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椿芳：中国的“狄德罗”

姜椿芳（1912-1987）

姜椿芳主编的《时代》周刊

他是一位隐姓埋名、与狼共舞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他是一位“春蚕至死丝未尽”的社会活动家；

他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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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椿芳请鲁迅看电影

日前，姜椿芳的大弟子、原上海翻译家协会秘书长姚以恩告诉我，明年是姜椿芳诞生100周年为纪念这位出色的翻译家和编辑出版家，他很想为自己的老师编撰一本《姜椿芳画传》，希望我参加，并为我联系了远在北京的姜椿芳大女儿姜妮娜。姜妮娜老师很快将有关材料寄予我，我们通过电话和网络几次叙谈。读着和谈着这位为中国文化事业立下丰功伟绩的文化战士，不久前，300多件姜椿芳生前手稿入藏上海图书馆的情景又进入我的视野，难忘那一页页皱纸上精勾细划树起的共和国文教、出版事业的座座丰碑。

姜椿芳，1912年生，江苏常州人。从青年时代起就积极投身中国的革命事业，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任共青团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后调任共青团满洲省委宣传部长，主编《满洲青年》(后改名《东北青年报》)。按照党的安排，他还在英亚社（塔斯社的化名）当过俄文翻译。1936年转移到上海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后成为上海地下党的文委书记。姜妮娜简略地介绍其父亲的前期经历后，谈到其父亲初到上海，有一件事让他终身难忘又久久遗憾。

在当时上海这个文化中心，特别是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为开展工作，姜椿芳认识了当时几乎所有进步电影、戏剧艺术工作者，并且进一步扩大到文学、音乐等领域，甚至包括鲁迅。

1936年10月10日，鲁迅与许广平带着海婴到上海大戏院观看电影《Dubrovsky》，这是根据普希金的小说改编的影片，中文译名《复仇艳遇》。姜椿芳翻译这部电影并组织这次看片活动。见鲁迅先生到来姜椿芳十分高兴，递上了为这次放映出版的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的纪念册，介绍说，册子里有关普希金生平和作品的叙述，就是根据鲁迅所主编的《译文》月刊的资料编辑成的。姜椿芳并且告诉鲁迅，这部影片译名《复仇艳遇》，是国民党政府电影检查会一再挑剔而改变，才成了现在的片名。鲁迅带着愤慨的口气说，检查官就是要把作品的题目改得面目全非，让人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因为影片即将放映，姜椿芳匆忙送给鲁迅两张赠票，恳请他下次再来看电影。当晚，鲁迅在日记里记载：“十日，晴。……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并邀玛理往上海大戏院观《Dubrovsky》，甚佳。……”没有想到，这《Dubrovsky》是鲁迅生前所看到的最后一部影片，一星期后，10月19日，先生便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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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我的老师，我的引路人

姜椿芳年轻时就翻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等作品。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更吸引和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翻译人才，如草婴、戈宝权、陈冰夷、包文棣、叶水夫等，这批翻译力量后来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俄罗斯苏联文学翻译界的一支中坚力量。

原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以翻译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作品而名扬中外的著名翻译家草婴先生告诉记者，“姜椿芳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引路人”。

草婴是在1939年春认识姜椿芳的，当时他17岁，姜椿芳27岁。抗日战争爆发，草婴全家从宁波逃难到上海，但抗日救亡的热情在他身上燃起，那时进步书刊和俄罗斯文学作品大量涌入，这萌发了他学习俄文的念头。当时一位俄国的太太当起了他的老师，草婴以一块钱一个小时，一周学一次的方式开始学俄语。不久，他参加了由地下党的组织的“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在那里认识了姜椿芳。当姜椿芳知道草婴渴望学习俄语，又困难重重时，就马上表示愿意帮他，并约定两三个星期见面一次，帮他解答疑难问题。就这样，在姜椿芳耐心辅导下，草婴学习俄语信心大增，水平也大大提高。

1941年在上海沦陷区几乎所有进步报刊均被封杀。根据党的指示，姜椿芳在上海开始创办时代出版社，先是以苏联人的名义创办中文版《时代》周刊，主要报道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情况，内容包括塔斯社电讯和苏联报刊文章。这是我党宣传工作突破封锁的一大成就。草婴由此参加这方面的工作。草婴说，正是“在他的热情鼓励和帮助下，我开始在翻译道路上蹒跚学步。1942年，时代社又出版了《苏联文艺》月刊，我也替它翻译文稿，第二期就翻译了苏联作家普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

后来翻译工作成了草婴的终生事业。前不久，当他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殊荣时，又激起了他对亦师亦友的姜椿芳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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筚路蓝缕成上外创始人

新中国诞生伊始，百废待兴，国家急需一批俄语人才，以保证建设任务的顺利进行。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在陈毅市长的倡议下，决定在上海创办一所培养俄语人才的高等学校。多年从事俄语新闻和文学翻译出版事业的姜椿芳便成了这所学校的不二人选。不久，上海市委就正式任命姜椿芳为上海俄文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的校长和党委书记。

姜椿芳的“大弟子”、著名翻译家、原上海翻译家协会秘书长姚以恩先生在寓所告诉记者：“1949年12月4日上海《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一则以姜椿芳校长名义发布的‘上海俄文学校招生简章’广告，初、中、高三级共招生300名。这给我带来了新的学习机会，于是便报名投考，经过‘国文、政治常识、俄文和其他外国语’的考试，我终被录取为第一届学员。”

从奉命创办上海俄文学校到1950年1月学校迎来第一批学员仅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姚以恩回忆道，面对一无校舍、二无教师、三无教材的环境，姜校长好像早有思想准备。他用他的人格魅力和多年来建立的人脉资源借到了办学的校舍；聘请了当时在上海的具有较高学历的苏联侨民担任大部分的教学工作，同时又聘请了国内俄语界前辈夏仲毅教授来校担任俄语教研室主任；教材采用现成的中央大学俄文专修科曾使用过的俄语启蒙教科书、署名为贺青的《俄文读本》，直到后来才知道，教材编著者贺青其实是姜椿芳的笔名。

开学第一天姜椿芳请来陈毅市长给学生们上了第一堂政治课，以后又请了夏衍、冯定、柯蓝等专家做各种专题报告。他们的演讲古今中外融会贯通对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和文化修养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日后的教学工作中，姜椿芳还亲自担任翻译课教师，同时他又十分重视提高学生政治和文化素养。

姚以恩十分自豪地说，我们的校长可说是当时上海的首席俄文翻译。凡是有苏联朋友参加的重要活动，差不多都由他担任口译。当时，各种苏联代表团和专家络绎不绝来我国，如法捷耶夫、西蒙诺夫、格拉西莫夫等，后来共青团的爱伦堡、尤金等来访，姜椿芳都被推去当口译。他还曾为陈毅市长等负责同志当过精彩的翻译。他翻译起来总是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如果能把他的口译的话语完整地记录下来，无需加工就可以成为一篇文从字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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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俄国通”到“狄德罗”

当后人把姜椿芳的手稿捐赠给上海图书馆收藏，看到姜椿芳在视力极差的情况下，写的那些歪歪扭扭、有时是两行交成一行的手迹时，著名社会学家、原民进中央副主席邓伟志教授的心颤了，热泪夺眶而出。因为他难以忘怀曾与姜椿芳先生一起工作的日日夜夜。日前他告诉记者这段往事时，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邓伟志说，他知道姜椿芳的名字，始于1962年。那时他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学习组工作，具体任务就是一条：读《列宁全集》，结果读出了一个姜椿芳。因为他是参与翻译并领导编辑出版《列宁全集》的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再一读，就知道姜椿芳是中国有名的“俄国通”。他熟悉苏联，苏联人更熟悉他。法捷耶夫、西蒙诺夫、尤金、罗申都是他的朋友。他为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当过翻译。他还把《毛泽东选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译成俄文出版。

邓伟志得以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姜椿芳领导下工作，始于1978年调到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以后。这时的姜椿芳虽然仍是仪表堂堂，但是已经成了“盲人”，多年的囚禁使他患上了青光眼。他很少写字，也很难看书。原来，“文革”中姜椿芳被康生等人以“苏修特务”的罪名关进了秦城监狱。这一关就是2407天。在秦城姜椿芳反复琢磨：“文革”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干出那么多缺乏常识的、幼稚可笑的事情？“文化革命”怎么那样没文化？他想起他家里的那套沙俄时代的百科全书，想起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狄德罗编纂的那套百科全书在历史上的启蒙作用，他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喜欢运用各国大百科的故事，便暗暗下决心，出狱后一定要编一套《中国大百科全书》，也来个新启蒙。

1975年4月19日姜椿芳出狱了，当天就向来看望他的王惠德、张仲实等人提出编大百科，并开始搜集百科资料。1978年他正式打报告给党中央，中央领导批示同意。邓小平曾两次偕姜椿芳会见外国百科全书主编。自党中央批准后，姜椿芳四处游说，求助于各路专家。到南京大学讲百科，因为大雪封门，他是由同事等架着步行进南大的。他在上海给专家做报告，没有稿子，他也看不见稿子，仅凭记忆，旁征博引，娓娓道来。

邓伟志接着说，姜椿芳还有个大贡献，他是在大百科里告别“伟大”的第一人。在编大百科之初，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能在大百科全书里列上条目的人，可以说各个都是“伟大的”，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军事家、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文学家，等等。那么多“伟大”要占多少文字啊！大百科是工具书，要惜字如金。再说，“伟大”、“不伟大”如何衡量也是个难题。可是，如果有一些人名字前不加“伟大”，又是犯大忌的呀！怎么办？姜椿芳在跟阎明复等几位大百科领导商量后，决定打报告，提出在大百科全书释文中一律不用“伟大”、“英明”等形容词。这在现在看来或许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那可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可以想象，姜椿芳当时那样做该具有何等大无畏的气魄！

1987年12月17日，姜椿芳在北京被癌症夺去生命，享年75岁。1988年1月6日，新华社播发了首都各界群众送别姜椿芳的消息：“中国大百科全书刚刚屹立在世界百科之林，中国百科事业的奠基人却与世长辞了。

姜椿芳生前好友赵朴初先生当时曾亲笔写下挽联：“魔氛谷里，捷报遥闻，最难忘万暗孤灯时代传声手；文化园中，灵苗广种，不独是百科全书事业奠基人。”这是对“彪炳史册”的姜椿芳一生最精辟的写照。

厚今不薄古的“大百科”

姜椿芳同志的工作特点是：大胆创业，细心办事。经过一番筚路蓝缕的奋斗，七十五卷《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第一卷《天文学》在1980年出版了。这一年可以说是现代百科全书在中国诞生之年。

姜椿芳同志是一位“厚今”而“不薄古”的革命家。他一生为出版事业、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做了许多工作，贡献很大。他了解新事物、提倡新事物，同时又了解古文化、提倡古文化。下面谈他“厚今”而“不薄古”的两件小事。

“十年动乱”结束后，有一天姜椿芳同志同倪海曙先生来到我家。得知姜同志想创办中国大百科全书，我说：中国没有一部现代的百科全书，50年代一度热了起来，后来又冷了下去，这件事如果由您来登高一呼，就有实现可能。姜椿芳同志的工作特点是：大胆创业，细心办事。经过一番筚路蓝缕的奋斗，七十五卷《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第一卷《天文学》在1980年出版了。这一年可以说是现代百科全书在中国诞生之年。

接着，姜椿芳同志到美国，跟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公司”签订合约，编译出版中文的简明版，由刘尊棋同志主持，钱伟长先生和我参加“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徐慰曾同志负责具体编译工作。姜和刘二位都认为中文译作“大英”不妥，可改按音译为“不列颠”。经过五年努力，动员了500位教授和专家，全书十册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1986年出齐。这两部百科全书的出版奠定了我国现代百科全书事业的基础。

对《中国大百科全书》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条目序列方法，姜椿芳同志煞费了一番苦心。他认为，对百科全书这样的大型工具书来说，正文中条目的序列方法是一个关系到检索效率的大问题。传统办法是按照汉字的部首和笔画来排列，这在卷数不多的辞书中已经证明检索不便，在卷数很多的百科全书中将是十分不便。经过多次跟不同专业者举行座谈，征求意见，最后，姜同志决定采用音序法。这是大型辞书排序法的一次革命性的创举。

姜同志到我家，一向没有同我的老伴张允和谈过天。有一天，我告诉姜同志，她爱好昆曲。姜同志坐下来对她说：“噢，昆曲。那你认识不认识顾传玠，传字辈挂头牌的？”张允和笑了：“怎么不认识，顾传玠是我的大姐夫。您怎么认识他的？”姜同志说：“不但认识，而且很熟，我还到顾家吃过饭。那时我在上海做文艺界的地下工作。”

姜同志提倡昆曲，1986年3月15日“中国昆曲研究会”成立，姜同志以副会长主持成立大会。在研究会的一次座谈会上，张允和建议要纪念汤显祖，会后又写了一封信给姜同志，信中说：“今年是汤显祖逝世370周年。汤和莎士比亚同在1616年去世，汤老比莎翁大14岁。莎翁7月去世，汤老9月去世，今年秋天开一次纪念汤老的纪念会最好。纪念莎翁有24个剧团演出70多场莎翁戏剧，还演了昆曲的莎剧。可是对东方的莎士比亚汤显祖为什么没有一点动静呢？”

过了几天，姜同志亲笔复信给张允和，表示同意。信上的字写得很大，向一边斜，显然因为他的眼睛不好，亲笔写信困难了。后来知道，姜同志把张允和的信转到文化部，又转到中央，纪念汤显祖的建议居然得到批准。

研究会的秘书长柳以真同志来到我家说，姜同志决定邀请顾传玠的夫人张元和来参加大会，请张允和代为打长途电话去邀请。10月11日张元和从美国来到北京，第二天由张允和同她去拜望姜同志。见面时姜同志说：“顾传玠不但文戏演得好，对耍翎子也很有功夫。

顾传玠说过，他练耍翎子是把下颏放在一个小酒杯里，靠着酒杯边缘转，各种各样的转，翎子自然左右逢源，活跃非凡。”这些话，张元和以前也没有听到顾传玠说过。怪不得顾传玠在《连环计·小宴》中演吕布有特别的翎子功，配合传神的“虎步”，显出了吕布的武将神采。姜同志对昆曲的演技细节记得那么清楚，可见他热爱传统文化之深。这是他“厚今”而“不薄古”的事例之一。

姜同志是一位难得的有学问、有道德的老革命家，他的高尚风格将永远是后世的模范。

极富传奇色彩的文化巨人

草婴（左）陪同姜椿芳（中）拜访巴金。

姜椿芳先生是我国当代文化界的前辈，他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责任和良知。他历经磨难而又矢志不移的爱国情怀，学养宏富而又虚怀若谷的治学精神，诲人不倦而又谦谦君子的儒家风范，至今受人敬仰，为人缅怀。

隐秘战线的战士

毛泽东有句名言：“要战胜敌人，必须打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战争，一种是隐蔽战争。”姜椿芳就是一名驰骋在隐蔽战线上的党的地下工作者。

姜椿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是从1932年入党开始的,1932年5月到哈尔滨英亚电讯社(塔斯电讯社化名)做俄语译员，但他最具传奇色彩的经历则发生在上海。

苏联进步电影的推广者。1936年8月，姜椿芳转移到上海先是在亚洲影片公司和上海大戏院做苏联电影的发行和宣传工作。很快，大戏院就因上映苏联电影而名声大噪，并吸引文化名人慕名而来。1936年10月10日，鲁迅抱病到大戏院观看由姜椿芳翻译的《复仇艳遇》，并于放映前听取姜椿芳的剧情介绍。当晚，鲁迅写信给友人黎烈文予以高度评价：“以为甚佳，不可不看也。”岂料，9天之后鲁迅就逝世了。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大戏院上映的苏联电影受到观众的“热捧”，观众常常自发地高唱爱国歌曲、呼喊进步口号，场面感人至深。应该说，姜椿芳以大戏院为平台、以苏联电影为载体，既达到了宣传革命真理、传播进步思想的目的，又一举改变了“好莱坞”电影长期独霸上海电影市场的局面。然而，正因如此，也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格外“关注”，特务活动十分猖獗。“往上海大戏院看苏联电影，是有被捕的危险的。但是苏联电影只在上海大戏院放映，又不愿不看。知道有危险，还是硬头皮，冒冒险。看一次戏，不免提心吊胆。下次新片放映，又是鼓足勇气，甘愿危险，溜进上海大戏院，颇有?拼死吃河豚?之感。”程步高先生在《影坛忆旧》中的这段生动描述，不止是“再现”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文化场景，更彰显出姜椿芳不惧白色恐怖的英雄本色。

“小剧场”运动的领导者。日寇占领上海后，只有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一小块土地仍由英、美、法等国控制，成为被日伪势力四面包围的“孤岛”。1938年，身为中共上海文委书记的姜椿芳，凭借“孤岛”的特殊环境，领导并组织开展了旨在通过业余话剧演出的形式，发动、组织、教育和宣传群众直接或间接的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来的“小剧场”运动。这期间，姜椿芳结识了宋庆龄、郭沫若、周建人等一大批知名人士，并通过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争取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也得到了于伶领导下的大的职业话剧团的帮助。据统计，当时的业余话剧团多达120个。一时间，演话剧、看话剧，成为上海“孤岛”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对于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舆论阵地的坚守者。1941年的一天，我党通过姜椿芳同塔斯社商定以“苏商”的名义在租界内出版中文《时代》周刊．塔斯社远东分社社长罗果夫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并推荐苏侨匝开莫为《时代》周刊发行人，表示全部经费由苏联方面承担。是年8月20日，由姜椿芳担任主编的《时代》周刊一经面世，便大量刊登苏德战争情况，及时传播反法西斯的正义之声，从而打破了日寇的“报禁”封锁。1945年8月16日，即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姜椿芳以“苏商”的名义创办了《时代日报》。当时，国民党政府与苏联保持着外交关系。姜椿芳利用这一关系微妙，大量刊载新华社战讯、军事述评，传播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声援国民党统治区内民主运动，实际上起到了党的“喉舌”作用。《时代日报》的宣传效应，引起了国民党的嫉恨，终以“煽动学潮”等“罪名”为由，于1948年9月勒令停刊，并对姜椿芳下达了诛杀令，党组织接获情报后，将他秘密转移到香港。

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者。1940年的一天，姜椿芳接到组织的指示，要他密切同京剧界的关系，以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领受任务后，姜椿芳首先想到了两个人：梅兰芳和周信芳。此前，他虽与这两位京剧大师并无来往，但却深知他们在京剧界的地位和分量。于是，他想方设法地接近他们，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姜椿芳以其深厚的戏剧理论学养和坦诚的人格魅力，赢得了梅兰芳、周信芳的信任，并成为莫逆之交。自此梅兰芳和周信芳成为党的事业坚定的支持者。因姜椿芳、梅兰芳和周信芳名字中都有一个“芳”字，而被史家称为“三芳友谊”。

姜椿芳“看上去文质彬彬，话不多，但因懂俄文和肚子里东西多，讲世界反法西斯形势和革命理论数他最好，搞文化工作很在行。”赵朴初先生所言，是对姜椿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中肯评价。

中国翻译家协会的创始人

“粮食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是《列宁在十月》中的一句脍炙人口的精彩对白，而它的译者就是姜椿芳。在中国翻译界，姜椿芳可谓大名鼎鼎，他是公认的俄语翻译权威，中国翻译家协会的创始人，曾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中央领导人做俄文翻译。

姜椿芳对翻译事业上的最大贡献是参加组织领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三大全集”的翻译出版工作。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先后担任中宣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主任和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共中央编译局是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编译和理论研究的机构。姜椿芳深知使命的光荣和任务的艰巨。为确保“三大全集”的译文质量，他严把审定关，尤其是在原意把握、史实考订和语言表达三个层面上，反复斟酌、推敲，真正做到了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他对党的理论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和精湛的俄文造诣，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赞佩。

姜椿芳对翻译事业上的第二个重大贡献是传播苏联革命文学。姜椿芳译作很多，用“著作等身”谓之毫不为过。细心人不难发现，姜椿芳的绝大多数译作都是在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个时期完成的。或可说，他就如同窃来天火的“普罗米修斯”，高擎文化革命的火炬，在腥风血雨的“上海滩”，披荆斩棘地开出一条传播革命进步思想和马列主义真理的道路。这期间，他翻译出版了《人民不死》《列宁格勒的故事》《他们为祖国而战》等数十部苏联革、、命文学作品；翻译了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高尔基的《小市民》等20多种剧本，同时还翻译出版了《列宁书信》、《斯大林论中国革命》、《斯大林卫国战争时期言论集》等经典著作。姜椿芳的这些译作，促进了苏联进步文化和革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其中很多译作，至今仍为喜爱苏联文化的读者所喜闻乐见。

姜椿芳在翻译事业上的第三个重大贡献是创办上海俄文学校（现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1949年上海刚解放，迫切需要俄语人才，陈毅市长倡议创办一所培养俄语人才的学校，并任命姜椿芳为校长。欣然领命的姜椿芳，深知创业的艰辛，但他不等、不靠、不要，一切从零做起：没有教师，他从有高学历的苏侨中遴选；没有教材，他亲自编写课本……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新中国第一所俄文学校就奇迹般的诞生了。2009年是上海俄文学校建校60周年。为此，去年10月，梁义彬等多位已进入耄耋之年的上海俄文学校老校友发起倡议——集资为老校长姜椿芳制作半身铜像，以示纪念。的确，姜椿芳作为新中国俄语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是值得人们永久纪念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奠基者

姜椿芳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奠基人。而他萌生“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想法，却是身陷牢狱之灾之时。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劫难。姜椿芳因其所谓的“苏联背景”，而被以“苏联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秦城监狱长达7年之久。

或许是饱经战争年代腥风血雨的历练，姜椿芳的意志比钢铁还硬。他虽失去了人身自由，但从没有动摇对党和人民的忠贞，即使在狱中身心受尽折磨、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还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革”这样的悲剧？他得出的结论是，民族文化水平低，必然导致愚昧，而愚昧又必然导致民族灾难。他联想起18世纪法国的狄德罗编写的百科全书，曾为大革命前的法国带来思想解放，动摇了法国封建社会的思想体系。于是，姜椿芳形成了一个大胆的构想：“出狱后，要编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来启迪民众的心智！”

是乌云，总会散去，是光明，总要降临。1975年4月19日，在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姜椿芳终于获得了自由。是日，中央编译局领导亲自到秦城监狱接姜椿芳，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姜椿芳见到他们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吮吸着自由的空气，沐浴着四月的骄阳，姜椿芳心中升腾起“大百科”的烈焰。此刻，他多想得到赞同的答复，然而久禁囹圄的姜椿芳哪里知道，1975年“四人帮”还在台上，显然还不是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时候。

有志者事竟成。1978年1月27日，中国社科院《情况和建议》发表了姜椿芳撰写的《关于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建议》。这一寄托着姜椿芳多年梦想的“万言书”，即可在知识界引起热烈反响，并震动了党中央，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分别作出了“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批示，同时任命胡乔木为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姜椿芳为社长兼总编辑。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姜椿芳手捧由国务院总理颁发的委任书，深感使命光荣，责任的重大，他就像一个没有授衔的将军，高举“大百科”旗帜，义无反顾地率队踏上了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征程，而在他的身后，则是一支浩浩荡荡的由两万余名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庞大方阵。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姜椿芳”执着坚韧的精神感动了我，也感动了其他的人。我们仿佛看到了他那一颗为大百科拼搏的赤诚的心。我们在背后说，姜老是?百科迷?，后来我们也迷了起来。”的确，《中国大百科全书》编撰阵容之强大，堪称世界大百科编纂史的第一。据统计，在编撰队伍中，仅第四届学部委员就多达336人。其中，数十位专家在病重住院期间仍为大百科撰写或审改稿件。建筑学家童寯临终前仍撰写“江南园林”条目，当他写到“扬州以莳花闻名远近，清初……”即溘然长逝。

姜椿芳是我国当代杰出的学者，他的杰出不止是表现在他自己的著述丰硕，更在于他凭借自己的渊博知识和人格魅力，将当代中国学界最高层级的学者团结起来，共襄“大百科”这一文化盛事。从这个角度上说，姜椿芳具有当代中国学界领袖的意义。然而，就在姜椿芳为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而筚路蓝缕、忘我工作的时候，1986年2月20日，他被告知由总编辑改任顾问。这一意外人事变动，对姜椿芳不啻于晴天霹雳。在他看来，个人进退事小，“大百科”编撰工作事大。而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经“总编委”确定的卷数能否得到落实。姜椿芳的这种忧虑不幸被言中了。据陈荒煤披露：“把原定的戏剧卷和电影卷合并一卷出版。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风马牛不相及，并成一卷，无论对专业人员或普通读者都不利……是对专业学科的不尊重。我心脏不好，激动了一阵，觉得胸口发闷，讲不下去。我发现椿芳脸色变得苍白，抓着我的手也激动起来，直瞪着眼睛望着我，似乎要讲点什么，却又摇摇手，长叹一声，什么也没讲。”的确，姜椿芳已把自己的生命同“大百科”连在了一起，他怎能不为无力阻止“压缩卷数”的错误决定而痛苦呢？！姜椿芳原本是个铮铮铁汉，做地下工作没有难倒他，做翻译工作没有累倒他，监狱囚禁没有吓倒他，然而当“长官意志”切割了维系着他与“大百科”血脉联系的“脐带”时，他终于支撑不住了，病倒了——即使在弥留之际，他念念不忘的是“大百科”，时时牵挂的还是“大百科”，他犹如“沙漠中负重的骆驼”（原中央编译局局长师哲的话），始终行进在“大百科人”的行列里……

1987年12月17日，姜椿芳带着他的理想与睿智，乃至遗憾与感伤，默默地走完了他75年的生命旅程。

文化灵苗的播种人

祖父姜椿芳逝世那年我十二岁，记得当年新华社在发布首都各界人士向姜椿芳遗体告别新闻中称他为“中国现代百科全书事业的奠基人”，英文《中国日报》称他为“中国百科全书之父”。他在开创百科全书事业以前的大半生，如果用辞书人物条目开头的概括语来表示，那就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大翻译家。

关于祖父生平的事迹，大多是父亲告诉我，或是从祖父的同事、朋友、学生们写的怀念文章中了解到的。1912年7月28日祖父生于江苏常州一个贫苦的店员家庭，在家乡读过五年私塾、五年小学，后全家迁往哈尔滨，在读中学时开始学习俄文（与一位俄国家教学习了一年，之后自学）。他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共满洲省委主编《满洲红旗》，起草宣言，与杨靖宇同志并肩战斗过。后受命进入英亚社（塔斯社的化名）任翻译。他同时给一些报纸副刊撰稿，以文艺形式反映社会的苦难、人间的不平。

1936年6月因编辑《大北画刊》刊出高尔基的消息而被日寇逮捕，后经营救出狱，转入上海开展地下工作。开始为地下党夏衍、于伶等人办的《译报》和后来的《每日译报》翻译俄文稿件。1941年受命创办时代出版社，创刊并主编《时代》杂志和《时代日报》，向中国东南沦陷区直至东南亚人民传播反法西斯的正义声音。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式下，机智地报道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

解放后受上海市委委托，1949年11月创办上海俄文专科学校（今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任校长和党委书记，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1952年调任中宣部斯大林著作翻译室主任，开始筹建中共中央编译局。次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他既参与筹建和组织领导工作，又从事译稿审校。“文革”开始，他于1968年9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1975年4月以“解除拘留”的名目释放，回到编译局。

出狱后为了创办中国大百科全书，他以殉道的精神，奔走呼号。全国各地凡学术会议，每会必到，到必发言，言必百科。他那娓娓动人的语调，博古通今的知识，异乎常人的记忆，多少事实，多少数字，多少人名、地名，从他口中涌出，注入与会者心中，唤起了众多知识分子编纂百科全书的激情。正是他一个学科一个学科地在学术会议上发自肺腑的呼唤，语意诚挚，语调恳切，以感人的力量把全国两万位专家学者动员起来，进入百科全书编纂者序列。197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建立，中国现代百科全书事业的春天来了。

我与祖父只见过几次面，相处的时间并不多。记得1980年春天，我上小学的前一年，父亲恰好因公出差去北京，于是可以带着我一起去看望祖父母。那是我记事后第一次去北京，那时祖父住在西城辟才胡同内南丰胡同7号的一个院子。院子的名字叫颂园，是马连良先生旧居，解放后政府以150袋面粉之值购得。登上七级石阶，推开院门，呈现眼前的是一个传统四合院。院子被十字形的水泥小径四等分，环形回廊从正房和东西厢房门前穿过。沿着庭院正中的水泥小径直走，进入正房。正房是一间南北通透的大客厅，客厅东壁摆放着一排樟木书柜，书柜里的书排放整齐，有民国初版《四库备要》、沙皇俄国的百科全书、苏联的百科全书等等。那是祖父自1936年开始，一点一点收集起来的，尽管当时家境很困难，却能尽心收集如此众多的书，显见祖父在青年时就已萌发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志向。西壁挂何绍基四条屏草书《出师表》，有时也换边寿民芦雁中堂配明清状元的老对联。

刚到北京那天，祖父不在家，去外地参加学术研讨会。几天过去了，一个中午，我吃过午饭，独自在庭院里玩。微风轻拂着树梢，阳光暖暖地洒满了整个院子，一位身着风衣的老人，拄着拐杖，由一个小伙子搀扶着，缓缓走进院门。祖父“文革”期间遭受迫害，经历了七年的冤狱生活。出狱后身体状况很差，患上了严重的青光眼，几乎失明。走到离我大约一米的地方，他看到我，亲切地问：你是谁呀？我抬起头仔细端详，他花白的头发梳理得非常整齐，厚厚的眼镜片架在鼻梁上，和蔼可亲的脸上挂着微笑。“我是小嵘”我小声的回答。“小嵘，你是小嵘！都长这么高了！……”他俯下身，轻轻地摩挲着我的脸，仿佛有一股暖流注入我的身体。那是我记事后第一次见到祖父，他慈祥的面容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

那时祖父是全国政协常委，文化组组长，日程排得很紧密。除了忙于创办大百科全书的事情，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还要经常与来访的文化名人会面，所以真正在家里与家人共度的时间很少。经常来访的文化名人有：赵朴初、周而复、周有光、吴祖光、萧军、草婴、吴景略、卫仲乐、潘潔兹、艾中信等。他们畅谈和讨论的主题主要是关于复兴祖国文化事业，祖父总会认真地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凡是有益于复兴祖国文化事业的，他都会积极努力地去办。

野草诗社是粉碎四人帮后国内成立的第一个诗社，祖父是发起成立野草诗社的主要成员，野草诗社大部分雅集活动就在祖父家里。在祖父和萧军、楼适夷、王亚平、张报、汤茀之、金常政、杨小凯几位发起人共同努力下，野草诗社不断壮大，团结凝聚了大批热爱古典诗词的人们。1987年诗友们共同发起成立中华诗词学会的倡议，祖父被推举为筹备组主任。中华诗词学会的成立，还得到了习仲勋、钱昌照、赵朴初、楚图南、杨静仁等老同志们的支持。还有中国昆曲研究会，也是在祖父大力提倡昆曲的积极努力工作下成立的。

祖父对待工作总是不遗余力，对家里的事情却从不出面安排。父亲“文革”前就读北京外交学院。毕业那年“文革”开始了，因为祖父的“问题”，父亲受牵连，没有去外交部工作，而是被分配到青岛作外贸工作。“文革”后祖父平反出狱，他没有出面安排父亲把家迁回北京。而父亲则是靠自己卓越的工作能力和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1983年被山东省政府派驻香港创办山东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招商引资发展山东经济建设，直至1998年父亲退休。还有哥哥准备高考时，想报考上海外国语大学，但上外在整个山东省招收的英语考生只有几个名额，考取机会渺茫。知道祖父是上外的创办人，于是哥哥写信给祖父求助，但被拒绝了。祖父回信说：“去上外读书，要靠自己努力。你是姜家长孙，更要发奋图强！无论是否考取，我都以你为荣！”于是哥哥打消了“走后门”的念头，更加努力备战高考，虽然最后还是没能考取上外，但也考取了理想的大学，很好地学习了英语。大学毕业后又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开创了一番事业。

祖父离开我们二十七年了，他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他是光明磊落、谦虚质朴的文化巨人（草婴先生对他的评价）。祖父的精神会激励我在文化传播、文化创业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