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泰戈尔上海所到之处

“天空未留痕迹，鸟儿却已飞过”，这是上海探险家余纯顺生前最爱的诗句。而写下这句诗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于1924年4月、1929年3月和6月，先后三次访问上海，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了一股“泰戈尔热”。而泰戈尔的足迹，亦留于沪上，至今仍能追寻。

泰戈尔，三次造访上海，三次留下痕迹。

如今，当我在上海的街头寻访这些90年前的旧迹，仍能体味到诗意。

我想，未来，泰戈尔的行迹，仍将会与上海同在。

等待着后世的聆听者，去探悟，去回想……

下榻四明村的晚上

我如今供职的单位，边上就是徐志摩的旧居四明村。此处，不仅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温馨爱巢，亦是两人接待印度大诗人的所在。

四明村至今还是那个样子，在闹市的环绕中，显出特有的安宁的氛围。

那一日我下班走出大楼，正是华灯初上的情景，延安中路车水马龙，对面的上海展览中心，更是一派闹热——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正在举办，暑假里的书展开放夜场，“黄牛”站在马路边向每一个路人伸出拿着票子的手。

说来奇怪，那些“黄牛”只在延安路的北边活动，至于延安路的南边四明村门口一带，绝少黄牛。也许是因为延安路隔离带的缘故，更因为较地铁站稍远，四明村门口，就是居家安宁的样子，乃至一抬头，看到泰戈尔的诗句悬挂在村口的墙头——“树就像大地的渴望，它们都踮起脚尖向天窥望。”

1929年悄悄地来悄悄地走

泰戈尔到四明村徐志摩家做客，是1929年的事了。和1924年初来上海轰轰烈烈不同，这次大诗人是在三月份悄悄地来悄悄地走，然后又在出访归来后再次流连上海，再次住到了徐志摩家里。此两次莅沪，大诗人婉拒了在上海的印度朋友为之提供的“高厅大厦”，只愿意到四明村徐家去做私人访问。和1924年初来上海时另一处不同则是，陪伴徐志摩接访大诗人的不再是林徽因，而是换做了陆小曼。

1929年的四明村一带，正是房产开发的热土。由四明银行投资兴建的四明村，亦正接近全部完工。回看四明村建筑历程，其一期于1912年开工，二期于1928年开工，皆由凯泰建筑事务所黄元吉设计，全部工程于1932年建成。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巢，应该在四明村一期项目。1926年，徐、陆于北京完婚，随后回到了上海。当时的四明村徐宅，实际上就是四明村中整整一幢联排别墅。徐家里布置很讲究，连椅垫都安放了手工刺绣，墙上钉着价值不菲的蝴蝶标本和古董字画。徐志摩为陆小曼布置了专门的吸烟室，在书房以及客厅，亦备有烟榻。据传，陆小曼平日是不吃早饭和午饭的，因为她晚上要搓麻将，白天只能睡觉。按照当时的租金，徐志摩每月租房的开销需要100大洋。开销在增加，而自来上海后，徐志摩亦然没有了固定的收入。他为了增加收入，除了到处兼课，还业余做起了房地产掮客——也就是今天所谓的房产中介生意，以致自称斯文扫地。或许由于经济压力的缘故，徐志摩曾在访日期间写下：“上海的生活想想真糟，陷在里面时，越陷越深，自己也不觉到危险，跳出时就知道生活不应该这样。”

志摩感觉到的，除了经济压力，还有那不良的生活作息和鸦片瘾，让陆小曼的身体每况愈下。到了婚后一年余，徐志摩在《眉轩琐语》里写道：“曼的身体最叫我愁，一天二十四小时，她没有小半天完全舒服，我没有小半天完全定心。”

1931年，徐志摩在北平谋到一份教职。陆小曼不愿随之前往北平。其中一个原因是——1927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宣布禁烟。当时在北平公开吸食鸦片属于违法行为，而在上海租界里，则还无此顾虑。徐志摩在飞机失事前，曾经回过一次四明村。他对烟榻上的陆小曼苦苦劝说却未见效，陆小曼甚至将手里的烟枪扔到他脸上。徐志摩躲闪中，金丝边眼镜滑落在地，镜片碎了。忍无可忍的徐志摩拂袖而去，再未回到四明村。

也许，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四明村岁月中，泰戈尔造访算是期间比较开心的时刻。

五个诗话家常的日子弥足珍贵

徐志摩早年即对泰戈尔推崇倍至，乃至把泰戈尔比喻为泰山的日出：“一方的异彩，揭开满天的睡意，唤醒了四隅的明霞——光明的神驹，在热奋的驰骋”。

1929年早春，泰戈尔应约前往美国、日本讲学。趁此机会，他再次来到上海，见到了老友、忘年交志摩。3月19日，徐志摩、陆小曼和胡适等少数友人，前往公和祥码头迎接泰戈尔。

此前，陆小曼向徐志摩抱怨说：“房子那么小……东看看也不合意，西看看也不称心。”深怕泰戈尔来后对居住环境不满意。最终则说：“硬着头皮去接了再说。”

到了四明村徐家后，泰戈尔看了他们小夫妻新婚燕尔就租下的居所，他不愿住徐氏夫妇特意布置的一间印度风味的小房，倒要睡他们的卧室，说里面那顶有红帐子的床，具有异乡的风情。

在继续前往日本之旅前，泰戈尔于四明村住了三天。在泰戈尔眼里，徐志摩和陆小曼就像是自己的小儿女一般可以怜宠。在一次印度人的聚会上，带着徐氏夫妇出席的泰戈尔向人介绍：“这是我的儿子和媳妇。”即便是作女陆小曼，也对于老人家异常的有好感。“他说话的声调带有一种不可言喻的美，低低好似出谷的黄莺，在那儿婉转娇啼……那时情况真是说不出的愉快。”这是陆小曼事后的回忆。陆小曼甚至为泰戈尔而改变了自己的起居作息时间。原本的“夜神仙姐姐”，随着泰戈尔每日清早5点钟就起床的习惯，却无怨言。

在离别之时，徐志摩拿出一本纪念册请泰戈儿留下墨宝。泰戈尔欣然动笔，在本子上画了一幅自画像。这幅画远看像山，近看则是泰戈儿自己。泰戈尔还附诗一首：“山峰盼望他能变成一只小鸟，放下他那沉默的重担。”

这样诗话家常的日子，在三个月后又曾到来过。1929年6月11日，大诗人访问美日后，再次到上海，仍旧到四明村志摩的家里。因为行程的关系，这次泰戈尔仅住了两天。回国前，泰戈尔拿出一件紫红色丝织印度长袍，上面用金丝精绣着富有印度民族色彩的图案，他深情地对徐志摩夫妇说：“我老了，恐怕以后再也不能到中国来了，这件衣服就留给你们作纪念吧。”

得了大诗人衣钵之赠的徐志摩，与大诗人常年保持书信往来。两年后，徐志摩曾辗转欧洲，到达印度，为诗人庆祝七十大寿，并约定等老人八十岁再来为他庆祝。然而不幸的是，不久以后，徐志摩却因飞机失事，先走一步。

如今，每当我路过四明村，总会想到泰戈尔驻留的那五个夜晚，那月光是如何映照在徐家的窗棂。然而，由于1990年代延安中路拓宽，徐志摩、陆小曼住过的那栋小楼已经拆除。所幸四明村整体得以保留，泰戈尔的诗句挂在了墙上。这位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智者，其思想之花，总不会被拆迁掉。

游沪从有正书局到功德林

相比第二次、第三次来沪住在民宿——四明村徐志摩家，泰戈尔1924年首度来上海，住在静安寺路的沧州别墅。那时候，志摩身边的女孩子是林徽因。

当然，这一次中国之行，泰戈尔并非是因徐志摩的私人邀请。1924年3月21日，应中国大学者梁启超、蔡元培等成立的讲学社之邀，泰戈尔乘船离开加尔各答前往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在1920年代，讲学社一共邀请了当时被国人称为“四大外国名哲”的杜威、罗素、杜里舒和泰戈尔访华，皆取得良好影响。

泰戈尔不是孤身一人来华的。他率领由国际大学教授、梵文学者沈莫汉，国际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现代孟加拉画派大画家南达拉波斯等一行六人组成访华团。

4月12日晨，徐志摩、瞿菊农、郑振铎等人在上海汇山码头恭候泰戈尔一行。上海文学研究会、上海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以及时事新报馆的代表，还有日本驻华新闻记者、旅沪的印度人共约有600人在码头等候。这架势，在如今的上海滩，亦是国际一流巨星所独有。至于大学者、大诗人等，恐怕还未必能享受此番“待遇”。

泰戈尔抵达上海后，即席发言道：“朋友们，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密的兄弟。”他甚至还说：“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国家，为我素所敬爱”，“在年轻时便揣想中国是如何的景象，那是我念《天方夜谭》时想像中的中国，此后那风流富丽的天朝竟变了我的梦乡。”这便是泰戈尔早年的中国梦吧。

消逝的商务印书馆

当然，他的首次沪上行旅，不单单是给主人们以甜言蜜语，更多的还是讲学、演讲等等。

同时，行旅匆匆的他，依然随好客的主人们游览了一番。比如他到沪的当天下午，因了正逢春季，他曾到龙华寺观览桃花。比如4月14日去杭州。在西湖，在灵隐，在西泠印社，都留下了大诗人的足迹。他甚至说：“美丽的西湖，美丽的杭州，要不是时间关系，我真想在湖边买个小屋住上几天……”

从杭州回到上海后，4月18日下午，商务印书馆、《申报》等机构，以及印度、西方人士共1200余人，借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会议室，为泰戈尔举行盛大的欢迎会。乐声起处，泰戈尔身着黑色长袍，戴着红帽，走了出来进行演说。演说之后，泰戈尔欣赏了周映湖现场演奏的中国古琴曲。很可惜，如今在闸北寻访，已找不到泰戈尔此行所往的商务印书馆建筑了。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飞机轰炸了商务印书馆，多部善本毁于战火，泰戈尔当年做《东方文明的危机》之地，为恶魔所伤。在听周映湖演奏之前，泰戈尔是这么说的：“物质主义的侵入，我们诚然不能抵抗，可是如果我们迷信他，甘愿将活的精神，埋没了去换死的空壳的物质，又哪里值得呢？”

当年的四马路

回看4月18日傍晚，泰戈尔一行到四马路，在狄平子创办的有正书局流连了一番。

有正书局是当年上海滩上颇有点儿名头的报人和出版家狄平子所开办。之前，狄平子曾创办《时报》和《民报》，都有亏损，而有正书局的开办，恰恰盈利以弥补办报损失。有正书局复制过往艺术品的能力颇强，见证了中国近代珂罗版印刷业的兴衰。泰戈尔在有正书局探看了中国六朝碑刻的拓本复制品，看到了一些孤本古籍。泰戈尔在此购买了多种画册，书店还专门送了他一个书箱。

当年的四马路，如今早更名为福州路。未见变更的是这条路上的文化气息。尽管书业日渐不景气，可福州路的书店数量仍是上海最多的，美术用品亦多，更有一家弄堂里的杂志总汇，似乎是上海最全的杂志摊。

招待印度友人到素菜馆用餐总是不错的

为了款待泰戈尔，当晚的宴席设在北京路的功德林素菜馆。徐志摩、郑振铎、戈公振、刘海粟一行以此素菜款待大诗人，想来是经过一番比选的。最近有一位印度朋友到上海访问，随身手机拍摄了上千张照片发送到他本人的自媒体账户上，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反映上海的素菜供应的。比如他认为小菜场的素菜价格和加尔各答差不多，沃尔玛的素菜价格比印度贵云云。可见，招待印度友人到素菜馆用餐，总是不错的。

至于徐志摩、郑振铎们这次请客花费几何，似乎没有公开数据披露。唯有萧伯纳当年访华，邵洵美请客的价码可资参考——一席花费46块大洋。

宴请泰戈尔之后，一行人还去听了京戏。听戏的同时，画家刘海粟为泰戈尔来了张速写。我没有查到一行人是到哪儿听的京戏。讲述泰戈尔访华的各类文章中，大多讲到他在北京听了梅兰芳大师的戏。如今在上海，若论到听戏，则还是得返回到福州路，天蟾逸夫舞台总有好戏连台。

对于如今想要一日游沪上的客人来说，早上在福州路老半斋来一碗煨面，白日里流连下大众书局云云，到午后在天蟾逸夫舞台赏一赏京昆戏曲，也不妨是个好选择。

赏花龙华的桃花什么样

泰戈尔是在首次访华的当天下午去的龙华。

1924年的时候，龙华尚有一大特产——稀布。据称其每匹阔一尺一寸约合37厘米，长二丈二尺约合6.7米。1924年的价格大约是每匹一块银元——非常贵！从稀布，亦能见自明代以来此地的繁盛。

正逢春日，本应是桃花盛开的地方。1924年4月12日是中国农历的三月初九，龙华寺庙会的热闹也才刚刚散去。上一个星期日，4月6日，正逢三月初三龙华寺庙会，原本亦是稀布大卖的场所。然而，1924年的光景，似乎比往年要差些，庙会不见往昔的热闹，稀布的买家也没有往年多。

在汉传佛教地区，人们认为布袋和尚在农历三月初三圆寂。而布袋和尚的真身恰恰是弥勒佛。自1906年沪杭甬铁路上海段开通以来，每年庙会时节，除开行正常客车外，还采用多种形式，开行多种客运专车。每逢春季龙华寺庙会期间，上海南站加开龙华专车，并在高昌庙铁路栅门处，也就是现在的新肇周路附近，开辟月台，设售票房，从老西门方面来的旅客可以在此买票上车。可见，龙华寺庙会在上海人心目中的地位。

而大诗人泰戈尔，恰恰来自于佛祖释迦牟尼的国度印度。可他并未领略到龙华寺的袅袅梵音。1924年的龙华寺在他眼里已略显破败，特别可恶的是——寺庙里竟然驻扎了军队。不知此际已是六旬老者的泰翁，内心是几番跌宕。

对于爱花且写下“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的泰戈尔，在龙华寺附近看到的桃花，恰恰是周边农人所植，为得是春日开花夏日结果。然而那一天泰戈尔所见的桃花，已经开始衰败。

今日的龙华寺周边，早融入大上海，乃至成了城市的副中心，早没了什么农田里的桃花，即使是有桃林，亦无非“玄都观里桃千树，多是刘郎去后栽”，但恰恰还有几株160年的桃树在，它们亦见证过连年兵火，乃至各路人马来来去去，当然，亦曾见过泰戈尔的访问。

与徐志摩一同赴茶话会

从龙华寺回到上海，13日下午13时，上海的锡克教的印度人在闸北一寺院召开集会欢迎泰戈尔。集会结束时已是下午16时，徐志摩就陪泰戈尔由闸北赴慕尔鸣路37号张君劢家参加茶话会。慕尔鸣路亦即今日里的茂名路，比起龙华、闸北来，是租界里的上只角地段。参加茶话会的有100多人，或坐在花园的草地上，或坐在草地的椅上，泰戈尔则坐在大家当中。背后排列了许多高大的盆花，犹如一座围屏。茶话会搞得热闹而富有诗意。在张君劢家，泰戈尔似乎感受到了更多的花香。而更令他陶醉的，则是5月7日，陪同泰戈尔到北京的徐志摩、林徽因，在泰戈尔64岁的生日会上，双双登台，演出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两人的扮相，犹如真正的一对金童玉女，人人称慕。然而，这样的美景亦像桃花般易谢。

1941年，已是志摩过世足足十年以后，已经在卧榻弥留之际的泰戈尔仍不忘访问中国的日子，他口授了一首诗，怀念那如梦的三次行程：“我取了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这在我心里是明白的：/我在哪儿找到朋友，/便在哪儿获得新生，/朋友带来了生的奇迹。/异乡开着不知名的花卉……”

泰戈尔的中国情结

泰戈尔与徐志摩、林徽因

我起了中国名字，穿上中国服装。我深深地体会到：哪里有朋友，哪里就有新生，哪里就有生命的奇迹……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他是印度著名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一生创作了50多部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20多部剧本及大量文学、哲学、政治论著。1913年，他以《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他的《飞鸟集》、《眼中沙》、《新月集》等作品伴随着几代中国人的成长。

1881年，年仅20岁的泰戈尔撰写了《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一文，发表在《婆罗蒂》杂志上。文中义愤填膺地指出，“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中，隐藏着龌龊卑鄙的动机，其中阴暗的偷窃心理比抢劫还要可恶”。他谴责“英国坐在亚洲最大的文明古国的胸脯上，把病菌似的毒品一点一滴注入他健全的肌体和灵魂，推着他走向死亡”。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的真诚同情。泰戈尔一生三次来到中国，与徐志摩、梁启超、梅兰芳等人结下深厚友谊。他美丽诗篇，连接着中国与印度，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泰戈尔到“竺震旦”

1924年4月12日，上海的码头上人头攒动，徐志摩、张君劢、郑振铎、瞿菊农以及印度旅沪人士、报馆记者等数百人早早赶到码头。轮船缓缓靠岸，中国这块悠久的土地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一踏上中国的大地，这位身材高大、白发银须、高鼻深目、道骨仙风的老诗人就情不自禁地说：“朋友们，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

同年5月18日，正值诗人64岁寿辰。胡适、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协和大礼堂为他举行了盛况空前的祝寿大会。舞台帷幕前取意于泰戈尔的名诗《新月集》，设计了一位玲珑娇媚的古装少女和一个稚气天真的幼童，仰望着一弯冉冉升起的新月的浮雕，如诗如画。祝寿大会上，演出了泰戈尔的名剧《齐拉德》，才女林徽因饰演公主齐德拉，徐志摩饰演爱神玛达那。祝寿大会快结束时，梁启超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送给了泰戈尔一份特殊的礼物。他这样说：“今天是泰戈尔的生日，理应为他送上一份礼物，表示心意。泰戈尔视徐志摩为知音，为他取了一个印度名字‘苏萨玛’。在孟加拉语中，‘苏萨玛’意谓雅士。这是对我国年轻文化人的褒奖。今天，我也要给泰戈尔取个好听的中国姓名，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印度在中国古书中称为‘天竺’，就让泰戈尔姓‘竺’，古代印度称中国为‘震旦’，就让他叫‘震旦’，泰戈尔的中国名字就叫‘竺震旦’。”梁启超为诗人起的名字，表达了他对泰戈尔在两国文化交流领域寄予的厚望。而泰戈尔也无愧于这个名字，他一生致力于中印文化的交流与传播。1937年4月14日，他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中国和印度》：“让我们坚持不懈地履行职责，保护并提高各自文化的特殊价值。”从泰戈尔到“竺震旦”，诗人用自己的一生，履行着促进中印文化交流的承诺。

与“中国儿子”的忘年之交

在首次访华一个多月的行程里，泰戈尔由徐志摩全程陪同并担当翻译，先后抵达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武汉等地。一老一少两位诗人形同父子，渐成异国忘年好友。漫步于西湖，吟诗、论诗、写诗，通宵未眠，泰戈尔像个孩子般对徐志摩说：“真想在湖边买个小屋住上几天。”1924年5月底，结束了首次对中国的访问，泰戈尔取道日本回国。按照中国“十八相送”的礼节，徐志摩陪伴泰戈尔来到日本。告别之时，老人无限伤感地说：“我把心落在中国了。”

1929年3月，借去美国和日本讲学之际，泰戈尔再次来到中国，住在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家里。对徐志摩夫妇，泰戈尔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宠爱，称他俩是“自己的儿子和媳妇”。离去时，泰戈尔为他们留下了一幅自画像并附诗一首：“山峰盼望他能变成一只小鸟，放下他那沉默的重担。”6月11日，诗人访问归来经过上海，再次到徐志摩家里小住。他拿出一件紫红色的印度长袍，对徐志摩夫妇说：“我老了，恐怕以后再也不能到中国来了，这件衣服就留给你们作纪念吧。”

为梅兰芳题诗

在泰戈尔64岁的寿宴上，梅兰芳也是宾客之一。泰戈尔向梅兰芳提出：“希望在离京前能看到你的演出。”梅兰芳点头答应。没隔几天，梅先生便在开明戏院为泰戈尔演了一场《洛神》。台上清丽优雅、美轮美奂，唱着演着。台下泰戈尔一袭红色礼服，聚精会神地看着、听着，像年轻人一样激动、欢呼，频频鼓掌。

散场后，泰戈尔专门到后台向梅兰芳道谢并对布景提出了改进意见：“我看了这出戏很愉快。如果色彩上多用一些红、绿、黄、黑、紫等重色，更能烘托出奇峰、怪石、瑶草、琪花的神话气氛。”泰戈尔的一席话，说得梅兰芳连连点头。为表达自己的谢意，梅兰芳将收藏的谭鑫培等老一辈舞台艺术家灌录的一套京剧唱片赠与泰戈尔。诗人欣然提笔，在梅兰芳的一柄纨扇上写了一首小诗：“认不出你，亲爱的，你用陌生的语言蒙着面孔，远远地望去，好似一座云遮雾绕的秀峰。”

第二天，梅兰芳带着亲自写好的折扇为泰戈尔送行，白纸扇上题写着洛神登场时唱的一段词：满天云霞湿轻裳，如在银河碧河旁。缥缈春情何处傍，一汀烟月不胜凉。徐志摩用英语一句句翻译着，泰戈尔一面听，一面频频点头说：“好，好，这也是一首好诗，清丽得像洛神，也像梅先生本人！”

后来，梅兰芳在《忆泰戈尔》一文中说：“……更使我感动的是，在泰戈尔纪念馆的大厅东面窗前，摆着一个特制的保存留声机片的大橱，其中大部分是我的戏剧唱片……”

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深远

泰戈尔作品在中国的流传，深深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进程，是中印文化交流发展的印证。

泰戈尔的作品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已开始被译成中文。1913年，著名国学大师、文学家钱智修在《东方杂志》上刊出了《台峨尔的人生观》，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泰戈尔。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了泰戈尔《赞歌》的中译文，并对泰戈尔作了简单介绍。1924年，伴随着泰戈尔访问中国而掀起了“泰戈尔热”，翻译泰戈尔作品及评介文章大量涌现，泰戈尔的主要作品有了中译本。郑振铎、刘半农、徐志摩、林徽因等许多中国作家在思想和创作上深受影响。

郭沫若在创作上受泰戈尔影响最早。他在日本留学时接触到《新月集》中的《云和波》、《婴儿的世界》等诗篇，被诗中的纯真净美深深地吸引。脍炙人口的《天上的街市》便受到泰戈尔诗歌的启发。著名女作家冰心也深受泰戈尔作品的影响，她的诗集《繁星》与《春水》收录了许多具有哲理意味的小诗，细腻而抒情的笔触和清新流丽的语言与泰戈尔的《飞鸟集》有颇多相似之处。

5月7日，是泰戈尔诞辰155周年。他的诗篇，像夏天的飞鸟一样仍然徘徊在我们的窗前，他在《我有一个中国名字》里这样写着：……陌生的面纱不知不觉垂落了，心中出现永恒的人。出乎意料的亲密开启了欢乐的闸门。我起了中国名字，穿上中国服装。我深深地体会到：哪里有朋友，哪里就有新生，哪里就有生命的奇迹……泰戈尔，这位伟大的印度诗人，以他杰出的智慧影响了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在内的整个世界文学的进程。

泰戈尔两度访华的不同遭遇

在东方与西方两大文化系统中，印度的一代文化伟人、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泰戈尔，是东方文化系统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东方文化的精髓，在这位胸怀博大宽阔而又纯真自然的诗人身上，有着极圆满、集中的体现。

新文化运动时代，泰戈尔及其著作虽于1915年便被介绍到中国，作品的翻译版本达300多种。但细考起来，中国的知识界对于泰戈尔的热情，远不及对西方一些文化巨人更高、更强烈。泰氏之被介绍到中国，同当时一般的外国学者、作家一样，是被当做“外国人”看待的。

20年代中期和末期泰戈尔两度访华时中国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更是耐人寻味的。以新月派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对泰氏表现了极大热情，那种不仅出于礼仪而且更是出于文化认同的热诚欢迎，使两个不同国度的知识者达到了高度的精神谐和。而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自始至终对泰戈尔表现出极端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

第一次访华

代表中国知识界向泰戈尔发出邀请的，是讲学社的蔡元培、梁启超以及胡适之等，而徐志摩则担任了具体的翻译和接待陪侍任务。

从徐志摩1923年写给泰戈尔的两封信里可以看出，他对参与这次文化活动是多么的欣喜若狂。“在你逗留中国期间充任你的旅伴和翻译，我认为这是一个莫大的殊荣。虽然自知力薄能渺，但我却因有幸获此良机，得以随侍世上一位伟大无比的人物而难禁内心的欢欣雀跃。”“要为一个伟大诗人做翻译，这是何等的僭妄！这件事要是能做得好，人也可以试把尼亚格拉大瀑布的澎湃激越或夜莺的热情歌唱翻译为文字了？还有比这更艰困的工作或更不切实际的企图么？”面对泰戈尔，他甚至说出了这样近乎肉麻的话：“我国青年刚摆脱了旧传统，他们像花枝上鲜嫩的花蕾，只候南风的怀抱以及晨露的亲吻，便会开一个满艳，而你是风露之源。”“如果作家是一个能以语言震撼读者内心并且提升读者灵魂的人物，我就不知道还有哪一位比你更能论证这一点的。”

这里，除了需对徐志摩那种矫饰浮夸的一惯的文风有分析地对待外，对他这些话背后所传达出的信息还是应该相信的。那就是，对泰氏的来访，新月派中人和蔡元培等中国知识界元老的欢迎态度，确实是出于至诚。至于有的论者谓徐志摩的这些话“言过其实”，“近乎吹捧泰戈尔”，目的是“想博泰戈尔的欢心”，那就是见仁见智之词了。

4月12日，伟大的东方诗神泰戈尔在上海登上了中国土地，这以后，徐志摩一直陪伴在他身边。23日，他们乘坐列车到了北京，在前门火车站，受到了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之、蒋梦麟、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范源廉、林长民等一大批中国文化名流的欢迎。在北京天坛，京华知识界为泰氏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会。陪侍他左右的，是徐志摩和林徽因。当他们三人出现在会场时，全场的人都兴奋起来了。那是一幅极其动人的天然画图。曾有好事者描绘当时的情景：“林小姐（徽因）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徐氏在翻译泰戈尔的英语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诗，飞瀑流泉，淙淙可听。”

泰戈尔在集会上的讲演，纯属即兴式，但其内容还是能反映出老人终生持之不懈的入世主旨。他对他的中国听众说：“今天我们集会在这个美丽的地方，象征着人类的和平、安康和丰足。多少个世纪以来，贸易、军事和其他职业的客人，不断地来到你们这儿。但在这以前，你们从来没有考虑邀请任何人，你们不是欣赏我个人的品格，而是把敬意献给新时代的春天。”“现在，当我接近你们，我想用自己那颗对你们和亚洲伟大的未来充满希望的心，赢得你们的心。当你们的国家为着那未来的前途，站立起来，表达自己民族的精神，我们大家将分享那未来前途的愉快。我再次指出，不管真理从哪方来，我们都应该接受它，毫不迟疑地赞扬它。如果我们不接受它，我们的文化将是片面的、停滞的。科学给我们理智力量，它使我们具有能够获得自己理想价值积极意识的能力。”

对于见惯了欺骗、谎言、阴谋、专制、蒙昧、卑鄙、贪欲的中国人说来，泰戈尔所发出的音调可谓空谷足音，是最美丽、最慈祥的音调。

5月8日，是泰戈尔的64岁华诞。热诚的中国主人为老人举行了热烈隆重的庆祝活动。在当晚举行的晚宴上，主席胡适代表中国知识界，送给老人十来张名画和一件古瓷，作为寿礼。更使老人高兴的，是他还得到了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按照梁启超的解释，泰戈尔的名字拉宾德拉的意思，是“太阳”与“雷”，如日之升，如雷之震，所以中文应当译为“震旦”，而“震旦”恰恰是古代印度人称呼中国的名字CheenaStnana，音译应为“震旦”，意译应为“泰士”。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有名还需有姓，印度国名“天竺”，泰戈尔先生当以国名为姓，全称为“竺震旦”。命名仪式上，梁启超把一方鸡血石印章献给泰戈尔，上面镌着“竺震旦”三字。

晚宴结束后的一场演出，把祝寿活动推向高潮。在东单三条协和小礼堂里，以新月派中人为骨干，专场演出了泰戈尔的戏剧《齐德拉》。观众虽只有几十个人，但却是一次高水平的演出。剧中人物对白全用英语，不大精通英语的梁启超，由陈西滢担任翻译。

演出前，还插进了一个富有诗意的镜头，漂亮的林徽因饰一古装少女恋望“新月”。雕塑般的造形表示是新月社组织了这次令人难忘的演出活动。

此后，泰戈尔在中国的一切活动，都由徐志摩代为安排，他们共同游览了泰山、济南、南京、龙华、杭州，还一起去了日本。

在日本，徐志摩陪泰戈尔老人玩得也很开心，并写成了《沙扬娜拉十八首》，其中，最末一首便是那著名的《赠日本女郎》：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

沙扬娜拉！

全部18首诗曾编入1925年中华书局版《志摩的诗》，1928年8月由新月书店重印时，诗人聪明地删掉了前面的17首，只剩下这最后一首。从此，这寥寥数行诗句便风靡天下。

可以说，泰戈尔此次访华，获益最丰的就是徐志摩，他得到老人送他的印度名字素思玛，而且，还得到了老人真诚的友谊。泰戈尔回国不久写给徐志摩的信中说：“从旅行的日子里所获得的回忆日夕萦绕心头，而我在中国所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中，你的友谊是其中之一。”

第二次访华

1929年的3月份，泰戈尔第二次来到中国。据赵家璧先生回忆，老诗人先是专程从印度来到上海，下榻于福煦路613号徐志摩家中，大约两天后，启程去美国、日本等处讲学，归途中又来到了徐志摩家中，盘桓数日后回到印度。

泰戈尔的这次旅行是很不愉快的。大概是世事推移使之然吧，20年代末到30年代，发生了全球性的社会思想裂变。泰戈尔一路不倦地宣讲他那博爱、宽恕、和平的福音，却一路受到排斥、讥嘲、冷落。这使老人心情黯然，弄不懂眼前这个世界是吃错了哪帖药。已与徐志摩结婚三年的陆小曼回顾泰戈尔当时写给他们的一封信道：“看他的语气是非常之愤怒。志摩接到信，就急得坐立不安，恨不能立刻飞去他的身旁。”

从肉体到灵魂都感到了疲倦的泰戈尔渴望着休息，从美、日回到中国时，他一再嘱咐徐志摩：“这次决不要像上次在北京时那样弄得大家都知道，到处去演讲，静悄悄地在家住几天，做一个朋友的私访，大家谈谈家常，亲亲热热的像一家人，愈随便愈好。”

善解人意的徐志摩立刻理解了老人的心情。他严格按照泰戈尔的吩咐处理，在去杨树浦大来轮船公司码头迎接时，只邀了郁达夫同去。在码头等船时，他呆呆地对郁达夫说：“诗人老去，又遭了新时代的摈斥，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郁达夫在日后追悼徐志摩不幸遇难的文章《志摩在回忆里》，谈起黄浦江畔的这次谈话时说：“志摩对我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双眼呆看着远处，脸色变得青灰，声音也特别低。我和志摩来往这许多年，在他脸上看出悲哀的表情来的事情，这实在是最初也便是最后的一次。”

为了尽量让老人生活得舒适些，徐志摩挖空心思，在三楼上精心布置了一个印度式房间，里边一切全都模仿印度的风格。但泰戈尔来到家中，上上下下巡视一遍后表示，他并不多么喜欢那间“印度式房间”，相比之下，倒是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卧室更可爱。他说：“我爱这间饶有东方风味、古色古香的房间，让我睡在这一间吧！”在说这话的时候，陆小曼得到的第一印象便是“真有趣”。她深情地说：“他是那样的自然、和蔼，一片慈爱的抚着我的头管我叫小孩子……我也觉得他那一头长长的白发拂在两边，一对大眼睛晶光闪闪地含着无限的热忱对我看着，真使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温暖。”

此后的几天，他们的确像亲亲热热的一家人，过起极普通的家居生活。泰戈尔生活方式很简单，睡得晚、起得早，不喜欢到热闹地方去，总爱同三两人坐着清谈。他还特别喜欢朗诵诗，常把自己写的诗读给别人听。读时并不是抑扬顿挫地大声朗诵，而是低低地喃喃吟唱，听起来可以让人很快投入到诗的意境之中。陆小曼最喜欢这种情景，说是“比两个爱人喁喁情话的味儿还要好多呢”。

对待徐志摩与陆小曼夫妇，泰戈尔的感情是真挚而深厚的，像“自己的儿女一样地宠爱”。有一次，他们三人同去赴泰戈尔一个印度同乡的晚餐，在向印度人介绍徐志摩和陆小曼时，说他们“是他的儿子媳妇”。这使徐志摩与陆小曼不由受宠若惊、备感欣悦。

具有异乎寻常意义的是，泰戈尔这次访问，留下了两种极其珍贵的礼物。

其一是徐志摩有一本20开大小的纪念册，专请朋友题诗题画。徐志摩名之为《一本没有颜色的书》，已在上面留下墨迹的有胡适、闻一多、杨杏佛、林凤眠等20多位文艺界名流。泰戈尔也饶有兴趣地用中国毛笔在上面画了一幅水墨画自画像，笔调粗犷，神态飞动，近看像一位老人的大半身坐像，远看又似一座沉稳的小山。在画像右上角，他用钢笔题写了一句英文诗，意译为：小山盼望变成一只小鸟，摆脱它那沉默的重担。下署作者名字。诗意单纯明了，却寄寓了老人的无限感慨。

其二是泰戈尔在离别时，还送给徐志摩夫妇一袭他自己穿的紫红色丝织印度长袍，上面用金丝精绣着富有印度民族色彩的图案。礼物自身的价值勿论，单是考虑到一位异国文化伟人寄寓其中的无限情意，也就弥足珍贵了。

临行前，泰戈尔和徐志摩曾约定，到1931年泰戈尔70岁大寿时，徐志摩将去印度为老人祝寿。然而，就是在这一年，年轻的诗人却遭空难，沉重的灵魂于老人之先获得了升腾、超脱。

从新月派与泰戈尔交往的情形看来，说他们是心心相印的同道，是一点也不为过的。他们之间有感情上的相契相合，有文化根源上的相连相接，更有道义上的相知相通。

然而，同一个泰戈尔，在中国另一类知识分子那里所引起的反响，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

鲁迅在他的《坟·论照相之类》一文里说：“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待到这位老诗人改姓换名，化为‘竺震旦’，离开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的这震旦之后，震旦诗贤头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见了……”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之二》里，鲁迅又说：“这两年中，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糊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后来病倒在意大利，还电召震旦‘诗哲’（按指徐志摩）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后事如何’。”

从表面看来，鲁迅讥刺的对象似乎是新月社那班接待泰戈尔的人们，但若仔细咀嚼那嘲讽的口吻，也分明透露出对泰戈尔本人的冷漠。

较为坦率的郭沫若，在泰戈尔访华之际说的一番话，就不会让人发生任何误解了。他在《泰戈尔来华的我见》中明白宣示：“‘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这可以说是泰戈尔的思想的全部”，而“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甚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身的血汗。平和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平和的宣传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锁”。

面对同一对象的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决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值得我们后来者深长思之的。其实，在郭沫若的那番话里，已略可触摸到其端倪。他实际上已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他之不满于泰戈尔，完全在于泰戈尔所信奉的“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那“思想的全部”。反过来看，梁启超、胡适、徐志摩等新月派中人那么倾心景仰泰戈尔，又何尝不是在于他这“思想的全部”呢”！

（摘自《新月才子》，宋益乔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

泰戈尔三访中国

印度著名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泰戈尔，生于1861年，辞世于1941年，一生著述丰盈，诗歌、小说、剧本，皆有名作传世，还擅长作曲和绘画。所作歌曲1950年被定为印度国歌。他的创作对印度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1913年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家藏书中，就有泰戈尔的小说集数种，及诗集《古檀迦利》《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等。

杨杏佛之子杨小佛，在《我家有张泰戈尔相片》一文中说：“泰戈尔曾来上海三次，第一次是1924年4月12日至14日，住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爱俪园东侧的沧州饭店。第二次是1929年2月下旬，在徐志摩家里住了三天。第三次是他在亚洲、欧洲、美洲讲学后再回上海，仍住徐志摩家。”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据杨小佛推算应为“1929年2月至3月间。因1924年4月杨杏佛尚在南京东南大学教书，家也在南京”。这张合影共有九人，“前排坐在沙发上的是泰戈尔，坐在椅子上的是吴稚晖；后排立者七人，在泰戈尔右侧的是徐志摩，在吴稚晖左侧的是杨杏佛”。其他五人，杨小佛称“认不出”是谁。泰翁的这次到上海，在徐志摩的陪同下，与刚来此地的女记者史沫莱特多有交往，还与一些学者、政要如杨杏佛、吴稚晖诸辈深入交谈。

泰戈尔三访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首访。“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应梁启超、林长民之邀来华访问，徐志摩、林徽因及‘新月社’同仁为庆贺泰戈尔六十四岁生日，特别演出泰戈尔诗剧《齐德拉》，林徽因饰演公主齐德拉，扮相之美丽不可方物，一时引起轰动。泰翁在华期间，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和香山等地，徐、林二人陪同左右，被人戏称为‘金童玉女’……”（王开林《徐志摩：爱在云端不可攀》）

从有关资料看，泰戈尔1924年4月访华是先到上海，两天后的“4月14日清晨乘车到杭州游览，同行的有印度国际大学研究院院长沈教授，艺术院院长波斯教授，美国农学家爱莫赫斯，以及我国作家徐志摩、瞿世英、王统照、林徽因等人”。（魏风江《泰戈尔游西湖》）泰戈尔一行下榻湖滨清泰旅馆，并游览了灵隐寺、孤山、西泠印社、六和塔、虎跑、三潭映月等名胜古迹，两次泛舟西子湖上。“15日，他在杭州人民的欢迎会上作了演讲……一行人于16日乘车回上海”。

泰戈尔在上海暂停几日后，再乘车北上去了北京。除了游览古都的名胜古迹外，还会见了一些学者、名流。在一张至今留存的合影上，泰戈尔和辜鸿铭坐在头一排，后面站着的有徐志摩等五人；泰戈尔白发、白须，安详、慈静。因退位的宣统皇帝溥仪的洋教师庄士敦的荐介，泰戈尔也到紫禁城拜见了溥仪并合影留念，照片见秦翰才所著《满宫残照记》一书中。

徐志摩与林徽因朝夕陪同泰戈尔，徐对林产生了爱意，但林并不为之心动。“徐志摩曾向泰戈尔倾吐了内心的积愫和苦痛……泰戈尔亲自出马，得来的答复仿佛是法庭上的终审判决，林徽因的心已经百牛难挽。”（王开林文）这时候又出现了另一个名媛陆小曼，是徐志摩荐介于泰戈尔的。“泰戈尔曾当面送给陆小曼一套时髦的印度妇女的服装，留作纪念。她曾经给我看过她当时穿着这套印度时装拍的照片”。（谷苇《艺林剪影·徐志摩闲话》）

1924年“5月21日下午，泰戈尔偕学者和随员四人，由山西外国文言学校卫西琴陪同，前来太原访问”。山西督军公署官员和省城三十多个群众团体代表，到车站迎接，鼓乐喧天，鞭炮震地。“5月22日下午……在督署内北厅访晤阎锡山”；“5月23日下午3时，泰戈尔应省教育会等三十多个教育文化团体的邀请……参加欢迎大会。与会各界人士和中学生数千人，人头攒动，泰戈尔在会上完表了热情的讲话”；5月24日，山西省各教育机关开会欢迎泰戈尔，并派人陪同他参观了晋祠；25日早晨，为泰戈尔送行。“泰戈尔和他的同行者经石家庄、郑州，前去华中重镇汉口访问”。（方钢《泰戈尔在太原五日》）。

泰翁在往昔行旅艰难的岁月里三访中国，为中印人民的友好交往，写下了多彩的一页。“1940年春，悲鸿应印度诗人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国际大学讲学”。徐悲鸿在印期间，讲学、创作、办美展，并向各界人士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他还为泰戈尔先生画了十多幅素描、速写、油画及中国画的肖像”（廖静文《徐悲鸿一生》），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的深情厚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