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是娥和她的丁派艺术

二十年前的6月28日，为沪剧事业的繁荣和兴旺奋斗了一生的沪剧艺术家丁是娥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这位人民艺术家艰辛曲折的人生历程、坎坷不平的艺术生涯，至今仍为热爱她的同事、学生和观众所深深怀念。

“从前有个小姑娘，”丁是娥的那句曾经传遍上海街头巷尾的动人唱句把人们领进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看到了她充满辛酸和眼泪的苦难童年……

丁是娥

充满辛酸和眼泪的苦难童年

生于1923年11月的丁是娥，父母亲都在湖州丝厂打工。她妈妈每天从鸟叫做到鬼叫，天不亮就出去，一直要做到天黑才能回家。家里没人照看，妈妈只好天天带她去厂里，把她放在缫丝车的车肚里。有一次曾被缫丝锅里溅出来的开水烫伤。这个简陋潮湿的车肚成了襁褓中的丁是娥的“摇篮”、“托儿所”和“儿童乐园”。

在艰难困苦中逐渐长大的丁是娥从来没有玩具，唯一的乐趣就是看流浪艺人唱戏文。很小她就向往去学戏，挣钱养家。可吃开口饭当时被认为最下贱的，连妈妈也说，唱戏的来世不能投人生。直到母亲去世后，在好心的姑妈帮助下，她才摆脱了去当童养媳的命运，实现了学唱申曲的心愿。学艺的路也充满艰辛。第一课学敲板，先生在她手腕上放了一根筷子，敲板时不能让筷子掉下来，否则要吃生活。那硬木戒尺是不留情的。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她咬着牙关，学会了敲慢板、快板，又渐渐地在学演中崭露头角，走红冒尖。

小小年纪，她就跟着戏班跑码头唱茶馆。那时唱茶馆靠看客扔铜板才有收入。一些地痞流氓常常借此戏弄玩耍艺人。艺人们敲落牙齿只能往肚里咽。初出茅庐的丁是娥也受尽了屈辱和欺凌。一次在茶楼唱《赵五娘》，几个流里流气的看客故意恶作剧，把两个铜板用茶水一蘸，合成湿漉漉的“双铜板”，用力望她的脸上扔。她怕打伤眼睛，只能用双手在眼睛前晃动几下，略为挡一挡。这些人就说起了怪话：“阿是连铜板也勿要了？”她怕班主责怪，只得把手放下来，听凭这些又湿又重的双铜板象冰雹似的砸来。一砸一个紫血块，砸得满脸都是，疼得钻心直掉眼泪。但又不能不强装笑容，四跪八拜多谢赏赐。那些人看她的面孔被砸得这样，还哈哈大笑：“赵五娘成了大花脸，有趣有趣。”

黑暗旧社会对艺人的歧视使丁是娥幼小的心灵受到严重伤害，但又使她增强了毅力和勇气。她发奋用功，终于在1943年以一出《女单帮》一举成名，为她以后的艺术生涯奠定了基础。

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发自人们心底的歌声响彻浦江两岸，上海解放了。26岁的丁是娥感到由衷的欣喜。她象很多沪剧艺人一样，有着一种强烈的翻身感。过去被歧视、受欺凌的戏子，如今成了受人尊重的艺术家。她以巨大的热情，积极投入到表现新时代、塑造新人物的艺术创作中去。《罗汉钱》就是这一时期丁是娥主演的代表剧目。

解放初期沪剧演员都有一股激情，丁是娥更是这样。当时排《罗汉钱》就是为了争取去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这使大家很受鼓舞。丁是娥可以说调动了自己所有的生活和艺术积累来演好这个人物，没有一味把这个劳动妇女演得悲悲切切，凄凄惨惨，而是展现了解放前后人物精神面貌的显著变化，热爱生活、思想开朗成为这个角色的基调。丁是娥对小飞娥性格把握的准确和细腻令很多专家赞叹不已。《罗汉钱》这次赴京演出取得很大的成功。首都观众对这个戏评价非常高，中央文化部特地邀请剧组到怀仁堂演出，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亲临观看。当时剧组人员都非常激动。丁是娥也很想看看台下的中央首长，在唱“回忆”一场时手一抖，把手里的两个罗汉钱掉下了一个，幸亏及时弥补，谁也没有发现。当晚周总理还亲自站在中南海食堂门口迎接大家吃宵夜，并和大家一一握手。在握手时，丁是娥说，让总理等我们，实在不敢当。总理笑着回答：“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应该的。”

丁是娥在《罗汉钱》中饰小飞娥（1952年）

丁是娥一直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和关怀。1958年丁是娥入党后不久，毛主席和中央其他一些首长在上海接见文艺工作者。周总理先得知这一消息。他把丁是娥领到毛主席身边，告诉毛主席：“丁是娥同志已入党了。”毛主席听了很高兴，笑着握住丁是娥的手说：“我们党又多了一位新同志，要好好为党工作啊！”毛主席的这句话，丁是娥永远铭记在心，作为一个演员，她在舞台上努力塑造多姿多彩的艺术形象，把美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群众。这成为她一生坚持不懈的的自觉要求。在那次沪剧历史上第一次赴京演出中，由于对《罗汉钱》中小飞娥形象的精心塑造，她被授予全国戏曲观摩演出演员一等奖。

沪剧丁派艺术的精髓

丁是娥成名在解放前，艺术升华却在解放后。《罗汉钱》的演出成为她整个艺术生涯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她在表演艺术上已趋向成熟，她创造的沪剧丁派艺术也开始形成。

沪剧丁派艺术既端庄大方、稳重质朴，又清新明快、委婉多姿。与沪剧的其他艺术流派相比，丁派艺术具有自己独特的魅力。这种魅力从何而来？著名前辈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和丁是娥都是戏曲剧种的代表人物。过去曾相当熟悉，有不少交往。在回忆丁是娥的时候多次说，她一个非常大气的人，丝毫没有门户之见。我看她的演出，觉得她有不少地方借鉴了越剧的表现手段，而且这种借鉴，不是生搬硬套，而是融汇贯通，化成自己的东西。袁雪芬的话一言中的，道出了沪剧丁派艺术的精髓。正是这种广采博取、多方借鉴，才使丁是娥的表演艺术不断登上新的台阶，达到新的高度。

丁是娥主演《金黛莱》（1954年）

1954年丁是娥主演的《金黛莱》在华东戏曲会演中得了主演一等奖。她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相反的却和其他剧种的演员找差距，觉得自己发声换气不太科学，主动上门向曾为沪剧《罗汉钱》执导的张骏祥导演的爱人、著名歌唱家周小燕讨教。周小燕听了情况，建议她练练吹蜡烛。丁是娥真当一回事，回去就开始练。她在桌上放几支点上火的蜡烛，隔一段距离吸足气使劲吹。吹灭了再点上，一次又一次，每天坚持练。这样的练习实在枯燥无味，有些人想，丁是娥得了这么多奖，在上海也是算得上的名演员了，何必象小学生那样从头学起呢！丁是娥却始终没有动摇。经过长时间苦练，她吹气的力度越来越大，人离放蜡烛的桌子也越来越远，终于逐渐掌握了科学运气的方法。唱《甲午海战》“祭海”时，“盼你们”这三个字的唱能一口气拖十板，表现金堂妈怀念亲人悲痛欲绝的心境，那真是声情并茂、淋漓尽致。

丁是娥是非常善于从其他艺术学习借鉴的。当初她看电影《居里夫人》曾连看了七遍，从美国电影演员葛丽尔·嘉逊身上，她学习以眼神演戏的表现手法，运用到《和合结》的表演中去。沪剧《朵朵红云》中那段“长江滚滚向东流”的“快流水”脍炙人口，至今在观众中传唱不绝。那是丁是娥从京剧传统曲牌“流水”中受到启发而创造的一种崭新的沪剧板式。在表演《赵君祥卖囡》中的“五更乱梦”时，丁是娥为了避免一人独唱的沉闷，借鉴吸收了越剧和昆剧的很多身段动作，载歌载舞，把一个母亲对被丈夫因赌输卖掉抵债的女儿的苦苦思念之情表现得细腻真切，十分传神。

沪剧素来重唱。丁是娥的嗓音圆润、音域宽广，唱腔倚丽婉转，曲折多变，擅长抒发人物复杂细致的思想感情。丁是娥创造的丁派唱腔敢于标新立异，在艺术上有不少新的创造。《朵朵红云》中的“快流水”是她在“赋子板”基础上，揉合了京剧传统曲牌加以发挥创新的。在《鸡毛飞上天》“教育虎荣”的演唱中，她冲破“赋子板”从慢到快的传统唱法，当唱到“早思想、夜成梦，盼望有一天，能够堂堂皇皇进学堂”时，有意识地把节奏放慢，唱得委婉而又深情，细致入微地抒发了林佩芬在旧社会因贫苦失学的不平静心绪。丁是娥对沪剧“反阴阳”曲调的运用也相当巧妙。她演唱《罗汉钱》的“回忆”、《雷雨》中的“盘凤”和《甲午海战》中的“祭海”，同样都用“反阴阳”曲调，但无论润腔处理、节奏力度和感情色彩都有很大的发展变化，真正做到声随情走，因人定腔。丁是娥之所以能在艺术上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与她对艺术忘我的执着追求是分不开的。

千姿百态的舞台人物画廊

丁是娥在沪剧舞台上演活了身份性格迥然不同的形形色色的妇女形象。在她塑造的艺术形象长廊中，《阿必大回娘家》中的婶娘一直受到观众喜爱。她的表演路子和过去传统演法有很大不同，她有自己新的独特的理解。婶娘人称“毒夹剪”，过去往往把她演成心狠手辣、有点流气的白相人嫂嫂。丁是娥觉得这样演影响了戏的主题深化，会削弱观众对阿必大悲惨命运的同情。雌老虎已经够蛮不讲理了，如果婶娘也蛮不讲理，那成了以邪克邪，观众会搞不清谁是谁非，该把同情放在哪一边了。经过深思熟虑，她把婶娘演成精明能干的农村劳动妇女，在雌老虎面前她不畏强暴，据理力争。当对方实在蛮横霸道，气焰嚣张寻衅动武时，她也毫不手软地给予回击。但是这种斗争也是有理有节，很有分寸的。当雌老虎跌到在地上时，丁是娥做了一个主动上前搀扶的动作。当必大出气打了雌老虎几下时，丁是娥又轻轻地摇摇手，予以劝阻。经过丁是娥这样的解释处理，婶娘的形象焕然一新，成为沪剧舞台上性格鲜明、使人念念不忘的又一艺术典型。

丁是娥在《雷雨》中扮演繁漪

沪剧演出中有不少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戏，其中改编自曹禺先生同名话剧的沪剧《雷雨》可以说是其中最受欢迎的剧目。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沪剧舞台就多次上演这个戏。而最为轰动的无疑是1959年沪剧明星大会串的那次精彩的演出，这次演出显示了丁是娥把握复杂角色的非凡功力，成为她艺术生涯的又一个里程碑。繁漪是一个被扭曲的性格相当复杂的人物，她既是周家的女主人，又是这个罪恶家庭的受害者和叛逆者。她有美好的向往，然而在这令人窒息的家庭里都不能实现。丁是娥恰如其分、层层递进地刻划了她对丈夫周朴园一次又一次的反抗。在与大少爷周萍的纠葛中，她着重展示繁漪的痴情和忍耐，这正是这个人物的性格在特定环境下的特定表现。正因为这样，她才能把繁漪最后看来不近人情的报复行为演绎得顺畅自然，相当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由于丁是娥对戏中女主角繁漪的成功演绎，她赢得了“活繁漪”的美称。

丁是娥创造的舞台形象中，最为成功、影响最大的当然要数《芦荡火种》里的阿庆嫂。只有理解得深才能表现得准。在塑造这个既是茶馆老板娘又是党的地下联络员的艺术形象时，她抓住了人物的主心骨，表演阿庆嫂不卑不亢、不温不火，注重分寸，恰到好处。尤其“智斗”一场戏，她对阿庆嫂角色的揭示，特别是一些细节的处理生动鲜活，细腻传神，令人惊叹不已。当胡传奎向刁德一介绍她时，她明显地感觉到了刁德一的不信任，因此站在原地不动，仅用眼神随意打量了一下，只是上下稍微一看，但就在这一刹那的眼神的运用中，充分展现了阿庆嫂的警觉敏锐和从容大度。当阿庆嫂点烟送茶时，刁德一拉下脸来冷言挑衅；丁是娥捏着点燃的火柴，稍稍停步，凝目相视，再走到胡传奎面前埋怨质问。这样把阿庆嫂在复杂情况下沉着应对不卑不亢的分寸，把握得相当准确，艺术上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很高境界。阿庆嫂形象的成功塑造使丁是娥登上了她六十年表演生涯的艺术高峰。

为中青年演员让台的高风亮节

丁是娥在文革以后复出，一段“从前有个小姑娘”的唱段传遍上海的街头巷尾。就在她的声誉如日中天，她的周围到处是鲜花和掌声的时候，丁是娥十分清醒地提出为了让中青年演员更快接班，自己要渐渐淡出的想法。其实她当时不过五十多岁，对一个表演艺术家来说，正处在自己的艺术颠峰时期；她的观众不是少了，而是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中青年演员让台，确实不是容易的事。当时排反映中日友好的新戏《泪血樱花》，剧中女主角是日本姑娘樱枝，大家都以为非丁是娥莫属。因为她演过蝴蝶夫人，有经验，也适合。丁是娥自己也很想演这个角色，但是经过反复思考，她主动提出让青年演员陈瑜挑大梁。对丁是娥的建议，团里不是没有想法。有的提出搞A、B制。她演A组，青年演员演B组。丁是娥却说这样演法，B组演员容易受到个别观众的挑剔和责难，不利于她们成长。在她的坚持下，陈瑜主演了戏的全剧，很快在沪剧舞台上冒尖。

为了使沪剧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她又把目光投向年纪更轻、刚从剧团学馆毕业的新的一代。茅善玉这一个班在学馆学习时，丁是娥亲自来讲课，要他们打好基本功，为了他们耗费了无数心血。他们毕业后，她挑选《野马》这个现代戏让小青年担任主演，自己却在戏里扮演一个不显眼的配角。在登宣传广告时硬把徐俊和茅善玉两个年轻人的名字用大字放在她前面，她用自己在观众的巨大影响为青年演员作铺垫。

在丁是娥等老一辈艺术家扶植下，沪剧院的中青年演员在艺术上日趋成熟，形成很有实力的人才梯队。这在当时上海文艺院团中是相当突出的。《芦荡火种》是丁是娥的代表作，她塑造的阿庆嫂形象影响深远，在全国都家喻户晓。后来演阿庆嫂这个角色的，从诸惠琴、马莉莉、陈瑜、吕贤丽到程臻，沪剧舞台上代代相传，人才辈出，丁是娥的高风亮节为不断培养戏曲事业接班人树立了榜样。

丁是娥热爱艺术，热爱观众。特别对市郊乡亲怀有特殊的感情，坚持达十年之久的“沪剧回娘家”活动就是在她的倡导下开展起来的。她生平最后一次演出是在奉贤农村的舞台，那时她已病得连爬楼的力气也没有了。可是她服用止痛药，坚持日夜演了两场。第二天就进了医院，从此一病不起，再也没有能回到她心爱的沪剧舞台。丁是娥身上很多事情使人久久难以忘怀，粉碎四人帮后她把落实政策补发的工资一万元作为党费交给组织，以后又按月主动交纳党费一百元，这要占她全部工资的三分之一。在去世后人们清点她的遗物，发现这位全国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所有存款仅仅只有两千元钱。

作为一代宗师，丁是娥直到去世，没有能如愿举行自己的个人演唱会。近年来沪剧院多次举行纪念丁是娥的专场演出，大家重温她的表演艺术，追思她的戏德人品，心情都十分激动。长江滚滚向东流，波浪滔滔永不休。二十年前丁是娥离开了我们，但她的艺术，她的人品永远留在人间，永远为热爱她的人们所怀念。

认识丁是娥

为了进一步了解湖州籍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丁派唱腔的创始人丁是娥，以达到认识丁是娥的目的，去年11月27日，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在一位南浔朋友的陪同下，寻访了如今已经并入南浔镇的原马腰乡的潘家兜村，今年年初又看了解波和汪逸芳合著的传记文学《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

潘家兜村是丁是娥的家乡，它位于南浔、练市、乌镇大三角的中心，离这三个江南水乡古镇都是“三九”的路程，离湖州是30公里的路程，东西向的双林横塘、南北向的白米塘和横跨在这两条河流上的丰登桥、安丰桥等桥梁，将这个小村庄同外面的世界联系起来。这个水乡小村解放前是属于双林的，解放后划给了马腰，前几年乡镇撤并的时候又被纳入了南浔镇的版图。正因为如此，由丁是娥的丈夫解洪元与前妻顾月珍所生的女儿解波在《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一书中说丁是娥的老家在“湖州双林潘家兜”，去年由徐建新和潘梦来编著的《人文双林》一书在“双林人物”栏目中也收录了“上海沪剧艺术家丁是娥”的条目，而1990年出版的《湖州人物志》、1994年出版的《湖州市文化艺术志》和1999年出版的《湖州市志》都说丁是娥是“湖州马腰乡潘家兜人”。

其实，丁是娥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潘家兜村人，她生前也很少光顾这个比较偏僻的水乡小村。村里人记得丁是娥最后一次的家乡之行是在30多年前，也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前期的一个清明节，那时她从上海专程到老家给已故的父亲上坟，并在村头父亲的坟前种了一棵松树。如今，这棵松树已经弯弯斜斜地长得挺大了。如今，潘家兜村也仅剩下了一座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早已人去楼空的两楼两底的丁氏古宅。

丁是娥是1923年11月12日在上海虹口虬江桥畔的外婆家出生的。她的父亲潘成忠是潘家兜村人，早年到上海的一家湖丝栈做临时工，与同栈的缫丝女工石桂娥相恋成婚。丁是娥原名叫潘咏华，母亲又给她取了个“潘银男”的乳名，希望她能够引来弟弟。后来，她真的引来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丁是娥自幼喜欢唱戏，6岁就能够演戏，嬉笑抹泪，举手投足，活像一个跑江湖的艺人，因此赢得了一个“6岁的老江湖”的绰号。9岁那年，丁是娥失去了母亲，她在南浔姑妈的帮助下，摆脱了卖身葬母做童养媳的命运，拜丁婉娥为师学唱申曲（1941年初改为“沪剧”），取艺名为“丁是娥”，开始了她漫漫55年的梨园生涯。

热爱、勤奋和聪慧，使丁是娥在学艺的道路上突飞猛进，经过3年的勤学苦练，她就既能唱花旦，又能唱正旦，还能演老旦，成为丁婉娥小囡班的台柱，被人们称为“小小婉娥”。18岁满师后，丁是娥相继在上海的鸣英、施春轩、文滨、上艺等沪剧团演出，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成为上艺沪剧团的老板之一，并以主演根据美国同名电影《风流女窃》而享誉上海滩，赢得了“东方的玛莉·蒙丹（40年代彩色电影兴起时的好莱坞著名影星，有‘彩色影后’之美誉）”的殊荣，成为十里洋场大红大紫的明星。

被誉为“东方的玛莉·蒙丹”的丁是娥

新中国诞生以后，丁是娥响应党和政府“改人、改戏、改制”的号召，积极投身到了将旧时代的艺人改造成为新时代的人民艺术家，将旧时代的帝王将相戏、风花雪月戏改造成为主旋律戏，将旧时代的民间剧团改造成为新时代的人民艺术剧团的运动中去，使自己的艺术人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1952年10月，为了庆祝新中国诞生3周年，文化部决定举办首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以贯彻毛泽东主席1951年4月3日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所写“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题词的精神，丁是娥主演了上海沪剧团根据赵树理短篇小说《登记》改编的《罗汉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赵树理在观看了丁是娥的表演后高兴地说：“我写小飞娥，就是舞台上的这个人物，我就是这个想法。”这次晋京演出，将丁是娥的艺术人生推向了高潮，她不仅荣获了演出一等奖，还被邀请到中南海为毛主席等领导同志演出，并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1953年，丁是娥参加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战场慰问演出。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沪剧名角中的第一批党员之一。丁是娥入党的消息甚至受到了周总理的关注，他专门将她领到毛主席身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握着她的手说：“我们党又多了一位新同志，要好好为党工作呀！”

《芦荡火种》剧照，右一为丁是娥扮演的阿庆嫂

1960年，丁是娥登上了演艺生涯的又一个高峰。这一年，她先是成功主演了沪剧《芦荡火种》。《芦荡火种》是“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的前身，为了给京剧《沙家浜》示范，沪剧《芦荡火种》先后4次进京演出。曾任新四军政委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充分肯定了丁是娥扮演的阿庆嫂形象：“沪剧的阿庆嫂周旋于胡、刁之间，利用敌人矛盾这一点比京剧好。”周扬也对京剧团的同志说：“沪剧演出很成功，你们不要改了，就照它演。”同年演出的《鸡毛飞上天》使她在唱腔设计上获得很大成功，成就了她的“丁派唱腔”。刘少奇和周恩来都充分肯定了丁是娥在《鸡毛飞上天》中的表演，周恩来还称赞她演得“呱呱叫”。

除了上面介绍的名著，丁是娥的代表剧目还有：《金黛莱》、《蝴蝶夫人》、《雷雨》、《寄生草》等。

丁是娥说：“有爱的地方才有事业。演员热爱艺术，要像爱情人那样去爱，倾其一生之爱，这艺术才能化为事业，这事业才会有辉煌。”十年浩劫结束以后，丁是娥像涅槃的凤凰，以载新的形象出现在沪剧舞台上。1978年，丁是娥出任上海沪剧团团长。1981年，她以一部5集电视连续剧《璇子》，不仅开创了沪剧拍摄电视连续剧的先河，而且推出了沪剧新秀茅善玉，使她与越剧青年演员茅威涛并称为“江南二茅”。1982年9月出任上海沪剧院第一任院长。1985年退居二线后，仍然操心工作。一直到1988年因肾癌晚期住进医院，仍然以评委会主任的身份关心着沪剧中年演员声屏大奖赛的举行，直到6月28日病逝。

对于成功人士，对于名人，人们往往只看到，或者只愿意看到他们辉煌灿烂的一面，而看不到，或者有意回避他们的另一面。然而，人无完人，特别是像丁是娥那样社会地位卑下、在旧上海竞争激烈的演艺界能够出人头地的戏子，很难做到独善其身，《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一书，向我们展示了丁是娥不光彩的人生污点，比如，为了寻找靠山保护自己，以利于竞争，她曾拜上海滩阔佬、国民党上将顾祝同的岳父许俊英为寄爹；与曾经留学日本，在上海行医经商的梁森一段不幸的生活经历，使她在19岁那年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等。

1953年赴朝前夕，30岁的丁是娥嫁给了有着“沪剧皇帝”称号的沪剧解派唱腔创始人谢洪元。

丁是娥丈夫，“沪剧皇帝”谢洪元

即使对丁是娥有怨恨，解洪元的女儿解波还是客观地评价说：“我佩服丁阿姨，作为一个女人，能把自身的生命潜力挥洒得淋漓尽致”。

终生追求 矢志不渝

学艺第一步

“丁是娥”是我师父丁婉娥给我区的艺名。我9岁开始用这个名字，度过了50年的沪剧生涯。我本姓潘，祖籍浙江湖州，1923年出生于上海虹口虬江桥。旧社会重男轻女，所以对我这个头生女儿，父母亲既喜欢又不喜欢，他们给我取了一个小名叫银男。“银”和“引”谐音，希望在我之后，能“引出”一个弟弟来。

我阿爷（湖州人对父亲的称呼）和姆妈都在湖丝栈里打工，阿爷跑车间，姆妈是丝的“湖丝阿姐”。姆妈每天“鸟叫做到鬼叫”，天不亮就上工，晚上漆黑才回家，家里无人照管孩子，我每天被带到湖丝栈去，那个简陋、潮湿的车肚，就是我的“摇篮”、“托儿所”和“儿童乐园”。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六岁开始就在家里领弟弟和妹妹。那时，我家附近，有“敲白地”的流浪艺人和卖洋线团的人唱小曲招徕顾客，我没有玩具，就去听这些人唱小调。他们唱的两个小调：《手扶栏杆》和《哭七七》，让我听会了，无论干什么家务活，我都翻来覆去地学唱着，还模仿着江湖艺人的表情动作，引得邻居们咯咯地笑。

我家附近有个戏班子，我每次到老虎灶泡开水总要经过，一听见锣鼓响，我的脚好象被钉住了，总要站着听一会儿。有一次，我大胆地恳求一位陌生的叔叔带我进去。这是我第一次看戏，看的是苏北盐城戏《三请樊梨花》，我好象一下子走进了万花筒，到了一个奇异的世界。戏散后，我跑到戏班子里去央求：“我也要来唱戏，我也要来唱戏！”有个艺人仔细地端详我，说“五官蛮端正，唱唱看”，我就放声唱了《手扶栏杆》和《哭七七》，另一个艺人拍拍我的脑袋：“小姑娘，唱戏苦哇，回去问问你家大人肯不肯？”回到家里，我哭着闹着要姆妈答应让我去唱戏。我姆妈从来不生孩子的气，可这次听了，气得脸也发青，她说：“唱戏的来世不能投人身”，坚决不让我去。还有一次，我的远房亲戚金东生带我到闸北山阳楼（茶楼）去看申曲《白兔记》，丁婉娥演李三娘。本地人看本地戏，特别亲切，唱腔和我哼的那两个小曲差不多，我开心煞了，就此迷上了申曲，缠住金东生，要他带我去见丁婉娥（金是丁的近亲）。可是，姆妈不答应，还是那句老话：“唱戏的来世不能投人身！”

1932年深秋，我姆妈死于“猢狲痨”（即骨痨）。无钱成殓，阿爷要把我送给一户人家做童养媳，以便得到对方的帮助。我哭得死去活来，嘶喊着“我要唱戏，我要唱戏，不去做童养媳”，多亏我好心的姑母拿出50块大洋，对阿爷说：“这个小囡归我，我做主，让伊去学戏！”姑妈终于帮我实现了心愿。1933年旧历年初三，我九岁多一点，由阿爷领着，到丁婉娥老师家去拜师学艺。按旧俗拜师要交拜师金，但我家一贫如洗，再加上阿爷要带弟弟、妹妹回乡谋生，急需了清债务和筹集盘缠，所以拜师那天，分文未花，反而因为与丁家多少沾一点亲，看在金东生的份上，由丁老师接济我阿爷80元，给我立了八年“关书”。后来，我阿爷生活困难，又向丁老师借钱，因此延长“关书”有效期，在老师家学艺帮师共九年。拜师以后，老师为我起艺名叫丁是娥。她向我解释说：“去这个名字有两层意思，一、侬是我的娥；二是申曲界有个唱出名的，叫孙是娥，可惜死得早，希望侬像伊，将来挂霓虹灯牌子。”

艰苦的学艺

我学艺的第一课是练敲板(俗称敲老郎板)，丁老师在我手腕上放一根筷子，敲板时筷子不准掉下来,否则就要受处罚。开始先敲慢板，自然难免掉筷子，小心地练，尽量少掉，后来逐渐不掉了，还可以边走便敲。我因此有点自满起来，丁老师发现我不刻苦，马上叫我练快板。一敲快板便乱了套，筷子噼里啪啦往下掉，我心乱如麻，几乎丧失信心。丁老师毫不放松，逼着我往下练，后来，我才明白，这实际上是在训练演员的节奏感，训练演员在变化多端的情况下，持之以恒，乱中持稳的基本功。有人说我的节奏感比较强,看来和敲板训练不无关系。

有一次，我和丁老师同台演出《女看灯》，她演嫂嫂，我演小姑。这出戏里嫂嫂的唱很重，而小姑只有几句话。每当嫂嫂唱了一大段，小姑才问一句：“嫂嫂啊，后来哪能啦？”无非让对方有个喘息的机会。我当时已经会唱一点戏了，扮演这一角色，自以为不在话下，把它当成“休息戏”来演。丁老师光火了，当台责问：“侬嘴巴里含橄榄啦？为啥吐字勿清爽？”观众看了哈哈大笑。这件事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从此我再也不敢唱无心戏，不敢含糊其词，特别注意吐字清晰。

申曲艺人很苦，老师日夜两场演出，有时夜戏散场后，还要唱堂会，很难有固定的教学时间授艺课徒，只能抽空教。我们这些孩子也很忙，一清早起床，买菜，倒马桶，收拾房间，洗衣裳；下午和晚上要到公司场子去敲阳档，唱开篇，还要前后扮演几个小角色，空下来再敲板；有堂会时，必须跟着去唱；在后台，要帮老先生买香烟、端馄饨、泡开水等，根本没有固定的练功时间，非抓紧自学不可。那时我一有机会就立在台角上看戏，硬记动作，默背台词。我又抓紧劳动时间练习。比如，洗碗时，我就把抹布当手绢，一边洗碗一边练；拿起扫帚，我边走台步便扫地；上扶梯时，把戏里虚拟的上楼动作揉进去。干活时，嘴闲着，正是练唱的好机会。又一次，我走在马路上背诵《双珠凤》的题诗答对，背得出神，竟撞到电线杆上去了。如果说我背台词比较快，就是这样傻练出来到。我从来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因此，暗暗下定决心，要识字。怎样识字呢，穷孩子也有穷办法。老艺人经常差我去买香烟，香烟盒上不是有字吗？我记住有个女人头像的叫“美丽牌香烟”，有个强盗持刀的叫“老刀牌香烟”，有只老鼠的叫“金属牌香烟”，有个城楼的叫“前门牌香烟”------买好香烟，在路上看一遍，默记在心。还把人家丢在地上的空烟盒捡起来，慢慢复习。每认识一个字，就用手指在手心里反复比划。会写了又怕日后忘掉，听人家说最好记在心里，就试着这样做。那时我不知道人的心脏在哪个部位，见人家把胃痛叫做“心里痛”，以为胃部就是心窝，所以，每学会写一个字，就用手指在胃部虔诚地划上这个字，以为这样一来，就永远铭记在心了。现在说出来很可笑，然而我当初就是这样学字的。

小演员的辛酸泪

1934年11月28日，上海成立了“申曲歌剧研究会”，1935年元旦在《申声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申曲歌剧研究会”395人的会员名单。由于丁婉娥老师的推荐，我也报名参加了。于是，我这个11岁的小学徒，居然也和当时著名演员并列在会员名单之中。这个名单里有老少几辈的申曲演员，包括几大申曲社的台柱，如“文月社”的筱文滨、筱月珍、凌爱珍，“施家班”的施春轩、施文韵、施春娥，“新雅社”的王筱新、王雅琴，“云子社”的刘子云、姚素珍，“福英社”的石根福、石美英、石筱英，还有赵春芳、解洪元等。他们都比我资格老，在会员当中，我年龄最小。

自从申曲界演员名单公布后，许多班社都知道丁老师家里有小艺徒，便时常来借去参加演出。丁老师培养演员不主张关在一个戏班里，认为“放出去的鸽子飞得远”，所以，她也希望我出去闯荡江湖。我曾客串许多戏班，有时去10天，用我们行话叫做“唱一排”，借出去5天，就是“唱半排”。我还被江湖戏班带去跑码头，到杭、嘉、湖和苏、常、锡一带的集镇上演出。最初跑码头，叫我演童子武侠戏，饰演童子生或童旦。后来江湖戏班发现演苦戏有额外收入，就让我尝试演悲旦。有一回我扮演折子戏《剪发卖发》中的悲旦赵五娘，披麻戴孝出场，“剪下青丝发一缕，卖发殡殓公婆身”，但是饥荒之年，“手拿青丝无人要”，只得“屈膝忙跪尘埃地，乞求施舍棺材银”。演唱到此时，我很自然想起当年姆妈停尸无钱入棺的情景，不禁悲从中来，假戏真做，眼泪止不住往下流。引得观众席里飞来许多铜板。好心的观众把铜板丢到我身边。但是，那些嬉皮笑脸的“歪戴帽子”，却存心扔个把臭钱来耍弄我，还油腔滑调叫嚷：“爷叔赏侬一把铜板，快点磕几个响头！”台下有的家伙把两个铜板用茶水一蘸，合成湿漉漉的“双铜板”，投掷到我的脸上，我害怕眼珠被打瞎，又不敢用手捂住双眼，因为班主说过：“招财进宝的辰光，勿准得罪财神菩萨。”只好用双手在眼前左右晃动，略为挡一挡。但是这个动作看起来有点象摇手，观众席里怪话有来了：“铜板勿要了是伐？”我只得把手放下来，任凭铜板砸来，我疼痛难忍，却还向他们“四跪八拜”表示谢忱。地痞们竟然哈哈大笑，说“真有趣，赵五娘变成花脸哉。”旧社会，班主利用一个11岁孩子的眼泪赚钱，地痞们拿一个11岁孩子的眼泪寻开心，这就是我这个“申曲歌剧研究会”会员的遭遇。记得研究会成立时，梅兰芳先生曾题了“移风易俗”四个字，然而，在旧中国，良好的祝愿是难以实现的。

在儿童申曲班和文滨剧团

儿童申曲班，是丁老师1936年春夏之交组织的一个小囡班，全称“婉社儿童申曲班”。这是解放前沪剧界唯一的小囡班，目的是为了让儿童演员能在一起学戏和演戏。班里共有20来个孩子，男女各半。女孩子有汪秀英、杨飞飞、筱爱琴、丁亦娥、丁贞娥、丁幼娥、丁又娥、丁月娥、丁是娥等，男孩子有朱介生、朱解生、小福田、小秋秋、小鹤轩、王春松、吴旭文、小阿顺、许龙龙等。因为这个班的成员都是小囡，丁老师就将每个孩子的艺名都冠以“小小”两字，比如我的艺名就叫小小婉娥。班里聘请了吴锡山、严福田等老师教戏，吴老师教唱，严老师会武功，就教一些简单的身段动作。记得学过的戏有《十教训》、《夺沙头》、（《练拳头》）、《五更乱梦》、《火烧百花台》、《卖妹成亲》、《蓝衫记》等。丁老师还要求每个孩子都要学会一两件乐器演奏，我学的是胡琴。儿童申曲班以演戏为主。那时我们每天得赶两场，下午在永安公司楼上演日场，晚上到大世界共和厅唱夜场。后来，大世界的老板发现我们这些孩子能够使他多赚钱，就不让去永安公司，日夜两场都包在那里。1937年秋，大世界遭轰炸，我们不得不停演，各自回家。后来，重新聚在一起，也只能唱堂会或到曹家渡一带的小场子里演出。1938年初秋，儿童申曲班终因难以维持而解散。

儿童申曲班解散后，我进了文滨剧团，那时我15岁，尚未满师。文滨剧团是申曲界的大剧团，筱月珍是团里最主要的女演员，也是当时申曲界的一代名伶。她的唱腔自成一派，被称为“刚派”，观众形容她的唱腔象“檀香橄榄”——呱啦松脆又有回味。她不但唱得好，说白和表演也很讲究。旧社会梨园界有一句俗语：“男子三十杨柳青，女子三十半世人。”筱月珍当时已是中年，但是她在台上一唱，台下静得连吃瓜子的声音也没有。我对她真是羡慕，就去请教她怎样才能吸引观众？筱月珍回答得很妙：“即使做七客一过路，也要想办法让看戏的人坐得住，立得牢，记得侬。”她所说的“七客一过路”就是扮演群众角色。筱月珍的话是经验之谈。如果演小角色能吸引观众或者能在无戏中演出戏来，那就表明这个演员有潜力，将来当主角压得住台，稳得住观众。有一次，我扮演过路人穿台而过的角色，这本是“一溜演员”的“弄堂戏”。正要上场的时候，后台司幕叫我“噜吞噜吞”。这是申曲的行话，同京剧里的“马后”是一个意思，就是叫演员临时在台上加些表演动作和说白、唱段，以拖延时间。因为那时观众习惯于看长达4小时的戏，戏不够长，或者某演员误了场，就要前面出场的人拖延时间。这无疑是考验，看你即兴表演的能力如何，看你有没有临时加唱的本领。我学过一些传统剧目，也唱过幕表戏，自以为能够应付，所以一听说“噜吞噜吞”，喜出望外，以为显本领的机会到了，时来运转就在今朝！但是，我连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结果观众既没有鼓掌，也没有喝彩，反而招来一阵哄笑。下了台筱月珍对我笑了笑，说了一句原谅的话：“做过路人也满吃力。”通过这次现场“考核”，我才明白演好群众角色也不容易。人家著名演员在台上临时应急不露痕迹，即兴唱词滔滔不绝，而我呢，想要一鸣惊人，结果唱了不到20句就慌忙下台。这使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基本功还差得远，必须继续苦练。

40年代初，文滨剧团的角儿多，我在剧团里还不是个出名的演员，空闲的时间比较多，因为我的业余生活相当丰富。我爱好电影和话剧，对游泳、骑车也有浓厚的兴趣，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看电影。那时，美国电影充斥上海，我有空必看。尤其对传奇片《居里夫人》感兴趣，先后看了七遍。我七看《居里夫人》，不仅是为了欣赏，而是想从中吸取点有用的东西。扮演居里夫人的葛丽亚嘉逊的表演，我至今仍留有清晰的印象。嘉逊的表演使我懂得运用眼神对一个演员的重要性。七看《居里夫人》，确实使我受益匪浅。

成名戏《女单帮》

1942年大年初三，我满师了。这对一个学艺者来说，是件了不起的喜事。自从1933年大年初三拜师以来，我在丁婉娥老师家学艺八年，帮师一年，度过了整整九个春秋。如今，我这个18岁的姑娘，总算能独立谋生，领取包银养家活口了。那天，我走出了丁老师的家门，迎着彻骨寒风踏进东方饭店（今上海工人文化宫）二楼的东方书场，作为由石筱英领衔的鸣英剧团的一员，正式登台献艺。初进山门，第一天就是日夜两场，日场演传统小戏，夜场演时装大戏。日场小戏，我唱的是传统剧目《九记十三卖》中的《卖桃子》，排在第三，最后由石筱英压轴。这在当时，对我是非常器重的了。可惜在台上没有唱好。唱不好“大炮戏”，对我这个初次登台的演员来说，该有多么伤心啊！

我在鸣英剧团，与石筱英一起演戏和生活，她的演唱艺术自然对我产生了影响。不久，我与她，还有赛筱英、杨飞飞结拜成四姐妹，石筱英年长，我们称她石大姐，我最小，她们叫我小妹子。一年之后我与凌爱珍、王雅琴、杨飞飞又结拜为四姊妹，我依然是小妹妹。同行之间结成姊妹关系，无非是希望大家互相提携，日后有所成就。1943年初，我进了施春轩老先生组织的施家班，在新都剧场（今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演出。不久,汪秀英、顾月珍也进来了。当时，我们三个人都在20岁左右，编剧特地为我们编写了一出名为《三朵花》的新戏。由我们三个人扮演剧中三姐妹。我演的二姐是个堕落的女子，爱慕虚荣，好吃懒做，不安于室，最后离开丈夫，吸毒、讨饭，潦倒在垃圾桶边。我给角色设计了一个造型：身披破麻袋，两腿用稻草绑着旧报纸，满脸污垢，邋遢不堪。人家见我弄成这个样子，都笑我：“看你怎么跑得出去。”但我想，演戏首先要象，要真实，这样设计是有生活依据的。演出后，效果很好，赢得了同行和观众的赞许。班主施春轩老先生高兴地对我说：“阿是娥，接下来就挑你唱部重头戏！”这部戏就是《女单帮》。这是我满师后真正挑大梁的第一部，在戏中饰演主角舒丽娟。正是演了这出戏，我才为更多观众所熟悉和喜爱，可以说，《女单帮》是我的成名作。更出乎意料的是，《女单帮》一上演立刻成了沪剧舞台上的热门戏，轰动了上海滩。在我演完头本离开施家班，到其他剧团后，又成为这些剧团的看家戏，而且从头本一直演到六本。

《女单帮》这出戏写的是上海沦为“孤岛”后，日军和汉奸统制物资，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求生存，不少人被迫走上跑单帮这条险路。剧中女主角舒丽娟的身世遭遇，是当时社会的缩影，生活在“孤岛”底层的上海老百姓，对这部戏多少触及时弊的戏，感到亲切，并对跑单帮者寄予深厚的同情。由于合乎时代潮流，顺乎民情民心，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

我主演《女单帮》以后，又在1947年和1948年上演的沪剧时装戏《铁骨红梅》、《白荷花》、《何处再觅返魂香》中担任主角。上演《铁骨红梅》和《何处再觅返魂香》时，田汉先生和安娥大姐来观看，田汉看了《铁骨红梅》后，连声说：“好极，好极！”还说：“人情戏很多，合乎情理，难怪能有这样多男女观众。”他特地撰写题为《沪剧第一课》的文章，刊在《新闻报》的“艺月”专栏里，对沪剧的改进大加赞赏，对我这个当时只有23岁的演员给予较高评价，从表演、嗓音、扮相等方面，作了充分肯定。这些，我都愧不敢当。安娥也曾多次和我谈到沪剧时装戏问题，认为演《铁骨红梅》这类戏，要比一般古装戏更有意义。

沪剧界从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曾编演了大量时装戏（俗称西装旗袍戏），据统计有250出左右，相当于沪剧老传统节目和清装古装戏的总和。沪剧时装戏的创作素材大致有五个方面：⑴根据当时社会上轰动一时的时事新闻编写，如《阮玲玉自杀》、《黄慧如与陆根荣》、《枪毙阎瑞生》；⑵剧作者根据自己熟悉的生活素材进行创作，如《碧落黄泉》、《妓女泪》、《叛逆女性》、《铁骨红梅》；⑶根据流行小说改编和从其它剧种移植，如《啼笑因缘》、《秋海棠》、《海上姐妹花》；⑷搬演话剧和电影，如《家》、《原野》、《上海屋檐下》、《骆驼祥子》、《雷雨》、《一幅流亡图》（即话剧《欢乐图》）、《恨海难填》（即电影《桃李劫》）、《八年里乱》、《天亮前后》；⑸外国作品沪剧化，如《乱世佳人》出自美国小说《飘》，《铁汉娇娃》及《银宫惨史》（又名《窃国盗嫂》）来自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哈姆雷特》，还有《魂断蓝桥》、《空谷兰》、《茶花女》等。则分别源于英、美、法等国的同名电影和小说。我自己也曾演过几出根据外国作品改编的戏，如根据英国话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和《软体动物》改编的《和合结》、《寄生草》（两剧均有洪深先生译本，译名《少奶奶的扇子》、《寄生草》）；根据意大利同名歌剧本移植的《蝴蝶夫人》。对于沪剧时装戏，我们应该花时间和精力去追根究源，更好地看清它的演化过程，检验他们是否接近原著，以便进一步择优整理这批剧目。如今，当年时装戏的改编者多数已经作古，演出者尚在人世，应该趁他们还健在，及时做好这项工作。

台下姐妹情台上共竞争

抗战胜利前后，上海沪剧界孕育出了一批名角。演员出了名就要组班，这是戏曲界的一个普遍现象。我与解洪元、顾月珍就在这种情势下组织了“上艺沪剧团”。在组织上艺之前，沪剧人才主要集中于“文滨”、“施家”、“中艺”这三大剧团。如文滨剧团拥有筱文滨、筱月珍、王雅琴、凌爱珍、小筱月珍、王盘声、杨飞飞、和我等十多位名角，被称为沪剧界的“水泊梁山”。其它的班子虽有不少，但大多数是临时组合，缺少名角领衔，组织得快，散的也快。

1947年夏末秋初，我离开文滨剧团，解洪元、顾月珍也离开“中艺”，三人一起筹建了上艺沪剧团。一年之后，杨飞飞也脱离“文滨”，和赵春芳组建了正艺沪剧团；汪秀英则出了施家班，成立了英华沪剧团。这样，1942年我们结拜的四姐妹中，已经有三个人自行组团。那时候，石筱英的“中艺”在东方书场演出，杨飞飞的“正华”在龙门戏院，我们“上艺”在九星大戏院，三个场子离得较近。三个剧团都拥有几位名演员。可以说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在这种情况下，石筱英、杨飞飞和我，台下情同姐妹，台上互相竞争。这种竞争，集中反映在一块“客满”牌上。

客满，无论对剧场或对剧团来说，都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因此，戏开演之前，全团演职人员最关心的就是这块客满牌。关心自己的，也关心人家的，在这关心中包含着竞争。由于三姐妹三个剧团三只场子靠得很近，彼此更加关心。我们“上艺”就有专人负责这项差使，如果人家挂出了客满牌，而我们自己没有挂，全团上下都会惴惴不安；大家都挂了，但是人家先挂，我们后挂，也会引起全团议论纷纷。客满牌成了演出前测量后台情绪的温度表。现在回想起来，同行姐妹间这种竞争，对出戏出人应该说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当时不免带有浓厚的商业化色彩。

解放新天地 沪剧进首都

上海解放了。我们剧团首次排演出了来自解放区的歌剧《白毛女》，我担任喜儿一角。过去，我曾演过不少处在社会底层的各种类型的女性，但塑造一个苦大仇深的北方农村姑娘形象，却还是第一次。我不熟悉北方人的生活习俗，因此排练时往往不得要领。幸好驻在剧场附近的部队里，有一位炊事班长经常来看我们排戏，给予指点，使我们得益不少。有一次排练刚结束，他叫住我说：“你演的喜儿，上炕的动作太别扭。”说着，他走上舞台，轻快地跃上炕，双脚一盘，动作干净利索。我就跟着学。他指出我演的喜儿，气质上还有柔弱的痕迹，特别是喜儿逃出地主黄世仁家时，心怀愤怒，倔强、坚毅的味道还不够。他的启示，加深了我对人物性格的进一步理解。许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还想念着这位老班长。

1952年秋天，剧团带了现代戏《罗汉钱》和《白毛女》，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沪剧是江南的地方戏，现在不仅过了长江，还到了我们久已向往的首都，大家喜出望外。在北京，我们还进中南海演出，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同志看了我们的戏，都站起来为我们的演出鼓掌。过了几天，我再一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他说，一个剧种要发展，就得多访问一些老艺人。你们要吸取与沪剧比较近的南方各种剧种的曲调，借以丰富自己。1953年2月3日，我们剧团改为国家剧团。1954年，我们参加了华东戏曲观摩大会，之后又带着《金黛莱》、《雷雨》到中南地区巡回演出。沪剧演出的天地更为广阔了。

但是，沪剧也走过一些弯路。1955年夏天，我们根据同名电影改编演出了《翠岗红旗》。当时观众反映不好，原因在于改编剧本时，强调大改革，忽视了沪剧的特点。戏开演后，观众议论说，戏演了快两场了，怎么还不唱沪剧？有的观众说，今天大概买错了票，这个剧团不是演沪剧的；也有的说票倒没买错，可能是自己走错了剧场。这些议论，象在我头上浇了一盆冷水，心里很不好受。仔细冷静地分析，感到盲目地进行改革不行，观众不承认，必然要失败。

1959年，剧团排演新戏《海潮》，观众又请我们吃了“条头糕”，剧场里空空荡荡，观众屈指可数。这是一出工业题材的大戏，我扮演工程师。过去，我从没有同工程师接触过，对剧中人不熟悉，只能凭想当然来演人物，因此，受到了观众冷遇。这二次失败，给了我深刻教训。沪剧改革决不能离开原有的基础，沪剧作为一个地方剧种，应该首先现姓“沪”，失去这一特性就不成其为沪剧，也就难以为广大观众承认和喜欢。我们在1961年对《翠岗红旗》作了加工修改，剧名改为《向五儿》，唱腔也根据剧种原有特色和戏曲化的要求，重新设计，保持和发展了沪剧唱腔优美抒情，地方气息浓郁的特点，演出后得到群众好评。其中向五儿“推磨”等选段，一直在群众中广为传唱，并且经常在电台的戏曲节目中播放。这以后，我主演了《鸡毛飞上天》、《朵朵红云》、《芦荡火种》等戏，由于我注意到必须熟悉剧中人，才能刻画剧中人，因此演出取得较好的效果。这中间，朱端钧先生为我们排演《星星之火》、《江姐》等剧目。朱端钧先生认真严肃，非常强调表演上的准确性。1962年，他为我们导演了根据意大利同名歌剧改编的《蝴蝶夫人》，真可以说是一次愉快的合作。我们还公演过根据同名剧《软体动物》改编的《寄生草》，开演后连续客满，但有的观众不理解，称之为“西装旗袍戏”。有一个朋友给我说：“是娥姐，听说你在一出西装旗袍戏里演资产阶级反面人物，没看戏之前，我替你惋惜。你塑造了几个正面形象，得过一等奖，尤其你入党以后，又当选了三八红旗手，为什么还要演西装旗袍戏呢？看了《寄生草》之后，我被说服了，你扮演的这种灵魂丑恶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完全绝迹，对今天的观众来说，仍然有某种启示。”60年代，周恩来总理和胡志明主席来上海，也观看了沪剧《寄生草》。看完戏后，他们上台和演员见面，总理对我说：“演得好。”市文化局的同志告诉我，总理看戏时说，我在怀仁堂看过丁是娥演的小飞蛾，她重视内心戏。唐文锦（《寄生草》中主角）比小飞蛾难演，但她演这个角色比小飞蛾演得好。总理对这出被贬为“西装旗袍戏”的沪剧充分肯定，使我甚为感动。

粉碎四人帮后，《鸡毛飞上天》里“教育虎荣”的唱段又在社会上传唱，我的演出任务接踵而至，如《甲午海战》里的金堂娘，《峥嵘岁月》里的吴大妈，《特殊战场》里的女干部，《被唾弃的人》里的林老师等，赴广西慰问演出归来，又复演《芦荡火种》中的阿庆嫂。灌进我耳朵的是笑声和掌声，但我却听到自己的心声：我已年过花甲，应该象银幕上“淡出”那样，在观众的记忆里淡化，由淡到无，而让青年演员们渐渐进入观众的印象，由淡而浓，最后代替我，超过我。

（张云鹄整理）

后记：此稿是丁是娥同志重病期间，由张云鹄同志协助整理撰写，发稿不久，丁是娥同志就与世长辞。至今我们还深深怀念这位为沪剧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表演艺术家。

忆丁是娥老师生前二三事

写在前面的话：

前几天，我在整理东西时看到了一张照片，是在我工作单位里拍摄的。照片摄于1987年1月3日。里面除了我与一位香港的沪剧爱好者外，另外就是几位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丁是娥、解洪元伉俪、杨飞飞、赵春芳伉俪和王盘声。这张清晰的照片中，有三位已然作古，唯有王盘声、杨飞飞老师还健在。

我呆呆地细看了一会（尽管不知是看过多少次了），猛然想起今年6月28日是丁是娥老师逝世23周年的纪念日（丁老师是在1988年6月28日故世的），曾经与丁老师交往的点点滴滴一下子又涌现在我的眼前。

这些“点点滴滴”，我曾经讲给好多沪剧专业人士和票友们听过，大家无不为丁老师的高风亮节所感动。

现在网络相当发达，信息传播也非常快。我想何不把它写出来，让广大网友也知道。况且我已经尝到过网络的“甜头”：我写的《给马莉莉老师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袁”腔绕梁再忆滨忠》等几篇文章点击率都是按“千”计算的，多位网友和戏友都在网上、或者碰到时热情地鼓励我，说我写的东西他们爱看，而且很长的文章往往是一口气看完。

只奈我现在受好友再三之邀，还在发挥“余热”，每周只休息一天；且我的身体又不是很好，医嘱不能过度劳累；另外我总觉得时间实在不够用，好多事情等着要处理。但我想到大家对我殷切的期望鹤期盼的眼神，增添了我再写文章的信心。我千方百计地挤出时间，在电脑里“写”。赶在丁老师的“忌日”前，争取完工，以示对她的怀念和崇敬。

急匆匆地“写”，没有精心地梳理、推敲，通篇文章平铺直叙，不过是罗列一下事实，肯定是粗糙的，而且是抓不住中心的，甚至于逻辑是混乱的。希望网友们谅解。

如果说本文能勾起大家对丁是娥老师的怀念，对丁老师有进一步认识的话，我再累也欣慰了。

骏良

2011年5月12日晚

“为了迭个罗汉钱，甜酸苦辣都尝遍……”。听了这个“小飞娥”哀怨、低沉的唱句，仿佛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敬爱的丁是娥老师那熟悉的音容又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下面我通过自己与丁老师亲身亲历交往中的几则小故事：《一席交谈》、《一次相邀》、《一张照片》、《一个建议》、《一碗羹汤》来追忆丁老师，以表达我对丁老师的怀念之情。

一席交谈——“沪剧振兴是有希望的”

我从小跟着家长看各种地方戏曲，几十年的观剧历程让我认识了不少戏曲工作者，其中，不乏有许多名家。丁是娥老师就是其中之一。

我和丁老师是在一九八一年相识的。那是在农历正月初二的早晨，我去熟悉的沪剧表演艺术家凌爱珍老师家拜年。凌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我们叙谈了一会儿，她说：“真对不起，上午十点钟，我们单位里相约有一个团拜会要去参加”。我接着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我没有和你事先预约好，就冒失登门了”。以往我经常去她的家，比较随便，况且那个年代通讯联系又不如现在方便。我表示马上离开，可是凌老师问我说“你和丁是娥见过面吗？”我说“台上看过她好多戏，个别却没交往过”。“如你现在有空的话，我带你去见见她”。我惊讶地说“那不行啊，她是名人，你们上午又有事，她肯见我？”凌老师笑了，说“没关系，老丁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没有架子，你放心，她是不会冷淡人的，现在离团拜会的时间还早，我们现在去就行了”。

在石门一路333号上海沪剧团（1982年组建为上海沪剧院，该处因市政动迁，现已迁址天平路38号）团部三楼的办公室里，我一眼就认出了丁老师。室内没开暖气，她身着一件黑色长呢大衣，头发一把扎起，留在后脑梢，未施铅华，及其平常、朴素。“这就是名闻遐迩的丁是娥吗？”我简直不相信我的眼睛了。凌老师和她寒暄后，笑着一把拉住我向丁老师靠近，说“老丁啊，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凌老师把我的姓名、工作单位、职务一一作了介绍，还特别强调我是非常熟悉沪剧的老观众。丁老师凝视着我，仿佛在思考什么。须臾，她面带笑容地说“我想起来了。我知道你，我听团里的同志说起过，是有这么一个老观众，非常熟悉沪剧。原来是你，今天可对上了号。”说着，她热情地拉住我和凌老师一起坐下，还自己动手给泡了茶。

看着她对我似老朋友一般的亲切，一股拘束的劲儿立即烟消云散了。

她详细问起我看戏的经历，看过的剧团和剧目，转身对凌老师说，“看来他是一个老观众，而且是一个资格很老的观众了”。说着她爽朗地笑起来。“这模样分明是舞台上的阿庆嫂！”我心里暗暗在想。凌老师插话说：“他接触的人多，认识的观众朋友也多。对沪剧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经常同我们交流、反映”。

听了凌老师的话后，丁老师脸色开始凝重起来了。她语重心长地说：“是啊，‘四人帮’是粉碎了，但还有好多的事情急等着，需要我们去做，要把过去十年的损失补回来。我们沪剧界现在是做了一些工作，但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是很远很远。”

凌老师也说了：“十年时间是荒废了许多，我们担心的是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丁老师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感慨地说：“现在是老的十年没唱（戏），想恢复当年的模样是不可能的了；小的一下子又跟不上。我心里真急啊，任重道远呵！”

我说：“丁老师，你不要担心，现在中青年一辈的演员不是年富力强、风华正茂吗？”我举了好多例子。丁老师笑着说：“是啊，我们这一代是力不从心了，老的老，病的病，残的残（她还指了指与她一样受过迫害的凌老师）。目前只有依靠中青年一代了，寄希望于他们承上启下。现在各方面都在拨乱反正，我们振兴沪剧要抓紧了。”

打开了话匣子，丁老师要我谈谈想法。我略思索了一下，就提了一些建议。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1、你们老一辈可适当作些演出，示范后人；2、文革中被批判、所谓的“毒草”要平反；3、传统剧目是上海和沪剧的宝贵财富，经过整理，内容健康的要复演，4、一些优秀的中青年演员要压担子、挑大梁，承上启下，多作贡献；5、沪剧青黄不接的局面要迅速打开，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已是刻不容缓了，要放在沪剧界的议事日程上来。我还记得提了好多有关的剧目和演员的名字呢。

丁老师笑着对凌老师说：“你看这个观众对我们沪剧的现状是多了解啊，建议提得那么中肯。”回头又对我说“你的建议和我们有同感。我在考虑要抓住现在形势大好的机遇，一定在有关场合呼吁，争取上级领导的支持，并在我的工作中努力实施”。后来她又感慨地说：“要是多有一些像你这样的观众来支持我们，再加上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沪剧振兴是有希望的。

我们三人又讨论起当前可演出的剧目和题材等问题。谈兴正浓时，丁老师突然想起后面还有安排，我们就结束了谈话。丁一再向我表示感谢，并请我以后经常来聊聊。两位老师很客气地送我到楼梯口。

这次见面和谈话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丁老师平易近人的生活作风和严谨的工作风格，尤其是对沪剧孜孜不倦的精神，使我终身难忘。当时我心头感到热呼呼的：一位声名显赫的领导和艺术家，对一个普通观众的接待和建议如此的热情，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后来我为沪剧戏迷们绘声绘色地讲起丁老师“沪剧振兴是有希望的”这件事，大家都被感染了。

从此我和丁老师有了交往。

一次相邀——“我们只是‘专（钻）了一家’”

与丁老师第一次见面不久，一天我去劳动剧场（文革前称“天蟾舞台”现在为“天蟾逸夫舞台”）看沪剧，在观众厅外有人招呼我。我回头一看，“呀，是丁是娥老师！”

我们互相招呼后，丁是娥老师避开人群，把我拉到一边说话。她说：“我考虑了一个问题。我知道你熟悉上海的六个沪剧团（指的是文革前原人民、艺华、勤艺、爱华、长江和努力沪剧团）。我在设想，你是否可以来我们学馆，为同学们上上课，讲讲各个剧团的不同题材、不同流派、不同演员的演出？”

她的轻声细语却把我震惊了。“你说什么？”我一脸的茫然。她笑着又把意思重复了一遍。“这不行！我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观众，最多算是老观众了。怎能在‘关公面前舞大刀’，到专业团体、专家面前去‘班门弄斧’呢？”

“不，你有丰富的知识，完全可以讲。你说我们是专家，我们只是‘专（钻）了一家’。平时排练、演出频繁，会议、活动又多。忙来忙去忙在自己一个团的小天地里，很少与其他剧团作交流，也很少去看兄弟单位的演出。哪象你广泛观看各个剧团，各个剧种，了解许多剧目，‘专（钻）了多家’呢。”丁老师一脸诚恳地说，丝毫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

我诚惶诚恐，半天说不出话来了：学馆里名师济济，我哪敢“班门弄斧”，哪有资格去说三道四；同时怕出洋相的“患得患失”的思想也在脑海里占了上峰。我就再三地婉拒了。这样，她的安排也就“流产”了。

现在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我觉得对不起丁老师。她为培养沪剧接班人千方百计、满腔热情、呕心沥血；而我却瞻前顾后，考虑个人得失，太不应该了。这件事一直使我很遗憾，但世界上是没有地方买后悔药的。

一张照片——没有“看”成的“照片”

“我看你是能唱的。下回我也找一个机会，和你们再来办一个宣传精神文明的联谊活动。我和你对唱一个节目，你看好吗？”丁老师对我说。“是吗？”大名鼎鼎的表演艺术家邀请我无名小卒同台演唱，我做梦也没想过。

“怎么，不好吗？”丁老师问我。“不……”，我急忙地申辩。“怎么不好！”丁老师追问道。“平时我一直是观众，从没有好好地学唱，嗓子又不理想，和你一起唱，就怕影响你的声誉。”听我这么一说，丁老师笑着说“怕什么？你有基础，再多练练就行了。况且观众是不会以专业的标准来要求你的。”经她这么一说，我坦然多了。她又问我：“我和你一起唱什么呢？”我认真地想了一想，说“我喜欢你和王盘声老师一起演过的《被唾弃的人》里面那段脍炙人口的‘看照片’。我和你就唱这一段好吗？”丁老师爽朗地笑了，“好，一言为定，就唱这一段”。她还开玩笑地伸出手来和我“三击掌”。接着她对以后搞此类活动诚恳地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她还说，由她出面，去请一些老兄弟姐妹（指的是与她同辈的老艺术家）一起来参加。她同时强调，“沪剧要为精神文明服务，我们是责无旁贷的。”

可是事与愿违，没多久传来了丁老师患病、几次住院治疗的消息。开始她还撑着主持沪剧院里的工作，后来渐渐地力不从心了，终于一病不起，离开了舞台，离开了人世。当然无法和我们搞宣传精神文明的联谊会，这张“照片”再也看不成了。

开联谊会，“看照片”是怎么一回事呢？话得从头说起。

一九八六年，我所在的单位蝉联五次“上海市文明单位”的荣誉称号，而且我们单位一直是商业部和上海市的“商业示范单位”。自一九五八年以来，单位被誉为“上海商业系统的八面红旗之一”（当时是《解放日报》的评论员文章提出的），并先后出现了几代全国、商业系统和上海市的劳动模范，知名度比较高。以我们单位和个人的先进事迹作为素材而改编成的作品，两次被搬上了文艺舞台。

鉴于上述情况，以马莉莉、陆敬业为首的上海沪剧院一团在创建院团精神文明活动中，主动来我们单位联系，要和我们一起回绕主题，开展联谊活动，以示祝贺。在谈话中得知我们单位的好多职工都有唱唱跳跳的爱好时，几经商量决定搞一场名为“文明之花”的综合演出，并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电视台来我单位现场录播。

在沪剧院领导的支持下，一团当时停止了几场《啼笑因缘》的演出，且集中精力创作、排演了有关我们单位和劳模事迹的沪剧小组唱、沪剧小品（有的小品是两个单位合演的）、独脚戏、流行歌曲和越剧、沪剧唱段等。

一团特地派出人员对我们有演出任务的员工进行几次认真的辅导。沪剧是重头戏。特别是团长马莉莉和我单位女职工演唱《雷雨》中的“盘凤”、名家韩玉敏和我的《苗家儿女》中的“话别”、老演员顾智春的沪剧独脚戏“周父求囡”（沪剧《一个明星的遭遇》片段）、马莉莉、陆敬业和韩玉敏当时热演的剧目《啼笑因缘》中的“天桥相识”等。电视台《大舞台》节目的编导还邀请马莉莉、我和栏目的主持人小辰老师一起共同主持这次联谊会呢。

联谊会结束后，大家余兴未尽，在我们单位的大厅里翩翩起舞，把活动推向了高潮。

事后丁老师告诉我，作为院长的她，非常支持这项公益活动。原本想亲自来参加，怎奈她正在住院治疗，不能来。当电视机里正式播放这档节目时，她和解洪元老师一起认认真真地从头看到底。他俩边看边作评论，后来还把意见告诉我。我在电话里听着听着，着实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连连点头，丁老师啊，你想得真周到！

这事已相隔二十多年了，“照片”虽未“看”成，但使人久久不能忘怀。

一个建议——从《雷雨》到《陆雅臣卖娘子》

记得在一九八六年初，丁老师打电话给我，说某天上、下午要借我单位的地方开一个小型会议，中午吃点便饭。我一口答应了。

那天上午我安排工作人员早早地做好了候客的准备。九点钟不到，丁老师先来了。我记得随后来的还有王雅琴、小筱月珍、杨飞飞、赵春芳、赵云鸣等几位老艺术家，刘卫国导演也来了。

他们相互寒暄后转入了正题——开会了。我跟他们一一打了招呼后，随即带上了门，就退了出来，并关照工作人员除了进去添加茶水外，就不要去惊动他们了。

约十点半左右，丁老师从卫生间出来，在楼厅中遇到我。她对我说，“今天我们开会，在商量组织老一辈演员要演出，筹划经费，支持编写《上海沪剧志》的事。刚才大家在商量，准备复演《雷雨》，你看好吗？”

我摇摇头，用肯定的语气说：“不好。”丁老师露出了惊奇的眼色，说“为什么？”从她的神态里看，分明是我的回答给他们热烈的讨论泼了一盆冷水。她接着说：“你讲讲理由看。”

我一面请丁老师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一面说：“《雷雨》是沪剧的经典剧目，五九年的汇演，八个角色九位演员扮演，剧中每个演员的表演和唱腔都熠熠发光，给听（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文革后又出版了音响读物（这不是舞台演出的实况录音，而是当时电台组织的，在汇演后特地去电台专门录的音，故无杂音音质相当好。电台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听众们都把它奉为沪剧领域里至高无上的宝贝和示范后人的传世佳作。现在你们一辈再要复演，我看是不妥当的。一方面人员凑不齐了：解（洪元）老师有喉病，不能发声了；赵（云鸣）老师腿有残疾，影响舞台形象；袁滨忠老师英年早逝了。他们扮演的角色别人都顶不上；就是顶上去了，也达不到你们老一辈当年的水平。虽有媒体常说某些老艺术家‘风采不减当年’，实际上这赞美之词是违背人体新陈代谢规律的。哪有人的年龄上去了十、二十年，或者三十年，他（她）的容貌和嗓音还是当年的‘风采’？如果你们现在再演这个戏，观（听）众一定会同五九年的录音作比较，觉得差劲点，年龄是不饶人的。我看还是让五九年的美好印象‘定格’在大家的脑海里为好。再说当年还有好多沪剧表演艺术家没有参加汇演，现在年事都已高了。这次争取一同上台，搭在一班车上，作示范演出，给后人再留点精华的东西，岂不是更好？所以我建议你们换一个剧目演出为佳。”

丁老师听了我的话，她沉默了，低着头是在思考。一会儿她若有所思，对我点点头说：“谢谢你。你的话有道理，这个建议好。我进去同他们再商量。”

下午我外出开会。回来后他们已经离开了。我也不便去追问什么。

果然，他们为筹措编撰《上海沪剧志》的经费，无私奉献，整理、汇演了传统剧目《陆雅臣卖娘子》，而且是健在的老艺术家悉数登台，一个角色由几位演员分别饰演，流派纷呈，被传为佳话。（可惜的是，饰演蔡伯伯B角的丁国斌在演出的前一天突然患病了，不能登台。但名字已上了海报和说明书）

这个戏可给我们留下了完整的录音、录像。现在演这个戏的大部分艺术家已经作古了。但她（他）们为沪剧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和财富，值得后人称颂、借鉴和传承。

是不是我的建议起了作用？我从没有想过去查考，也不会去查考。但丁老师尊重艺术规律，尊重同行，虚心听取观众意见的态度是值得广大文艺工作学习的。

一碗羹汤——“公家的东西我不能白吃”

“丁铃铃”，急促的电话声打破了办公室的寂靜。有人对我说：“老丁的病重了，已不会说话了，你现在有空吗？我想和你一去看她，行吗？”我說：“行”。“那我马上来候你”。来电的是《新民晚报》的文化工作部负责人、资深记者武璀（笔名方殷）老师。

武老师同丁是娥老师是最知心，也知道我和丁老师比较熟悉。她得到消息后着急了，故没有事先与我相约，就直接来找我。我马上放下手头上的工作，表示马上和她一起去。

刚要出门，武老师停住了脚步说：“她已经吃不下东西了。我想在你们单位烧一只汤羹类的菜，让她试吃一下。”我说：“可以，重病人吃流汁总合适的。”我们两人抢着要付钱。但拗不过武老师的诚意，她付了菜金。

拿了一个菜盒，我俩急急忙忙地赶到华东医院丁老师的病房内。只见解洪元老师一个人呆呆地面对丁老师坐着。

与解老师打过招呼后，我俩赶紧走向丁老师的病床边。只见她面容憔悴，双目紧闭，笔直地躺着。室内异常的安静，简直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听得清楚。

还是这句话：这就是舞台上鲜龙活跳的“阿庆嫂”吗？看到她如此模样，武老师的眼圈红了，我也感到鼻子酸酸的。

“老丁，老丁，我来看你了。你知道我是谁呀，谁呀？”武老师弯下腰，在她的耳边轻轻地说。只见丁老师吃力地、微微地张开了失神的双眼看一看，但马上又闭上了。她略微低了低头，嘴唇懦动着。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反正是她已认出了武老师。

武老师接着又说：“老丁啊，还有一个朋友来看你，你看他是谁呀？”边说边把我拉到近前。丁老师还是吃力地微睁双眼，看了我一眼，连姓带职务，轻轻地对我说一声。我们听见了。

见丁老师神志是清楚的，武老师高兴了。说了一些问候、保重的话。还说：“今天我们替你带来了一碗汤羹，里面的东西有营养，味道好得很。你要多吃点，早点恢复健康。”丁老师还是闭着眼睛，嘴唇动了动，大概是说声“谢谢”吧。

过了一回儿，丁老师皱了皱眉头，这会声音虽轻，但我们都听清了她的话：“公家的东西我不能白吃，我要付钱的。”解老师也在旁边摇手示意。

我和武老师相对一视，明白了丁老师的意思：恐怕我利用职权，拿了单位的东西来做人情。她是不肯要公家东西的。我急忙蹲下来，在丁老师的耳朵旁，放大声音说：“你放心，这是武老师花钱买的。我们没有拿公家的东西来送你。”丁老师听了我的话，又轻轻地点点头，艰难地说了声“谢谢”。后来她就再也不说话了，可见她的病势是沉重的。

看到她吃力的模样，我们不想再干扰她了，就轻轻地说了要她保重身体，配合治疗。并与解老师打个招呼，退出了病房。

“一滴水见大海”。丁老师可以说在弥留之间还为一碗汤羹，公私分明，令人肃然起敬，她的高风亮节值得称颂。

曾有人说丁老师有时“左”了点。是“左”了点：粉碎“四人帮”后，她把落实政策补发的一万元工资（一万元在当时是笔大数目）交了党费，以后她每月按时拿出一百元（相当于三分之一的工资）也交党费，故世后她身边仅仅只有两千元钱的积蓄……

深切怀念——“别了，丁老师”

过了没几天，医治、抢救无效，“丁老师走了。”媒体公布了这个消息。市民们、尤其是沪剧爱好者们奔走相告。人们痛惜：丁老师，你走得太早了。上海需要你，沪剧更需要你。你是上海地域文化的一张响当当的“名片”，是沪剧界的代表、领军人物。

治丧委员会知道我同丁老师熟悉，书面邀我参加追悼会。那天我身着素装，早早就赶到龙华殡仪馆。

那天上午，吊唁的各界人士长长地排着队，从祭奠大厅一直延伸到殡仪馆的正门外。后来的人根本挤不进来。好得治丧委员会早有准备，硬用两条粗麻绳拉出一条狭小的通道来，让吊唁的来宾艰难地挤进来。每隔几步路便有工作人员把守维持秩序。许多热爱丁老师的观众在外面，望着人的“海洋”而兴叹。

我手持白帖还未进入通道，就给拦在绳子外面的人叫住了。我停步一看，原来是我们用印刷品业务的协作单位——黄浦誊写社（当时该处在人民广场八层楼的对面，现已市政动迁）的一老一青二位员工。他们见了我喜出望外，急急地告诉我，他俩也是沪剧爱好者，想来送丁老师的最后一程，苦于无法进场。见我持帖能进去，就央求我帮忙带带进去。我一看，帮助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位是我认识的沪剧院七四届演员于建福先生（现在是导演，他是同届演员王惠钧的爱人），就上前为他俩讨个情，说我们是一起的。于先生爽快地一挥手，两人迫不及待地钻过绳子就进去了。当然引起旁边好多人羡慕的眼光。

事后过了几天，我去他们的誊写社联系印刷业务，几个工作人员围着告诉我，这一老一青两位员工那天工作特别多，中午回单位后就加班加点到很晚才回家。那天他俩是特地调休去殡仪馆为丁是娥送行的。回来后他俩逢人就说：“送着了，送着了，没有白跑了一趟”。还说幸亏是我帮的忙，要不然是徒劳往返一场。

那天吊唁大厅内布置得庄严、肃穆。观众们常见的、平时作为宣传用的、挂着黑纱的丁老师黑白的大照片悬挂在正中央。哀乐低回，气氛分外凝重。各级党政领导和社会各界敬献的花圈一直摆放到大厅外。

我看到的来宾中，有各级领导、有沪剧界的同仁和文艺各界的著名人士，更有广大不请自来热爱丁老师的观众。

丁老师身着黑色的西装，安详地睡在鲜花丛中。

整个吊唁仪式按规范进行。除了必要的领导致悼词和家属的致答谢词外，一切都沉浸在默默的不言之中。

大厅里除了一些小姐、女士轻轻的抽泣声外，丁老师的学生许帼华，她肃立在灵床的上横头，“先生，先生！”捶胸顿足的哭声、呼唤声特别引人注目。

人们排着长队，一个个向丁老师行鞠躬礼，送上一支黄色的“康乃馨”。

因事隔多年，吊唁的具体细节我已回忆不起了。但我相信丁老师是永远活在我们沪剧观众的心中。

丁老师，敬爱的丁老师！我们在呼唤你，你听见了没有？你在天堂里肯定已经知道，沪剧已成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你一定还在为沪剧事业的传承、发展而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