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佐临：温良恭俭让的中国现代戏剧宗师

在中国话剧界素有“北焦南黄”之称，焦为焦菊隐，黄便是黄佐临。黄佐临是一位具有强烈创新意识的大师，是中国戏剧界最善于变革舞台样式的“引路人”；他的写意戏剧观是“海派话剧”的理论基础；他的戏剧关注时代需求、关心人民生活。

1987年，此时的黄佐临已经是年过八旬的耄耋老人，是中国戏剧界的一代宗师。这一年，他以《矛盾重重的黄佐临》为题写下一篇小文，没有写自传的他从8个方面对自己一生做了有趣的概括：

没有戏剧性的戏剧家；

没有示范性只有启发性的导演家；

没有被公认的幽默家；

没有空话只知埋头苦干的实践家；

没有口才的演说家；

没有官衔的人民外交家；

没有才华横溢只有愚憨的艺术家；

没有请客吃饭但在革命成功后只有温良恭俭让的革命家。

从小就演“夏洛克”

黄佐临出生的时候，他的原名“黄作霖”已起好了14年了。黄家祖籍广东番禺县，黄佐临的父亲黄颂颁十几岁还在学堂读书的时候，家里就给他未来的“儿子”们起好了名字，依次是黄作霖、黄作梁、黄作灿……等等一大长串。

黄颂颁1901年毕业于黄埔水师学堂，后来，他返回广东，娶香山女子柳兆芹为妻。1906年10月24日，柳兆芹在天津余庆里一号的家中产下一子，这个孩子就是黄佐临（直到1939年前黄一直使用其本名作霖）。

虽然家教极严，可儿时的黄佐临还是一个调皮捣蛋、充满想象力的孩子。从小就喜欢戏剧的他还把家里的帐子当幕布，床当舞台，带着弟妹一起演戏，他让妹妹当“巴黎女郎”，而自己则成为莎士比亚名作《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小时候的黄佐临就非常爱看电影、戏曲和马戏，他最喜欢丑角，经常学着演，他的对象既有京剧里的“杨香武”，也有美国的喜剧之王卓别林，常逗得小伙伴们大笑不止。后来，文明戏吸引了黄佐临的兴趣，在上初中之后，他在语文老师刘崇一的引导下，拜读了挪威戏剧大师易卜生的戏剧著作，这些书都是英文原著，可见那时黄佐临的英文程度已经很高了。

1925年8月初，年仅19岁的黄佐临辞别父母离开天津去上海，登上了第一次赴英国留学的旅途。两年后，年仅40岁黄母因病去世，黄佐临只能在大洋彼岸遥祭慈母。

英伦结缘萧伯纳

抵达伦敦后，黄佐临领父亲之命进了伯明翰大学商科学习，但很快就发现自己完全不是从商的料。改修社会研究科后，黄佐临通过参观工厂、写社会调查报告充分接触了人与社会，这对他而言是一个最重要的转折。

对人与社会的研究，很自然地引导黄佐临大量接触易卜生、萧伯纳、高尔斯华绥等戏剧大师的社会问题剧作，这正是他从小就为之着迷的。在住宿之地“林溪学院”，黄佐临积极参加学校的戏剧演出。1927年，英文独幕剧《东西》在“林溪学院”的周末学生晚会上演出，该剧由21岁的黄佐临自编自导自演，是他生平创作的第一出戏。第二年，黄佐临自编自导的第二出戏《中国茶》也在学院上演，该剧辛辣地嘲讽了一些西方人自以为是、好为人师的毛病。

渐渐地，写戏导戏的“黄”在学院小有名气起来，有人说他的剧作颇有萧伯纳的讽刺风格，鼓励他把自己的剧本寄给这位刚于192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文豪看看。黄佐临壮着胆子把《东西》的剧本寄给萧伯纳，还附了一封信。

仅仅过了三五天，萧伯纳便回信了，他在一张明信片这样写到：“孩子，不要当什么剧作家，剧作家最辛苦，最担风险，而且常常在生活上朝不保夕。”不过，萧伯纳还鼓励黄佐临：“一个‘易卜生派’，是个门徒，不是大师；一个‘萧伯纳派’，是个门徒，不是大师；易卜生不是‘易卜生派’，他是易卜生；我不是‘萧伯纳派’，我是萧伯纳；如果‘黄’想有所成就，千万不要去当门徒；必须依赖自我生命，独创‘黄派’。”

得到大文豪的鼓励，黄佐临更加投入地进行戏剧的创作和研究。

因戏爱上“罗瑟琳”

1929年9月，黄佐临挥别留学四年的英伦回到天津。第二年，他接替父职就任天津英商亚细亚石油公司华人顾问，这是一个待遇极为优厚的闲职，让黄佐临有了充裕的时间，他在南开大学开了“萧伯纳研究”和“狄更斯小说”两门课程，并阅读了大量戏剧著作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禁书”，这对他思想进步起到进一步的催化作用。

1929年9月23日至25日，《大公报》上一连三天连载了黄佐临对高尔斯华绥剧作《争强》的评论，当时正在清华读书的曹禺看到这些评论后深受启发，他亲自登门拜访黄佐临，两个年轻人立刻互相引为知己。随后，黄佐临在《天津北京泰晤士报》上发表了比较文学和戏剧的英文讲演稿《萧伯纳与高尔斯华绥比较》，引起广泛关注。他把此文分别寄给了萧、高二人。高尔斯华绥给他回了亲笔信：“我认真地读了你的论文，你写得很有意思，若是继续不断实践，相信你一定还会有更大的长进……”萧伯纳虽然没有回信，但没多久他和夫人来到中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位戏剧大师专门见了在英国就已有过文字之缘的“黄”。

黄佐临因戏成名，同样，他也因戏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一次，黄佐临看了天津中西女中用英语演出的莎士比亚剧作《如愿》，他对剧中饰演“罗瑟琳”的女中才女金韵之非常欣赏，并通过也在女中就读的三妹黄琼玖认识了这位今后伴随自己一生的伴侣。

1935年夏天，金韵之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儿童教育硕士学位后，这对相恋五年的才子佳人终于在纽约喜结连理，这一年，黄佐临29岁，金韵之23岁。黄、金二人乘船去了英国莫文山，参加英国戏剧家协会举办的暑期戏剧班，她们用听萧伯纳、保尔·罗宾逊的戏剧课度过一个特别的“蜜月”。随后，黄佐临和金韵之一起开始了二度英伦留学的生涯。

在剑桥大学皇家学院，黄佐临师从法国著名戏剧导演米·圣丹尼研究莎士比亚，并最终取得剑桥文学硕士学位。这一期间，黄佐临多次去拜访萧伯纳，当听说自己10年前就结识的中国小朋友“黄”在学戏剧导演，萧伯纳非常高兴。1937年，黄佐临与妻子决定登程回国时，震惊世界的“七·七事变”发生了，对中国人民怀着深厚感情的萧伯纳给临行的黄佐临题了这样几行字：“起来，中国！东方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如果你们有毅力和勇气去掌握它。那个未来的圣典将是中国戏剧，不要用我的剧本，要你们自己的创作。”

扎根“孤岛”导《蜕变》

黄佐临和金韵之这对志同道合的“戏剧伴侣”无时无刻不想着如何为祖国为同胞做一点事情。得到了在重庆国立戏剧学校任教务主任的曹禺的帮助，黄佐临夫妇经上海来到了战时中国的“陪都”重庆。然而在这里，他们看到的却是国民党官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苟且偷安，黄佐临感到非常灰心。

1939年，回天津为父奔丧的黄佐临途径沦陷的上海，他发现在这座“孤岛”的公共租界里话剧运动正蓬勃开展，惊喜异常的他决定不回重庆而留上海。不久，黄佐临的长女诞生，为纪念母亲柳兆芹，他为女儿起名黄蜀芹，这个女婴日后成为中国著名的电影导演。

从1939年到1946年，这是黄佐临一生中导戏最多的时期。通过剧作家李健吾的介绍，黄佐临与上海剧艺社签约，很快就执导了话剧《小城故事》。为了掩饰身份更是为了表明自己倾向革命的主张，黄佐临把一直用了33年的本名“作霖”改为“佐临”，取意为“与左临近”。

1941年秋天，不满上海剧艺社问题复杂、杂乱无章的黄佐临与周剑云、姚克、费穆等合伙组办了“上海职业剧团”。上职剧团选择的第一个戏是曹禺的《蜕变》，由黄佐临导演，金韵之、石挥、韩非等主演。这出戏上演后让黄佐临和上职剧团在“孤岛”一炮打响。在剧中，当金韵之饰演的“丁大夫”说到那句“中国中国，你应该是强的”时，全场响起了最热烈的掌声和高亢的爱国口号。《蜕变》在卡尔登剧场连演37场，场场爆满，打破了当时上海话剧演出的卖座纪录。

“破神”之作《伽利略》

1946年秋，黄佐临参与创建文华影片公司，并任编导。他执导的第一部影片是讽刺喜剧片《假凤虚凰》，片中他用浓烈的喜剧表现手法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社会上盛行欺骗风气。此后，他还将该片译成英语，制成中国第一部英语拷贝输出国外。在导演《夜店》、《腐蚀》等影片后，黄佐临于1949年改编并导演了影片《表》，该片一改以往传统的表现手法，在演员的选用上大量起用非职业演员，包括孤儿院的孤儿、街头流浪儿等。该片被法国电影史学家萨杜尔列为世界电影通史中的经典。

1948年底，黄佐临参加地下影剧工作者协会的筹备工作。1949年6月，上海解放仅仅一个月，他就赴北平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黄佐临参与创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先后担任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长达44年。其间，他曾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并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黄佐临执导了大量戏剧，其中，《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是中国舞台上第一个布莱希特的作品，而三幕14场话剧《激流勇进》更是气势壮阔、场面浩大、人物性格鲜明、富有革命的激情。在《激流勇进》的导演手法上，黄佐临突破以往的经验和做法，熔中西艺术的精华于一炉，创造出中国话剧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品种。此外，喜剧《布谷鸟又叫了》则是黄佐临自己颇为钟情的作品。

1962年3月，由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在广州召开了“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黄佐临发表了《漫谈戏剧观》的长篇讲话，提出了他一生最重要的写意戏剧理论，对中国戏剧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通过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这三位戏剧大师各自不同的戏剧观和戏剧手段的精湛分析，寻找他们之间根本的共同点和巨大的差异，探索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借鉴的关系，旁征博引、高屋建瓴，倡导创立中国当代的、民族的、科学的演剧体系。

“文革”期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黄佐临被打倒并关进牛棚十年，为戏剧事业忙碌了大半生的黄佐临，终于“闲下来了”。“文革”之后，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陈颙排演布莱希特的杰作《伽利略传》，并请黄佐临再度出山联合执导。经过一年的排练，黄佐临定下的“打破神的权威，确立人的尊严”的《伽利略传》上演了，该剧在北京造成了巨大轰动，破天荒地连演80场。

1980年，黄佐临将话剧《陈毅市长》搬上银幕，该片创意新颖，节秦流畅，对陈毅元帅的塑造准确到位并具有亲切感，一举荣获文化部1981年优秀影片奖。1986年，由黄佐临发起并担任艺术指导的昆曲《血手记》上演，该剧用中国传统昆曲演绎了莎士比亚的名作《麦克白》。1987年，《血手记》以《麦克白》之名应邀参加了英国第41届爱丁堡艺术节，在英国刮起了一阵中国旋风。在设有1200个座席的里斯剧院，昆曲《麦克白》场场爆满，英国媒体不吝溢美之词，英国观众则给予了最热情的掌声，有时甚至长达10分钟之久。

自嘲为“黄·吉诃德”

1986年冬，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名誉院长黄佐临迎来了自己的80大寿，同时，这也是他从艺50周年的纪念。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上艺剧场。在纪念会上，曹禺说：“佐临是中国戏剧界的‘权威’之一，但他从不以‘权威’自居，佐临平时清凉如水，无波无澜，甚至不像春水打皱，但他胸中始终涌动着波浪，那便是对人生，对艺术，对祖国的激情……”。

1987年1月，黄佐临获得“振兴话剧奖”，奖品是一面铜镜。一日，他兴致所致，在铜镜上写下了这样一首小诗：“好一个黄·吉诃德，呼风唤雨战风车，傻子瓜子逞英雄，痴憨梦想正气歌。”总结自己的一生，黄佐临用了他的恩师、戏剧大师萧伯纳的一句话：“当你离开人世间比你进入人世间有了进步，而其中有你一份力量，便可死而无憾了！”1990年，黄佐临执导了日本剧作家黑川映编剧的《江东门人》，同行称他是“我们今天最老却最年轻、最有创新精神的导演”。1991年，85岁高龄的黄佐临在上海导演了他平生最后一部话剧《闹钟》。

1994年6月1日，一代戏剧宗师黄佐临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享年88岁。6月9日，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在梁柱上，贴着这样一副对联：“著书育人成一代艺术宗师，苦干写意为艺术呕心沥血”，这是黄佐临一生的写照。

1995年10月24日，黄佐临的塑像揭幕于原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草坪。同年，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上海舞美设计展上，会场悬挂着四幅巨大照片，他们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和黄佐临。2006年10月，“以戏剧为生命，与祖国共命运”纪念艺术大师黄佐临百年诞辰系列活动在上海隆重举行。

尾声

在艺术的世界驰骋60余年的黄佐临，共导演了100多台戏剧和多部电影，他还广泛涉足戏曲、芭蕾、滑稽戏等各个领域，并为之作出了杰出贡献。此外，深入从事戏剧理论研究的黄佐临，还著作有《漫谈戏剧观》、《导演的话》等，他对自己的写意戏剧观总结为：虚戈作戏，真假宜人，不像不成戏，是戏又是艺……比普通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更带普遍性；情与理，形与神，不可分割……”。

1925年，在英国“林溪学院”的一次周末晚会上，刚来到英国留学的黄佐临参演了一个讲述以前欧洲白人是怎样压迫黑奴的悲剧，他在戏中演的是一个黑奴，这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登台演戏。当时的导演是学院一个五十多岁的德国女教授，这位老太太非常严格、认真，可她却碰到了喜欢创新的黄佐临。演出时，本来没有什么戏份的黄佐临忽然站起来，向台下使劲挤眉弄眼、龇牙咧嘴，引得哄堂大笑。德国老太太气坏了，她冲上前台叫嚷道：“你怎么了？这是一个悲剧！现在，全完了！”观众更是笑得前仰后合。

其实，黄佐临的一生就像他最初的这次表演一样——永远不演悲剧，只演喜剧。这正如他的座右铭：“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人何所不容？”

自1996年起，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设立“佐临话剧艺术奖”，以弘扬黄佐临倡导的“以赤子之心，不求名不求利，做终生奉献于话剧事业的真诚艺术家”的精神。有此人格，绝对堪称一位真正的绅士。如果黄老在天之灵不喜欢绅士这个词，我们修改一下：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黄佐临。

□黄佐临大事年表

1906年：10月24日，生于天津余庆里一号，本名黄作霖。祖籍广东番禺。

1925年：8月，第一次赴英国留学。

1927年：写出第一部戏剧作品——英文独幕剧《东西》，并得到戏剧大师萧伯纳的鼓励。

1929年：回到天津，在南开大学开了“萧伯纳研究”和“狄更斯小说”两门课程，并在报刊上撰写大量戏剧理论文章。

1935年：与相恋五年的金韵之在纽约喜结连理，同年赴伦敦开始第二次英伦求学。

1937年：取得剑桥大学皇家学院颁发的文学硕士学位回国。

1941年：与姚克、费穆等组织上海职业剧团，导演《蜕变》。

1946年：参与创建了文华影片公司，并导演了《假凤虚凰》、《夜店》、《表》等影片。

1962年：提出写意戏剧观，倡导创立演剧新样式。

1979年：复出导演《伽利略传》，该剧在北京连演80场。

1987年：被授予振兴话剧导演奖（终身奖）。

1994年：6月1日，病逝于上海。

——曹禺

黄佐临是中国戏剧界的“权威”之一，但他从不以“权威”自居，佐临平时清凉如水，无波无澜，甚至不像春水打皱，但他胸中始终涌动着波浪，那便是对人生，对艺术，对祖国的激情……

□链接·同代撷英录

曹禺

曹禺（1910-1996），中国现代杰出的戏剧家，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原名万家宝，字小石。“曹禺”是他在1926年发表小说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

1933年大学即将毕业前夕，曹禺创作了四幕话剧《雷雨》，很快引起强烈反响。在1936年和1937年，曹禺分别出版了他的重要剧作《日出》和《原野》。抗战期间，他还创作出了重要剧作《北京人》。新中国成立后，曹禺创作的剧本主要有《胆剑篇》、《王昭君》等。1950年，曹禺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1952年，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任院长。1996年12月13日因病逝世，享年86岁。

焦菊隐

焦菊隐（1905-1975）原名焦承志，中国导演艺术家、戏剧理论家、翻译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奠基者之一。1937年，获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总导演。

焦菊隐还致力于创作戏剧作品和撰写戏剧理论性文章。抗战胜利后，他在北平创办北平艺术馆，导演了话剧《夜店》、《上海屋檐下》，京剧《桃花扇》等。新中国成立后，焦菊隐执导了《龙须沟》、《虎符》、《茶馆》、《智取威虎山》、《蔡文姬》、《武则天》、《关汉卿》等名剧。

黄佐临 丹尼的"莎翁情史"

伴随着黄佐临这个戏剧顽童喜剧一生的，是一个叫金韵之的天津姑娘，后来改名为丹尼。他们因莎士比亚的戏剧相识、相知、相爱、相濡以沫。从《如愿》到《结婚》，从天津到英国，从美国到天津，从重庆到上海，从初恋到终恋，这对戏剧情侣演绎了一段那个年代的“莎翁情史”。……

1935年，丹尼在英国马克白夫人雕像前

黄佐临（1906-1994），初名黄作霖，天津人，与另一位出自天津的“大导”——焦菊隐一起，被誉为“北焦南黄”。在中国话剧界，黄佐临以天津式幽默见长。天津人称之为嘎小子、大活宝，上海人称之为黄噱头，他自称黄·吉诃德，我更愿意把他视为一个周伯通式的“顽童”。

伴随着这个戏剧顽童喜剧一生的，是一个叫金韵之的天津姑娘，后来改名为丹尼。他们因莎士比亚的戏剧相识、相知、相爱、相濡以沫。从《如愿》到《结婚》，从天津到英国，从美国到天津，从重庆到上海，从初恋到终恋，这对戏剧情侣演绎了一段那个年代的“莎翁情史”。

天津卫的嘎小子

黄佐临尚未降生，他的喜剧故事已经上演了。

出生时，他的原名“黄作霖”已经起好14年了。黄家祖籍广东番禺县，其父亲黄颂颁是个“儿子迷”，早在十几岁还在广州黄埔水师学堂读书时，就给他未来的“儿子”们起好了名字，依次是黄作霖、黄作梁、黄作灿……

为了配合其父14年的漫长等待，黄家的长子竟然赖在母亲的肚子里整整14个月，直到1906年10月24日才呱呱坠地，出生地点在天津余庆里一号。昔日天津有不下十余处余庆里。其中，位于老城厢的余庆里是李鸿章后裔李锡诀以其家堂号余庆堂命名。从黄父经常带着儿子出入广东会馆看，笔者猜测黄家老宅应为老城厢南门里附近的余庆里。

小作霖在余庆里生活了七年时光。据黄佐临的长女、著名导演黄蜀芹讲述：“当时在天津，祖父置办了家族的房屋和产业，父亲这一辈就有了自己的房子和比较富裕的生活。”1913年，全家搬入天津德租界福州路新居；1916年，全家搬入英租界民园西爱丁堡路（今和平区重庆道河北路以西一段）58号，这是一幢意大利风格的洋房别墅。

鼓楼附近有一个广东会馆（现为中国戏剧博物馆），当年经常演奏广东音乐及粤剧等节目。黄作霖的父亲是“广东音乐会”会长，酷爱京剧、粤剧，还时常“票”戏，唱花旦。父亲经常带着孩子们去广东会馆看戏、看电影。

据黄蜀芹介绍：“听长辈说，我父亲小时候不爱讲话，很拘谨，不苟言笑，显得很木讷。”但小作霖却是一个对很多事情充满了好奇的小孩。10岁那年，黄作霖看了一部无声片，看到演员在街上倏然一跳，就跳到双层公共汽车的车顶，他觉得很奇怪又很羡慕。回到家，小作霖找来一双新鞋穿上，蹲在地上一跳，然而奇迹却没有出现，便一直琢磨着那位演员是怎么一跳便上去的。后来，他终于明白了电影里那个演员是从车顶上跳下来，然后倒过去放映。

黄家大少爷小时候的淘气事儿可是不少，比马三立的段子还要精彩，列举一两个恶搞“事迹”：有一次为了“报复”父亲，大半夜将一只癞蛤蟆捆在父亲的大拖鞋上“闹妖”，癞蛤蟆拖着大拖鞋从木楼梯跳下去，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一次因为偷喝了父亲的日本太阳牌啤酒而受到处罚，第二天等父亲的朋友来家里聚会的时候把外祖父夜壶里的小便悄悄混合进啤酒杯中，看着客人们品着他“酿制”的啤酒而洋洋得意。多年以后，有人提起张艺谋《红高粱》中的“小便酿酒法”，黄佐临还笑着说：那有什么……

这黄家爷俩也有一起淘气的时候。父亲当年有一个小相好后来嫁给了“辫帅”张勋的一个朋友，也住在天津租界里，父亲竟然带着小作霖一起在这位相好的居所外面爬上墙头偷看。

1930年，黄佐临在天津的书房

春风沉醉的夜晚

小作霖6岁的时候，广东一家戏班子来津演出。演出前，小作霖跟着姨妈到后台去。据黄佐临《往事点滴》自述，当时一个很红的花旦正陪着姨妈说话，“她弯下腰和我逗着玩。不知怎么，我忽然摸了一下她的脸。”此事之后，姨妈回家逢人便讲：这孩子小小年纪，就会和花旦怎样怎样……

按照黄佐临的说法，“自那时起，他见了女演员，就要退避三舍”，可万万没想到后来他成了导演，不仅无法对女演员退避三舍了，后来还娶了一个著名的女演员做老婆。

辛亥革命后一年，金韵之（1912-1995）出生于天津的一个职员家庭（金韵之，或写成“金润之”、“金润芝”）。据黄蜀芹介绍，金韵之的祖上为安徽婺源（现属江西）的茶商，很早就到了天津。其父金俊轩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为花旗银行天津分行襄理。虽然任职于“外企”高管，但“他只穿长衫，未穿过西服。他一生勤恳而谨慎，做了多年襄理后再也不愿升为经理，便自动退休，当时还不足六十岁。”金韵之的母亲洪静娥祖籍苏州，因裹过小脚，极少出席天津租界里的社交活动。

1917年，黄作霖入新学书院读书，每天步行半小时上下学。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的黄颂颁要求每个儿女都要掌握一门专业，并称：“要以力赚钱，而不要以钱赚钱。”黄家虽有3个佣人，但每个孩子依然要做家务。

1924年，黄作霖18岁这一年，金韵之考入天津中西女中学习，与黄作霖的妹妹黄琼玖为同班同学。有些著述称黄作霖与金韵之是通过毕业演出才认识的。其实在此之前，他们曾见过面，妹妹也曾有过把金韵之介绍给哥哥的意思，但彼此都没有留下特别深的印象。

黄作霖和金韵之就读的中学都是教会学校，新学书院是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学校，中西女中为美国基督教美以美教会创办。这两所教会学校均实行英式教育。英式教育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让学生们多接触英国剧作家的作品。

那时候的《哈姆雷特》被翻译成《杀兄盗嫂》。在新学书院读书期间，黄作霖在语文老师刘崇一的引导下，拜读了挪威戏剧大师易卜生的戏剧著作，由此对戏剧更加痴迷。14岁时，黄作霖开始接触到文明戏（即通俗话剧）。1924年，学校排练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黄作霖扮演夏洛克的女婿。而金韵之在中西女中，除了上钢琴课外，还经常参加学校的英文剧排练。

毕业班用英语演出莎翁的话剧，是中西女中的一个传统。1930年5月10日，这样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中西女中的女学生在东马路的基督教会礼堂举行毕业演出，上演莎士比亚的名剧《如愿》（又名《皆大欢喜》），由19岁的金润之担当主演，饰演剧中的女主角罗瑟琳。

演出这一天，黄作霖被妹妹拉着去看戏，当晚曹禺先生也坐在观众席上。而在台上演出的，还有晚金韵之三年入校的杨苡（其兄杨宪益曾是黄佐临在新学书院的学生，著名翻译家）。提起当时的演出，杨苡仍然记忆犹新：“三十年代初期，毕业班演莎士比亚名剧《如愿》，女主角是当时的高三学生金润芝，她十几年后成为上海著名戏剧家兼演员丹尼了，轰动一时。”

莎翁《如愿》结良缘

这一场演出，在天津媒体中引起了轰动。

1930年5月5日，天津《大公报》刊登消息《〈如愿〉中西女学的英文名剧十日在英国学校公演》；5月8日出版的《北洋画报》特以《中西女校毕业班表演的英文剧》为题，对该剧的演出情况详加介绍，还在显要位置登了金润之的个人玉照。黄作霖更是深深地被天津版罗瑟琳的表演所吸引，回家后即刻写了一篇剧评，发表在天津的英文报纸《京津泰晤士报》（PekingandTientsinTimes）上。认为这些女生对“角色刻画得也很鲜明”，说的都是“纯正的英语”，几乎不存在“天津腔”（可见，那个时候天津即有“好嘛吃？”之类的天津腔英语）。

看了这篇剧评，有明眼人即指出：“其实，作者只捧一个人，那就是金韵之。”长话短说，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之后，作霖与韵之开始了长达五年的热恋。据黄蜀芹回忆：“那时正是1930年，我母亲十八岁，他俩开始交往。那是他们俩的初恋，也是终身之恋，自始至终达六十五年之久。”

其实，在这场演出前一年，年仅25岁的黄佐临从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后，即接替父亲担任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的顾问一职，月薪600两白银，成了天津租界里风度翩翩的“高富帅”。他把自己的一间办公室布置成书房，到处都是原版的戏剧书；他还参加天津租界里举行的网球比赛并获得冠军，照片上的黄佐临显得青春洋气，又充满了书卷气，丝毫没有当年嘎小子的坏样儿。

从天津中西女中毕业后，金韵之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家政系读书，在燕京大学毕业后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心理学硕士。1935年，黄作霖与金韵之在美国纽约结婚后，便一起去英国学习戏剧。黄作霖入剑桥大学研究莎士比亚戏剧，丹尼去伦敦学习表演。他们二人还一起考入法国著名导演米歇尔·圣丹尼创办的伦敦戏剧学馆。据黄蜀芹介绍，“为了答谢恩师，母亲后来取艺名丹尼。她是班里唯一的亚洲学生。”

1937年夏，正当黄佐临夫妻二人在伦敦结业时，“七七事变”爆发。这一年的10月，两人回到天津。据《黄佐临自述》，“我回国后几个月，先是在天津结交昆曲名家白云生、韩世昌，研究京剧和昆曲。”此外，夫妻两人还为天津青年会等排练话剧，指导演出。在天津停留了8个月后，应曹禺之邀去重庆国立戏剧学校任教。1939年，黄作霖回天津奔父丧。一年后，开始以“佐临”为名担任导演。

被低估的幽默家

关于黄作霖这个名字，还有一个段子：回到天津后，黄作霖与“五大少”之一的何东相识。后来成为香港首富的何东推荐黄家大少爷入幕少帅府，黄作霖以名字犯忌为由拒绝了：“张学良的父亲叫张作霖，张与黄发音又很相近，极容易混淆，少帅总不能让一个用他爸爸的名字的人，经常伴随左右吧。”何东又劝黄作霖改个名字，黄说：“他爸爸改，还是我改？他爸爸已经死了，可我现在还想叫这个名字。万一我有什么过失，少帅想惩罚我，那岂非自取其辱？”

即使在上海生活了很多年，黄佐临依然保持着不少在天津生活时的习惯。黄蜀芹回忆，“每到冬天，天津人都是穿棉袍子的，父亲他们也会穿棉袍子。”而那些上海的小姑娘很多穿着呢子短裙，黄家的三个闺女都是天津人的“侉”打扮，经常遭到上海小朋友的嘲笑。

想起小时候的趣事，生于1939年的黄蜀芹还记得，“父母亲和孩子们，往往没大没小”。那时，穿着棉袍子的黄佐临喜欢和孩子们玩一种特殊的家庭游戏逗孩子：怎么逗？他就穿着长袍“走矮步”，他就这样走、走、走，边走边蹲，人会变得越来越矮，我们觉得好奇怪，他怎么走到地里面去了？等他刚走完，我们几个就去掀开那个长袍看，咦！不是脚还在吗？还在地上，他不是走到那地板里面去了吗？小的时候，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总也想不通，开心极了。

比起昔日的马三立、今日的郭德纲，黄佐临先生是一个没有被公认的、被低估的幽默大家。昔日，毕业于南开中学的黄裳先生说：“佐临先生是天津人，他导演起来大约满口‘天津卫’，有时我觉得‘天津卫’是颇符合幽默条件的。佐临先生善导喜剧，这里面大可加一些‘卫嘴子’的朋友。”今年为《雷雨》诞生80周年，要是再让曹禺先生改编，佐临先生导演，再请上石挥、谢添、丹尼等一干天津籍演员，按照黄裳先生的设想，来一出满嘴“卫嘴子”的天津话版《雷雨》。嗯哼，不妨设想，台下坐着曾经来过天津的萧伯纳先生，这位萧伯纳的学生要是用天津话模仿天津拉胶皮（即黄包车）师傅招徕生意的“英语”——“要不要车？”吆喝上两嗓子，那效果……

曾客串"李尔王"惊动四座

早年黄佐临

在中国百年戏剧史上，黄佐临是个光辉的人物。“以赤子之心，不求名不求利，做终生奉献于话剧艺术的真诚艺术家。”这是黄佐临在晚年留下的一句名言。

其实，黄佐临除了导演才华之外，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黄佐临就因曾在南京客串演出莎士比亚名剧《李尔王》主角李尔王，惊动四座。

客串“李尔王”

上世纪30年代初，南京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中央大学、汇文女中、市立一中等学校都涌现出学生自发成立的话剧社。排演并演出田汉、洪深、曹禺等人创作的进步话剧或欧美经典名剧。

当时，南京城西有一个带花园的临河洋楼，是中英文化交流协会驻地。楼右侧有一个小礼堂，外形像教堂，来此进行文化交流的英国伦敦市政厅艺术团常有免费演出的音乐剧和歌剧、话剧，虽限于场地小，大多只演出剧目片段，但很受市民，特别是师生们欢迎，往往一票难求。

1932年夏，伦敦市政厅艺术团又应邀来南京，在中英文协小礼堂举行义演。时值暑假，前来领票的各校师生特别多。一周里，几场莎士比亚剧《李尔王》片段演出门票不敷分配，后来只得抽签。不巧的是，英方主要男演员麦高文突生急病，被送往鼓楼教会医院住院治疗。这可怎么办？谁来代替麦高文先生饰演李尔王？在南京的英国侨商及外交人员中没有人能上台表演，这让文协总干事杭立武急坏了。

说来也巧，从天津亚细亚火油公司来南京出差的黄佐临，当时住在英商南京亚细亚火油公司招待所，听英籍同事们说到此事，他胸有成竹地表示：“我演过话剧，或许可以试一试，我恐怕不会让观众们很失望。”接着，他就与英国大使馆的剧团负责人打电话联系，对方当然很高兴，因为他在英国就听说过一个中国留学生黄佐临因表演才华出众而受到过戏剧大师萧伯纳的赞赏。

在山西路中英文协小礼堂公演莎剧《李尔王》那天，观众挤满了小礼堂。前5排座位坐满了驻南京的英、美、法、苏、德、意、日等国的外交官及夫人，他们看得很投入。南京的观众以师生和公务员为主，他们对黄佐临的出演尤感好奇，看到这位气质优雅的中国青年以一口流利的英语作对白或独白（台旁有幻灯机打映出中文词句），和精彩的惟妙惟肖的角色表演，又多了自豪感，掌声更为热烈。观看演出的欧美人士亦对黄佐临赞不绝口。从此，很多南京人记住了他的名字。

其实，黄佐临的表演才华很早就表露了出来，并受到过萧伯纳的指点。

师承萧伯纳

1906年出生于天津一粤商家庭的黄佐临，家境富裕，父母又都有文化修养、喜好戏剧，这对于黄佐临的成长和戏剧底蕴的熏陶大有裨益。

黄佐临1925年赴英国留学，进入伯明翰大学商科学习。但他的兴趣始终在戏剧方面，成为剧场的常客，品味莎士比亚、梅德林克、易卜生等欧洲戏剧名家的经典名作，对莎翁的《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十多部代表作尤为痴迷。他能从历史人文角度较全面深刻地理解剧情，能以汉语和英语熟练地背诵莎剧中精彩的台词，还尝试过用英语写作小话剧并组织同学们排演。

萧伯纳大师观看了黄佐临创作并参演的《东西》和《中国茶》两剧后，大加称赞，认为黄佐临极有才华，预言他今后将成为中国很有前途的戏剧家和导演，这对于初露锋芒的黄佐临来说当然是极大的鼓励。

主持戏剧社

1935年，黄佐临再赴英国留学，进入剑桥大学文学系攻读，获戏剧文学硕士学位，学成回国后，在上海主持戏剧社。

抗战爆发后，黄佐临到国立剧专执教，主持话剧导演专业，致力于培养话剧人才。后来，由于蒋介石忙于反共打内战，导致政局动荡、物价飞涨。剧专一部分进步学生酝酿排演根据张恨水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牛马走》，意在讽刺南京国民党官场的腐败黑暗。黄佐临主动热情地给予指导和支持。市党部派人来校发出威胁，称如果这些学生坚持排演《牛马走》，当局就要抓人并追究校领导的责任。

黄佐临想到已从山西路迁往北平路（今南京市北京西路）41号的中英文化交流协会内有一小礼堂，可用于排演话剧，便出面与对方联系，但对方表示不便借出场地。黄佐临不灰心，他又想到在英国大使馆任文化参赞的剑桥同班同学史蒂夫，便亲往拜访求助。史蒂夫在请示过大使后，表示黄佐临和同学们可以到大使馆斜对面的闲置仓库内排戏，并主动给予一笔赞助，供师生们吃午餐、购置一些演出道具。

经过努力，五幕话剧《牛马走》得以排演，首次半公开的演出也在这大库房里进行。观众以当地居民和中大附中（今南师附中）师生、英商各洋行职员及家属为主，由于椅子太少，几百人都站着观赏演出，不时报以掌声。可惜的是，该剧只演出了两场就告停了。

奚美娟：手中握着神奇钥匙

这几天，我在拍摄工作的空闲时间里，读了唐斯复老师的散文集《檐下听雨》，书中有一篇名为“写意黄佐临”的文章里居然提到了我。作者写道：

“佐临师少言寡语，却能‘点石成金’，他握着帮助演员开窍的钥匙。一位女演员刚刚卸去英国莎士比亚笔下‘朱丽叶’的装束，便被安排扮演中国老妇。如何缩短这两个形象之间的距离？全体饶有兴趣于导演的招数。只听见佐临师对演员说：‘你把声音放低，再压低’。——演员就以这样的方式，反复体会，准确地找到了老妇的感觉。佐临师侧过脸轻声对我说：‘她会成为好演员。’说的正是奚美娟……”

呵呵，过去这么多年了，读到这里还是感到好亲切。

正像唐老师说的：凡戏剧青年，没有不知道大师黄佐临的。对我而言，他不仅是戏剧界的大师前辈，还是我所工作的上海人艺的老院长，我的恩师。从1976年至1994年，在他的辛勤栽培下，我由青涩渐渐成长，在演艺事业的道路上不断受教获益，成熟起来。

唐斯复老师提到的“中国老妇”，是我在话剧《生命·爱情·自由》中扮演的角色。这个戏描写左翼诗人殷夫短暂的生命历程，我在剧中扮演七十岁左右的殷夫母亲。那年我才二十八九，黄院长居然起用我来扮演一位七旬老妇。之前几年，我作为上海人艺的年轻演员，有幸担任了一系列话剧中的主要角色，如《枯木逢春》中的苦妹子，莎剧《柔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朱丽叶，现代戏《救救她》中的李晓霞等，在戏剧界开始得到好评，正在逐步建立起舞台上的自信。突然接到七旬老妇这个角色，怎么演？自信顿失。其实，当时剧院里适龄的女演员很多，大家都有点懵了，不知黄院长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因为以往这类角色应该是属于她们的。记忆犹新：对词“坐排”那天，好几位资深演员特意来现场参加，坐在旁边听我对台词，这让我更加有压力。正不知所措，黄院长给我指点迷津，对我说：“这个角色你要用中音区说话，声音不能高，发声方法与你前面扮演的年轻角色要有所区别。”“坐排”对台词过程中，他一再让我用中音区说话，这给了我很好的角色“心理支点”。更妙的是，“坐排”结束，开始在排练厅“走排”时，黄院长递给我一根手杖，说：不要去演老太的弯腰曲背。这又教了我角色的外部表现手段。这一里一外两个招数，自然启发了我的感悟与自信。在上海瑞金剧场（此剧场现已被拆除）正式演出时，我惊喜于自己在黄院长启发下应用的中音区越来越浑厚自如，这个拄着手杖、被戏中两个儿子搀扶着的“老妇”，硬朗威严，而演员自身的年轻柔弱却被剧中角色严严实实遮盖了。记得上海沪剧团的丁是娥老师看了这个戏以后让人给我传话，说看演出时她都没有认出是我。这应该是对我的表演艺术的最大褒奖，而这个荣誉，正是导演黄佐临院长帮助我获得的。在黄院长的直接关爱下，我在二十九岁之前，已经扮演过老中青三个年龄段的戏剧形象，这是多大的幸运啊！从那时起，我作为一名年轻演员，从心理上一通百通，觉得自己扮演什么年龄段的角色都不怕了。黄院长手里握着让演员开窍的钥匙，拨启了我长久的演艺自信。为此，我终身感激！

黄佐临院长作为著名的戏剧大师，早在1962年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座谈会”上就作了《漫谈“戏剧观”》的发言，提出了“写意”戏剧的观点，此文后来发表于1962年4月25日的《人民日报》。写意戏剧观，是黄佐临院长长期研究中国戏曲与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以及结合自己几十年导演的实践经验而提出的，试图打破话剧表现形式上传统现实主义手法的一统天下，呈现话剧表演艺术多元化。从今天来看，也是文艺界最早的中西文化碰撞下的理论成果，据记载，写意戏剧观提出的当年，曾经引起文艺界的关注和讨论。

但在实际上，直到1987年之前，中国话剧舞台上并没有一个作品能够真正体现与承载他的这一理论，有些小打小闹的戏剧尝试，终究也不能使他满意。然而作为一名1920年代就留学英伦，梦想在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不同体现上找到一种交叉点的老戏剧家，他始终不渝地寻找可以体现他的“写意戏剧观”的剧本原创。正在这个时候，留美青年剧作家孙惠柱编写的话剧《中国梦》出现了。一老一青，两个戏剧追梦人隔着重洋一拍即合，黄院长决定首次在《中国梦》剧本上冠以“八场写意戏剧”的剧名，并由上海人艺排练演出。我有幸参与其中。这出只有一男一女两位演员上场的话剧，集中了当年上海人艺老中青三代导演，黄院长挂帅总导演，另两位是中年导演陈体江和青年导演胡雪桦，可见对于此剧的重视程度。我说自己“有幸”，是因为1987年《中国梦》剧组成立伊始，女主演是从外单位借来的一位年轻女演员，但是排练工作进行一段时间后，由于一些私人原因，也因为对于写意戏剧的表现样式缺乏信心，那位女演员中途退出了。但不知当时剧院出于什么考虑，接手的第二位演员还是找了人艺以外的人，她和之前的那位一样，在参加排练了二场戏后又找个理由退出了。这期间，我正随剧组在外地作巡回演出，自然也听说了单位里有这样一个戏在紧张排练。待我从外地巡回演出回来的第二天，陈、胡两位导演就到我家，告诉说：“黄院长发话了，还是应该请自己剧院的演员来演，他说决定了，请奚美娟……”真的幸运！手中握着让演员提升、开窍的那把钥匙的黄佐临院长，把体现他的写意戏剧的梦想重任放在了我的身上。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梦》的艺术追求显得非常特别。它是一个正规的八场大戏，剧中有六个角色，但只用了两个演员来完成。男演员一人扮演五个人物，女演员一个角色贯穿全剧。舞台设计上没有任何现实主义的房间布景，如桌椅板凳等道具，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只是两个“圆”，一个是天幕上灯光效果烘托出的超大圆月，一个是舞台上与天幕相对应的木质圆台。圆台前低后高，呈斜坡面，如果控制不好，演员在上面演戏走路时会站不住。《中国梦》在形式表现上很写意，但剧中人物在体现时，又要求比现实主义表演有更饱满的内心积累与情感体验，如同剧中的核心意义那样：我扮演的中国女子明明，改革开放初始，急于冲出国门拥抱虚幻的“美国梦”，可在美国生活的日日夜夜，纠缠牵绕她的却始终是实实在在的“中国梦”。这种外在的写意与内心的写实如何结合体现？这向导演及演员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整个创作过程中，我感觉到，黄院长带领着我们，导演与演员一起在寻找突破口。排练中，作为演员的我们，迷茫苦恼过；作为导演的他，头一回让我们看到了焦虑和沉默。现在回头想想，实践一个艺术样式的创新，一个戏剧理论成果在舞台上的具体呈现，就是在孕育一个艺术生命，有挫折，有期待，有新老观念的碰撞，更有惊喜。最后，黄院长的八场写意戏剧《中国梦》的艺术实验取得巨大成功。当年，此剧代表上海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中国艺术节，好评如潮。那一次的艺术实践，我深深地感激黄院长给了我在各种艺术创新的实践中痛苦磨练、自由飞翔的机会。

惊回首，今年，老院长黄佐临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个年头了。啊啊……二十年，好长久的日子呀，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都能长成大小伙了。可是记忆中这一切还像昨日一样历历在目！

1994年6月1日，佐临院长像个幽默的老顽童似的，在儿童节那天悄悄躲起来了。后来，他的塑像在原上海人艺花园草地的一角隐隐约约待了几年，每次我去安福路的单位，都要情不自禁地从楼上电梯间的那个窗口，对着草坪一角树荫下的老院长默默注视，每每有些莫名的不安，黄院长，您是否有些冷清呀……再后来，黄院长的塑像被移到了安福路的话剧中心剧场大门外，这下好了，感觉中的他能够天天见着努力的戏剧后辈以及热情的话剧观众，心里应该舒畅了。我心想，如此，他老人家才是欣慰的吧！

2014年11月3日写于横店摄影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