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杨绛先生的上海足迹：在徐家汇读书 在复兴中路成家

纪念杨先生

这是去年曾发过的一篇文章，原是为了手头的一个写作项目做的准备，但在今天这个令人叹惜的日子，重新拿出来，希望和所有喜欢杨先生作品的人一起，记得她曾在上海这座城市里生活过。

【杨绛】

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后以笔名杨绛行世。她是江苏无锡人，著名作家，戏剧家、翻译家。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翻译《唐·吉诃德》。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100多万册。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她102岁时，还整理出版了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足迹一：小学——启明女校

地址：天钥桥路100号上海市第四中学启明楼

1920年，杨绛10岁的时候，随父亲迁居上海，她和三姐（大5岁）跟随大姐（大12岁），在上海启明女校寄宿读书。

启明女校创办于20世纪初，与当时崇德女校同属天主教拯亡会，是当时的“贵族学校”——启明女校所招收的学生多为富商大员家的千金，比如：沪上大亨张啸林之女、犹太人哈同的孙女罗舜华、正广和汽水公司老板女儿徐瑞珠、丁香花园张静江的孙女等。所以杨先生也是“富养”的哦。

2002年3月，杨绛专门写了一篇《我在启明上学》，回忆当年在上海读小学的日子。启明很大，“我们教室前的长走廊好长啊，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十几间教室呢！……教室后面有好大一片空地，有大树，有草地，环抱着这片空地。还有一条很宽的走廊，直通到“雨中操场”。空地上还有秋千架，还有跷跷板……我们白天在楼下上课，晚上在楼上睡觉，二层楼上还有三层……”。

“学校每月放假一天，住在本地的学生可由家人接回去。这个假日称为“月头礼拜”。其余的每个星期日，我们穿上校服，戴上校徽，排成一队一队，都由姆姆带领，到郊野或私家花园游玩。这叫做“跑路”。学绘画得另交学费，学的是油画、炭画、水彩画，由受过专门教育的姆姆教。……吃饭不准说话；如逢节日，吃饭时准许说话，叫做“散心吃饭”……这和现在寄宿制的私立学校也大致相同。

1951年，启明女校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现为上海市第四中学。主体教学楼——启明楼建于1917年，假四层砖木结构，带有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特征，立面对称，风格庄重。

足迹二：父亲工作地点——申报馆

地址：上海黄浦区汉口路309号

1920年，杨绛先生的父亲杨荫杭移居上海，应邀在上海著名的《申报》任主笔。有一次，还在启明上学的杨绛去汉口路申报馆看望过父亲。

申报馆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报纸《申报》的报社大楼，1916年到1918年，《申报》拆除原有2层砖木结构老楼，重建为5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大楼，就是现在的申报馆。1949年5月27日《申报》停刊后，该楼转给《解放日报》社使用。现在它被列为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单位，基本作为对外招租的办公楼。

当年的申报馆，现在已经是一幢有点破落的办公楼。前几年，它的底楼和二楼的一部分曾被对面的新旺茶餐厅使用。

我在申报馆对面的解放日报大楼工作的时候，经常去那家新旺解馋，一楼餐厅的天花板，布满乳白色华丽的浮雕。

足迹三：娘家——来德坊

地址：淮海中路899弄，巴黎春天后面

杨绛去清华读大学的时候，认识了后来成为一辈子伴侣的钱锺书。1935年，新婚的杨绛随丈夫钱锺书远赴英国，到牛津求学，1937年生下女儿钱媛。

不久，钱锺书、杨绛夫妇又带着不足百天的女儿到法国巴黎大学读书。在精神世界里逍遥的日子没过多久，抗日战争就爆发了，他们的家人都纷纷逃难到了上海，夫妻俩“为国家为家，都十分着急”。1938年8月，他们坐法国邮轮回国，钱钟书在香港下船，辗转去昆明联合大学任教，杨绛带着女儿继续北上，来到了上海被日军包围的租界里，在辣斐德路（复兴中路）的钱家过了一夜，然后再去在来德坊（现淮海中路899弄，巴黎春天后面）的自己家。

足迹四：婆家——陪伴丈夫写下《围城》

地址：复兴中路573号

1938年，已在牛津获得学士学位的钱锺书，带着妻子杨绛和女儿，从法国马赛坐邮轮回上海。此时才28岁的钱锺书已经被西南联大破格聘为教授。到了香港，钱锺书就先下船。船到上海，再由钱锺书弟弟和另一位亲戚把杨绛和钱瑗接到辣斐德路609号（现上海复兴中路573号）钱家。

今天的复兴中路573号，并没有挂什么铜牌，是沿街房子中非常普通的一幢。

钱锺书回到上海后，就和杨绛和女儿三个人晚上就挤居在楼下客堂里。原来临街窗下的一对沙发和茶几挪开，放上一张大床，挂上一幅幔子，然后把沙发放到幔子前面。晚上，钱杨三人就在大床上睡，有时杨绛怕热，搭个小床另睡一边，倒还很清静。杨绛父亲心疼待业的女婿，就把自己在震旦女子大学每周2个小时的课让给钱锺书，学校负责人也是位爱好文学的英国修女，宗教界的女文青，和钱锺书见面后很高兴，还为他增加了课时。

后来，钱锺书的二弟、三弟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先后离开了上海，原来拥挤的钱家逐渐空落起来，钱锺书和杨绛一家三口搬进了二楼亭子间，一住就是8年。屋子很小，除了一张大床，就只有一个柜子和一张小书桌。不过，他们总算有了一块独立写作谈心的小空间。钱锺书就在这里写下了长篇小说《围城》。

杨绛是这么记述《围城》写作的缘起：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大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1945年抗战将要结束的时候，上海空袭不断。警报拉响时候，三个人藏在自己家楼梯下，紧紧挤在一起，钱锺书说，“要死也死在一块儿。”再丰富的生命，在战争面前，都是渺小的。

抗战胜利后，钱锺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1946年在上海开明书店初版。样书扉页上，还有钱锺书亲笔题写的一句浪漫体己的话：“To C.K.Y. An almost impossile combination of 3 incompatible things: wife, mistress and friend C.S.C.（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锺书）

足迹五：话剧首演——金都大戏院

地址：瑞金剧场（延安中路572号）

杨绛1942年写的第一部话剧《称心如意》，1943年春天在金都大戏院正式公演。杨绛功底深厚，出手不凡，这出“泪和笑只隔了一张纸”的话剧引来阵阵喝彩。

金都大戏院坐落在上海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同孚路（今石门一路）转弯角上，1940年12月建成开业，由周璇主持并剪彩,专映电影。上世纪40年代，这里成为颇受观众喜爱的剧院。日伪占领期间，电影营业不佳，改演戏剧。

1951年起，金都成为戚雅仙、毕春芳领衔的静安越剧团基本演出场所。1955年改名瑞金剧场。1998年因市政建设修建延安路高架，剧场的全部门厅及放映间被拆除。

就在延安高架边上，一楼全部空关着，是一个萧瑟的铺面。

足迹六：三口之家的安乐窝——蒲园

地址：长乐路570弄1-9号

杨绛、钱锺书和女儿1949年又搬到蒲石路蒲园，房东是傅雷夫人的朋友。

蒲园因法国军官蒲石（Rue Bourgeat）以纪念为命名，由中国第一代女建筑师——张玉泉设计，为西班牙式，1942年竣工，刚建成就抢购一空。现在的蒲园是民宅，住宅不算多，幽静得很。人走在弄堂里，穿行在阳光中，体会到闹中取静的趣味。虽然现在一幢房子有几家人家使用，不过，它的美丽仍在。

足迹七：做教授——震旦女子文理学院

向明中学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瑞金一路100号

上海社会科学院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

1946年起，杨绛担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文教授，正式开始了大学教授的职业。

震旦女子文理学院1937年10月由天主教圣心会修道院创立，名义上属震旦大学而行政与经济完全独立。次年迁入蒲石路新校舍（今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址），并拨部分校舍设立附中女生部（今向明中学）。

1951年8月，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撤销，并入震旦大学。次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随震旦大学并入复旦大学等校。1952年，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附设的震旦女中被市政府接管，并与震旦附中合并，改名为向明中学，设于震旦女中原址。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杨绛、钱锺书被清华大学聘任为外文系教授。从此，杨绛先生举家离开上海，定居北京，她的魔都踪迹也就暂告一段落。

杨绛和她的“朋友圈”

钱钟书说过，“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后来她听说了这话，笑着说，“我也一样。”

这大概是最动人的情话了。

还是1932年，杨绛在清华读西方语言文学，有人称她“才貌冠群芳，男生求为偶者七十余人”；钱钟书与她同系，年长一级，文学院的教授吴宓说：“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老一辈要推陈寅恪先生，年轻一辈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

他们早就彼此耳闻，第一次见面，是在女生宿舍古月堂的门口，他青布长衫，戴一副老式大眼镜，她看这人眉宇间“蔚然而深秀”，正和她的三五好友站在一起，气质卓尔不群。没想不多久，他就给她写了信，约她在工字厅见面。

大约两人彼时都有不少追求者，很快有好事者告诉杨绛，钱钟书已订婚，并对钱钟书说杨绛早有男友。

于是，他见她第一句就是：“我没有订过婚。”

“我也没有男朋友。”她大大方方的答。

校园里的爱情都是从借书开始，杨绛自小爱读书，钱钟书更是有名的书痴，“我们开始只是互相介绍书，通信用英文。那时清华园内有邮筒，信投入邮筒，立刻送入宿舍，通信极便。他的信很勤，越写越勤，一天一封。”

那时费孝通也在追求杨绛，听说后忿忿不平来找她，“我们也可以做朋友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他大约暗恋了她一生，两家后来关系一直很好，那时代的友谊赤诚坦荡，情敌间仍有君子之交。直至钱钟书去世，费孝通去看望杨绛，她送他下楼时仍说，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

很快一年过去，钱钟书要毕业了，作为“全清华最特出的天才”，学校几度希望他读研或留校任教，但他还是听从父命，去了上海光华大学教中文。

“他走了，我很难受，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

但fall in love的哪里是杨绛一个人，他一天一封信的写来，这时候，大多是情诗了。

缠绵徘恻好文章，粉恋香凄足断肠；

答报情痴无别物，辛酸一把泪千行。

他的诗文辞典雅，情深意切，她不怎么回信，他便写：

依娘小妹剧关心，髫辫多情一往深。

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

也时常掉掉书袋，用理学家的刻板语调写两句“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牢，”而后得意的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

大概是书信太频，被父亲察觉，老人家不知儿子牵念何人，便偷偷看了杨绛的回信，读之文辞优美，通明达理，钱父大喜，提笔给杨绛回信，说很喜欢她，打算把儿子托付给她。

这大约又是一桩趣闻了。其实两家父辈早就相知，也彼此赏识，不多久，钱父就带着钱钟书，上杨家订婚去了。

一切水到渠成理所应当。订婚后，钱钟书继续在光华大学任教，杨绛也回到清华读书，她那时已开始发表许多作品，小说《璐璐》入选林徽因选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小说选》，与当时名家沈从文、萧乾、老舍、凌淑华等齐名。

1935年春天，钱钟书获得英国庚子赔款留学名额，有轶闻记载，当时牛津大学英国文学专业仅招一人，同时报考的同学听说有钱钟书，立刻缴械弃考，吴宓的一名研究生也无奈改报了畜牧专业。

能去英国读文学，也是杨绛梦寐以求的，哪怕是旁听游学也好，她果断向学校提出申请，以论文代替考试提前毕业，这年，两人正式结婚，同船赴英。

在伦敦西北泰晤士河上游的牛津，古朴宁静，钱钟书在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杨绛则在牛津大学旁听，自修西方文学。

“牛津是个安静的小地方，我们在大街、小巷、一个个学院门前以及公园、郊区、教堂、闹市，一处处走，也光顾店铺。我们看到各区不同类型的房子，能猜想住着什么样的人家；看着闹市人流中的各等人，能猜测各人的身份，并配合书上读到的人物。

邮差半路上碰到我们，就把我们的家信交给我们。小孩子就在旁等着，很客气地向我们讨中国邮票。高大的警察，带着白手套，傍晚慢吞吞地一路走，一路把一家家的大门推推，看是否关好；确有人家没关好门的，警察会客气地警告。我们回到老金家寓所，就拉上窗帘，相对读书。”

他们是真正志同道合的夫妻，钱钟书很早就说，我没有大的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杨绛也说，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这是我们最大的乐趣。

牛津大学图书馆藏书丰富，借阅限两周内归还。他们往往不到两周就要跑一趟市图书馆。“我们还有家里带出来的中国经典以及诗、词、诗话等书，也有朋友间借阅或寄赠的书，书店也容许站在书架前任意阅读，反正不愁无书。”

最初他们在校外租了一个大房间，房东提供一日三餐，但伙食质量并不稳定，钱钟书也吃不惯牛排奶酪，杨绛怕长久下去身体有碍，便暗自打算重租一套独立的房间。

“钟书不以为然，劝我别多事。他说我又不会烧饭，老金家的饭至少是现成的。我们的房间还宽敞，将就着得过且过吧。我说，像老金家的茶饭我相信总能学会。”

杨绛开始按着报上的广告，一处一处的看房子，想起从前散步时见到一处住宅也有招租，她便独自一人跑去，招贴早不见了，但她还是想好了一堆道歉词，敲开了房东的门。

房东是个老太太，没说租或不租，上上下下的打量过她，问了些简单的问题，就带她去看房间了。

“房子在二楼。一间卧房，一间起居室，有一个大阳台，下临大片草坪和花园。有独立的厨房和浴室，地段也好，离学校和图书馆都近，过街就是大学公园。”

多完美，谈好价钱，第二天杨绛带钱钟书来看，当下签订合同。圣诞节前，两人搬进新居。

“我们住入新居的第一个早晨，‘拙手笨脚’的钟书大显身手。我入睡晚，早上还不肯醒。他一人做好早餐，用一只床上用餐的小桌把早餐直端到我的床前。我便是在酣睡中也要跳起来享用了。他煮了“五分钟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做了又浓又香的红茶；这是他从同学处学来的本领，居然做得很好（老金家哪有这等好茶！而且为我们两人只供一小杯牛奶）；还有黄油、果酱、蜂蜜。我从没吃过这么香的早饭！”

都说男人再大内心也是孩童，钱钟书一经夸奖十分高兴，于是由他做早饭的传统一直持续到老。

俩人也开始尝试各种家乡菜，像做实验一样完成红烧肉，恍然大悟吃扁豆要取其荚而非豆，一次有活虾，杨绛佯装内行：“得剪掉须须和脚。”没想到刚剪一刀，活虾在她手里抽搐，吓得她扔下剪刀逃出厨房，他问怎么了，她惊魂未定地说：“虾，我一剪，痛得抽抽了，以后咱们不吃了吧！”钱钟书大笑，继而安慰她虾没有痛感神经，“还是要吃的，以后可由我来剪。”

“我们不断地发明，不断地实验，我们由原始人的烹调渐渐开化，走入文明阶段。”

那段时间他很快活，一次杨绛临完帖午睡，他玩性大起，饱蘸浓墨给她画个花脸，没想到她吹弹可破的皮肤比宣纸还吃墨，后来为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他在她肚子画一个大花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了。”

两人都爱诗，中文西文都喜欢，有时一同背诗，他们总结出一个诗的大规则，“如果我们同把某一字忘了，左凑右凑凑不上，那个字准是全诗最欠妥帖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每月各自统计读书量，少的人受罚，有时杨绛胜出，钱钟书不服，因他记忆虽好，但很多书仍会读两三遍，再者中文书也未算其中。

杨绛爱音乐，让家里寄了《元曲选》来，自己唱唱过瘾，又教钱钟书唱，“他很能学，但他爱插科打诨，一面读一面自己表演，笑得打跌。”

这才是真的岁月静好，赌书消得泼茶香，并且圆满了一辈子。

很快杨绛怀孕了，钱钟书天天念着：“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临产的时候，医生来问他：“要女医生？”

“要最好的。”

生产时杨绛痛得要命，但还是不吭一声，后来护士问她，你为什么不喊叫啊？她也不解的答：叫了喊了还是痛呀。护士面面相觑：难道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

钱瑗呱呱坠地，成为在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钱钟书捧着看了又看，喜不自禁。

“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后来钱瑗长大，知道父亲对她的欢迎辞，也十分得意。

从前在家多是杨绛打理家务，这一个月，只得由他全权接管。

钱钟书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

“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不担心，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的回去，第二天又来：

“我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他忐忑不安的，但抱着一点希望看着她。

“是灯泡碎了？不要紧，我会修。”

她说不要紧，他也真的就放心了。以前去伦敦旅行，钱钟书颧骨生了一个疔，无计可施，他眼巴巴看着她，她又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她从护士那儿学会热敷，认认真真几小时为他敷一次，没过几天就好了，连一点儿痕迹都没留下。

很多人说，杨绛和钱钟书的关系，有时候更像母子，她一直保护他，辟出一片宁静天地让他自如，甚至保留天真的天性。钱钟书的母亲都夸她：“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一次杨绛打算捐掉一件她为钱钟书织的毛衣，但他抱住不放，说：“慈母手中线。”他对她极其依恋，再后来出版《人&MIDdot;兽&MIDdot;鬼》时，他在扉页写下，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后来杨绛可以出院了，钱钟书叫了汽车来接母女俩。回到家里，她大大的惊喜了一回。“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但那正是1938年，上海已沦陷，杨绛也是此时才获悉母亲病亡多时，远离故国寝食难安，虽然还有一年的奖学金，两人还是决定回国。那时船票难买，一家三口坐了三等舱，海上二十多天，本来胖胖壮壮的钱瑗也饿成一个瘦孩子。

回国后，杨绛在上海做家庭教师，钱钟书去了西南联大任教，学生喜欢他，但他学问太好，看人事又通达，因此常口不留情，像“叶公超太懒，陈福田太笨，吴宓太迂”之类的话不知说过多少，他说不知我者谓我狂，知我者谓我实狷。狷，即是狷傲、耿直之意。钱钟书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但作为妻子，杨绛始终站在丈夫这边，“钟书也爱玩，不是游山玩水，而是文字游戏。满嘴胡说打趣，能和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钟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钟书和我就以此自解。”

但还是因为结怨太多，不到一年，钱钟书就转去蓝田师院教书。直到1941年才回到上海。屡受波折的钱钟书，此时也明白俩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他对她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一家三口挤在上海复兴路的一个亭子间，岳父把在女子学院代课的名额让给钱钟书，杨绛在一所小学代课，也写剧本，生活才得以为继。

想来大约有些辛苦，要想方设法买到精贵稀缺的大米，自己劈木柴，用煤渣炼煤球，这些她都做惯了，但贫病交加，她持续一年莫名低烧，钱钟书小疾不断，钱瑗得了骨膜炎差点儿没命。但在她的回忆里不见一丝怨念，一切水来土挡兵到将迎。

“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做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钟书曾说：‘一个人二十不狂没志气，三十犹狂是无识妄人。’他是引用桐城先辈语：‘子弟二十不狂没出息，三十犹狂没出息’；也是‘夫子自道’。”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那时候杨绛的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已在上海陆续公演，盛况空前，以至于后来《围城》问世时，人们只知作者是杨绛的先生。

钱钟书1944年开始写《围城》，“锱铢积累”，每天五百字的速度；她则劈柴生火洗衣煮饭，只等他写好先睹为快。

“他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后来《围城》译成多国语言风靡海外，有外国记者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还有粉丝千方百计找到他的电话要求一睹真容，他只幽默地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但多数人都不知，那句著名的“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其实出自杨绛笔下。

1949年秋，战争结束，清华大学给夫妇俩寄来聘书，一家三口回到北京。

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就迎来轰轰烈烈此起彼伏的运动，直至文革前，夫妻俩都尽量躲在书斋做学问，那期间钱钟书完成了著名的《宋词选注》，杨绛则从头开始学西班牙文，着手翻译《堂吉诃德》。但不久浩劫即至，杨绛和钱钟书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剃了阴阳头，游街，扫厕所。

但他们哪里是可以打倒的，游街时钱钟书胸前挂着大牌子仍昂首阔步，并不畏缩惶恐；杨绛打扫的厕所焕然一新，毫无秽气。同事来看她时，她正搬了椅子在厕所门口看书。

后来俩人先后下了五七干校，杨绛在“菜园班”，与钱钟书相离不到一里。那时钱钟书担任送信的工作，于是每天能绕些路去看她，杨绛后来回忆说；“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花甲之年的两个老人，在这场历史浩劫中，依然保持达观平静。

都说天真和无欲能使人变得智慧，朴素的生活是人类找到乐园的一种方式。

这对夫妇一生追求的，大概也是“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

夏志清说，“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界再没有一对像他俩这样才华高而作品精、晚年同享盛名的幸福夫妻了。”

杨绛至今还住在北京南沙沟的一个小区里，最普通的居民楼，“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她是唯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的。她家还是水泥地，白墙，去过的记者都说不是一般的朴素。他们曾有过800万的版税收入，但已全部捐给清华，建立了“好读书”基金会。

1978年，《堂吉诃德》的中译本问世，西班牙国王亲授她“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的十字勋章。她的译本传诵至今，无人超越。

1980年，《干校六记》和《洗澡》相继出版，18万字的《洗澡》小被施蛰存称为“半部《红楼梦》加半部《儒林外史》”。那时，她已年近古稀。

1997年，钱瑗肺癌去世。1998年末，钱钟书去世。很难想象一个老年在两年内接连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她实在太强大，钱钟书弥留之际久久不能合眼，她把他的头揽在怀里轻轻说，“别怕，有我呢。”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此后这些年，她几乎一人揽下整理钱钟书遗作的所有工作，几麻袋手稿和笔记，陆续出版。年近90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

她说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也是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叶子的变化，听鸟的啼鸣，都不一样，New experince and new feeling in everyday。

她依然低调，不出席任何研讨会，也不希望建立任何研究钱钟书的学会，2003年，续写钱瑗的《我们仨》问世，4年之后，又出版散文集《走在人生边上》，评论家说，“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

而今，已有百岁高龄的杨绛仍然笔耕不辍，岁月风霜只雕饰了她更美的灵魂，她坚韧、清朗、温润，钱钟书曾说，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她记下过一个梦，他上了船，与她告别：“绛，好好过。”她忘了自己有没有说‘明天见’，只记得晨光熹微，背后远处太阳又出来了。她站在山上，小船变成了远远的一个点，她真愿自己变成山顶的一块石头，就这么守望着他。死生契阔，与子相悦。

读懂她，不止《我们仨》

一家三口合照

与父亲——

杨绛回忆，在父亲心里，男女并重，女儿和男儿一般培养，婚姻自主，职业自主。

抗战期间，听说女儿在上海辛苦地操持家务时，杨父老圃先生不免有些不平地说：“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

杨父从不训示子女该如何做，杨绛说，她是通过他的行动，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也是受他影响，由淘气转向好学的。

与公婆——

杨绛是在开明家庭和教育中长大的“新女性”，和钱锺书结婚后，却要从旧俗，行旧礼，而她自己却一点没有“下嫁”的感觉，认为叩拜只是礼节而已，如果计较这些，还不如不要结婚了。

其实，照钱锺书父亲的本愿，是想替孩子气的儿子娶一房严肃的媳妇，经常管制。可是，杨绛却保住了钱锺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

所以，杨绛曾称，自己这种“洋盘媳妇”，在钱家是不合适的。

但在日寇侵华，钱家整个大家庭挤居上海时，这个“洋盘媳妇”却赢得公公称赞“安贫乐道”；公公还问婆婆，他身后她愿跟谁同住，答：“季康”（杨绛本名杨季康）。

在钱母眼里，这个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20世纪80年代杨绛和丈夫钱钟书在北京南沙沟家中阳台合影。

与丈夫——

杨绛婚后，随考取奖学金的钱锺书，远赴英法。

两人在轮船上曾吵过一架，原因只为一个法文“bon”的读音，谁也不服谁，彼此说了很多伤感情的话。吵完后，两人都觉得很无聊，最后讲定，以后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

留学期间，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甚至还帮钱锺书复习过关。在牛津，他们的女儿钱瑗出生了。她俨然是个最天才的主妇，有条不紊地料理整个家庭。

一家子回国后，正逢抗战时期，在上海生活艰难，杨绛也并不感觉委屈。为了让钱锺书致力写作，她劝他减少教课钟点，为了节省家庭开销，她辞掉女佣甘做“灶下婢”。

1994年，钱锺书住进医院，不久，女儿钱瑗也病重住院，后来被查出肺癌。身为妻子、母亲的杨绛，来回奔波照料。“三人分居三处，我每晚和钱瑗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只能匆匆一面。”杨绛说。

1998年，钱锺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钱锺书这才溘然长逝。

与女儿——

杨绛与钱锺书的女儿钱瑗，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治学严谨开创了英语“文体学”。

杨绛曾回忆，自己对女儿钱瑗，从不训示。幼时的钱瑗见父母嗜读，也猴儿学人，照模照样拿本书来读，居然渐渐入道。

钱瑗学外文，碰到很难的单词，翻了三部词典也没查到，跑来问父母，他们也不告诉她，让她自己继续查，查到第五部辞典果然找着。

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因患脊椎癌去世。一年后，钱锺书去世。

杨绛在丧夫丧女之痛缓过来之后，以92岁高龄重新开始创作。首先，她要完成女儿的心愿，钱瑗生前一直想写一部反映他们一家生活的书，并且已经拟好了目录。

2003年，杨绛的《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杨绛说：“我们仨失散了，留下我独自打扫现场，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写完人生这部大书

5月25日晚，清华大学百名学生在图书馆老馆前敬献鲜花、深深鞠躬，悼念杨绛。

“我已经走到人生的边缘上，再往前去，就是‘走了’‘去了’‘不在了’‘没有了’。中外一例，都用这种种词儿软化那个不受欢迎而无可避免的‘死’字。”96岁高龄时，杨绛清醒而冷静地写下这些思考，她把人必然的归宿称为“回家”。

如今，这位与辛亥革命同年，走过105载风雨的老人，终于写完人生这部大书，留下她的文字，她的思考，她的风骨与情怀，任后人沉思与缅怀。

作品跨度长达80年

2014年，9卷本《杨绛全集》出版，卷首的“出版说明”中，编者写道：“这些跨度长达80年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时代的演进轨迹，也展示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的确，作为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杨绛创作的散文、小说、戏剧、文论和翻译的作品在读者中影响广泛。

抗战期间，生活在上海沦陷区的杨绛就写下喜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她曾谈到写作缘起：“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杨绛一生笔耕不辍，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建德眼中，在漫长的20世纪，杨绛与钱钟书一起在维护着汉语的“圣所”。他们心态非常开放，有跨文化交流的广阔视野；同时，他们对汉字有无穷尽的追求。杨绛的文字是朴实的，叙述从不夸张、渲染，可文字表现力是如此之强。看杨绛手稿，从她涂掉的手迹，能看到她总在追求文字的准确、洗练，精益求精，她在用写作守护中国文化。今天讲“工匠精神”，讲强烈的社会文化责任感，正是如此。

“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

1932年，杨绛与钱钟书相识。多年后她这样写道：“我与钱钟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一见钟情，姻缘前定。从此两人不离不弃，相濡以沫，走过半个多世纪，他们的爱情与婚姻，成为世人眼中的传奇。

在她的眼中、笔下，钱钟书“非常孩子气，就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她在散文中，写了许多与钱钟书互敬互爱的趣事，正是从这些文字中，读者窥见了这一对大知识分子自甘淡泊甚至苦中作乐的日常生活。她说自己：“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她这样描述眼中的丈夫：“我爱丈夫，胜过自己。我了解钱钟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

在《我们仨》中，杨绛写道：“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过日子。’”1997年春，女儿钱瑗去世。1998年岁末，钱钟书去世，唯余杨绛孤身一人。她将3人的点点滴滴，写成长篇散文《我们仨》。“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这部作品深深地打动了读者，至今畅销不衰。

万人如海一身藏

晚年的杨绛闭门谢客，不问世事，在斗室中写作。“万人如海一身藏”，如她在《隐身衣》中向往的，“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不求‘勿忘我’，不求‘赛牡丹’，安闲舒适，得其所哉。”但身在陋室，她仍心怀天下。她的大部分作品是在70岁以后创作的，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她的写作，她设立“好读书”奖学金，都表明，她在以一种特殊的姿态，关注着时代，思考着人生。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她和钱钟书的名义在母校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捐出两人的部分稿费，以鼓励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大学生努力学习，成才报国。记者从人民文学出版社了解到，该社出版的钱钟书的《围城》、杨绛的《洗澡》《洗澡之后》以及文集的稿费近年都是直接汇入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总额已近两千万元。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也谈道：“我们曾影印出版了一套《复堂师友手札菁华》，是杨绛家珍藏的一批晚清文人的信札。这批东西很珍贵，她捐给了国家历史博物馆。我们听说后就跟她商量是否能出版，我们说，文物归国家，文化归大众，杨绛支持我们的观点。她没有跟我们要一分钱的底稿费，只提了两点要求：第一把书做好，第二定价不要太高，让普通读者能够买得起，读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