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

陈云同志发表于1939年5月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这篇著作中，陈云同志以马克思主义者求真务实的精神，提出了一名好的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

“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为了达到这个标准，共产党员应该建立和坚定自己的人生观。一方面既要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另一方面也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这就需要两方面的认识：一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必然性的认识。要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修养，“洞悉共产党及其党员的当前任务和根本目标”，“坚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的前途”。二是对中国革命现实曲折性的认识。中国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在弯曲险峻的革命道路上，革命者必须经历长期的艰苦和波折；在与敌人经常的斗争中，在每一事变的紧急关头，还有牺牲的可能”。

“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共产党是以解放全人类为根本政治诉求的政党，而我们的“共产党员是在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一方面，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把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革命的、本阶级的和党的利益。另一方面，在工作中，如果出现了“党员个人的利益与党的利益的不一致”，那么，共产党员必须发扬忠诚精神，“以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一切个人问题”。再一方面，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仅仅局限于理解“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一重大党性原则，更重要的是，必须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坚决地毫不疑惑动摇地执行”。

“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也是实现党在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的保证。一方面，共产党员要把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当成必须履行的基本义务，在工作实践中积极带头遵守党纪，努力使自己成为“遵守党纪的模范”，尤其重要的是，要更加严格地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每个党员必须高度地提高政治警惕性，严守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不得公开党的秘密，也不得对其他党员说出没有必要透露的秘密事件。另一方面，要敢于在“与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的同时，“着重与自己的一切破坏党纪的言论行动作斗争”，不能把遵守党纪看作是“在集体实践中表态”或“举手赞成党的路线”那么简单。要坚决反对轻视秘密工作纪律的倾向，坚决与“一切忽视、破坏党的秘密工作的危险倾向作斗争”。同时，要高度重视违反党的纪律的严重后果，“对于一切破坏秘密工作的行动，必须受到党的纪律的制裁，直到开除党籍”。

“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党的目标的实现必须以党的决议的实现效果为基础，而党员对于党的决议的执行是党对党员的严格要求，更是党员党性的重要表现。在执行观方面，要做到忠诚与执行的统一。首先，把坚决地执行党的决议当成共产党员的责任，作为忠诚党的事业的具体表现。“一个共产党员，不能只是口头上拥护党的决议就算完事，他的责任在于坚决地执行决议，在实际工作中实现这些决议。”其次，要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优良的传统，以大无畏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克服困难从而实现党的决议。“每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在实现党的决议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不能消极应对和执行，必须充分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努力高效执行党的决议。再次，在执行党的决议时，要有坚定和顽强的英雄气概。在“日常工作中”“在有党监督时”“在胜利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相对容易，但“在困难中”“在没有党监督时”“在生死关头时”“在失败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则需要具备“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这样坚定和顽强的英雄气概。

“做群众模范”。共产党员是群众所信仰的先进队伍中的一员，人民群众常常根据共产党员的行动来评价我们的党，所以，共产党员应该在任何时候都要给人民群众一种好的影响，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会更加信仰我们的党，更加敬重我们的党。因此，共产党员一定要有“先锋模范与无比忠诚的统一”的群众观。首先，要有坚定不移的党的立场。“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还表现在对于革命利益严肃的立场上面，对于一切为国为民的事业，应该始终不变地坚持自己的立场。”这种“为国为民的事业”斗争的立场在任何情况上都不得改变，是经得起任何威胁、任何利诱的。其次，不怕牺牲，无比忠诚。在任何困难面前，要不怕牺牲，也敢于牺牲，要显示中华民族优秀的至高无上的气节，要“表示对于党和革命无比忠诚”。

“学习”。正确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领导革命的共产党，它之所以能在变化的、复杂的环境中把握一切伟大的革命运动，并且指导各个运动使之走向胜利，是因为有革命理论的指导。”为了不迷失道路，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正确地实现党的任务和决定，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做到理论与实际的工作的高度统一，从而“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在学习内容上，一名好的共产党员，应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背诵教条”，并努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时事政治的情况”，同时，努力学习军事知识和技术，尤其重要的是，要在实际工作中随时随地向群众学习，学习“一切实际工作中的和群众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在学习方法上，首先，要注重自我批评，尤其是要虚心接受党的批评，“好的共产党员，对党的每个批评都必须以诚恳的态度、愉快的态度去接受和了解，以改正自己的错误”。其次，要战胜“学习的敌人”，在学习上，要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一定要克服自高自大、自称高明的错误倾向，要对学习充满信心，主动积极学习。最后，要持之以恒，擅于在繁忙的实际工作中，挤时间学习。

陈云的三个“上海时刻”

解放初期，物价稳定后，上海市民在中国银行前排队，将外币兑换成人民币。摘自《陈云画传》

1926年，商务印书馆职工会第一届委员合影。前排左三为陈云。摘自《陈云画传》

一江春水向东流，奔腾至长江三角洲前缘的淀泖区域，沉淀出一片水网密织、气候湿润、土地肥沃的洼地。这里是上海市郊西南角的青浦区练塘镇。

一条蜿蜒的市河从小镇中心流过。1905年6月13日凌晨，河边一间陋室中，一个男婴诞生，为“既无田地，又无房产”的陈梅堂和廖顺妹夫妇带来欢愉。这个男婴，就是陈云。

时光并未太多改变这里的风貌，如今的练塘，还是粉墙黛瓦、青柳拂桥、安详静谧的模样，一如她的儿子陈云，低调内敛、不事张扬。

没有改变的，还有思念。为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在经历一番改造后，位于朱枫公路3516号的陈云纪念馆将于明天举行开展仪式，6月3日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馆里那一件件留有陈云同志烙印的展品，讲述着他的光辉之路，也记录着他和这片滋养他的土地，那一个个永勿相忘的历史时刻。

青少年：水乡走出“共和国掌柜”

陈云纪念馆里的少年陈云照。邵剑平 摄

多年后，他的子女问他“为何父亲只有高小文化，却能有这么多的办法和经验”时，陈云回答,上海是金融、经济的中心，这个城市是怎么运转的，他从小耳濡目染。

练塘镇朝真桥附近，有一片不大的门面房，坐南朝北、砖木覆瓦结构，临河的是一开间铺面，后面穿过天井的是简陋的二层小屋。这所房子，就是现在仍保留在下塘街95号原址的陈云故居，也是陈云当年栖居舅父的家。

陈云两岁丧父，四岁丧母，与年长他8岁的姐姐陈星，一起由外祖母带着来到舅父廖文光家生活。1911年，外祖母过世，廖文光依嘱将陈云立嗣为子，为其改名为廖陈云。

舅父早年在练塘以裁缝为业。朝真桥附近的这间屋子，同它隔河对望的是典当场。旧宅西侧是钱家橹行和拥有三五千亩地的大地主兼商业资本家吴开先家的四进院落，往东侧是叶家祖屋、畅园书场、长春园书场和一条与市河相通的混堂浜。当时由于江南地区商业发达、船只往来便利，小小练塘镇上不但出现了新式学校、电灯泡厂，也出现了大量商人。陈云自小在舅父家长大，同时也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从中接触到了不少商业知识。

因为生意清淡，廖文光在1911年后决定放弃裁缝生意，在铺面开个小店，到晚上卖些小菜、点心，供生意人和听评弹的顾客夜宵。每晚的收入几角到三四元，不过能赚二分利。可这也成了陈云学习人情世故的一个窗口。每每在舅父的小店帮着料理杂务，陈云都能通过客人的闲谈了解外界的事情。闲暇时他还会跟着舅父去离家只有30多米的长春园书场听评弹，也就此，他养成了终身喜听评弹的习惯。

虽然家境窘困，但聪敏的陈云得到了舅父母的关爱。8岁时他被送到镇上私塾接受启蒙教育。1914年，又到镇上的贻善小学读书。1917年，陈云乘舟北上到青浦县城乙种商业学校学习珠算和记账，虽然他很快掌握了珠算知识，但一个月后就因贫辍学。所幸舅父小店的常客中，有一位客人是章练塘公立颜安国民小学校的第一任校长。他看到瘦弱的陈云在灶前烧火，就和他攀谈起来。当发现这个少年谈吐流利、记忆力强后，校长马上和廖文光商量，免费保荐陈云入颜安小学高小部读书。

在颜安小学，陈云遇到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恩师张行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张行恭老师的带领下，陈云和同学参加了罢课。整个小镇也罢了市。经过此事洗礼，陈云开始懂得了更多国家大事。但这年夏天，从颜安小学毕业后，陈云又因家贫无力继续升学了。

1919年秋季开学后，张行恭在家访中了解到自己的毕业生们或升学或就业，“独其最优秀的廖陈云同学，株守在家”后，顿起怜才之心。因为无力在经济上补助陈云，张老师托自己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二弟张子宏引荐。1919年12月8日，只有15岁的陈云在张行恭的带领下，离开家乡练塘，搭乘一叶小舟，经松江达到上海，开始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从此开始了他人生中新的一页。20多年后，陈云在延安写自传时，还清清楚楚记得启程日是“农历十月十七”。

1919年12月中旬，陈云来到位于棋盘街的商务印书馆总发行所（今河南中路211号）。在二楼北侧文具柜当学徒，月薪三元，自此有能力开始接济舅父母。虽然个子矮小，要站在特制的木凳上才能顺利接待顾客，但陈云业务出色，在当了两年学徒后，店方就决定破格提前一年升陈云为店员。利用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便利，陈云如饥似渴地读书接受新知识、学习英文、练习毛笔字和打算盘。每天早上六点，他就起床离开上海老北站华兴路顺征里七号商务印书馆集体宿舍的东厢房，去闸北公园锻炼身体。一有时间他还学着拉胡琴、吹笛子，为了怕影响别人休息，就到晒台上去练习。

从当时的晒台望下去，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上海正值风起云涌。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多年后，陈云的子女问他“为何父亲只有高小文化，却能有这么多的办法和经验”时，陈云回答，因为他从小在上海长大，上海是一个大城市，是金融、经济的中心，这个城市是怎么运转的，他从小耳濡目染。他所在的商务印书馆也是一个大企业，有工程师、工人、很多店员。商务印书馆的地下党力量很强，在那里陈云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接触了革命的思想，这使得他开始重新思考人生，并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5年，五卅运动在沪发生，受此影响，同年八九月间，商务印书馆职工举行大罢工。陈云参与领导了这次罢工，被推举为该馆发行所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就在罢工取得胜利后几天，陈云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董亦湘、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党员恽雨棠介绍，加入了中国国共产党。

那一年，他20岁。

中年：打赢经济“淮海战役”

由于陈云出色的理财能力，毛泽东曾大笔一挥在纸上写下“能”字来称赞他。

发起过工人和农民运动，领导过中央特科，从事过中央组织工作，在这之后，陈云转向经济领域，主持中央财经工作，被人们称为“共和国掌柜”。

在陈云纪念馆里，那些泛黄的照片和珍贵的实物，生动再现了1949年7月下旬，这位“红色掌柜”奔赴上海，通过“银元之战”、“棉纱之战”、“粮食之战”等几次斗争，使哄抬金融物价的投机资本家遭到沉重打击，很快稳定了全国的金融物价。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党中央开始描绘共和国蓝图。然而，西方国家却预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打80分，在经济上可能只能打零分。

从东北进关后，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说，“根据情况办事，过去是‘小摊摊’，现在要搞大城市的‘大买卖’。”陈云所说的大城市，首先就是上海。当时，上海的轻纺工业占上海工业产值的百分之七十四。上海的纺织厂纱锭二百二十九万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贸易额占全国的一半。曾经在上海工作生活过的他知道，“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东方的金融中心，上海站不住，全国经济稳不住。调查全国性的财政经济情况，提出解决的办法，不在上海，看不到全面，看不到全国财政经济的困难。”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解放第二天，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就发布规定，以人民币1元收兑金圆券10万元。起初收兑工作十分顺利，但上海旧经济势力利用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担心钞票贬值的心理，掀起银元投机风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原来一块银元值100元人民币，6月3日就涨到720元，6月4日涨到1100元。虽然当时上海投入流通的人民币近20亿元，大部分却浮在市面。有的商号还拒收人民币。6月8日，陈云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查封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

经此一役后，上海市场物价仅仅平静了十多天，投机家又由银元投机转向大米、纱布和煤炭投机。6月下旬，物价开始波动。6月23日每石大米的价格是人民币1万1700元，7月16日升至5万9000元，7月18日更高达6万5000元。一时之间，人心不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委托陈云到上海稳定物价。

在陈云纪念馆，可以看到1949年7月10日，陈云为中央财政经济部起草的“关于在上海召开金融贸易会议问题给华东财委并告华中、东北、西北各财委”的电报手稿。7月22日，陈云一行来沪的火车行驶到昆山附近时，还遭遇国民党飞机的袭击，专车车头被打坏。等到上海调拨的火车头来后，才得以安抵上海。

1949年7月27日到8月15日，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各解放区财经会议。会议分综合、金融、贸易、财政四个小组进行讨论。来沪之前，陈云曾设想要将上海的厂校及人员疏散，但在经过调查研究后，陈云综合与会者意见，决定改变原有想法，立足于恢复与发展生产来解决问题；并决定通过建立统一的发行库，建立全国性的花纱布公司、中纺公司、土产公司；提出精简节约、全国各地调拨物资支援上海的应急措施等一系列手段，将整个财政经济工作的大盘子摆好了。

在会议期间和会后两个月，各地物价相对平稳。但从1949年10月15日起，全国物价猛涨。在10月一个月内，全国物价平均上涨百分之四十四点九。上海的涨风由纱布带头。陈云说“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不饿死人。这些问题是老百姓关心的，也是对我们的考验。”

11月13日，在涨势趋于稳定后，陈云为中财委起草对全国物价猛涨所采方针的指示，提出“目前稳住物价已有可能”，随后向各地下达了12条指令。包括稳住物价、调运粮棉、紧缩银根、指导国营贸易公司、应对投机商人等多方面内容。陈云起草后请周恩来签发，周恩来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电报手稿从西花厅到丰泽园，毛泽东看毕后立刻批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毛泽东还在“即刻发”三字旁加了着重号。当天，电报下发到各地。

1949年11月25日之前，各地将粮食、纱布、煤炭，即“两白一黑”等主要物资调集于重要地点，设法紧缩通货，抓紧税收。25日当天，全国各主要城市统一大量抛售粮食、棉布。几天之内，就将这场涨价风潮平息下去了。1950年3月，政务院讨论并通过了陈云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到了当年4月，全国经济状况开始好转。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工作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由于陈云出色的理财能力，毛泽东曾大笔一挥在纸上写下“能”字来称赞他。

晚年：一往情深牵故里

1992年，陈云笑着对黄菊说：“不是有新闻记者向你打听陈云对开发开放浦东的态度吗？你回答得很好，我非常赞成开发浦东，开放浦东！”

一顶红色安全帽，一副眼镜，陈云纪念馆里这两样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物品，讲述的却是陈云同志“只唯实”的工作作风。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确定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一些拟兴建的大型项目下马。对于建设总投资达214亿元的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是不是应该搞下去，产生了不同意见。1979年6月，陈云戴着那顶安全帽，亲自到上海宝钢建设基地进行实地考察。同月16日，他主持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专门讨论宝钢建设问题。会上，陈云指出：宝钢是一个特大项目，事关全局，上了马就干到底，举棋不定不好。在陈云和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主持下，宝钢的建设确立并实施了符合实际的科学思路和方针。1985年9月，宝钢胜利建成投产。

1991年5月，陈云在上海听取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上海市长黄菊等同志关于上海市改革开放、市政建设等有关工作的汇报后，陈云将亲手书写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条幅，分送给朱镕基、吴邦国、黄菊。

第二年的4月，陈云在上海听取吴邦国、黄菊关于上海工作情况的汇报后，高兴地说，“上海大有希望。”陈云还笑着对黄菊说：“不是有新闻记者向你打听陈云对开发开放浦东的态度吗？你回答得很好，我非常赞成开发浦东，开放浦东！”

1995年4月初，已经卧床多日的陈云想散步。因为不便说话，他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写字条：“下床散步。”然后，他提出，想听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评弹《闯王进京》。当时北京没有这盘带子，身边工作人员马上给上海有关方面打电话，请他们尽快送来。

4月9日，陈云听完早新闻后，工作人员按照他的意愿给放了一盘评弹录音带，名为《一往情深》。他静静地听着，神态很安详。《一往情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上海评弹团创作的中篇评弹，讲述了一对青年恋人反抗世俗偏见、终成眷属的故事。1983年11月28日，陈云曾写信给上海评弹团团长吴宗锡，称赞这部书：“《一往情深》是一个极好的中篇，我已听了十几次。”

4月10日下午二时，陈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闯王进京》的带子送到了，但这段来自上海的乡音，陈云没能听见。

陈云将内脏器官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按照陈云家属的愿望，陈云的骨灰撒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株雪松下。一切，如他生前所希望的那样进行，也一如他生前练习书法时最喜欢抄赠别人的那首郑板桥的诗一样：

新竹高于旧竹枝，

全凭老干相扶持。

明年再有新生者，

十丈龙孙绕凤池。

陈云长征路上“失踪”之谜

人们谈到长征，很少提及陈云。长征前夕，陈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长征开始后，随红五军团踏上了漫漫长征路。长征途中，陈云还先后担任军委纵队政委、渡河（指金沙江）司令部政委等要职。但是在1935年6月上旬，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之后不久，中央红军即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陈云突然“消失”了。于是，部队里就出现了种种传说，有的说陈云已经牺牲了，更多的人说陈云失踪了。陈云在长征途中为何悄然“失踪”了呢？他究竟到哪里去了？

秘密离开长征队伍

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一方面调集部队对红军主力进行围追堵截，另一方面疯狂破坏白区党组织，致使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当时，苏区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都是通过共产国际驻上海办事处。由于中央红军长征后唯一的一台100瓦的大功率电台在湘江之战中被毁，因此无法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的联系。渡过湘江后，中共中央为了重新建立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曾派一名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到上海与地下党联系，但是行动未能成功。遵义会议后，党中央认为十分有必要将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及时向共产国际方面通报，同时也必须恢复白区党组织，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于是，中央决定再次派代表到上海去完成这一使命。

谁能够担当此项重任呢？党中央经过再三研究，最后认为陈云和潘汉年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也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是最佳人选。由于任务的重要性，这一决定成为中央的核心机密，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知道。

二渡赤水后，潘汉年即奉命先行离开长征队伍，准备到上海后与陈云会合。遵义会议后，陈云并没有马上离开长征队伍，而是在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后才秘密离开长征队伍赶赴上海的。

为了能使陈云从几十万敌军的层层包围中顺利出去前往上海，党中央采取了极其严密的保密措施。除了几个高级领导外，其他指挥官和领导都不知情。

临行前，刘伯承为陈云写了两封亲笔信，托他在成都的一位朋友和在重庆的弟弟协助陈云抵达上海。陈云还从林伯渠那里领了到上海恢复党的白区工作的经费，为防万一，他把大面额的钞票放在随身携带的一只热水瓶的瓶胆下面，这样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以便将宝贵的工作经费安全带到上海。

登启事给周恩来报平安

陈云拿着刘伯承的亲笔信来到了刘伯承的好友、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家里。胡公著看到信后十分震惊，陈云的勇气和胆略由衷的钦佩，同时也为陈云在成都的安全感到担忧。

胡公著告诉陈云，成都风声甚紧，不宜久留。对胡公著先生的忧虑和担心，陈云能够理解。当时的局势的确很紧张，蒋介石惟恐红军进入四川腹地活动，在成都一带布下了重兵，严加防范。他还在成都市区增加了许多岗哨，任何过往行人都要受到严格的盘查，警察也经常在夜间闯入居民家中查验户口，整个成都已经处于严密的戒备状态下。在这种情况下，稍有不慎，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陈云深知成都实在不便久留，于是在胡公著家中只留住了一夜，第二天便离开成都前往重庆。

陈云离开成都几日后，在当地报纸的一处极不惹眼的地方刊出一则名为：“廖家骏启事”的遗失启事。内容是：“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枚，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这则看似再普通不过的启事，传递的却是极不普通的信息。登启事的那位“廖家骏”便是陈云，这则启事的内容是陈云出发之前与周恩来商量好的，启事内容也是根据事先约好的暗号来写的，以此来向党中央传递自己已经冲出重围，安全到达成都的信息。

来到重庆后，陈云带着刘伯承的另一封信，几经寻访，终于在一个药铺找到了刘伯承的弟弟刘叔禹，随后便在刘叔禹家安顿下来。十几天后，刘叔禹为陈云买好去上海的船票，送陈云到朝天门码头上船。

一次次躲过叛徒告密

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陈云立即着手恢复受到严重破坏的白区地下工作。恰在此时，刚刚与陈云建立联系的上海地下党组织再次遭到敌人的破坏。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江苏省委、共青团中央局大批主要领导被捕入狱，连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即劳伦斯）也在上海遭逮捕。形势万分紧急。

当时苏州河上有十几座桥，每个桥上都有国民党特务，而且特务中有一些是变节的叛徒。由于过去为党工作过，他们中有很多人认识陈云，不少地方都挂着陈云的通缉令，上面有陈云的画像。有一次，陈云遇上一个特务，就先声夺人地说道：“我警告你，如果你敢揭发我，共产党饶不了你，早晚有一天要找你算账！”果然，那个特务被吓住了，把帽子往下一压，头一扭，就装作没看见过去了。因为当时共产党专门处决叛徒的中央特科在上海已经“名声大震”，早就令那些叛变的特务闻“名”丧胆了。他们知道，如果与共产党作对，过不了几天就会被教训。就这样，陈云利用叛徒心虚的弱点，一次次地躲过了被叛徒告密的危险。

不久，从香港返沪的潘汉年来到上海与陈云会合。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知道陈云到了上海，也知道上海白色恐怖严重，认为上海环境十分险恶，不宜久留。于是决定请陈云、潘汉年等人尽快赴莫斯科。由此，1935年8月上旬，陈云与陈潭秋、曾山、杨之华、何实嗣（何叔衡之女）等人，在宋庆龄的帮助与巧妙安排下，秘密地乘上了一艘苏联货轮。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查，陈云藏在船的底舱里，那里霉腐气味刺鼻，空气稀薄，又不能发出任何响动，直到货轮驶出吴淞口他才走出底舱。

陈云一行在海参崴下船后，从那里改乘火车经西伯利亚，于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

（作者为报告文学作家）

（本文选自《铁流两万五千里——长征》，中共党史出版出版）

晚年陈云与邓小平

编者按：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我们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担任过重要职务的老一辈领导人只有邓小平和陈云同志。他们在确立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以及一系列重大决策上的意见，一直为党内外许多人所关注。就此问题，我们采访了国家安全部部长、原陈云同志秘书许永跃同志。

记者：您曾经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了近10年，我们想请您谈一谈，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和陈云两位老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默契配合、紧密合作、同心协力的情况。

许永跃（以下简称许）：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我们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担任过重要职务的老一辈领导人就只有邓小平和陈云同志了。在确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过程中，两位老人默契配合，相互合作，同心协力，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互相支持，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但过去有段时间，我们党的一些干部以及国外一些人士认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是改革派，陈云是保守派，而且两人还在不断斗争着。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我有责任将自己所知道的实际情况告诉大家。

记者：粉碎“四人帮”以后，陈云同志就支持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工作，您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许：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和经济问题，但正式会议开始后，陈云同志第一个发言。他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必须由中央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他主要讲了6个问题，首先是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一案。陈云同志提出，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薄一波等61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定为“叛徒”，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应该纠正过来。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他说，彭德怀同志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意见，被定为“反党集团”，不符合我们党的原则。至于说陶铸“叛变”，当时中央是有决定的，他们在南京监狱办的手续，中央组织部是有规定的。这样就定为“叛徒”和“反党集团”，也不符合党的原则。而“天安门事件”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许多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予以肯定。

谈到这些问题时，陈云同志提出，我们党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我们党历来强调的思想路线。因为他的发言，会议的内容和原定的主题发生了变化，使这次会议成了一次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和集中批判“左”倾错误的会议。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老干部都表示赞成陈云同志的意见，认为他说的非常重要，最先响应陈云同志讲话的是王震同志。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会，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产生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陈云在这次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成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中的一员。

陈云同志非常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早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明确提出，应该由小平同志主持全党工作。虽然在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压制之下，陈云同志的意见未能在简报上刊出。但陈云等人的意见还是不胫而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舆论的压力和叶剑英、李先念的促进下，在会议临近结束时，华国锋不得不表态，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终于恢复了邓小平同志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使随后开始的全党拨乱反正的事业有了自己的主帅。

记者：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了理论务虚会，会议主要内容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如何看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以及如何看待和客观正确地认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是如何认识这一问题的？

许：这次理论务虚会，在谈到如何评价毛泽东及其历史地位和如何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毛泽东的错误是否属于个人品质问题，大家的争论很大。

小平同志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就是在这次理论务虚会的总结会上提出来的，这是有针对性的，而不是泛泛而谈。在我们党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小平同志曾多次和起草小组谈到关于要不要正确评价毛主席、要不要正确认识毛主席所犯错误的问题。小平同志认为，我们要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后来，起草小组在向陈云同志汇报时，陈云同志表示同意小平同志提出的决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和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意见。他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毛泽东同志的一个不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

两位老人一致认为在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要看到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犯了错误，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愿望是要解决和纠正当时我们党所存在的脱离群众的一些问题，纠正和解决当时干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问题，不能因为他犯了错误就否定他在党的历史上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两位老人的认识是非常一致的。应该说，这为澄清全党的思想、统一全党的认识，领导全党确立在改革开放中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方向，不发生偏差，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记者：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两位老人起到了哪些重大历史作用？

许：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纠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全党还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准确地说，这次大讨论是1977年底、1978年初开始酝酿，后来见诸于报端的《光明日报》的文章，是在前期酝酿的基础上完成的。在讨论过程中，有些人在思想上产生了困惑，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提法的理论根据产生了怀疑。

“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同志曾在江西生活了3年，期间他通读了《列宁选集》。陈云同志和我说过多次，他是读过《列宁选集》的，列宁讲过这种话，毛主席也说过这个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我查了《列宁选集》，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讲，“人的和人类的实践是认识客观性的验证、准绳”。毛主席1963年在修改《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这篇文章时明确写到，“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现在人们都以为完全是胡耀邦同志主持的，实际上如果没有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的赞成和支持，年轻人是很难做到的，这一方面需要勇气，另一方面也需要有理论水平。这次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说，两位老人的心是相通的。这是政治家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大局考虑，他们想的是一个党的长远发展，他们考虑的是10年、20年，甚至是上百年的问题。

记者：两位老人在废除干部终身制和培养年轻干部问题上是如何相互配合和相互支持的？

许：两位老人在平反一大批冤假错案、实现理论上拨乱反正之后的干部问题上也是密切配合，心心相通的。一场“文化大革命”，相当一批干部被打倒，蒙受不白之冤，相继生病或谢世。有的人虽然身体还可以，但思想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压力，或者说还有一个解放思想的问题。当时，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培养选拔青年干部。

1981年7月2日，小平同志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出，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选拔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我希望在座的同志，凡是超过60岁的同志，都把这个问题当做第一位的任务来解决。

陈云同志1981年5月8日和7月2日两次谈到，我们要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使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陈云同志说，要从一些办公室的秀才班子里面，从秘书里面，从省市受到基层锻炼的年轻同志里，有意识地培养一些人，让他们列席会议，让他们当后排议员。

后来就有了个提法，叫选拔和培养第三梯队。根据陈云同志的建议，中央组织部成立了青年干部局，承担选拔青年干部的工作。我们党选派了一批青年干部到基层锻炼，其中包括江泽民、李鹏、乔石、胡启立和现任的胡锦涛、吴邦国、黄菊、王兆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都是当时第三梯队名单里的青年干部。由此可以看出，两位老人在培养青年干部问题上，高瞻远瞩，不是从个人角度出发、一个一个地培养，而是选拔和培养了一批批、成千上万名青年干部。这对于将我们党的事业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两位老人重视我们党的事业的长远发展，提出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现在就可能会出现干部青黄不接的问题。

另外，在实行干部退休制、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问题上，两位老人的配合也是非常默契的。

1986年10月29日，陈云同志参加叶剑英同志的追悼会。那天下午，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商量要谈一谈有关人事问题。10月30日，因陈云同志身体不太好，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就到陈云同志的家中谈干部退休的问题。三位老人家商量沟通之后一致同意，在党的十三大时，三个人一起退下来。但后来人们所看到的十三大上，三位老人家没有全退或者说是半退，那是因为又发生了一些新的情况。最后小平同志担任军委主席，不再担任中央常委，陈云同志担任中顾委主任，先念同志担任全国政协主席。这些都是经他们一起商量研究过的。

记者：陈云同志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是怎么考虑的？

许：1985年9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闭幕式上，小平同志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陈云同志在讲话中说，“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后来，陈云同志在中纪委的会议上还讲到，“我们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我们实行的经济是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两位老人在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发展问题上，意见是非常一致的，即我们所进行的改革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自我完善，而不是抛弃社会主义已有的制度、已有的模式，另搞一套。我们的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小平同志提出要打击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陈云同志则要求中纪委要为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两位老人都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记者：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提法出自陈云，这也说明了两位老人是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

许：是的。大家现在经常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个提法，但谁也没有注意到它是怎么来的。

其实，早在1987年7月17日，陈云同志在同当时的中央负责人谈“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的问题时就提出，我们国家，在目前第一位的领导人是小平同志。

1989年5月26日中顾委召开常委会，这是陈云同志担任中顾委主任后主持的唯一一次中顾委常委会。5月25日下午，我向陈云同志汇报说，（薄）一波同志让我跟您说一下，明天要开中顾委常委会，一波同志的意见是您能不能参加一下，中顾委要传达和学习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反对动乱、维护社会安定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并发个消息。他考虑了一下说，一波同志主持，我就不参加了。但第二天早上，陈云同志让警卫员把我叫去，说他还是要参加26日上午的会，他想了一夜，要去主持这个会。

陈云同志一走进会场，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他走过去和每个人都握了握手。坐下之后，他问大家，什么时候、在哪儿参加的革命，在革命的过程中，家里人、战友有没有牺牲的？问完一遍之后，他说，谢谢老伙计们，我和大家是同一代人，我们都是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参加了中国革命。你们刚才都说了，有亲人和战友牺牲了，我和你们一样，长征路上，我的警卫员走着走着就看不见了，一回头，别人告诉我，他陷到草地的泥坑里牺牲了。陈云同志还说，为了社会主义的江山，一共死了2400多万人，有民主人士，有同情革命的，也有共产党人，与其说我们这些人是两万五千里长征走过来的，还不如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江山来之不易，我们应该珍惜，但现在有人要另起炉灶，我提议我们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头子”的中国共产党党中央，赞成的请举手。后来在公开发表的时候，我建议陈云同志将“头子”改成“核心”。这就是1989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消息。

1989年6月8日，陈云同志在审阅中央政治局常委起草的一份报告时批了一句话，“倡导改革开放的，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1989年11月10日中顾委全会的公报正式使用了小平同志“是我们党的工作和军队工作、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其他各项事业的总设计师”的说法。

所以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提法出自陈云。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使用这种提法，由此也可以看出两位老人的密切配合。

记者：1992年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后，陈云同志派您到南方几省了解情况，您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许：好的。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之后，陈云同志就让我去南方了解乡镇企业的情况。根据陈云同志指示，当时我去了苏州、无锡、常州和南京。回来之后，我把调研情况详细地向他作了汇报。

看完这些地方之后，陈云同志又让我去广东了解特区情况。4月25日，我把自己的安排和准备报告陈云同志，他说，你去了之后，就说是我让你去的，你是代表我去的。4月27日，我和中顾委的一个处长从上海出发，前往广东。在广州、东莞、惠州、深圳、珠海、中山、顺德、佛山和汕头等地，我们看了珠江三角洲的100多个企业，在珠江三角洲一共待了25天。后来我又去了闽东南，从漳州、厦门到泉州、福州，我在福建又待了22天，也看了上百个企业。前前后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一共看了几百个企业。

回京之后，我用三个半天向陈云同志做了详细的汇报。汇报过程中，他特别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出口创汇能力，一个是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变化。当我讲到在深圳看了一家特别大的企业集团——康佳集团的所有生产线时，老人家听得非常认真，问得也非常仔细。他让我把康佳两个字写得大大的。他对改革开放后新的技术尤其是电子信息技术给中国产业结构带来的变化特别地感兴趣。

1992年7月21日，陈云同志写了一篇悼念李先念同志的文章。文章说，“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

其实，陈云同志让我前期做的那些工作，都是为了自己要在政治上明确表态而做的准备。他要向全党告知，陈云是支持小平同志的，是和小平同志的意见一样的，是关心改革开放和发展特区建设的。这是政治家的政治表态，他要告诉全党，告诉整个国际社会，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在支持特区发展问题上，他和小平同志是没有任何分歧的。

总之，自改革开放以来，两位老人的心是相通的，配合是默契的。在推动我们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经济、实行改革开放、扩大对外交流的过程中，在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对重大问题的认识以及在重大问题的行动上，两位老人的意见都是非常一致的。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