔石先生用细腻独到的笔触，不仅展示了“为奴隶的母亲”在生活上的不幸遭遇，而且还更进一步地刻画出了她内心的痛苦——从更深一层揭露了这吃人的旧社会对一位善良的母亲的精神上的摧残。

而在另一个短篇《夜宿》中，我们更深切体会到的是一位善良的母亲失去爱子的痛苦，同时我们亦可感受到柔石先生的赤子之心。虽然，这只是个“美丽的错误”——“我”跟老母亲失去的孩子很像，老母亲错认了“我”，但“我”的情愫依然可见。以下是文中的一段对白：

老婆婆：“先生，宝贝，你安睡罢！”

“我”：“妈妈，你为什么？”

……：“宝贝，你睡罢！你疲倦了。”

……：“妈妈心里藏着什么呢？”

老婆婆的“宝贝”叫得格外自然，而我的“妈妈”回答得同样是如此亲切感人。

而读《没有人听完她底哀诉》（短篇小说）时，我们会在无声中听完了穷苦的老婆婆对旧社会的声泪控诉。

读《遗嘱》（短篇小说）时，我们会看到一位老母亲心灵深处的痛苦和颤栗。

读《摧残》（短篇小说）时，我们会和那对因贫穷而失去孩子的夫妇一起流泪。

读《夜底怪眼》（短篇小说）时，我们会对那位去丘八那里讨儿子的尸体而不得的母亲表示沉痛的哀悼，同时会对军阀混战而导致民不聊生产生深恶痛绝的憎恨。

读《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短篇小说）时，我们会对作为一个人鬼的妻子产生深切的同情，对作为一位伟大的母亲的人鬼的妻子产生崇高的敬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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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柔石先生的这种母性情怀的最终根源，我以为是这两个缘由：一是缘于先生特殊经历所造成的个人性格原因，一是先生对特殊时代的女性地位及生活遭遇的深切同情。

柔石先生的母性情怀根于柔石先生对浙东农村妇女的生活的深切的同情和了解，再加上柔石先生艺术表现能力的不断提高，笔触又是如此的委婉细腻，而构思更是不落于俗套，且文章又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所有的这些使柔石先生的小说作品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上不可多得的佳作。柔石先生的这种母性情怀，极大的丰富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内容——一种对农村的底层妇人的艰难生活的深切同情和人道主义的关注。从这点上讲，先生的母性情怀，是我们文学的财富。但更重要的一点是，这情怀，是柔石先生个人的博大的胸怀的体现。而这种情怀，纵观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又能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