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西光：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思想解放的年代

上世纪70年代末，杨西光同志在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岗位上，主持发表了向“两个凡是”宣战的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著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是全国性的继“五四”运动之后的又一场极其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随后的改革开放、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产生着深刻久远的影响。这是上世纪30年代初参加革命的省部级老干部杨西光同志晚年立下的新功。他虽然已经离世二十多年了，但他所做的历史性贡献却永垂不朽。由此，《光明日报》社出版了邓加荣撰写的《杨西光传》（以下简称《杨传》），并约我撰文评介，我难以推辞。

一

杨西光是时代的产儿。作者把杨西光的生平与他所处的时代描写得那么水乳交融、紧密相连。看，青年时期，杨西光是被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卷入爱国学生运动的，从1930年在中学时就开启了他的政治生涯（当时他15岁）。1933年加入共青团，1935年在北大学生的行列里投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及其后的“一二·一六”游行。当时，山河破碎，国破家亡，中华民族的热血青年和优秀儿女都振臂呼喊：“我们要抗日”！“我们要救国”！“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大家高唱：“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杨西光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忧国忧民意识就是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铸造的。1936年7月，杨西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就坚决服从党的委派，在各个时期党的事业需要的多条战线上忠诚不渝地为之奋斗。

他刚入党，就被党派到西安张学良将军率领的东北军去工作。西出潼关，无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是在枪林弹雨的间歇里，杨西光利用各种场合与机会，运用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团结爱国军士，尤其是上层头领人物，包括他们的眷属，使之成为推进抗日救亡的骨干力量。作者描述了一些动人的细节。比如，杨西光曾与地下党员、戏剧家兼音乐家张寒晖并肩坐在床板上，一句一句听作者琢磨《松花江上》的歌词。听着听着，杨西光说：“‘哪年哪月’这两句最有感奋人的力量，可以使人们在悲怆中奋起，在无望中找到希望，团结起来，打回老家去”。张寒晖说：“大部分歌词是我在心底里久久沉吟和默念着的，这两句‘哪年哪月’是王以哲军长在67军军刊封面上的题词，它使我的感情升华到更高的境界，只是我一直没有找到可以充分表达这种感情的旋律。而在西风肆意呼啸、落叶无助飘零的夜晚，我听到远处更更梆响、流浪的灾儿难母乞哀告怜之声时，突如从天外传来的声音，撞开了我感情的闸门，然后，沿着那一步步让人心酸的音阶，觅到了足以表现这份情感的旋律。我借用了北方女人哭坟时那悲凉无助、断人肝肠的呼叫声，这种‘乡音’更能打动北方人，特别是东北人此时此刻的心”。这首歌后来唱遍了西安市大中小学，唱遍了全国乃至全球的华人界，动员了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共同抗日。杨西光此时正受中共委派，在张学良将军新建的“抗日先锋总队”政治部工作，并被授予少尉军衔和担任政治指导员职务。他按照党的指示，通过出墙报、办油印小报、开展文娱活动等形式积极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讨论澄清“安内攘外论”、“长期准备论”、“唯武器论”、“抗日必亡论”的危害性，还组织歌咏队、话剧队、乐队，由张寒晖辅导演出的《打回老家去》连演三场，台下观众泣不成声，振臂呼喊：一定要打回老家去，坚决不打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随后，杨西光身临其境地亲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掀开了全国人民浴血抗战的新篇章。杨西光又按照党的指示，在抗联总部，在67军，在49军，积极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办了许许多多颇受欢迎的“红角”（类似宣传革命文化的小型俱乐部），而且还曾随67军开进淞沪战场，参加执行“抢占松江，死守三日”掩护主战场上友军撤退的命令。在49军，曾任中共临时军工委书记。

1939年，由于形势的变化，杨西光离开东北军来到重庆，被党分配到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担任组织部总干事。1940年8月，他按照党的指示离开重庆，从红岩村转到革命圣地——延安，1941年5月在马列学院二部结业后，被分配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他曾热情周密地接待边区的士绅参观团，士绅们反映很好，说“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支持八路军抗战，支持边区政府的政策”，愿尽力“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建设”。果然，随后就有李鼎铭等著名士绅积极参加政府工作。李鼎铭在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的《精兵简政》提案，曾受到毛泽东称赞。

杨西光在延安还赶上了开展大生产运动。也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从中直机关走到农村去做基层工作。他曾在甘肃境内陇东地区华池县出任岭南乡代理乡长。其时当地正在发生羊瘟重灾。杨西光依靠养羊最有经验的老农，积极采取措施，半个月后，羊瘟被制止住了。在春耕大忙季节，杨西光发现村民的劳动互助合作形式有真有假，搞假互助的村民告诉他：“宁肯伙着过年，也不能伙着种田”。他经过调研，明白了真假互助的关键在于是强迫还是自愿。他带领村干部一起参加变工队劳动；还挨家挨户走访、因人因事地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尤其是通过抓典型、结对子等办法帮助改造懒汉、“二流子”，使他们改邪归正；他在全乡开展了“卫生村”活动；他帮助村干部和农会干部学习党的政策，改变粗暴的工作方式，合理解决租佃之间的矛盾与纠纷；在农闲季节，他抓紧办学扫盲、开展各项文化活动，让各村没上学的娃儿们都来集中时间学习，要求他们学完回村都能担当读报组长和认字班长的职责；他在基层发现了不少带头人的感人事迹，整理成材料，寄给报社，发扬光大。

1946年1月，领导上根据他在敌占区新闻及理论宣传工作的经验和在基层的表现，决定把杨西光调回延安中央党校二部深造，以备日后理论宣传战线之需。他半年毕业，提前一个月被提升为党校二部的教育科长。

抗战胜利了，内战之火又燃遍整个中国大地。大批部队和干部离开延安，杨西光被分配到华东军区，投入到激烈的战斗中。随着战争越打越大，捷报越传越频，俘虏的队伍越来越大，俘虏中的官阶也越来越高。为加强对俘虏军官的教育和管理，华东军区成立军官教导总团，杨西光被任命为副政委兼教育长。

随着革命战争迅猛发展，党的工作重心要及时从农村转到城市。为了接管大上海，陈毅决定抽调精明干练的骨干力量，组成四个纵队近万人的接管队伍。第一纵队做军事接管，第二纵队做政务接管，第三纵队做财经接管，第四纵队做文化接管。杨西光被分配在文化接管的第四纵队负责接管同济大学。

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第三野战军受命南下解放福建。杨西光又被组建到福建党政机构接管班子，被委任为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负责接管报馆、广播电台等宣传机构。凭着他一贯的激情和新闻宣传工作的经验，福建日报办得很出色，后来升任省委宣传部长和省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直到1954年，调任上海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后又调任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二

我上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在复旦大学学习和工作。读了《杨传》使我感到亲切的是，作者在第六章仿佛又“复活”了一个昔日“在复旦校园里”的杨校长。作者准确地抓住了杨校长工作作风的特色，他“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办公的，更不是那种被人称之为‘传达室’与‘收发室’类型的人，而是一个‘走马星’，不停地走动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里。教研室、实验室、学生饭厅和宿舍，都是他的办公场所。”“他不停地走进每个层次的人群之中，与他们交朋友，说知心话……”是这样的，那时在复旦校园里，从学术权威到青年学生，从脱颖而出的年轻教师到有技术创新的校办工厂工人，从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到受政治运动伤害的人，从政治工作干部到校排球队员、校话剧团员，提起杨校长，都好像老熟人似的，甚至他留给某些人的记忆是永恒的。

在那个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作为校党委书记，当然也要贯彻当时“左”的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方针政策，但他相对地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比如，1959年，高教部派员来复旦经济系搞“教学检查”，预定要批判蒋学模等两位教授，据我所知，杨校长不同意，说：“这是经济系的两面旗帜，不能倒。”尤其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作为教育战线党的领导人，杨校长始终把搞好教学与科研作为党的工作重心，始终把出人才、出成果作为头等要务，他一以贯之地以培育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为己任。他在复旦工作时期的一条主线和突出特点是育才、惜才、用才、出人才，由出人才来带动出成果，使复旦大学成为神圣的教学科研殿堂，使教育工作行使其“百年树人”之本职。

《杨传》作者概括了杨西光在复旦大学的作为和业绩，他写道：“只要看看，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将近10年时间里，复旦大学走出多少科技新星、两院院士、学术权威、各界名流，就会知道，甚至也可以想象得到，杨西光主政复旦大学，有着怎样的开拓性、创造性，有着多少让人永远难以忘却的感动。”

杨校长始终严格要求培养的学生必须“又红又专”，也就是要德智体全面发展。要求教学科研骨干必须“双肩挑”，既做社会工作，又要成为本专业领域内的专家。比如，谷超豪、谢希德、甚至当时还是学生的杨福家，都被党委严格要求“双肩挑”，他们后来能担当起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重任，与当年杨校长的培养关怀不无关系。当杨校长调任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把历史系经常帮他起草文件的金冲及调去，答复是“不能让他脱离历史系的教学和研究”。金冲及今日之所以成为权威的中国近代史专家，同样与杨校长的关怀培养不无关系。下放一批青年教师到学生党支部担任支部书记，这是复旦校党委的又一项重要决策，其目的是一方面加强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另方面克服青年教师脱离政治的倾向。我当时就是被下放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的青年教师之一，而且，这个支部是杨校长在文科工作的“试验田”。我受到的锻炼和从杨校长那里直接得到的教育，使我终身受益。杨校长更注重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他很重视开展学生文体活动，所以，在当时有相当名气的复旦排球队、复旦话剧团都是他关注的范围。当时，每周四下午4点钟以后，是全校学生参加文艺社团活动的时间，周末，学生会文娱部经常组织文艺社团到工人俱乐部或部队基层单位去演出。

《杨传》以生物系谈家桢教授为例，说明杨校长能正确对待学术领域里不同观点、不同流派的分歧，这对于团结知识分子是很重要的。谈家桢原来是专攻摩尔根遗传学的，在苏联推崇米丘林、李森科学派的氛围下，他感到课不好上，科研活动也不好开展了，在杨校长和党委的大力支持下，谈家桢打消顾虑，把生物系办得有声有色，1961年还建立了遗传研究所，他自任所长，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论述遗传学观点的文章。

三

经过“文革”冲击后的杨西光，不仅革命意志没有消沉，相反，带着强烈的民族振兴的使命感，重又回到中央党校省部级班学习，他如饥似渴地读书、深沉地思考、广泛地探讨，辨别被“极左”思潮和路线搞乱了的是非。在胡耀邦校长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到思想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斗争中。党校学习结业时，他奉命担当改版“光明日报”的使命，使之成为一张为知识分子服务的报纸，而且要尽快改变其当时的落后面貌。这时的时代背景是：继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动乱之后，在思想领域面临肃清“文革”流毒、拨乱反正的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

杨西光没有丝毫的犹豫踟蹰，一如既往，坚决服从党的派遣，立刻奔赴“能够推动解冻的风和云尽快地吹过来的”舆论阵地，就任《光明日报》总编辑。鉴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被说成是“臭老九”，其社会地位仅次于地富反坏右与特务、叛徒、走资派。为了在这个领域内正本清源，突破禁区，全面、准确地重新阐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把《光明日报》办成面向广大知识分子的报纸，杨西光昼夜思索，忙碌奔波，开座谈会，走访思想解放的前驱，寻找撰文的能人高手，选择同现实斗争靠近的题目，不停地找各编辑部的记者、编辑来讨论，亲自动手和他们一起不厌其烦地改稿，以“辛广民（新光明之谐音）”或“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一篇篇有影响的文章和评论，如：《阶级斗争是一切工作的纲吗？》《决不允许打击科技人员》《不能挤教育》等等。

但是，1977年2月7日，主流舆论“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郑重宣布：“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行。”使人们的思想又陷入混乱和迷茫。因此，“两个凡是”是拨乱反正的最大障碍，要扫除这个障碍，必须通过公开讨论，明确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使我们的思想理论立足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这样的时代要求，唤醒杨西光敏锐地发现、精心地组织修改、果敢地决定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那篇向“两个凡是”宣战的檄文。而由此引发的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又推动时代波涛汹涌向前。邓加荣准确地叙述：“杨西光从（报社）《哲学》专刊上发现那篇有分量的文章是有其偶然性，但他一定要组织，或者自己组织班子撰写类似的这样一篇文章，则是必然的。”就是说，杨西光此举乃时代之躯使，也是他一以贯之地响应时代的呼声和要求，勇于肩负时代使命的必然结果。

杨西光的一生是忠诚不渝奋斗的一生，是开拓创新干事业的一生。《杨传》作者在全书结尾的两句话说得好：“他的名字并不显赫，他的功绩却永垂青史。”这也是本文笔者想说的话。

把思想、理论是非扭过来

我和杨西光同志是在中央党校相识的。1977年3月，粉碎“四人帮”不到一年，党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华国锋同志任校长，胡耀邦同志任副校长。当年10月9日，中央党校隆重举行复校后的第一期开学典礼。杨西光同志作为上海地区的省部级领导，参加了中央党校一部学习。我当时在上海市“五七”干校，作为上海地区选派的理论班学员，参加了中央党校三部的学习。当时中央党校袭用了原来的组织机制，所谓一部，就是省部级干部班，二部是厅局级干部班，三部是理论干部班。因为杨西光和我都是上海地区学员，所以就相互见面相识，后来慢慢熟悉了。我们一起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参加了开学典礼，还拍了一张千余人的开学典礼集体照，照片约有一米长，照片上的很多中央领导同志如今已故，我至今珍藏着。

1979年7月26日，杨西光（左二）在光明日报三楼会议室接待圭亚那新闻团。

杨西光同志那年已经62岁，我知道他经历十分丰富，从福建省委宣传部长的岗位上调入上海，到复旦大学任党委书记，“文革”前一年出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可谓资历很老的省部级领导。而我才30岁。他十分亲和，没有架子，经常把我和理论班的另外两名上海学员叫去，到他的房间里，倒杯茶聊天。一部学员的房间比我们三部学员的房间大一些，但他的房间看上去仍然很挤，桌上、床上全是书，除了中央党校的大字本教材外，他自己还备了很多很厚的书，有的是工具书。他关心的话题很多，谈得最多的是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的一些文章，我发现，他对每篇《理论动态》文章都非常认真地研读过。有时他会很自豪地说起文章中某个观点他与胡耀邦同志还曾讨论过，胡耀邦同志吸纳了他的意见。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杨西光同志虽然在“文革”十年中受到迫害，但思想依然十分敏锐清醒。他非常愿意倾听我们年轻人的意见，并且会不时地插话、提问。“文革”十年，很多思想理论问题被“四人帮”颠倒了，搞乱了，很多人都弄不清楚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即使明白人也慑于“文革”阴影常心有余悸，不敢阐明。胡耀邦同志为了使学员在学习讨论中解放思想，消除顾虑，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在中央党校实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这“不装袋子”也是胡耀邦同志的发明，学员不必担心因言招祸，被装进学员档案袋。

杨西光同志对一些思想理论问题很感兴趣，常常问我们怎么看。甚至还会问到，其他省市的学员怎么看。他说，其他省市与上海情况不一样，所以想法也会不同，了解了各省市学员的不同想法，这有助于了解国情。我至今还记得，他问我们，“四人帮”形“左”实右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要我们罗列一下。我们几个上海学员当时没有准备，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凑了几条，他要我回去准备一下，把三部理论班学员的讨论情况汇总后送他一份。我回去后很认真地归纳了各种观点，整理好一份材料，晚饭后又匆匆送到他房间里，他很高兴。

1977年2月7日，当时的“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此文指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出台不久，邓小平同志就在党内公开批评它不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郑重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

当时的中央党校，可谓是中国拨乱反正的前沿。胡耀邦同志时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他思想解放，一身正气，在学校里威信很高。我有幸聆听过他多次讲话。他的报告形象生动，讲到精彩处还在台上来回走动，有时会情不自禁地辅以身体语言。我印象十分深刻地记得，他说，马克思坐过飞机吗？恩格斯看过电视吗？列宁、斯大林穿过“的确良”吗？他边讲边用手指捏了捏自己穿的短袖“的确良”衬衫。中心意思就是一条，时代变化了，不能照搬条条，搞“两个凡是”。

在复旦大学的日子

杨西光,1978年3月至1982年4月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杨西光同志在复旦大学的日子里，我同他的关系十分密切。受到他的培养和教育使我终生受用。

杨西光在复旦大学当了七年党委书记，不久又兼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有人曾问他，你那么多事，怎么忙得过来，有什么经验？杨西光回答：我在复旦有两个人，虽然各有自己的工作岗位，但一切服从我的工作需要：一个是季宝卿，一个是金冲及。我们俩的情况也有不同，我主要是做文字方面的工作，按照他的思路写讲话、工作计划、文件之类；季宝卿负责向学校传达他对工作的意见，了解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

我本来有好几个本子，专门记录杨西光每次在起草讲话、文件时谈的思路、要求和见解。我记得十分详细。离开复旦时，别的工作本子都交了，这些本子留下来带到北京。如果这些本子还在，今天可以提供很多有价值的材料，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都烧掉了。烧掉的原因不是要和杨西光同志划清界限，而是因为那时常要抄家，一旦被抄走会让造反派从中找到他的很多“罪状”，那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

离开复旦以后，我见到过很多领导人，但坦率地说，像杨西光同志那样令我如此钦佩的并不很多。他的特点，首先是政治上敏感，看问题尖锐，做事果断，而且一定做到底，不打折扣。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始终把复旦的工作、上海的教育工作真正当做事业来干，全力以赴，拼着命干。此外，几乎没有自己的其他事情。我清楚地记得，每年他只有大年初一放我一天假，初二就一定把我叫到他家去，布置工作。他要求很严，想得很细。每次的报告或要起草的文件，总是先讲清楚他考虑的结构、要点和重要见解。因为跟得他久了，他一提，大概的思路我就明白。有一次，他的一个报告稿，我起草了一万多字。晚饭他把我找去，说写得不行，要重写。他重新谈了一个更详细的提纲，接着说：明天早上给我。他决定的事，从来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还好，那时候我年轻，一个通宵把一万多字的稿子给赶出来了。这种严格训练对我实在很有好处。他不只是对别人这样要求，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把我叫到他宿舍去，要起草一个报告，交待完了就说：你到我卧室旁的小房间去写，什么时候写完了就什么时候叫醒我。我写到下半夜两三点钟，写好了去叫醒他。他“啪”地一下就从床上跳下来，脸都不洗，戴上眼镜审阅和改稿子。他对工作的这种投入精神真是很少有人比得上。他一来复旦，复旦工作的气象立刻就不一样了。

从我当时在复旦的经历看，领导干部有两类，一类像有一位副校长，他是1958年来复旦的，是九一八时期的老同志。他的知识面广，口才极好，大会做报告，很受欢迎，很有文采，但遇到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有时就不知如何下手。有一次，党委开会，正好保卫部门有件事来问他，该怎么处理？他一下子就讲不出来了。还有一类如当时的党委副书记王零同志，他抓工作很实很紧，特别是理科的建设。西光同志在复旦的工作中，王零同志的贡献很大，所以后来有人讲什么“杨王路线”。“文革”以后，有一次我去复旦，见到一位化学系的同志，他说，我当学生的时候，王零同志不仅认识我，还知道我是搞高分子化学的。现在我已经是副教授了，党委领导人还不认识我。王零同志的工作确实抓得很细，但对整个学校工作的全盘考虑显然是不如西光同志了。

西光同志来了以后，对每个阶段的工作安排，总是能提纲挈领，通盘筹划，轻重缓急分得很清楚，而且有措施有办法。一个阶段的工作快要结束时，立刻提出下一阶段的任务。我在复旦工作的十几年中，他来之前，没见过这样的党委书记，他走以后，也没有这样的党委书记。

西光同志是有大思路的，在复旦的工作有两个要点十分突出，一是要提高教育质量，因为学校就是要培养人才；另外一个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当然还有别的，如党的建设等等。

对教育工作，他的思路始终一以贯之：学校的基本任务就是培养人才，应该以教学为主，就像工厂应该以生产为主一样。这不能有任何动摇。当时社会上正在批判“白专道路”。他说：有的学生，读书非常好，但对政治活动不太积极。你可以推动他参加政治活动，但不能批评人家为什么学习好，不能把用功读书说成白专道路。把人类几百年、几千年的知识精华集中起来，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系统地传授给学生，这是学校的责任。

1958年“大跃进”，很多单位乱糟糟的，弄虚作假。西光同志强调复旦在鼓足干劲后主要是要搞教育的现代化。他要求基础课的内容要精简、深化、更新。复旦大学“大跃进”最大的成绩是建立了一批新学科。成立了物理二系（即原子能系），下面有两个专业：一个是核物理，一个是放射化学；数学系新设了两个专业，一个是力学，一个是计算机专业，搞了风洞实验室。很多地方的大跃进都是“弄虚作假”，很快就垮掉了，但复旦新建的那些专业一个也没垮，为改革开放后高新科技的人才培养和研究工作打下了初步基础。这是很难得的。

当然，在整个“左”的思潮下，错误的做法也有。比如那时插红旗、拔白旗。中文系批刘大杰。学生们说，刘大杰有什么了不起，他看了500本书，我们年级有100人，每人看6本就超过刘大杰了。这当然很荒唐。刘大杰反驳说：一个美人，你只知道她半根眉毛，他只知道她半片嘴唇，加在一起，仍然不知道她美在哪里。但对刘大杰也没有做过什么处理。

1960年以后，西光同志负责上海的高等教育工作，他强调高等学校要以教学为主，要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科研里的主导作用。那个时候，对教学抓得非常紧，一直到1963年左右。但到1964年，情况又有反复，四清了。

我1964年离开复旦，抽调到市委写作班子，呆了一年，1965年初就到北京了。

这里要提到1957年复旦的反右派。前不久我见到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他说：“与复旦不同，我们反右时吃了大亏。”反右时，复旦当然也有错误，特别是学生中不少人被打成了右派，但复旦教师中的主要骨干力量没有打成右派。一级教授里没有一个右派，王中是中央先点了名才定的右派。他是党委委员、新闻系主任，他讲了报纸有两重性，说：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但又是商品，一张报纸要卖5分钱。你得要读者肯花5分钱来买这张报纸，阶级斗争工具的作用才能发挥。

谈家祯是遗传学界中摩尔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平时讲话也随便，西光同志要他女儿谈曼琪先做他的工作，反右也没事。

当时的复旦大学，如何发挥老专家、老教授的作用，是下了大功夫的。

那时，复旦的教授中，学部常委（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有3个：陈望道、苏步青、陈建功。学校买下了一座小楼给陈望道住（还有他主持的研究室在那里工作）。后来还特地盖了两栋小楼，给苏步青、陈建功住。那是最好的房子了，当时还有教授发牢骚呢。杨西光自己只住在普通的第七宿舍内。卧室只有8平方米左右。

当时为有专长的教授专门配备助手。比如陈望道、谭其骧等。为陈望道成立了语言修辞方面的研究室，还专门为谭其骧成立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配了助手，争取更好发挥老专家的作用。

对上海所编的30多种文科教材，实行主编负责制，明确由主编定稿。

对中青年知识分子培养使用，花的功夫非常大。当时在这方面是有计划地系统地培养的，选择骨干教师，拟定重点培养名单，有20多人，记得中文系有王运熙、胡裕树，经济系有蒋学模、苏绍智，数学系有谷超豪、夏道行，物理系有华中一等。三年困难时期，还给这些人办学习班，其实就是给他们改善伙食。杨西光有一个说法：要在一批中出一个，由一个来带动一批。所以要培养骨干。好像跑步，运动员只有在一群人里跑才能跑出来，一个人跑是跑不出水平来的。跑出来一个又带动一批人。他不光是对教师如此培养，对学生也很关心。像后来当了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福家，50年代大学毕业后就派到丹麦留学。当时，大学派留学生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留学是很少的。杨福家后来成为学术尖子。还派外文系的嵇书佩到意大利学意文。当时培养人才是有计划的，不是随便冒出来的。

1995年，复旦大学90年校庆时我回去。复旦一位副校长找我征求意见。我提了一条意见。我说65年我离开复旦，到95年30年了。现在复旦的10个院士我全认识，复旦的100多个博士生导师我认识一半。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这些人才还是当时有计划有目的培养的。复旦能成为今天的复旦，能有比较高的科学水平，当然说明时代在不断前进，但杨西光同志等主持学校时的工作也功不可没。前人的贡献，后人是不会忘却的。

在当时那个时代，对于知识分子杨西光还是保护了一批人。1958年的时候，有一次教育部派调查组到复旦大学蹲点，开始时有点气势汹汹。杨西光说，你们准备批判的两个人是我们经济系的两面旗帜，不能倒。这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说。反右一结束，复旦大学发展了一批著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复旦大学党委里，党委委员有苏步青、谢希德、谷超豪等。谢希德是解放后从美国回来的。谷超豪到复旦后我曾和他住一个宿舍。他是杰出的数学家，又是地下党员，但来复旦前挨了整，不让他去苏联留学，那是完全错误的。后来杨西光同志仍派他留苏。留苏时，他同时念两个学位，一个是微分几何，一个是微分方程。当时的留学生中没有人同时念两个学位的。最后论文答辩时，莫斯科大学的校长彼得洛夫斯基破格地越过副博士直接授给他博士学位。还有吴征铠教授但任物理二系的党总支书记，让老教授担任党总支书记，在那时是极少有的。在复旦，专业出身的干部当系总支书记，当时用了一批，有些只有20多岁。在这方面，杨西光很赞赏清华的做法，叫“双肩挑”。对于这批知识分子干部、业务干部，杨西光放手使用。后来他们几乎都成为方方面面的骨干。

在高等学校工作中着重两个方面，一个是抓提高教育质量，一个是抓知识分子工作，这是我在杨西光同志身边工作时突出的两点感受。我想也是今天的复旦大学师生不会忘记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

读了光明日报社老同事邓加荣所撰写的《杨西光传》，感到有下列几个特点：

第一，重点突出，客观公正。读者从这本传记中可以看到，杨西光一生，为党为国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构成他一生中的最大亮点，则是他晚年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不久，主持修改并且果敢地决定，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首先公开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在全党全国全军影响极其巨大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受到邓小平的多次表扬，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起到了引发作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思想舆论上的准备阶段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作者为了突出这颗靓丽的花朵，采取倒叙写法，将它安排在该书第一章最突出显著的位置，并且用的笔墨最多，该章占了全书的1/5以上。看了这部传记，可以使读者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从组稿到多次修改，再到发表，以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全过程，会有一个更为全面而又深入的了解和完整准确的认识。

作者因为是给杨西光本人作传，所以对传主在比较重大的历史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及所起的重要作用，展开来叙述，同时又加以评论。对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写作的原创稿件与按照杨总编提出的指导思想进行修改的过程，光明日报社理论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的组稿与修改该文的经过，光明日社主管理论部的社级负责人马沛文对该文进行修改和发表所起的作用，还有理论部张义德等同志所提出的修改意见、所作的辅助性工作，都作了原原本本的叙述，毫无遗漏。

传记对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同志参加由杨总编召集的修改这篇文章的讨论会、发表修改高见、进行重要修改的具体内容；理论研究室负责人吴江同志的修改意见；理论动态组负责人之一的孟凡同志所做的工作；特别是时任中央党校的副校长、不久又调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同志，从启发杨西光解放思想，到调动杨西光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让他改变当时报社的局面，以至最后对该文作了微改并定稿的重要作用，都一一作了客观的、如实的叙述。

作者最后再次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写作、修改和发表，完全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第二，资料翔实，内容全面。作者将有关传主一生所有的资料，包括传主本人与其他许多人在中央和地方各种书籍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大量文章和回忆录，连同一般人很难看到的传主写给亲人、朋友的书信，都收集起来，经过梳理筛选，录入传中。同时，作者还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古今中外一些政治家和哲人与著名科学家以及中华典籍上的大量至理名言，对传主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评论与烘托，因而，这一传记能够全面而又深刻地反映出传主一生的所有战斗历程，工作成绩，乃至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显得非常丰满充实。

我和杨西光总编辑在光明日报社相处不到半年，对他的政治气魄、工作能力、品德和作风，虽然有一些最直接的了解，但对他的以往经历，几乎是毫无所知。如今，看了他的传记，才对这位令我十分敬佩的总编辑，有了全面的、深入的了解。阅读《杨西光传》，不仅能够帮助读者深入实践、永远坚持真理、继续解放思想，而且可以从中受到坚定理想信念、弘扬爱国主义、树立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和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良好教育。

第三，解疑释惑，说理透彻。有一段时间，我和一些同志都有一个不解之谜：刚到光明日报社任职不几天的杨总编，为什么能够很快慧眼识玉，一下子就抓住胡福明的那篇文章不放手，并同中央党校的同志同心协力，最终把它修改成影响极为重要的篇章呢？邓加荣撰写的《杨西光传》，进一步给了人们一个具体的、形象化的解答，找出了深远的历史根源。一个从青少年时代起就酷爱学习马列著作，自学和主动到北大旁听哲学课，并且经常向著名学者范文澜先生请教哲学问题的杨西光，从踏入革命圣地延安时起，一进马列学院、二进中央党校、直到进光明日报社之前还再次上过中央党校，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功底，是非常深厚的。因此，杨西光刚到光明日报社上任，就能一眼看出胡福明的原稿是篇好文章，具有修改的基础。这似乎看来是件偶然的事情，但实际上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从这部传记中读者可以看到，他的革命和工作实践，已经多次证明只有符合客观实际的思想理论，才能够称得上是真理。他用自己领导华池县一个乡的农民治疗好大批羊群疾病的实践，证明了刘守义提供的偏方是对的。因此，当他1977年再进中央党校学习时，就能自觉地根据胡耀邦提出的“用实践标准分清路线斗争是非”的指导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已认识到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之处。因而他一到报社，便能及时抓紧修改和发表那篇重要文章，决心要用实践这个唯一标准，而不是用所谓“语录标准”和逻辑推理的方法，来检验所有理论。

杨总编从年轻入党的时候起，就善于分析政治形势。革命战争血与火的锻炼，“文革”中间挺过了各种难以忍受的磨难，都使他养成了勇敢坚强的战斗作风，高贵如玉的纯洁品质，因而使他在国家处在徘徊不前的严峻形势下，能够十分果敢地组织修改和公开发表那篇文章，以便推进我国的建设事业继续向前迈进。

第四，文字生动，情节感人。作者邓加荣本是留学苏联学习经济学的，可他似乎有着爱好文艺的极大兴趣，因而写出了许多文艺佳作，广受读者青睐。当我得知他正在写作这部传记时，就向他约定，一旦出版，一定让我先睹为快。当我首先拿到该书时，就被作者一开头的抒情诗一般的语言所吸引。作者对于传主的许多革命工作经历的情节描绘，十分细腻动人。其中，既有传主在北京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与反动军警激烈搏斗的惊心动魄场面，又有在重庆险些误入叛徒精心设置的陷阱的危险境况，还有在上海被打成“走资派”关进“牛棚”长达7年之久所受到的种种磨难与悲惨场景，也有在甘肃陇东下乡与农民交往、在延安中央统战部工作时同李鼎铭先生会面的热烈动人情景，更有传主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如何修改原稿《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时深思熟虑的总结讲话的情形，以及同妻儿孙子一家其乐融融的欢乐景象。每读一段文字，如同喝了一杯果汁一样，美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