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忆述上海解放

汉口路193号，上海历史博物馆的临时办公地。

在这里，“历博”的馆长告诉我，他们征集到一批当年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主要成员的标准照，虽然里面缺陈毅的，但是，有我祖父夏衍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50年，从未收入任何图册。

1950年，华东军管会主要成员标准照——夏衍

“穿着粗土布的黄军装……

脚上居然还穿着一双黑丝袜”

照片上的我祖父，正值知天命之年。

50岁，对他来说，还很年轻。

值得高兴的是‘自我感觉’还是一股锐气。陆游晚年的诗中说‘一齿已摇犹决肉，双眸虽涩尚耽书’，而我则一个牙齿也没有摇，双眸还可以看小五号乃至六号字的书。

《懒寻旧梦录》，夏衍著

时代在发生着巨变，我祖父的人生角色也在跟着变，首先就是从他的穿着变起的。

照片中的夏衍身穿着戎装。但即便是军装在身，他也跟别人不一样。

他与其他来自解放区的同志一样穿粗土布的黄军装，但是，只有他戴着当时只是在上海才有的玳瑁边眼镜，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皮鞋干干净净，脚上居然还穿着一双黑丝袜！——在1949年这简直令人惊讶。

《记长者夏衍》，李子云

1949年5月16日，潘汉年、夏衍、许涤新、周而复等一行，离开北平乘火车沿津浦线南下。走走停停，一个星期之后，终于5月23日傍晚抵达了三野指挥部所在地丹阳。这时，于两天前发起的上海战役已接近尾声。

位于丹阳市的“上海战役总前委”旧址

见过陈毅之后，紧张和忙碌便开始了。忙完整整一天，走出会客室，接管委员会秘书长骆耕漠派来的“一位管总务的同志等在门口，发给我一套黄布军装，一支手枪，和一根皮带，穿上这套军服，就算入了伍。所以后来每次要我填履历表时，我就在‘何时入伍’这一栏上，填上‘1949年5月24日，在丹阳’。”“后来潘汉年告诉我，说华东局、市委根据你的党龄，过去和现在的职务，评了‘兵团级，当然我还是不懂得兵团级是怎样一个职务。’”

《懒寻旧梦录》，夏衍著

我祖父的另外一张戎装照，就是在1949年5月27日，他身穿军装、头戴军帽随入城式车队进入大上海。夏衍站在卡车上的第一排，旁边站着同样军人装束、戴着墨镜的于伶。他们的前面是块巨大的标牌，写着：军管会文管会文艺处。

这张照片很著名，曾经发表过多次。

1949年5月27日，夏衍一身戎装随军管会入城车队进入大上海，左边戴墨镜者为于伶（沈芸女士提供）

在《懒寻旧梦录》里，我祖父还补写了入城那天的一件私事。在文管会进驻原国民党市政府教育局之后，他准备回一趟家，“自己要了一辆吉普车，大约于下午4时左右，回到了一别三年的‘重华新邨’。当时还没有给我配备警卫员，也不知道接管初期，负责干部不准单独行动的规矩，所以我只向陆万美讲了一句‘两个小时后就回来’，就匆匆忙忙地走了，想不到吉普车经过重华新邨街口的‘梅龙镇’，就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注意。前天晚上在大雨中解放军露宿在街头，为什么会有一个身穿军服，挂着手枪的‘军人’单独地‘进入民家’呢？人们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我。当然，我的妻子看到我这身穿着，也不免大吃一惊。沈旦华当时十二岁，在梅龙镇附近的弘毅小学念书，所以连这所学校的师生，也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解放军的军官了。”

这是件趣事，也是件窘事。在一个当惯了老地下党的人看来是回家看看的平常事，却被当作是“冒险”行为，立即报告给了公安局长扬帆。第二天，便给他配备了警卫员、一辆克拉斯勒轿车和一个胖子司机，并且正式的提醒他：你不是一般干部，是一个被“保护”的目标，这是必须遵守的制度。

对此，还是陈老总看出了夏衍的难处，懂得他长期做统战的工作性质。“有一次，我们在他的办公室开会后，离开的时候他把我叫住说：‘你回去，把这套军服脱下，你这个文化人穿这套衣服有点滑稽。’我不懂他的意思，说：‘我没有中山装，只有西装和袍子。’他说：‘西服可以嘛。老刘（指刘长胜同志）不是穿着西装在市委办公吗？’他又说：‘我要你脱下军装，不单是为了滑稽的问题，因为你穿了这套服装，使过去和你一起工作的人对你见外。你要记住，让这些人永远和从前一样把你当作自己的朋友。’”

在文化科学方面，上海是“半壁江山”或“三分天下有其二”

1949年5月4日，潘汉年、许涤新、我和沈宁一行四人，从香港搭乘一条挂巴拿马旗的货轮到了塘沽。……在海员俱乐部吃了饭，在一家招待所住了一夜，次日就乘火车赶回北京。

“从香港回到上海”是《懒寻旧梦录》一书中临近尾声的章节。这一段的手稿，被用在了三联书店出版的第一版封面上，设计者是我祖父的老朋友范用先生。

北上时，夏衍仍是一身香港的打扮，西装革履。到达的当天“傍晚到了弓弦胡同十五号李克农同志的住处。克农和我自1941年初在桂林分手，一转眼已经八年多了，相见甚欢，不知有多少话要说。刚坐定，克农就叫人来给我们拍照，他说：‘我们这些人大难不死，居然在皇帝老爷所住的北平见面了，应该摄影留念。’晚上，他设宴为我们洗尘。”（《懒寻旧梦录》，夏衍著）

1949年5月初，夏衍从香港北上，在北平李克农家的合影。左起：钱筱璋、阿英、夏衍、李克农、袁牧之（沈芸女士提供）

接下来的日子，可就不那么悠闲了。正如李克农所说：“围攻上海的战役已经开始，你们在北平的日子不会太久，从明天起，你们就别想休息……”

最重要的，当然是毛、周、刘、朱几位巨头的接见，听取他们对接管上海的指示。毛泽东的指示很宏观，“要求尽可能完好地保存上海这个工业城市，不要让国民党实行焦土政策。”毛一再讲要让上海的资本主义有一段发展的时期，一定要把荣毅仁、刘鸿生留下来，因为他们比我们懂得管工厂。刘少奇也讲了同样的话，声明是中央的政策。除此之外，刘少奇还询问了在香港的杜月笙的情况，“潘回答说，他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有联系。1948年在香港，汉年和我还去看过杜月笙，我们离开香港之前，杜月笙曾向我们作了保证，一定安分守己。又说，据他了解，黄金荣那帮人也不敢闹事。”

与周恩来的见面有两次，他告诉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三人，中央决定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工作，许涤新协助曾山接管财经，夏衍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长，负责接管文教系统的工作。

一、在新政协召开之前，先筹备召开第一次文代会，目的是使解放区和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新文艺工作者和旧文艺工作者来一次文艺界的大会师，消除隔阂，加强团结；二、今后的新闻工作、办报方针，初步意见是在北平和上海等地，保留民营报纸；三、在文化教育方面，上海是全国的“半壁江山”，甚至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对于全国知名的大艺术家、科学家，要礼贤下士，登门拜访。对于各大学、科研机构、文博系统的“留用人员”，要保留原薪原职，继续安排工作。等等。

一切准备就绪后，夏衍一行人于5月16日离开北平南下。5月下旬，抵达丹阳。在三野指挥部所在地，夏衍第一次见到了淮海战役中围歼了55万国民党军队的陈毅将军，“等了你们几天了，好在你们都是老上海，不需要给你们介绍上海情况。”他拿起一把扇子边扇边说话。

5月27日，上海彻底解放。接下来，繁重的接管工作开始了。

1949年10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汉口路193号举行升国旗仪式

在接管委员会的名单里，由于上海是当时最大的工业城市、经济中心，所以财经方面的接管班子热炒荟萃，正主任是曾山，副主任是许涤新、刘少文；之外，骆耕漠、孙冶方、龚饮冰、顾准、吴雪之、徐雪寒……都是一时之选。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由陈毅兼任，副主任是韦悫、夏衍，还有范长江、钱俊瑞。

接管初期，与那场看不见硝烟的金融之战相比，文教领域的接管，重在安定团结。

在整个接管过程中，我们没有禁过一出戏，更没有禁止过一本书，……也有人给陈市长写信，要求禁映美国电影，不止一个人在会议上批评我‘手软’，说京剧界已经不演‘粉戏’了，为什么还让《出水芙蓉》这样的美国电影照常上映。我向陈毅、潘汉年请示，潘说《出水芙蓉》我在香港看过，不能算是‘黄色影片’，我们中国不是也有过杨秀琼这样的‘美人鱼’么？陈毅更痛快，说不要禁，让那些道学家去吼一阵吧。这样，美国的旧影片继续放映到1950年6、7月，直到抗美援朝前后，电影院从业人员激于反美热情，才相约主动停映。

《懒寻旧梦录》，夏衍著

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布告

经过7、8月份的紧张和忙碌，到8月底，接管工作初步告一段落。9月3日，陈毅同志在“逸园”宣布，历时三个月的接管工作已经结束。

这一年秋，夏衍再次北上赴京，参加“新政协”的胜利召开。

10月1日星期六晨雨，后云转晴

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

……

下午2时半到天安门城楼。一望之下，是一片红旗的海。这一场面，是先烈们用鲜红的血换取得来的。想起了郑汉先和庞大恩。3时15分毛主席宣告政府成立，朗诵公告，阅兵。

休息室中，恩来同志对我和丁玲说：‘你们得描写这个场面。’但不约而同的回答：‘语言太不够，太无力了。’……阅兵和游行到10时后才毕。

《夏衍：北行日记1949年》

与陈老总在一起的日子

在我陪苏联代表团回上海之前，李克农约廖承志、潘汉年和我到他家吃饭，谈了一些我们在桂林时期的往事。克农对我说，那时环境很坏，但是目标只有一个：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所以你可以像野马一样地蹦跳，可现在环境变了，当了执政党的领导干部，你这匹野马也得戴上辔头了。对这几句话我当时不太注意，认为我在桂林、香港工作时，基本上还是循规蹈矩，算不上‘野马’。

《懒寻旧梦录》，夏衍著

夏衍，这匹李克农眼里的“野马”，在上海的解放初期依然是一位福将，因为夏衍遇到了陈毅，这使他至少在“潘扬事件”之前还算是幸运的。

1950年，夏衍在上海与陈毅市长一起会见外宾

对于这位声名赫赫的将军、政治家及诗人，夏衍并不陌生，“我早已听说过陈毅同志的不少故事。在抗战时期，在香港、广州，不少同志和我谈过他在赣南进行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的故事，在重庆，王若飞同志和我谈过他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故事。特别是抗战胜利以后，我回到上海，许多从新四军出来的朋友和我谈了数不清的他们那位敬爱的陈军长的佳话和逸事。”而陈毅对于夏衍，在丹阳的第一次见面，他就用“上海通”三个字表明了他的认知和了解。

“兼资文武此全才”。对于攻占上海这座著名的城市，军事家陈毅用“瓷器店里打老鼠”作了形象的比喻，决定放弃使用火炮，只用轻武器逐街逐巷的争夺，从而保全了这座城市。

而对待文化教育领域的知识分子，这位有着诗人气质的陈毅市长，则和风细雨、礼贤下士。接管上海时间还不到一周，陈毅要夏衍、姚溱、于伶等人尽快筹备召开一次全上海知识分子的座谈会，参加的人要包括科学家、技术人员、学者、教授、作家、演员，还有中小学教员，“人多一点不要紧，我准备跟他们谈谈党的政策，特别是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政策，让他们安心工作。所有在上海的代表性人物都要请到。”他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是团结，社会地位相同的人，请了这一个不请那一个，人家就会生气，这就是古话说的“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于是，这个参会名单不断增加，最后到了一百六十多人。

据1949年6月6日《解放日报》的报道，这是上海解放后文化界的第一次盛大集会，有“各界代表吴有训、周仁、陈望道、周谷城、潘震亚、罗宗洛、陈鹤琴、茅以升、钟伟成、杨铭功、冯德培、涂羽卿、曹未玉、冯亦代、杨刚、李平心、谢仁冰、张大炜、赵超构、浦熙修、王德鹏、张明养、冯雪峰、巴金、郭绍虞、梅兰芳、周信芳、黄佐临、陈白尘、熊佛西、陈鲤庭、吴蔚云、赵丹、蓝马、石挥、黄宗英、秦怡、袁雪芬、刘开渠、庞熏琴、张乐平、陈烟桥、陈秋草、周小燕、谭抒真、沈知白、董天民等一百六十二人。”这次会上，陈毅市长一口气讲了4个小时，很多文艺界人士在听完这个报告后成了“陈毅迷”。

陈毅市长在作形势报告

夏衍说：“我在上海文化界工作，主要是执行了陈毅同志的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我没有到过延安，也没有在解放区工作的经验，自问没有官架子，更没有‘整人’的私心杂念。”他自己承认，在上海时期做过的最得罪人的一件事，是1952年对宣传部和文化局系统干部做的一次文化常识测试，由此受到的攻击直接上升到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好在陈毅同志支持了他，陈毅对夏衍说，搞这样一次测验是好的，但你们文化人办事就是小手小脚，要我来办，答卷上一定要署名，测试的结果得公开发表，只有让他们丢一下脸，才能使他们知道自己的无知。

1950年7月，夏衍在上海市第一次文代会上作工作报告

我祖父的《懒寻旧梦录》写到1949年止，结束在上海解放、接管之后。

这一年的9月，他在日记里写道：

9月5日星期一

下午7时，自上海北站启行。

同行者‘501’、刘晓、张登、陆璀、汤桂芬等二十人。‘501’健谈，至12时才睡，2时抵南京。……

“501”即陈毅，为其在部队中使用的代号。

夏衍在虹口的剧社活动

虹口区的唐山路685弄(业广里)42号，1930年至1932年夏衍在此居住。参与“左联”筹备工作，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执行委员。期间，创办上海艺术联社，组织“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改组“中国左翼剧团联盟”。

夏衍（1900-1995年）本名沈乃煦，字端轩，笔名沈端先等。浙江杭州人。剧作家、电影艺术家、文化战线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夏衍早年入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学习，1919年在家乡参加“五四”运动，与同学一道发起并创办了当时浙江第一个进步刊物《双十》（第2期改为《浙江新潮》），次年赴日学习电机，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经孙中山先生介绍，夏衍加入中国国民党。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受到日本当局威胁，于1927年5月回沪，住有恒路1号（今余杭路）蔡叔厚家。同年夏天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及翻译工作。翻译的高尔基的《母亲》多次重版，屡遭查禁。1929年，与郑伯奇等组织上海艺术社，开展无产阶级戏剧活动。是剧社中心人物，亲任导演及舞台监督，运用新颖的表现手法，使演出获得成功。同时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是“左联”发起人之一，任“左联”执行委员，负责国际文化研究会。1933年后，夏衍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员、电影组长，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开拓者、领导者。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领导文化事业，创办电影文学研究所。1954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及外事工作，为培养电影事业的新生力量作出了贡献。

从1928年到1934年，夏衍从事翻译工作，每天译2000字，译过高尔基的《母亲》、《没用人的一生》、柯根的《新兴文学论》等书。

1930年初，夏衍原借住的绍敦公司，因蔡叔厚调到“特科”工作，绍敦公司不能再作秘密联络点。夏衍也从这里搬到虹口唐山路业广里去住，并与蔡叔馨结婚。

夏衍的话

种子不落在肥土而落在瓦砾中，有生命力的种子决不会悲观和叹气，因为有了阻力才有磨炼。

生命开始的一瞬间就带来了斗争的草，才是坚韧的草，也只有这种草，才可以傲然地对那些玻璃棚中养育着的盆花哄笑。

不会导的导演

话剧运动是“五四”时期在北京兴起的。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大批文化人的南下，话剧运动中心也就移到上海。当时上海有不少话剧团体，田汉的南国社，洪深的复旦剧社，应云为的戏剧协社，朱穰丞的辛酉剧社等。而上海话剧活动中心却在北四川路一带，因为在这里的创造社、“左联”等主要成员郑伯奇、冯乃超都是话剧运动的活跃分子，同时中华艺大设有一个戏剧系，主持其事的是在日本学过话剧的沈西苓和许幸之。一天，潘汉年找到正在筹组“左联”的夏衍，对他说，话剧运动在上海很活跃，不仅学生、工人，青年店员也爱看，群众面很广，所以郑伯奇、陶晶孙、冯乃超、沈西苓他们打算办一个剧社，你参加一下好不好？夏衍与郑、陶、冯、沈等人都是熟朋友，就表示同意了。

夏衍从小对戏剧并没有兴趣，只是在日本留学时读过易卜生、契科夫的剧本，他与戏剧的结缘，实在是始于上海艺术剧社。当时大家都是青年人，虽然是外行，但却干劲十足，说干就干，于是就着手准备第一次公演。首先选定三个剧目，即法国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角逐》，德国米尔顿的《炭坑夫》（矿工），美国辛克莱的《梁上君子》，为什么都选外国剧本？因为一来没有现成的创作剧本，二是在白色恐怖下，在租界演外国剧比较保险。这三个戏的演职员是：《爱与死的角逐》的导演沈西苓，演员李声韵、易杰、石凌鹤；《梁上君子》导演鲁史，演员陈波儿、刘保罗、鲁史；《炭坑夫》导演夏衍，演员石凌鹤、王莹、唐晴初。装置许幸之、吴印咸，效果陶晶孙。三个导演中沈西苓是内行，鲁史曾在广东搞过学校剧，只有夏衍是十足的外行，他只得一边看书一边向沈西苓请教，边干边学了。

排演的地方是在北四川路底余庆坊一幢房子的楼下客厅。经费是大家凑的，陶晶孙出了40元，夏衍译了一篇日本小说，由潘汉年去换了20元稿费，郑伯奇、潘汉年也各捐了二三十元，又从某书局给郭沫若的稿费中借用了200元（时郭在日本）。那时演职员还要自己管伙食，赔车钱，戏排完了大家到施高塔路口（今山阴路）一家叫“白宫”的广东小饭店去吃一客两毛钱的客饭。除排戏，筹款外还要推销戏票。为了鼓励大家多推销票子，剧社还在墙上贴了一张竞赛表，谁推销了一张票子，就用红铅笔划一格，社员天天在这张竞赛表上面争红格的多少。

在筹备第一次公演时，剧社还在中华艺大办了为期两个月的戏剧讲习班，除社员参加外，还有不少的戏剧爱好者共100多人，每晚7-9时上课，讲师有郑伯奇、冯乃超、沈西苓、许幸之、陶晶孙、王一榴、鲍铭强等，课程有戏剧史、戏剧理论、表演、音乐、舞蹈、化妆等等，大家一边排演、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生活得又紧张又愉快。

1930年1月6日终于在虞洽卿路（今西藏路）宁波同乡会礼堂举行三天公演。表面上场场满座，但实际上票房售出的票并不多，大多是组织来的进步学生、工人、店员等，因此演出效果非常好，台下不断发出欢呼声和掌声。但这次业余性质的演出水平并不高，一是翻译的台词难懂如矿工译成“炭坑夫”，二是演员讲的是地方话，南腔北调更令人听不懂。但演出后反响热烈收获很大，一是外国的进步记者如美国的史沫特莱、日本的尾崎秀实、山上正义都来看了，并在外文报上作了宣传，影响很大。二是话剧界知名人士田汉、洪深、应云卫、朱穰丞等也来看了，还在演后的座谈会上给予鼓励，并由此建立了联系。

创新条件再演

第一次公演的成功，给了夏衍这些业余左翼剧人很大的鼓舞，于是大家又筹备第二次公演。剧目是从德国小说家雷马克原作改编的《西线无战事》和冯乃超创作的独幕剧《阿珍》。《西》剧是一出三幕十一场的群戏，不仅要有很多群众演员，还要在三小时内换11堂景。演员不够所有工作人员都可以上阵充当，惟换景问题十分伤脑筋。最后还是陶晶孙想出办法，他找到虹口北四川路横浜桥日本人经营的上海演艺馆（今永安电影院原址），这家戏院座位不多但有转台装置，当然这个装置是用人力而不是电力操纵的，因此全体演职员在换景时不得不到台下去推转舞台了。舞台条件好了，但由于它是一座日本式的戏院，观众席没有椅子，而是一片划成方格子的“榻榻米”，好在观众绝大部分都是组织来的学生、工人和店员，大家盘腿而坐，不但没有怨言，反而觉得很新鲜。

《西》剧的导演是沈西苓，布景许幸之，音乐、效果陶晶孙，夏衍是舞台监督兼灯光，主要演员刘保罗、唐晴初、李声韵、陈波儿、王莹，无论导演、演员都比第一次演出有了很多的提高。尤其在演出形式上翻出了许多新花样，除转台换景外，夏衍还发挥他懂电工的特长，使灯光可以“聚光”、“渐明”、“渐暗”等等。此外为配合这部反战剧，开幕前先放一段欧战的影片，使用了字幕说明，还请马思聪在开幕前演奏小提琴。这种尝试大受观众欢迎。公演从3月21日起连演三天，获得巨大成功，观众不断鼓掌和呐喊助威。

但在最后一场演出快降幕时，发生了意外。原来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拍照时按了一下镁光灯，“蓬”的一声还冒出了白烟，观众误以为炸弹爆炸，纷纷站了起来，争先恐后地往外跑。过后，剧社的人生怕这意外会给当局以镇压的口实，当夜各人都到朋友家隐蔽起来，以防万一。

这次演出后，左翼话剧运动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戏剧界知名人物田汉、洪深开始向左转。上海的9个主要进步剧团包括上海艺术剧社联合组成了“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后来又发展成为“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上海艺术剧社的活跃，遭致国民党当局的镇压，1930年4月底的一个晚上，工部局突然查封了设在窦乐安路10号（今多伦路）的剧社，搜去了《西》剧用的道具手枪作为“罪证”，还抓去了四五名社员。5月24日与艺术剧社有关的中华艺大也被查封。艺术剧社虽然成立了只有半年多，但在中国戏剧运动史上却占有重要的一页，也是夏衍一生从事戏剧、电影事业的开端。1932年“1·28”淞沪战争后，夏衍从唐山路业广里搬到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普益里。

此后夏衍先后创作了电影剧本《狂流》、《春蚕》、《风云儿女》、《压岁钱》等，解放后创作改变了《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和《烈火中永生》等电影剧本，撰写了《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的理论著作及大量电影理论评论文章。此外还创作了多部话剧剧本：《秋瑾传》、《上海屋檐下》、《一年间》、《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等，均成为我国话剧舞台上的优秀剧目。

女儿沈宁深情忆夏衍

9月中旬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四的上午。我提前一刻钟步行来到北京音乐厅旁边的大六部口街，找到十四号沈宅。时间尚早，我就坐在院门口的台阶上，边看报纸边等侯艺兵。夏衍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时光，他九十五年生命的传奇就是在这里结束的，这个院子留下了这位老人最后的梦想。故事的开头和结尾都不知道，只知道讲故事的人是主人公最亲近的人。

沈宁和旦华

夏衍曾经用过“沈宁”、“黄子布”、“丁谦平”等名字在二、三十年代翻译了苏联电影摄制台本《生路》、电影艺术理论《时间的特写》、撰写了电影评论文章《苏联电影十七年》等，是最早向中国介绍苏联电影的翻译家之一。沈宁说，夏衍用“沈宁”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女儿的缘故。沈宁说，当年在重庆、上海，父亲每天做地下工作，名字经常换，她也不知道父亲每天具体干些什么，他当然也不说。也因为当年父亲做地下工作，所以很少照相。

这张照片是1932年，夏衍、蔡淑馨和他们的女儿的合影，是老照片中很少的沈宁和父母的合影。那时，父母都正值壮年，沈宁也还是一个天真的儿童。如今，照片上风华正茂的那对伴侣都已走了，照片上那个可爱的孩子，也已是一位平和、慈祥的老人了。

沈宁是夏衍的长女，今年已年近古稀，她还有一个弟弟旦华。沈宁是在上海读的中学，后来在香港入“新青”，解放前入了华北大学，所以算解放前参军。后来华北大学改为中国人民大学，沈宁本来想读外语，结果却读了政治经济学，后来还上了研究生，毕业之后就留校了。1954年，她被派往苏联，继续念经济学，1960年初回北京，到中国社科院《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六十年代，她曾为《世界文学》设计过封面。

“文革”中，因为夏衍的关系，沈宁也受到过严厉的盘问，但并没有遭到严重的冲击。她现在还记得当时被审查时要回答的“很奇怪的问题”——那些人问她，“解放前你父亲有没有被捕过？”“夏衍有没有晚上不回家的时候？”——“这些问题我当时都觉得很奇怪，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文革”后，沈宁又回到《世界文学》，她退休前则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做翻译和编辑工作。夏衍晚年一直和沈宁、旦华两家人住在一起。沈宁说，父亲还是老辈人的观念，愿意一大家子住在一起。

夏公爱猫是出名的，可夏公并不是什么猫都喜欢，他只喜欢黄猫。

沈宁说，那时他们家的猫是最自由的，每天屋里屋外、房上房下地跑。

旦华是学理科的。1975年，夏衍刚刚出狱时，旦华曾代表父亲向夏衍的老朋友吴祖光通报消息。这次采访不巧，没有见到旦华先生。

沈宁和旦华也各有一儿一女，像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父母一样。

方桌和皮鞋

屋子正中的这张方桌看上去有些旧了，沈宁说，这是她在六十年代初买的。“文革”当中，有一次他们家被抄，房间几乎都已被封了。

那天快到用饭的时候，父亲夏衍从屋中搬出这张桌子，说“你们可以用这张桌子吃饭”，那神态从容平静。沈宁说，父亲是老革命，老地下党，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镇静的人。他经历过那么多风雨坎坷，见过那么多大世面，遇到过那么多危险，确实能做到临危不乱。

沈宁给我们看夏衍的旧物。她说，这是父亲生前穿过的皮鞋。这双鞋的一只右鞋底比左鞋底高出许多。两只鞋底不一样，是因为“文革”中，夏衍在监狱中落下终生残疾。

1966年夏天，夏衍被游街示众。红卫兵用鞭子逼着夏衍唱“我有罪、我有罪”。夏衍实在唱不出口，便遭到了毒打。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汪洋曾写过文章回忆过这一段经历，他说，那一年八、九月间，他和夏衍被关在食堂门口一个小木房子里等着轮流批斗，夏公“可怜得连烟都没得抽。我把口袋里藏着的大半包烟，偷偷给了他”。

1966年12月，夏衍被抓起来关押在北京卫戍区，后又转到秦城监狱，开始了长达八年零七个月之久的“监护”生活。“曾长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出生入死地为党和人民辛勤工作，巧妙地躲避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追捕，从未经历过铁窗生涯的夏衍，却在新中国诞生后的十七年，被关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牢房。”（周斌：《夏衍传略》）“他那本来很健康的右腿，也是在狱中被踢打而致残的。令人发指的是，这些造反派把夏衍的腿打成骨折，竟连医院都不送，而是任其自行愈合，以致落下了终生的残疾。”（会林、绍武：《夏衍传》）沈宁说，当年父亲在狱中受了不少罪，那时每天上厕所都有时间限制，谁走得慢了看守就会在后面叫，有时还会踢打，对夏衍这位当时年已七十的老人也不例外。林彪垮台后，夏衍可以和家属见面了。沈宁现在还记得那一次见面的情景。因为和家属会面时都有看守在一旁监视，所以见了面夏衍也不能和家人多说什么，但他却偷偷塞给沈宁一张纸条。沈宁回到家里，才打开来，却原来是一小块草纸，上面用火柴头写着四个字：“不白之冤”。最近，沈宁又偶然找出了这张纸条，有朋友看到后，拿去复制了。

捐献

沈宁因为要搬家，所以许多东西已经收拾起来，还有一些东西散在屋里，是因为这些是夏衍的旧物，准备捐献的。有夏衍用过几十年的一个半导体，从四十年代就开始用的几个南方的老式的羊皮箱，几个老式的书柜，也包括这双皮鞋在内。沈宁觉得，纪念夏衍的地方，如果摆上这些旧东西，也算有个比较真实的气氛。

对夏衍的遗物，沈宁虽然觉得有些不舍，但也想到这些东西留在自己这里，终不是长久之计，“我和孩子还觉得这些东西有意义，可是再下一代就不会再看重这些了，所以不如给它们找个好的归宿”。

今年上半年，北京的现代文学馆动手最快，拿走了一批夏衍的藏书，还有夏衍用过的一张床、一把藤椅、一张茶几和一个书架。中国电影资料馆也要走了一大批书。夏衍收藏的邮票和书画，主要捐给了上海博物馆和浙江省博物馆，这在他生前大多都办完了。1989年10月，夏衍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纳兰性德诗翰手卷，他向浙江省博物馆捐献珍贵书画101件，其中“扬州八家”二十五幅，绝大部分都是稀世珍品，另外还包括三十幅齐白石作品，和吴昌硕、黄宾虹、沈钧儒、郭沫若的字画。1991年，夏衍又向上海捐赠一批邮票，其中有一套红、黄、绿色的三枚清代“大龙票”，是中国1878年发行的第一套邮票，价值连城。

夏衍的故乡杭州方面也希望要一些夏衍的旧物。我10月12日最近一次到沈宅，听说杭州已经来人把东西拉走了。在这些事情上，沈宁还是觉得上海人做事快。就在国庆节前，上海左联纪念馆的张小红听说了消息，专门跑来一趟北京，拉走了一批东西。

沈宁说，因为夏衍人缘好，所以他虽然不在了，可是大家都还很怀念他。

夏衍的“新书”

夏衍的著作“文革”后出版了很多，其中以《懒寻旧梦录》（三联版）最为著名，此书最近已由三联重印。成规模的结集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扩充、再版《夏衍选集》和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的四卷本《夏衍选集》（此书九十年代曾再版），二是由会林、绍武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10月出版的《夏衍剧作集》，三是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夏衍电影剧作集》。夏衍的传记，1985年6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会林、绍武著《夏衍传》，1994年1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本周斌著的较简略的《夏衍传略》。

今年是夏衍一百周年诞辰，还有夏公的著作即将出版，中国电影家协会编辑了《论夏衍》，中国电影资料馆编辑了《夏衍电影论文集》等。

今年7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夏衍散文》，收有夏衍晚年的文章若干，是该社“世纪文存”之一种。同时，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夏衍的《包身工》和《上海屋檐下》，作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的两种。新书刚刚运来一批，在书架上安静地或站或卧，望着这所老房子。不久，沈宁就要搬出这里了，这批新书也会和它们的主人一起告别这个院落，找一个新家。

夏衍集邮的那些故事

祖父（夏衍）属于中国第一代集邮家。从1914年在杭州念中学起，到1991年把邮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集邮生涯长达77年。然而，祖父自谦，从来不说自己是收藏家，连集邮家也很少提及。他总说：“人是要有些爱好的”，与他从事的其他门类，如电影、戏剧、文学等正业相比，集邮是业余的，相对低调。

我觉得祖父的邮品收藏中，最重要的就是“大、小龙”、“红印花”和日本实寄封了。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应该就是他全部的邮品收藏了。

夏衍收藏的“红印花”邮票

在“文革”期间，有人说他“集邮是搞特务活动”。我祖父曾说：“他们把我的邮票全部抄去，一枚一枚地放在灯光下照来照去，当然是什么也照不出来。这样，集邮也居然成了‘反革命’罪证。”那时候，祖父急中生智，提出让文化部封存这批邮票，终于把它们保存了下来，在“文革”之后又发还了。

祖父藏邮中的日本实寄封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部分收藏品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和挖掘。我祖父自1920年起留学日本7年，为这批邮票及古封片的收集提供了机会和条件。水原明窗是日本当代的集邮大家，也是我祖父的邮友，他多次到家里看望过我祖父，两人用日文交谈、品邮，水原先生对我祖父的日本古封片非常向往，曾开玩笑地提出要用一队丰田车换一张，我祖父听后哈哈大笑，“交易”显然没有谈成。水原说过，“如在日本，您早就是大富翁了”。在我祖父1991年向上海博物馆捐赠的这套日本古封片集里，第一张是明治七年（1874年）实寄日本邮政明信片，而水原明窗1990年寄给他的，印有象征中日友好梅花和樱花图案的纪念封是最后一张明信片，时间跨越了100年。

夏衍收藏的日本古封片

他重要的收藏包括邮票和书画两部分。其中邮票收藏的价值在上海博物馆专家的帮助下，得到了挖掘。而我认为他的藏画的价值一点儿都不比邮票的分量轻。

他对文物产生兴趣，是在1955年到文化部赴任之后，忙里偷闲，常常去逛琉璃厂，逐渐开始了自己的收藏。我的理解，他的收藏在心理上有着三个层次的递进：首先，是个人的兴趣爱好。譬如说他喜欢文人画，喜欢扬州八怪和齐白石，因为他们身上的“奇”和作品的“怪”，代表了中国画的革新。其次，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文化部“十年作吏”。为缓解工作和政治上的压力而“苦中作乐”。最后，就是收藏的境界，为防止文物的流落失散，用个人的力量进行收集，最终回馈国家和社会。祖父曾说过：“此等身外之物，送请国家保存……我当时收藏这些东西，除了个人爱好之外，也有一点怕文物流失到外国的意思。和我同时跑琉璃厂的人，如田家英、邓拓、李初梨等，都有这种想法。所以献出之后，就算了却一场心事也。”

纳兰性德的手札长卷是我祖父于1961年在北京琉璃厂发现的，当时正好收到一笔2000元的稿酬，于是用这笔钱买下。“文革”中被抄走，下落不明。1978年落实政策后失而复得。那时我祖父说过“其他的东西不见了无所谓，但纳兰性德一定要追回”的话，他还跟我说：“最后是在毛家湾找到的，陈伯达拿去‘孝敬’林彪了……”1989年4月，他写信给上海的老部下方行同志：“我收藏的纳兰性德书简卷，打算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因此公书简，除我的二十几通外，国内只有‘上博’尚有数通也。……这是海内孤本，还是让国家保护为好也。”可见，他的这次捐赠依然是基于一贯“集成”的思想。

在他的书画收藏中，扬州八怪的作品他都有了，还有大量的齐白石的作品。他书画收藏的主体是文人画。为什么是文人画？我认为这与他从小生活的环境与气息是密切相关的。

如今，我们在浙江的一处故居，被拆了又重建。我认为这样做是一次很大的破坏，因为这就把他童年生活的历史气息都破坏了。比如，有一个池塘，是他小时候钓过鱼的，有一次还掉进去差点淹死，我之前去还看见过，重建之后没有了。我曾要求把老宅的砖头保存好，但最后还是都被扔了，只有在我家里还留着有一块……这处五开间三进深房子在他的文章里写到过很多次。他从小的生活的环境的气息，和他的文学艺术创作及对艺术的价值判断和收藏都有密切的关系。这处老宅拆了之后，关于这种气息的实物就没有了，我们就只能从他的收藏和他的文字里去看、去读了。

我觉得他喜欢文人画这种“破”与“立”的状态，他几乎把文人画重要流派、重要画家的作品都收集全了。而他喜欢齐白石的原因，我觉得也是与其童年的成长有关系的。

祖父晚年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一是回忆录的写作，二是捐赠了自己的收藏。在1990年代，他对自己的藏品做了一系列妥善的处理并完成了其生前的捐赠。

祖父的晚年有一次在家里看一张别人的老古董邮票，估出了几十万的天价，但同时说：“这家人祖上是大藏家，有好东西，可惜他的后人不懂，流散了……”他对我讲：“这些东西，是不能估价的，无价，留给你们没有好处……”“集之不易，不能分散”是他收藏的核心思想，并且一以贯之了几十年。

在生前，祖父挑出最好的一批邮票和字画捐赠给了国家，这批东西都是他认为应该最优先妥善处理的，其中书画即包括扬州八怪和齐白石的大量作品。

祖父曾说：“上海在集邮和鉴赏邮品上，是全国之冠。我集邮不多，但大多得之于上海。”在1990年代，他陆续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清人纳兰性德手卷和全部邮票，因为他觉得上海是藏邮全国第一的地方；向浙江博物馆捐赠扬州八怪、齐白石等书画94件，因为他觉得浙江是书画重镇；向上海图书馆捐赠了手稿和文献资料；将几乎全部的图书捐给了现代文学馆。后来，我们又把他的手稿等文献资料捐给上海图书馆，把日常生活用品捐给纪念馆，即是夏衍旧居。我觉得，我们家的捐赠处理得比较好，各种不同类别的东西都找到了归宿。

有一个值得一说的细节是，在他捐献的字画上都盖了一枚齐燕铭刻的印章：“仁和沈氏曾藏”，仁和是杭州，沈是他的本姓，不留全名，是曾藏而不是珍藏，都表明了他不贪功、不占有的态度。由此可推见，他从收藏之初就萌生的捐献意识从未改变过。

夏衍

目前，我很希望能把他的藏品整合起来做一次巡展。上海博物馆杨志刚馆长说这次的邮票展会做巡展，而陈克伦副馆长说纳兰手卷也将会拿出来展示。我觉得，有机会的话，捐赠给浙江的书画包括其中非常好的一批扬州八怪的作品与捐赠给上博的邮票和纳兰手卷一起做一次联展就更好了。（作者系夏衍孙女，本文根据作者在上海博物馆讲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