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翰笙的抗战题材电影：生动塑造八百壮士英雄群像

阳翰笙战斗在“国统区”纪实

阳翰笙，1902年出生。15岁那年，阳翰笙走出家门到宜宾、成都、北京、上海求学，得吴玉章、王右木、陈毅等指导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洪流中，阳翰笙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教官，参加南昌起义任师党代表、起义军总政治部秘书。1928年调往上海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国统区文化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任“左联”和“文总”党团书记。抗战时期参与组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第三厅秘书、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组织领导革命文艺运动。他既是革命家、又是成果卓著的艺术家，留下了700多万字的文艺作品。阳翰笙对党忠诚，执行党的文艺路线，被文艺界誉为“文坛泰斗”。

领导“左联”战斗帜树左翼文化

南昌起义失败以后，阳翰笙由海陆丰经香港转回上海，与李一氓一起参加创造社。1930年3月，在阳翰笙参与谋划组织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下称“左联”）成立。“左联”一成立就建立了党团组织，阳翰笙担任“左联”党团书记。在成立大会上，鲁迅作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讲话和与会同志发言后，阳翰笙代表党组织发表总结性讲话。他指出：“国民党反动派正加紧白色恐怖和反革命围剿，镇压革命力量。我们要加强队伍的团结……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工农中去，到劳动人民中去。这也是中央和省委的意图……帮助党在那里做好宣传工作，还要增加对工人的了解。”

“左联”的成立，标志着党对革命文艺运动已发展到从思想领导到组织领导的崭新阶段，是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

为进一步壮大左翼文化队伍，阳翰笙与同仁一道先后组织了“社联、美联、剧联、教联、记联”和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这些团体联合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下称“文总”）。阳翰笙任“文总”党团书记。

“文总”成立不久，经党内同志引荐，阳翰笙与中共党员、黄埔一期生、在部队工作、十分关心党的文艺事业的宣侠父接触后，就宣侠父提议开办“左联”书局事提交“左联”党团会议充分讨论，得到夏衍、田汉等支持。受党团组织委托，阳翰笙与宣侠父达成一致协定：书局开办资金、经营管理由宣侠父负责，编辑事宜由“左联”负责。经双方筹划，起名湖风书局的书店在上海英租界七浦路正式开张；同时“左联”主办公开杂志《北斗》、“左联”与“文总”合办内刊《文学导报》诞生。

在反革命“文化围剿”的艰难岁月里，湖风书局是“左联”在白色恐怖岁月里唯一的出版机构，出版了左翼作家的许多著作，有力反击了国民党的反动文化围剿。同时培养了大批青年作家，他们的作品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书局也是“左联”活动据点，因而招致国民党反动派和殖民统治者的忌恨，很快便被英租界和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强行查封。

阳翰笙在领导“文总”的同时，拿起手中的利剑，创作了长篇小说《地泉》。

1932年，为反击反革命“文化围剿”，阳翰笙与田汉等“文总”各团体负责人共同筹划，抽调如金山、赵丹等“剧协”成员，聂耳、吕骥、贺绿汀等音乐人先后转战电影战线。扩大了的电影战线拍摄进步电影，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重心。在支援电影事业壮大发展中，阳翰笙通过与艺术家促膝谈心、切磋艺术等，结交了洪深、史东山、蔡楚生等，成为肝胆相照、终身不渝的挚友。阳翰笙着力培养聂耳、王莹、陈波儿等青年艺术家，这些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进步电影界的骨干。

资本家看到进步电影名利双收，他们愿意投资办厂。经过“文总”讨论，决定由阳翰笙协助田汉建立艺华电影公司。阳翰笙为“艺华”配备了党员和进步的编剧、导演、演员骨干。他参加编剧委员会，使“艺华”一开始就遵循抗日、反帝、反封建的方针，拍摄了一批进步影片。后来，左翼电影战线逐步控制了“明星、联华、艺华、电通、天一”等电影公司。这些电影公司在左翼电影战线的影响下，开始摄制进步影片。

阳翰笙在进行大量思想和组织工作的同时，于1933年写就他的第一个电影剧本《铁板红泪录》。该片是中国第一部反映农民武装反抗地主阶级压迫，描绘了农民受地主阶级铁板地租的残酷剥削，明确指出了中国农民武装斗争的出路。影片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恼怒和恐惧。相继，阳翰笙描写渔霸勾结侵略者压迫渔民，激起渔民反抗的电影剧本《中国海的怒潮》写成。摄制的影片遭到国民党“电影检查会”的摧残，被删剪得七零八落。

1933年底，国民党反动政府以法西斯手段捣毁“艺华”公司，对田汉、夏衍、金焰等威胁恫吓，进而加紧对左翼文艺工作者的人身迫害。阳翰笙和他的战友们虽然被迫公开退出“艺华”，但是他们继续与公司导演联系，为公司提供剧本支持。

1935年3月，阳翰笙编剧而未署阳翰笙名的影片《逃亡》在上海公映，轰动影坛。

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左翼文化运动疯狂镇压的1935年，阳翰笙领导和团结左翼文化战士们冒着被捕、杀头的危险，在文艺战线上进行了不屈不挠和机智灵活的斗争，不仅在上海发挥了很大作用，其影响还遍及全国。许多大城市纷纷建立“分盟”，形成了一支由中共领导的、力量雄厚的、崭新的文化生力军，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作为“左联”、“文总”党团书记的阳翰笙，在上海负责左翼文化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时间长达七八年，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尽到一位共产党人的责任！

遭软禁犹战斗奉命组建三厅

1935年初，上海党组织遭破坏，宪兵四处抓捕共产党人。2月19日晨，阳翰笙在南京的家里被国民党抓捕，几天后，同田汉等一起被投入南京老虎桥监狱。一关就是数月。

阳翰笙被捕后，党组织给予关注。在狱中，他始终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国民党只知道他是位很有影响的左翼作家。国民党迫害著名文化人的行为受到社会各界谴责，党组织通过柳亚子、蔡元培等出面保释阳翰笙。

迫于各界压力和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政治形势，国民党当局将阳翰笙由囚禁改为软禁。

被软禁的阳翰笙坚定、机智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想方设法与南京中共组织取得联系，用笔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斗。

12月1日，阳翰笙暗中主编的《新民报》副刊《新园地》创刊。他用多个笔名在《新园地》发表《养狗篇》、《打狗篇》等40多篇匕首式杂文，矛头直指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汉奸卖国贼和各色投降主义分子。由此，《新园地》掀起一场著名的“打狗运动”。

因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需要，“左联”、“文总”相继解散。1936年9月，阳翰笙与田汉等176人联名发表《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强烈抗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阻挠压迫左翼话剧团体演出进步戏剧，提出：中国文化运动在中国领土上演出戏剧，有绝对的自由。

在“左联”、“文总”解散的情况下，具有强烈使命感的阳翰笙，利用《戏剧时代》创刊之机，发表具有指导意义的《1937年中国戏剧运动之展望》一文。同时，他创作电影剧本《生死同心》、《夜奔》等，呼吁全民抗战，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剧本经进步影人拍摄放映，引起社会好评。他还为明星公司写了《新娘子军》等电影剧本。

1937年7月后，被软禁了两年多的阳翰笙，被南京国民政府当局正式宣布释放。获得自由后阳翰笙在一个月内，撰成以激励中国人民坚决抗日锄奸斗志的历史剧本《李秀成之死》。此剧在上海演出58场，观众无不同仇敌忾。

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提出团结抗日主张。蒋介石不得不做出改革姿态，经国共协商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部，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黄琪翔，蒋介石请郭沫若当第三厅厅长。

阳翰笙奉命由上海到武汉，中共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代表组织恢复了阳翰笙的中共组织关系，交给筹组文学艺术界各抗敌协会、协助筹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两项任务。周恩来要求阳翰笙力争把第三厅建设成为中共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机构，有利于发动领导全面抗战。阳翰笙表示：“竭力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按周恩来指示和部署，阳翰笙着手物色第三厅处长、科长人选和人员配置。他首先找到邹韬奋：“请先生加入第三厅第五处，意下如何？”“从个人的角度，是不愿意参加的。”“我们是利用国民政府的机关，宣传我们的主张。”阳翰笙阐明参加三厅的重要意义。“国民党脱离大众搞片面抗日，对共产党和其它党派全力限制和秘密抓捕，我不想拿这种反动政府的奉禄。”邹韬奋态度坚决。阳翰笙意识到邹韬奋的态度会影响沈钧儒，想起沈钧儒与金仲华关系密切。于是他找到金仲华讲：“我代表三厅组委会，请您加入第三厅。我们和国民党联手，组成抗日统一战线。”金仲华说：“我个人愿意，整个组织，要向沈老汇报，开会研究才能决定。”“请您做沈老的工作，争取加入，我们一起共事。”说了此事，阳翰笙向金仲华了解其他朋友情况。

经过几十天的拜访联络，第三厅的框架搭建了。1938年4月1日，第三厅在武汉正式成立。厅长郭沫若，副厅长范寿康，阳翰笙任秘书，胡愈之、田汉、范寿康任第五、六、七处处长。每处设三科，徐寿轩、张志让、尹伯林、洪梁、郑用之、徐悲鸿（未到位）、杜国庠、董继健、冯乃超任科长。第三厅在中共长江局和周恩来领导下，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种种限制和迫害，团结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发动组织了具有重大影响的许多活动，形成了坚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三厅秘书的阳翰笙，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为筹组和建设三厅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克服艰难险阻把三厅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拒绝入国民党战斗在文工会

1938年底，第三厅从武汉撤退重庆，国民党要求三厅人员全部加入国民党。在分散撤退途中没人搭理，国民党的谋划没有得以实施。

1939年下半年郭沫若回乐山奔丧。陈诚、贺衷寒、张厉生商议后提出三厅人员全部加入国民党，他们打算趁机把郭沫若挤出第三厅。

在重庆的阳翰笙得到消息十分吃惊，立即派人前往乐山报告郭沫若，及时向周恩来通报。周恩来听了阳翰笙的报告，气愤不已。“要是三厅人员都不愿参加国民党，要不要现在撤出政治部？”对阳翰笙的提问，周恩来深思熟虑后语气很坚硬地回答：“不退出虽然要遇到很多麻烦，但是要大家硬着脖子顶着。是革命战士，即使牺牲也要倒在工作岗位上。”“好！我坚决执行，团结大家顶着！”阳翰笙态度坚定。

几天后，政治部秘书长贺衷寒带一帮人来到第三厅搜查宣传品仓库。阳翰笙接报怒火中烧，找到贺衷寒厉声斥责：“带人搜查仓库，为啥子？难道抗日斗争不需要宣传品！”面带愧色的贺衷寒不知所措，只说：“这是上峰的命令。”

郭沫若赶来了。他严词抗议贺衷寒无礼，坚决不让搜查。双方一阵激烈舌战后，强横霸道的贺衷寒指挥手下人继续搜查。郭沫若、阳翰笙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强行搜查，带走宣传品。

1940年8月，蒋介石亲自下达手谕：“凡在军事委员会各单位中的工作人员一律均加入国民党，凡不加入国民党，一律退出。”不加入国民党的郭沫若，被免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职务。

几天后，新任厅长何浩若主持召开三厅全体人员大会。每个座位前摆上加入国民党的入党申请书。何浩若用威胁口气说：“要革命要抗日，就只有留在第三厅。要留在第三厅，首先要加入国民党。”参加会议的阳翰笙派人请来郭沫若。健步迈进会场的郭沫若，紧握拳头大声说：“入党不入党，抗日一样抗的。在厅不在厅，革命一样革的。”他当场宣布：辞去军委会政治部部务委员职务，阳翰笙和在场的同志一致表示：辞职。

周恩来知道何浩若强迫三厅人员加入国民党非常气愤，立即找到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把三厅不利局势直言不讳道出。随即，张治中将情况报告蒋介石。没隔几天，阳翰笙、郭沫若、田汉等应约见蒋介石。蒋介石对他们说：“现在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更需要你们这些有影响的文化人才。希望你们同心协力，御敌救国，我要求诸位不要离开。”郭沫若代表大家表态：“我们在朝是抗日，在野也是抗日，我们离开政治部也同样抗日。”双方交谈后蒋介石说：“这样，另外成立一个部门，第三厅的人全部参加，还是由郭先生领导大家。具体的与我的秘书李维果商定。”

从蒋介石那里回来，阳翰笙向周恩来汇报，说：“蒋介石分明是想把我们圈在这里，怕我们大家去延安。”周恩来说：“老蒋认定的事就答应吧。他要给我们划个圈圈，我们就跳出圈圈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有个部门好，我们才有斗争平台。每次都自己搭台子，还真有点麻烦。”

1940年10月1日，国民党以改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而另设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下称“文工委”），在重庆正式成立。郭沫若任主任，阳翰笙任副主任。

“文工委”在南方局领导下，在国共关系处于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策略，同国民党的妥协、分裂、倒退政策进行“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使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终究没有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发展。皖南事变后，周恩来考虑到在“文工会”人员的安全，布置应变措施：凡露过锋芒的同志都暂时疏散、隐蔽、转移撤离。阳翰笙也回到家乡探亲隐藏，两个月后，回到重庆。

1941年10月的一天，周恩来、阳翰笙来到郭沫若家里。周恩来直率地对郭沫若说：“今年是您50岁生日，我们准备给您祝寿，搞些纪念活动。”郭沫若摆手推辞。阳翰笙说：“为您祝寿，大家聚在一起热闹热闹！”周恩来补充说：“为您祝寿是个形式，关键是借此机会做些工作。”郭沫若明了周恩来的真实用意，感激的笑意浮在脸上，说：“那就谢谢你们了！”周恩来也笑了，说：“翰笙，组织好这次活动，要让更多的人参加，把郭老的生日庆典搞热闹哟！”“如何筹备呢？”阳翰笙问。“以南方局名义拟定活动计划，起草通知发往全国各地中共组织。”周恩来答复。

回到办公室，阳翰笙按周恩来指示拟了计划和通知，用电报方式发往延安、成都、昆明、桂林、香港等地，抽调20人组成工作班子，按计划将为郭沫若祝寿活动的各项工作向前推进。

11月16日下午，郭沫若50岁生日茶话会在重庆中苏文协大楼举行，各界代表云集。冯玉祥主持，老舍、沈钧儒、苏联友人等讲话祝贺。周恩来亦在列。通过这次祝寿，发动了一切民主进步力量，冲破了国民党的政治和文化禁锢。

阳翰笙以太平天国起义为背景创作的六幕历史剧《天国春秋》，1941年11月27日在重庆首演，受到观众热烈欢迎，连连座满，盛况空前。由此，阳翰笙在周恩来支持下，与郭沫若商定成立了“中华剧艺社”。阳翰笙动员曾出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的应云卫任社长，他们将白杨、路曦、吴茵、谢添、舒绣文、秦怡、陶金、石羽、张瑞芳等30多位编剧、导演、演员和音乐人才吸引到了中艺社。由应云卫导演的《大地春回》演出成功，把国统区人民抗日救国热情推向高潮。

中艺再掀高潮创基地迎解放

中华剧艺社成立后，在阳翰笙的直接领导下，排演了许多进步话剧。1942年4月，中艺社在重庆上演郭沫若的《屈原》20多场，在当时极为险恶条件下创造了戏剧演出的奇迹。该剧演出负责人阳翰笙为演出四处奔波，积劳成疾，他不得不在同志们力劝下卧床休息。如果说周恩来是国统区话剧黄金时代的总司令和总指挥，阳翰笙就是高级参谋和组织实施者。

11月，阳翰笙创作的《天国春秋》，以太平天国为背景，旨在体现周恩来因皖南事变而愤怒书就“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主题。阳翰笙创作的话剧《李秀成之死》的演出，激怒了国民党当局，说这个剧“团结通共”，主演李英被活埋，剧组20多人遭枪杀。阳翰笙十分震惊，积极出面保护剧组幸存者，立即发动社会名流向当局抗议。迫于社会压力，当局将几个肇事要员“革职”查办。

鉴于阳翰笙已被推到风口浪尖，周恩来安排他“躲藏起来”。他躲到重庆北碚温泉，潜心创作电影剧本《塞上风云》。拍成电影在重庆上映34场，场场爆满，观众达数万人次。影片在全国各地上映备受欢迎，引起社会轰动效应。

“中艺”的影响一天天扩大，反动派对剧社愈加敌视。1943年春，国民党下令“不准演出话剧”。在周恩来、阳翰笙安排下剧社深入国统区各中、小县城演出剧目800多种、2000多场、观众700多万人次，把抗战时期大后方电影戏剧运动推向高潮。

1943年4月，阳翰笙改编的电影《日本间谍》在重庆上映，观众蜂拥而至。几天后，蒋介石看了影片大为光火，勃然大怒，痛骂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等：“你们简直是草包、饭桶！影片明显是给共产党作宣传，立即停止放映。”并下令将义勇军的戏全部改为穿国民党军服装重拍、删改、编辑胶片。后来，阳翰笙看到被篡改、肢解的片子，眼在流泪，心在流血，强忍下心灵的苦痛。

1945年2月，阳翰笙和郭沫若拟定《文化界时局进言》。然后，阳翰笙秘密发起签名运动。经他奔走串联，登门上户拜访，征求了312名艺术界代表签名。22日的《新华日报》、《新蜀报》等发表《文化界时局进言》和签名，在舆论界引起极大震动。蒋介石气得七窍冒烟。当知道是“文工会”干的，他立即下令解散“文工会”。“文工会”被解散后，阳翰笙旋即投入“文工会”人员的安置工作中。他本人由党组织安排，任中苏文协研究委员会副主席。

抗战时期，阳翰笙不仅执行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使命和从事大量的、千头万绪的组织与协调工作，而且他还是抗战时期文艺创作“最丰硕的作家之一”。《前夜》、《李秀成之死》、《塞上风云》、《天国春秋》、《草莽英雄》、《两面人》、《槿花之死》7部大型话剧写就；《八百壮士》、《塞上风云》（话剧改编）、《青年中国》、《日本间谍》4部电影剧本落成。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这时，很多进步文化人士准备离渝赴沪。怎样用文艺武器同反动派斗争？阳翰笙将想法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请阳翰笙在重庆再组“中国艺术剧社”，团结进步戏剧工作者艰苦奋斗，通力合作。这一时期，进步戏剧佳作纷呈，题材多样，演出精湛，群星灿烂，观众趋之若鹜，反映极为强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为国统区民主斗争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重庆期间，阳翰笙是文化界最忙的领导人之一，他实际上是周恩来领导和推进统战工作的得力助手，也是郭沫若最有力的代理人。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文化中心转移到上海，南方局分配阳翰笙负责上海文艺界党的领导工作，组织以上海为中心的国统区戏剧运动，进行反对蒋介石践踏民主和实行内战的斗争。

根据文艺事业发展趋势，阳翰笙向周恩来建议：在上海建立电影基地。周恩来首肯、支持。

此时，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大员”已将上海所有的摄影场地作为敌伪资产全部劫收，且严格检查、管制外汇、控制原料等，企图垄断电影事业。

无资金、场地、器材设备，电影基地怎么建？阳翰笙与电影界挚友研究，经周恩来批准，决定以民营形式创办党领导的电影公司。阳翰笙找到与郭沫若关系要好的四川乐山人任宗德、老朋友夏云瑚、导演蔡楚生等商量开办公司的资金问题。夏云瑚、任宗德愿出资50%和30%，其它合伙人出资20%。阳翰笙依靠党组织的力量，紧密团结进步影人，由“联华”头面人物蔡楚生、史东山出面，据理力争夺回被国民党国防部强劫的民营联华影业公司资产。同时，阳翰笙让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罗静予促成陈诚发还“联华”。在阳翰笙的领导下，大家群策群力，终于夺回“联华”。有了一流的编剧、导演和场地，1946年秋，中共在国统区的第一个电影制片机构———上海联华影艺社成立（后更名为昆仑影业公司）。任编导委员会主任的阳翰笙制定和掌握制片方针、培养干部的规划并组织实施。影艺社成立了中共组织，阳翰笙为负责人。

阳翰笙为人厚道，待人诚恳，大家都很喜欢他，遇到什么困难，无论大事小事都愿意找他商量。尽管那时“昆仑”条件十分艰苦，可是创作气氛非常和谐，大家齐心协力，充满了干劲。

在解放战争时期，影艺社全体人员在阳翰笙领导下艰苦奋斗、通力合作，冲破国民党层层关卡、刁难、阻挠，拍摄放映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希望在人间》、《丽人行》、《关不住的春天》、《新闺怨》、《乌鸦与麻雀》和阳翰笙编写的《万家灯火》、《三毛流浪记》等优秀影片，支持其它公司拍摄出《松花江上》、《祥林嫂》、《夜店》等影片。

这个时期拍摄的20余部进步影片，反映了人民的疾苦和斗争，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与政治腐败，轰动了整个国统区，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进步电影以少胜多，以质胜量，不但打破了外国影片独霸的垄断局面，使国产影片第一次称雄于中国电影市场，而且成为文化界推动国统区民主运动、迎接解放的强大力量。

这个时期，阳翰笙将党在电影战线上的统战工作，发展到南京国民党国防部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内，“中制”厂长罗静予、副厂长王瑞麟与阳翰笙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昆仑”筹建中，罗静予不但大力协助解决“昆仑”的摄影场地，而且将摄影机借给阳翰笙。“昆仑”一炮打响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用“中制”的机器摄制的。这些仁人志士为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建立了不朽功绩。这是阳翰笙执行党的统一战线路线、政策、策略的一项丰硕成果。

当国民党策划大规模反共的1947年，国民党中央命令“中制”厂限期完成“戡乱片”《共匪祸国记》、《共匪暴行实录》摄制任务。左右为难的罗静予和王瑞麟秘密来到上海，找阳翰笙商量对策。阳翰笙提议：“一是拖延，不急不拍；二是拍，往坏里拍。”王瑞麟认为“这个办法好，我看行！”罗静予表态：“就用这个办法———拖、拍坏、怠工。”在极其艰险的情况下，用“怠工”、“拍坏”的办法硬拖到“百万雄师过大江”，反动派指望的两部“戡乱片”终成泡影。

在中国共产党众望所归的影响下，由于阳翰笙的出色工作，在电影界的威望，他以中共地下党员为核心团结了几乎所有的进步电影人，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保留了大批宝贵的电影人才。

1948年夏，在澳门治疗右手腕骨结核病的阳翰笙奉中共南方局之命回到上海。1949年3月，阳翰笙到北平，与郭沫若、茅盾、周扬等投入组织和筹备第一次文代会工作。同时，以高涨的热情参加新中国政府部门文化领导机构的建设工作。

阳翰笙与《草莽英雄》

写就《草莽英雄》石缝长出奇花

1937年春节前，妻子唐棣华的堂兄唐槐秋来到阳翰笙在南京的家里作客，高兴地说：“翰笙，联华公司老板想请你写个电影剧本，愿意吗？”“我愿意，正准备找事做呢！”喝几口茶后，阳翰笙问：“要什么题材的剧本？”“没有特别要求，只要拍摄的电影受欢迎就行。”堂兄坦诚明白地回答。

“那好，把我酝酿、构思了很久但一直未写的‘草莽英雄’故事写出来，包他们满意，会吸引观众，也具有现实意义。”“那你抓紧写吧。你把构思的故事梗概讲讲，我听了给他们说说。”阳翰笙整理思路侃侃说来。

故事反映腐朽的清朝政府卖国求荣、出卖川汉铁路筑路主权。在席卷全川保路爱国革命风暴中，川南六县保路同志会总会长罗先清这位刚毅的草莽英雄，他带领乡民与官府顽强斗争的事迹。

唐槐秋是戏剧活动家、演员、导演、中国旅行剧社创始人。虽主行话剧，但和电影界关系密切，也是电影内行。听完阳翰笙讲述的“反清保路”故事梗概，很兴奋：“太精彩了，是很好的电影题材，到时我帮你当导演。”

有了写作目标，阳翰笙勤奋笔耕。由于剧中人物、故事、细节成竹在胸，很快成就初稿，定名《草莽英雄》。联华公司得知阳翰笙写成初稿，派唐槐秋取剧本时预付给稿酬300元。

过完春节，阳翰笙将联华公司寄转的《草莽英雄》初稿认真审读，参照所提意见和自己找出的不足之处进一步细琢精雕，力求创作出自己满意对得起观众的作品。

修改后的剧本送到上海，华联华公司老板十分满意，特邀首席导演孙瑜和唐槐秋执导。但由于全面抗战爆发，此剧不得不暂时停止拍摄。

皖南事变后组织为保护阳翰笙，安排他回家乡探亲隐蔽，他再度拜访罗先清的大管家邵玉廷老伯，实地考察罗先清住过的山洞、向乡民了解罗先清率众起义的见闻故事、与清兵激战的战场遗址，进一步了解起义经过及事件的细枝末节，力求把剧本补充得更充实、完美。

从家乡回到重庆，身患肺病、眼疾严重的阳翰笙在艰难中奔波。他克服困难将剧本《草莽英雄》反复修改，多方征求意见，几易其稿。最终自己觉得达到了心中的标准，剧本问世。

阳翰笙创作《草莽英雄》剧本，一直受到南方局和周恩来的关怀和支持。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主持剧本讨论会，让阳翰笙读剧本给与会者听，让同志们充分发表意见。参加讨论会的郭沫若说：“阳翰笙创作的《草莽英雄》，可以说是阳翰笙全部作品最成功之作，没有一个多余的人物、场面，也没有一件多余的事情，是一部完整的艺术品。”周恩来对《草莽英雄》反映的悲剧色彩、历史背景等作了精辟分析。他结合当时农村建立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实际，给予剧本较高赞许和鼓励后作出评语：“此剧暗示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取得成功。同时提醒人们，要严防暗藏在内部的奸细。”当然，周恩来对该剧本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之后，周恩来为《草莽英雄》的上演四处奔走，积极呼吁。

阳翰笙按照同志们和周恩来提出的意见，认真思考后对《草莽英雄》剧本再次修改。

1942年《草莽英雄》定稿送审，遭到以潘公展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审查委员会”以“抑党人而扬帮会”，“鼓动四川人民起来暴动，妄图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罪名”，通令“禁止出版，禁止演出，封存剧本原稿”。为应对国民党的审查，阳翰笙将剧本重抄一份手稿上交，原稿密藏。

国民党对剧本《草莽英雄》的封杀，对阳翰笙虽然是个不小的打击，对于进步戏剧运动也是一次挫折，但是阳翰笙未因此而松懈。他明知前进道路上荆棘丛生，仍然以笔为武器更加勇敢巧妙地去战斗。阳翰笙明白：在当时这部作品对启迪革命群众、揭露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反动派的阴谋，有着鲜明、深刻的现实针对性。敌人越禁演，越说明它有存在的价值。

《草莽英雄》一禁就是3年，直到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后该剧才得到复活。在重庆等国统区上演，获得巨大成功。年底，剧本由群益出版社出版发行。该剧重生上演和剧本的出版，被当时的进步文化人士誉为从“石缝里长出来的奇花”。

一个川剧迷

阳翰笙6岁时，被送入私塾读书，老师是他的堂祖父，是个秀才。他进入私塾后，开始读《三字经》。先生坐在椅子上，摇头晃脑、长声吆喝地念：“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他也跟着念，像唱戏的人那样，摇晃着小脑袋，脑袋后面的辫子也跟着甩动，眼睛翻动，张着嘴巴，神态滑稽，样子好笑。先生看着他读书的样子，就对他说：“欧阳本义，你哪像在读书哇，我看你像在唱戏文，说不定你长大后，能成为一个演戏的……”

罗场是个大镇，那时就有4000余人。因此，逢年过节时，大户人家就必请戏班子到罗场唱戏，这成为当地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活动。

阳翰笙的母亲喜欢看川剧，在母亲的感染之中，自然而然就成了一个喜爱看戏的“戏迷”。

阳翰笙经常跟着母亲一起看戏。他看不懂的戏，母亲就耐心地给他讲解戏里的人物和故事。有些戏目，他反复地看了几场、甚至上十场，连戏中有些台词他都能背了，表演的动作也学了不少。

稍大一些时，阳翰笙书读多了，母亲给他讲的故事多了，他对事物的认识也深入一些了。母亲凡是读过的书，看过的戏、知道的民间故事都讲给他听。特别是，母亲讲述亲眼看见太平天国起义军，路过罗场时的悲壮故事，深深的吸引着他。

15岁的阳翰笙从高县小学毕业，随即考入宜宾的叙府联合中学。当时，宜宾城里街头巷尾不仅盛行打锣鼓，而且到处的茶园都有川剧表演，本地和外地来的川剧班社的演出很多，随处可见，他就兴趣十足地、经常找机会前往观看演出，这无疑让他更进一步地受到了艺术潜移默化的影响。

阳翰笙欣赏川剧虽是一种娱乐性的活动，但与传统文化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便形成了自我的审美意识。他在童年时代所受川剧艺术的熏陶，让他感受到川剧的独特魅力，得到戏剧的良好启蒙。

阳翰笙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我那《水浒》似的故乡，高县的罗场街上，人们对川剧怀有特殊的兴趣爱好，从小耳濡目染，深深地影响着我，为我的小说、戏剧、电影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耳闻目睹起义军成为创作《草》的雏形

1935年，阳翰笙被国民党抓捕，后保释在南京软禁3年。当时政治环境险恶，经济上异常拮据，一家4口人的生活完全靠稿费维持。

1937年1月春节来临，需要一笔钱来开支，但阳翰笙一家生活很清贫，有时快接不开锅了，不免有点为生活所需而发愁。就在这个时日，阳翰笙的妻子唐棣华的堂兄唐槐秋从上海来南京。唐槐秋就对阳说：“翰笙，这次我来是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联华公司’的老板找到我说，他想请你写个电影剧本，问你愿意不？”

“谢谢兄长的帮助，我十分愿意的，现在家里正愁没有米下锅的。有老板要我写剧本，就能解我家的燃眉之急了。还有，我现在又没有工作，正准备找事情做的。”

“你同意就好，看来这事能成的。”

“你知道‘联华公司’想要什么题材的剧本？”

“这个他们没有特别的要求，说是只要剧本好，拍摄出来的电影能受欢迎就行！他们知道你是大剧作家，以前写的剧本就很能卖座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把我从小就在心中酝酿、构思了很久，但一直尚未写出的‘草莽英雄’故事，这次把它写出来。”

“草莽英雄是个什么故事？请你讲来听听。”唐槐秋往前凑了凑，脸上流露出惊喜的神情。

阳翰笑了笑地说：“唐兄啊，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句话是真的。这个故事不是我凭脑壳空想的，也不是我编出来的，而是跟童年时期在老家罗场的一段经历，所见所闻有关的，说来话长啊。”阳翰笙沉思一会儿，慢慢地抬起头，目光移向门窗，仿佛把眼光放出窗外，通过天空的时光隧道，去追寻那遥远的往事。

唐槐秋的思维，随着阳翰笙的讲述，把他从南京引导到了遥远的四川高县，宛如看到那场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像电影的镜头，一幕一幕地呈现在他们的眼帘——

1911年，清朝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必须由国家收回，并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旋与外国订立出卖合同，公开出卖铁路修筑权。因此，全国保路风潮随之兴起，尤以四川最为激烈。

家住高县蕉村场的罗先青，以零售食盐为生。罗平时为人仗义，济困扶危，好打抱不平，当地人以“小宋江”相称。他被推选为高县保路同志会会长，响应“同志会”号召举大旗，兴义军，推翻清政府，建立新民国。

罗先青亲自带领几百人的队伍，从蕉村出发直取筠连。筠连县令闻风丧胆，连夜乔装打扮逃走。起义军深得群众拥护，取高县、克庆符、攻珙县，势如破竹，名声大振，队伍像滚雪球似的增加，川南各县拥戴罗为“总会长”。

罗先青的队伍军纪严明，一路秋毫无犯，于4月下旬进驻宜宾市翠屏山。旋即，得四川保路同志会密令，要罗急速收复川南各地，将队伍整编后去成都会师。而这时，他的队伍中“有个变节的人”早已暗中同官府勾结，突然偷袭罗在山上的不足百人的队伍。罗身先士卒，英勇战斗，从早到晚坚守阵地，最终被流弹击毙，壮烈牺牲。

“罗先青打下筠连后，带着威武雄壮之师，从我家乡罗场经过。他们手持长矛大刀，激昂慷慨，义愤填膺直取庆符、宜宾。人民夹道欢送，鞭炮声响了一夜。第二天，街上鞭炮纸铺了几寸厚。可是不久，起义军失败了，抬回一具具尸体，一路滴的血把田坎都染红了。见此惨烈情景，我那颗愤怒的心简直要爆炸了。”（摘自阳翰笙日记）。

因此，阳翰笙从小就产生了强烈的欲望，今后一定要写出歌颂家乡保路同志军罗先青的起义壮举，让世人知道这场辛亥革命的前奏曲响得多么壮烈。

《草》故事的主人公罗先青原型的家，离阳翰笙的家大约20多里路程。当时才有七八岁的他，耳闻目睹了罗先青领导的那场悲壮惨烈的农民起义，这是他从小受到的革命启蒙教育。

阳翰笙在10岁之前，他就常听到老人们讲关于罗先青的故事，他还耳闻目睹地看见个这类草莽英雄演绎的活动。

阳翰笙创作的《草》，虽然最终修改完成于1942年。但这个故事的雏形，在翰老的孩提时候就萌发了。此剧主人公罗先青举义起事，在同盟会的影响下组织领导保路同志会、同志军，最后英勇牺牲确有其事。

随后，阳翰笙应“联华公司”邀请，就把罗先青领导的保路反清斗争的悲壮故事，第一次以电影故事形式展现。于是，他很快就写成了电影剧本《草》的初稿，这家公司就预付了他300元大洋的稿酬，并特邀当时的著名导演孙瑜执导，但这次因故《草》没能拍摄完成。

“皖南事变”后，阳翰笙在重庆负责“中华艺社”的领导工作。在这个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也加紧制造白色恐怖。我党为了保护好阳翰笙，让他暂时避开敌人的刀锋，就安排他回高县探亲。他回到老家罗场住了约两个月时间，在这个期间里，他到处去搜集了大量的有关罗先青和保路同志会的素材，并到当年罗住过的山洞，进行了实地考察，还参阅大量有关资料，了解当地哥老会的情况等。这次回家探亲，无疑对《草》后来的创作修改成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草》的构思到定稿，阳翰笙惨淡经营多年，反复推敲，多方征求意见，几易其稿。而当时虽然他住在重庆，但生活条件比较差，加之身患肺病、眼病也十分严重，更加上重庆“火炉”的赤热酷暑，以及整天繁忙艰辛的工作，可想而知，他是在何等的艰难困苦中才完成了这部作品。

《草》终于与观众见面

阳翰笙创作的《草》，反映了腐朽的清朝政府卖国求荣，出卖川汉铁路筑路权，而引发的一场保路爱国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川。罗先青（《草》剧中的主人公）是川南六县保路同志会总会长，他刚毅强悍，是位草莽英雄，带领队伍与官府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

罗先青的义兄陈竟成被清兵统领李成华杀害后，派同盟会员唐彬贤赴川南协助开展运动，不幸被捕。罗得知后立刻派陈的三妹和骆小豪前去营救。在清兵押解途中，救出唐彬贤。唐进入罗的队伍后，遂之两人结义兄弟。

死囚唐彬贤被劫，惊动了李成华。李率清兵强行搜查罗先青家。罗怒不可遏，挥刀欲搏。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县知事王云路前来罗府出面调解，避免了一场血光之灾。王出面阻止了“一场血战”，罗对王心怀感激，甚至想起义时拉拢王做内应，遭到唐的反对。

正当武装起义准备就绪之时，一个潜在的阴谋孕育成熟，骆小豪已变节投敌，暗中勾结官府，以缴获罗总会长。罗在与各江湖码头的舵爷正式建立保路同志会的结拜会上，李成华突然率兵，包围了罗府。罗将计就计，以反包围战术，将李成华打得溃不成军，仓皇逃窜，罗率军乘胜追击，直奔川南重镇叙府城。

然而，由于内奸作祟，义军不幸中了埋伏，死伤惨重。正在这时，王云路派人前来议和，盛情邀请罗先青进叙府城。罗未加仔细考虑斟酌，擅自做主，立即答应进城。罗等众首领在王等官人的恭候下，昂首阔步地进入叙府城，王将李成华献祭，以骗取罗的信任，认为王是真心向他靠拢。

王云路一天请求辞官告老还乡，罗先青信以为真，执意要送王到合江门码头。王又施一计，邀请罗上船相送，罗就豪爽地答应了，同王一起迈进靠江的一只船上。谁料罗刚踏进船舱，突然生变，几十个官兵举枪对准了罗，一举擒拿了束手无策的罗总会长。起义军一时失去了主帅，整个队伍处在极度的慌乱之中。

阴险歹毒的王云路，就在这时写出一封“真心诚意”的信，信上称他与罗总会长交往情深，不会陷害罗的，只是奉命要抓“革命党唐彬贤”，叫起义军把唐送进城里，交换罗先青。

为了救罗总会长，这群草莽英雄个个心切，人人觉得该“换人”，没有想到是官军的阴谋，就逼迫唐彬贤下山，进城换被关押的罗先青。面对心急如焚、激愤的草莽英雄们的“逼上梁山”，唐明知这是一个阴谋，但他为了这支革命队伍的生存，保存有生力量，他就义无反顾地“自投罗网”。这时，在翠屏山上的起义军才知被党王欺骗，唐有去无回，也没有换回罗的安危，让他们两人都为反清爱国大业，奉献了宝贵的生命……

阳翰笙在创作《草》时，一直受到我党南方局和周恩来的关怀和指导。周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主持了剧本讨论会。在讨论会上大家都给予了一致好评：认为《草》是作者“全部作品中最成功之作，没有一个多的人物，没有一个多的场面，也没有一件多的细节，是一部很完整的艺术品。”

周恩来也对《草》反映的悲剧色彩、历史背景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并结合当时农村建立游击队开展的武装斗争，给予此剧较高的赞许和鼓励：《草》暗示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取得成功。当然，周也对该剧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之后，他还为《草》的上演四处奔走，积极呼吁。

当阳翰笙把修改好的《草》送审时，却遭到以潘公展为首的国民党“审查委员会”以“鼓动四川人民起来暴动，妄图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罪名”，通令“禁止出版，禁止演出，没收封存原稿。”

《草》这一禁就将近3年，直到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以后，该剧才得以复活，上演时获得了巨大成功，几乎场场爆满，引起不小轰动，年底剧本也才由“群益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1983年5月，81岁高龄的翰老，率中国文联访川代表到成都后，他就说要亲自回宜宾看看家乡。那时候从成都到宜宾还没有高速路，是一般的普通公路，路况很差，尤其是自贡到宜宾这段，路况不好走，颠簸很大。可翰老还是一路风尘仆仆，高高兴兴地到来了宜宾。

阳翰笙一行当天到了宜宾吃了晚饭后，不顾一路辛劳，坚持说当晚就要看由宜宾青年川剧团，排演的川剧《草》。宜宾方面只能满足翰老的要求，当晚就在金江剧上演了《草》，阳老一直专注用心地看完了全程的演出，演出结束后，又高兴地同全体演员合影留念。

在阳翰笙看了《草》后，第二天宜宾方面还专门召开的座谈会上。会上阳老热情洋溢地说：我回家乡就是想看你们演出的川剧《草》，我不是担心你们演得好不好，主要是担心从话剧改编成川剧还没有经验。昨晚我看了戏，心里就踏实了，你们改得不错，川剧味很浓厚，我觉得你们演出得很好，我十分地高兴。

1986年，峨眉电影制片厂将《草》拍成宽银幕故事片，许多拍摄现场都是在当年罗先青活动的场地，如宜宾的翠屏山、真武山等拍摄的，还有罗家大院拍摄选址就是在江安夕佳山拍摄完成的。

《草》拍摄成电影后，翰老看了几次样片，曾满意激动地说：终于圆了我近半个世纪《草》的电影梦。昨天的“保路救国运动”和今天的“振兴中华”，是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延续，值得发扬光大。

电影《草》上演后，反响十分强烈，直至近些年，一些电影院、电视台播还在播放此片，仍有较高的观众和收视率。其根本原因是有革命的思想性，有较强的价值追求，使作品获得了超越时代界限的强大艺术力和生命力。

卢子英与阳翰笙的会面

1923年7月17日，笔者父亲卢子英首次和阳翰笙先生会面。当时，卢子英是随恽代英先生来到上海，后经恽代英的介绍，认识了长他近4岁的四川老乡阳翰笙。这时阳翰笙正担任上海学联总执委，领导开展学生运动，与满怀报国宏愿的卢子英一见如故。据卢子英回忆，他以后的很多想法，都是这个时候受阳翰笙的启发形成的。

1925年10月，卢子英进入广东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入学后不久，阳翰笙也受中共党组织委派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秘书、入伍生部政治部秘书和党总支书记，并兼任政治教官，讲授国际时事课程，从此老乡成了老师。这对师生之间有了更多的密切接触和交往，卢子英从中得到了许多金玉良言的指点和帮助，使他们结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期间，卢子英不用“老师”，而是用“大哥”称呼阳翰笙。正当广东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卢子英却因染上重病不得不离开军校，赴上海就医，后回到四川，随胞兄卢作孚到了北碚，投身于北碚的开发和乡村建设。阳翰笙则继续其革命事业，先后参加了北伐、南昌起义，同时陆续发表小说，撰写革命文艺理论的文章，并着力于戏剧、电影的开拓创作。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北碚成为主要迁建区之一。1939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秘书的阳翰笙从武汉来到重庆，卢子英得知后曾去拜访，但当时阳翰笙因工作暂时离开，所以未能谋面。后来得知阳翰笙患伤寒病，卢子英马上邀请他来北碚疗养。两人见面后，卢子英安排阳翰笙住在北温泉“竹楼”，经常去看望这位分别了13年的大哥。久别重逢，两人沉浸在回顾往事和畅谈今朝之中。不久，卢子英又邀请阳翰笙转到庙嘴实验区署他的家里来居住，其住宿条件虽简陋，但卢子英能更多地予以关注，可让阳翰笙得到更好的医治、疗养康复和进行创作。阳翰笙应邀偕夫人唐棣华和女儿欧阳小华就在庙嘴住了一段时间。平时阳翰笙常伏案写作或做理疗、散步休息；卢子英忙于他的公务，但他总设法尽量挤出时间和“阳大哥”有更多的接触和交谈，在烽火的战争岁月里他们频频相处，更加深了彼此间相知相随的莫逆情谊。阳翰笙在庙嘴文昌宫和嘉陵江边完成了《日本间谍》和《塞上风云》电影剧本的改编。正当他构思完成《草莽英雄》剧本并进行写作时，又奉命离开北碚回到重庆，住在沙坪坝金刚坡下的赖家桥，但他仍不时去北碚和卢子英相聚。

1942年春，郭沫若的《屈原》和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在重庆上演。这时北碚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已改为北碚管理局，继任局长的卢子英虽为国统区的地方行政官员，当他得知《屈原》和《天国春秋》两剧遭禁后，特电话邀请中华剧艺社移迁北碚来公演。北碚还为此大造宣传舆论，又粉刷整治演出场地迎接演出。郭沫若率《屈原》剧组先行到北碚公演数场，场场爆满，演出极为顺利。随后阳翰笙又率《天国春秋》剧组接着在北碚公演了4场，也同样受到热烈的欢迎。谁知，在最后一次演出时，就有人进场捣乱，并将导演应云卫带到宪兵队去“查问”。在场的阳翰笙立即安抚剧组人员要求他们坚持将该剧演完，又马上跑到管理局去找卢子英设法解危。卢子英闻讯后，立刻找人去宪兵队交涉并宣称:“剧组是他请来的，有什么问题由他负责！”不久，应云卫终于安全返回。

抗战胜利后，阳翰笙回到上海，继续从事电影创作，先后创作出《万家灯火》、《三毛流浪记》等优秀作品。卢子英仍坚守北碚搞地方建设，此后双方又是很长时间没能见面。

新中国成立后，阳翰笙在中央担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影协主席等职；卢子英在重庆任市建设局副局长等职，两个人也偶有书信往来，但没有机会见面。1958年，卢子英到北京开会，曾去朝阳门阳翰笙家拜访。这次相见距上次又隔了十几年，其喜悦不言而喻。卢子英受到阳翰笙全家的盛情接待，阳翰笙还赠送给卢子英他出访国外带回的珍贵礼物。1960年，卢子英再次到北京开会，又专门携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同往阳翰笙家拜访，阳翰笙全家隆重热情、亲切地款待卢子英父子。

打倒“四人帮”后，阳翰笙恢复了工作，他马上去信报知卢子英，并多次热情地邀请卢子英夫妇来北京，希望到他的新居来住。当他知道卢子英患脑溢血后行动不便，又特别强调他现在的居住条件很好又配有车，是可以照顾好卢子英的。卢子英虽未成行，但常收到阳翰笙夫妇充满热情、温馨的来信，他们又相互拜托去打听一些故友的信息、了解以往费解的事宜。

1984年，阳翰笙由小女儿欧阳玲陪同欲到四川前往宜宾高县老家探望，当得知卢子英正在成都出席四川省政协会议时，他们商定，趁阳翰笙路过成都难得的机会，再次在成都相见。卢子英推延返渝日期，等候阳翰笙的到来，他们相约:卢子英改乘阳翰笙从北京到达成都那天的火车返渝，大家就在成都火车站见面。当天，卢子英夫妇提前到达火车站去等待阳翰笙的到来。尽管又隔了二十几年，他们还是一眼就认出对方，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从青年到壮年他们曾多次的相聚又离别，这次相见已是两鬓斑白的老人！他们只能在这短暂、紧迫的时间里谈出他们的思念之情，相互问候和祝愿。在有限时间里，开往重庆的火车即将启动，这对分别多年又历经坎坷的老友就这样在成都火车站休息室里短暂地相聚，又不得不匆匆地惜别。

阳翰笙在高县逗留一段时间后，于5月经重庆绕道回北京，住在重庆大礼堂招待所，卢子英又特地去他的住处看望，这宝贵的机会让他们能充裕地尽情交谈，追忆他们几十年的交往、刻骨铭心的往事和挚情，阳翰笙特将他从北京带来的老两口的合影郑重地送给卢子英。

阳翰笙的抗战题材电影

阳翰笙（左）与周恩来

阳翰笙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缔造者之一，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文艺界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战争和国家建设历程中，他为革命的胜利和党的文化事业付出了毕生心血和才华，做出了重大贡献，赢得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尊敬和爱戴。

具有革命家和艺术家双重身份的阳翰笙，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投身中国的革命运动和进步文艺活动。他先后参与了“创造社”的活动和“左联”的创建，为我国进步文艺事业付出巨大努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组织了后来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华剧艺社”和“上海联华影艺社”，领导了《前夜》、《李秀成之死》等著名戏剧的创作和《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重量级影片的拍摄。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文艺界长期担任领导工作，为我国的文化事业发展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阳翰笙安排夏衍等党的文艺工作者以编剧身份进入商业电影公司，协助田汉等左翼文化团体负责人抽调了戏剧、音乐、美术等许多其他领域的文艺人才进入电影界，以支援电影战线从事反帝爱国宣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工作。与此同时，阳翰笙也开始了自己的电影创作。短短的几年间，他先后完成了《铁板红泪录》、《中国海的怒潮》、《逃亡》等10个电影剧本。作为亲身经历过大革命风云的文艺工作者，阳翰笙迫切希望通过这些作品，向广大民众传达一种奋起反抗的斗争精神。

抗战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武汉则成了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怎样尽快把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界爱国人士以及众多群众文艺团体组织起来，为抗战服务，这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程。如果说周恩来是代表党中央担任了这项工程的总设计师，那么阳翰笙则是这项工程的主要执行者。

1938年初，阳翰笙参与创建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政府中唯一争取到的合法权利机构。郭沫若担任政治部三厅的政治部主任，阳翰笙担任主任秘书，全面负责具体工作。为了尽快拍摄出宣传抗战的电影，他不仅组织了大量进步电影工作者进入了第三厅下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还亲自出任编导委员会主任，投身到抗战电影的创作中去。

1938年7月，阳翰笙编剧的影片《八百壮士》在武汉公映。该片取材于“八一三”上海抗战的真实故事，讲述了上海沦陷后，中国近800名爱国官兵坚守四行仓库阵地，誓不投降，抵抗到底，弹尽粮绝后，受到上海市民的积极响应与支援。在影片中，阳翰笙不仅生动塑造了八百壮士的英雄群像，而且着力表现了上海各界人民积极支援抗战的动人场面，突出了全民抗战的主题，极大地鼓舞了抗日的军心和民心。

同样，由阳翰笙编剧的影片《青年中国》讲述一支抗日宣传队深入偏僻山区开展抗日宣传的故事，展示了宣传队与人民群众亲密关系的形成过程，表达了“只有军民团结合作才能抗击日寇”的主题。影片中的歌曲《青年中国》、《秋收》、《游击队员之歌》都很有宣传鼓动的效果，其中，《游击队员之歌》尤为流行，传唱至今。

如果说《八百壮士》和《青年中国》强调的是军民团结对于抗日的重要性，那么《塞上风云》则从民族团结的角度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拓展。由阳翰笙编剧的《塞上风云》是抗战时期第一部表现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电影。影片将雄伟的成吉思汗陵、辽阔的草原牧场、寂寥的沙漠驼队和蒙古族姑娘的美妙歌声等塞上风光同日本特务的挑拨离间、蒙古族王爷的助纣为虐以及因为爱情纠葛引起的民族矛盾各种元素有条不紊地展现出来，把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联系起来，把个人情感同民族团结的主题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宏大的史诗格调，这在当时的抗战影片中是极其少见的。

影片《日本间谍》是阳翰笙根据意大利范博思所著《神明的子孙在中国》中的材料创作的。影片采用在当时十分罕见的第一人称视角，表现出强烈的纪实色彩。影片刻画了主人公的内心矛盾和外在冲突，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和称霸世界的野心，揭发了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队敲诈勒索、烧杀抢掠的无耻行径，描写了东北同胞的痛苦生活与义勇军的英勇斗争。

从宣传全民抗战的《八百壮士》，到倡导军民团结的《青年中国》，从展现民族团结一致抗敌的《塞上风云》，到揭露日本特务法西斯罪行的《日本间谍》，阳翰笙创作的电影作品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同情受苦受难的人民，充满了向反动、落后、腐朽势力战斗到底的激昂精神，展现了当时中国革命和社会生活的鲜活画面，鼓舞了中国各民族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和勇气，表达了一位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赤子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