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燕：旋律线上的装饰音

周小燕，中国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和声乐教育家，有几近半个世纪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她用一个又一个音符和音阶，在“母亲——祖国”这条旋律线上，完成了一个最精致、华采的装饰音。

这是一支如何美妙的音调？让我们静静地倾听：

长城谣

1937年，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武汉街头，简易舞台上，一位年轻姑娘深切地唱着：“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歌声悲愤苍凉、如泣如诉。《长城谣》——这首抗战名曲，后来被选为电影《热血忠魂》插曲，传遍大江南北。

这位姑娘就是周小燕。那年她20岁不到，从求学的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回家过暑假。抗日战争爆发了，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父亲对她说：“不做铁蹄下的顺民，不要回上海了。”小燕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她和妹妹们帮助母亲为抗敌将士缝制棉衣，去医院护理伤病员。她参加武汉合唱团，用那独特的歌喉，在街头、学校、医院……演唱抗日歌曲。《长城谣》、《歌八百壮士》、《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等抗日名曲，都是由她首唱的。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长城上，身穿黑底红花旗袍的她，以79岁的高龄，再次放歌《长城谣》。风，轻轻吹来，掀起了她的披肩。她举目四望，祖国山河，妖娆无比。天翻地覆的变化啊！她无比自豪，感慨万千。那年她首唱《长城谣》，心急如焚啊，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一会儿这儿沦陷了，一会儿那里被占了，就是怕当亡国奴。今天，国家富强，蒸蒸日上，这是多少先烈盼望的一天啊？然而，他们没有看到，她看到了。止不住，泪水一遍遍涌出她的眼眶。“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她唱着。“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她的5位学生接唱着。

今天，当这一幕又过去10年，周小燕向记者说起时，仍泪流满面，不能自制。

祖国，在她的心中，任何时候都是至高无上的。

1938年周小燕赴法国学习声乐。经过8年的刻苦学习，她出现在巴黎这个国际大都市的舞台上。1946年7月，周小燕在卢森堡举办首场独唱音乐会。报纸纷纷发表评价：“嗓音纯净，像水晶般坚实，像钻石般光彩。”“花腔技术娴熟高超。”她成功了。自此，欧洲一些国家的著名大剧院向她发出了邀请。她被称为“中国之莺”，飞翔在意大利、德国、英国、瑞士等国家的舞台上空。1947年6月，她参加了世界乐坛盛会——首届“布拉格之春”。紧接着在捷克斯洛伐克的5大城市巡演。瑞典、挪威、芬兰、美国……各国的邀请函更是像雪片似地飞来。正是在事业最为辉煌的时刻，她决定回国了。

半个多世纪后，有一位美国记者问她：“你这一生吃了不少苦，从法国回来后悔不后悔？”她回答道：“不后悔。这里是我的祖国。我为她出力了，我不后悔。如果我没有为她出力，我才会后悔。”今天，她与记者谈起这一经历时，只是淡淡地说：“我没有想很多。出国时，父亲就对我说：‘一，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二，学成后回来报效祖国。’当时，我觉得自己已经学好了，也演出了，并且获得了肯定和好评，应该回来了。”

祖国——母亲，这不是虚幻的。她再贫穷、再落后、再多难，一个人对祖国母亲要永远充满真挚情感和义无反顾的爱。这个爱是刻骨铭心的，摧毁不了的。这是她朴素的“道理”。

在欧洲9年，她无时无刻不记着自己是中国人。每次上台演出，她总是一袭旗袍，高贵典雅。她不仅能用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俄罗斯语演唱各国歌曲，而且熟稔他们的文化。然而，每次演出，她都要演唱中国歌曲。《蚌壳》、《长城谣》、《神女》、《红豆词》、《春晓》、《饮酒歌》……都是她经常演唱的。1945年10月，她和著名钢琴家李献敏在英国伦敦举办了一场中国作品的音乐会。音乐会上，周小燕身穿浅色绣花旗袍，李献敏则是一身白色短袖长旗袍。美丽高雅的形象，精湛娴熟的演唱演奏技巧，征服了全场观众。著名的英国广播公司录制整台演出，向全球播放。演出回来，两位女性高兴得不能入眠。

1947年，周小燕回到祖国。离别9年的故国，还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在上海南京路上，她看到了用草席卷起来的尸体。这时，上海学生发起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她毅然接受进步学生的邀请，到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圣约翰大学演唱。“唱破阴湿的天”、“从黑夜唱到黎明”……学生们将一面面锦旗，送给这位从海外回来的充满热血的爱国歌唱家。

2005年6月18日，89岁的她，将再次登上上海大剧院舞台，领唱《长城谣》。这是一场她的一些名扬海内外的学生，为庆贺她从教65周年而举办的音乐会。有人担心，她还唱得动吗？有人劝她，不要唱了，万一唱不上去，坏了自己的形象。她笑笑，诚挚地说：“抗战胜利60年了，应该唱一唱。这回不是唱声音，是唱精神。”届时，明亮的舞台上，一位89岁的老人，身后是廖昌永、高曼华、魏松、万山红、李秀英、王作欣、杨小勇、顾平、张峰等一批她的学生——饮誉海内外的中国歌唱家。这是一道怎样的风景？在世界任何舞台都难以看到。

“我不是被拉进党的”

在一些人的眼里，名气大的、学术成就高的，又有海外背景的知识分子，不容易与共产党员画上等号。因此，当有些人听说周小燕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位有着49年党龄的老党员时，都不敢相信。于是，有人问她：“你是被拉进党，还是被请进党的？”她摇着头说：“都不是。我是自觉要求，并且积极争取加入党组织的。”

入党那一天的情景，她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她激动得喜极而泣，好久好久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高兴，自己的多年愿望终于实现了，今后可以与自己敬佩的共产党人一起学习、工作了。她觉得自己有了方向，有了靠山，她要为不玷污这个称号，而努力工作。远在武汉的父亲，听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也高兴得哭了一场。她的这份情感，来自于她的切身感受。

她的弟弟周德佑，是一位将生命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热血青年。德佑在上海沪江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党的一些地下活动。回到武汉后，在光未然的支持下，他和几位好友恢复组建了拓荒剧团，宣传抗日。剧团演出的第一出戏就是光未然的《五月的鲜花》。不久，剧团被改为抗日演剧七队，到抗日第一线演出。德佑又演又编又导，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终于，这位年仅18岁的小伙子累倒了，再也没有起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领导人参加了德佑的告别仪式。小燕忘不了，他的这位聪明、活泼、热情的弟弟，拉着她和父母的手，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的一句话：“我不行了，但是你们一定要坚持抗战到底，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

她随母亲到医院护理那些受伤的八路军将士，亲眼看到他们怎样忍受没有麻药的痛苦，敬佩他们坚毅的品质。那时，她不懂马克思主义，但是她心里有一种朴素的想法：共产党是好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49年，周小燕应邀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会上，周恩来看到周小燕亲切的问道：“小燕，你也30岁了吧？”接着，周恩来又关心地问：“德佑的坟前树碑了没有？”小燕回答：“没有。”周恩来说道：“像他这样一位青年，离开优越的环境，参加我们的队伍，真不容易，应该为地树一块碑。”谈到为国捐躯的小弟，小燕很激动。她想，自己也没有为党做什么事，却被选为代表，参加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很惭愧。她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周恩来说道：“革命不在迟早，只要站在人民这一边就好。你要多向你的弟弟学习。”小燕很感动：共产党这样一位大官如此亲切随和，打心眼里敬佩。她下了决心，好好干，也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回来后，她向党组织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1956年3月，周小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分子。近半个世纪过去，在她家的客厅，记者问道：“这么多年来，你对共产党的信念，有没有动摇过？”“没有，从来没有。”她坚定地回答道。十年动乱中，她也被批被斗，被下放到农村，种过地，养过鸡，打扫过厕所。她委屈过、痛苦过，但是没有怨恨过、怀疑过。她说：“我那时经常想，周总理还在中央，一切都会过去的。就像在黑暗中看到一线光明那样，等待着阳光普照的那一天。”

如同她当年相信共产党能救中国，今天她同样相信共产党能建设好中国。她说：“共产党是在一片废墟上建设新中国的。刚解放时，不是就有人说共产党领导不好，不出一年就会滚蛋。可是，没几年我们连妓女也改造好了，真是扬眉吐气啊。现在，国家建设得越来越好，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我经常想到我的父亲，想到我的弟弟，想到那些先烈。我比他们幸运，一个强大的中国，他们没有看到，我看到了。我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就是在这样的对比中来认识共产党、相信共产党的。并且以成为她的一员而自豪。”

中国共产党以她的理论和实践，任何时候都强烈吸引着先进的人们。诚如周小燕，在中国共产党队伍中，拥有千千万万民族精英。

“我不能承受没有学生的生活”

“非典”时期，上海有些高校停止了一切课程教育。一天，静寂的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办公室电话响了。电话那端传来周小燕痛苦的声音：“啊哟，张书记，我难受死了。我不能承受没有学生的生活，他们就是我的生命啊。”放下电话，张书记的心情不能平静，像她这样将事业和学生胜过自己生命的，能有几人？

1949年，她踏进上海音乐学院的大门，从一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成为声乐系教授。从此，她的生命与学生联在了一起。

“学生是她生命中的唯一。”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上海歌剧院副院长魏松这样说。魏松是1973年进入上海音乐学院的，师从周小燕。他不能忘记，那时“动乱”没有结束，老师冒着被批斗，被逐出教师队伍的危险，在下课后把他和另一名学生罗魏领到自己家中，拉上窗帘，把耳朵贴在留声机声上，倾听那几张没有被抄走的法国旧唱片。这个从部队来的小伙子，正是从这里开始得到了西洋音乐的启蒙。从而成为“当今世界最优秀的男高音”、法国巴黎国际声乐比赛评委。

顾欣，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江苏省艺术剧院院长。他对记者说：“周老师这个人，就是为事业而生，为事业而活的。”1989年，成立不久的周小燕歌剧中心北上南京，与江苏省歌舞剧院合演意大利著名歌剧《弄臣》。这是亚洲地区第一次上演这出世界歌剧精品。已经73岁的周小燕，每天都在排练场。那天，她边后退边与学生说着戏，脚底一滑摔倒在地。她被诊断为大腿股骨骨折。这时候，大家都担心她受得了吗？她却自责给大家添麻烦，担心地说：“《弄臣》要弄勿好了。”她决定不离开南京，就在当地做手术。9寸长的钢针打进了她的大腿内。没几天，她就将演员一个一个叫到了病房，一个一个地辅导。演出那一天，她摇着轮椅来了，悄悄地在观众席边的走道上看。幕间休息，观众们发现了她，立即拥上来。演出结束，她被人们推上了舞台。台上台下掌声一片，欢声一片。顾欣说：“这就是周老师，从来都是把事业置于事业之上。她的精神、品格，一直感染着我，影响着我。”

1984年夏，世界247名歌唱好手云集音乐之都奥地利维也纳，争夺第三届国际歌唱家声乐比赛的桂冠。中国派出了4名选手，作为领队与教练，周小燕与他们同行。过五关斩六将，中国选手全部站在决赛台上。最终花落谁手？当评委报出中国男高音张建一和中国女中音詹曼华同获第一名时，全场沸腾了。张建一是周小燕的学生。众目睽睽之下，他一下扑在了老师的肩上。他也感觉到老师的身体在颤动，贴着老师的耳朵，激动地说：“老师，谢谢您，今天是我30岁生日，我该怎样报答您啊。”张建一原来是浙江湖州玻璃厂的一名工人。是周小燕，将这位没有一点乐理知识的青年人，培养成世界一流的歌唱家。

在周小燕一长串学生名单中，曾经先后获得法国第41届图鲁兹国际声乐、多明戈世界歌剧大赛、挪威宋雅王后国际声乐大赛第一名的廖昌永，是一位赤着脚走进上海音乐学院的农家孩子。他记得，第一次在校门口见到周小燕，紧张的心怦怦乱跳，“吓”得逃到马路对面，连照面也不敢打。他不仅钢琴、乐理基础差，而且一开口就有浓浓的四川口音，这是学声乐的大忌。周小燕把他带回家，一句一句的纠正。廖昌永学习十分刻苦，进步很大，本科毕业后，又成为周小燕的研究生。在廖昌永心中，周小燕不仅是自己的老师，更是母亲、朋友。因此，他在功成名就的今天，在众多的演唱场合，最爱唱的一首歌是《老师，我总是想起您》。他说：“我的一切成就，离不开老师对我的教诲。是周小燕教授对我的精心培养，才使我从一名农村孩子成为能够多次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歌唱演员。”

1996年，周小燕的老伴、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病逝。他们的在美国的一双儿女回来奔丧。临走那天，儿子看到瘦弱的母亲在沙发上直掉眼泪，心中很是不忍。是啊，将年迈的母亲一个人“丢”在这里，他们也是十分的不放心。于是，就动员母亲和他们一起去美国。可周小燕不答应：“我不去。我的学生都在这里，我去那里干什么！”还有一幕始终在儿子的眼前，尽管已经过去20余年。那时，他在上海开公交车。正好，他开的这条线路，经过上海音乐学院。一天，他开着车，看到母亲推着自行车正与学生高曼华在路边说着什么。他一圈开回来，发现母亲还在与高曼华说话。回到起点站，他再开车上路，母亲和学生还在那儿，谈兴正浓。

是啊，为了学生，她什么都可以奉献。

先哲早就告诉我们：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今天，在我国声乐界正是有了周小燕这样的好老师，国家才有那么一批引以为骄傲的人才。

“我想来想去，不知道我先进在哪里”

在周小燕客厅的墙上，挂着一行草体字：以真为美。真，是她为人为艺中最最看重的一个字。这个真，是一种质朴，一种境界。当有人赞扬她培养了那么多优秀学生时，她坦然道：“如果说功劳，我最多只有三分之一。另外的一大半是学生本人的努力和其他老师及社会的帮助。”

其实，她不是一个追求结果的人，她喜欢和欣赏的是工作的过程，任何事都是这样。这是一件很小的事：一根绳子打了死结，怎么解也解不开，儿子就拿起剪刀，想剪掉算了。她看到了，连忙说：“你不要剪，我来解。”于是，她绕来绕去，终于把绳子解开了。在教学上，她看重的是教的过程，学生能不能从自己这里学到什么，而不是他们在以后获得了什么。所以，她多次对人说：“廖昌永成功了，张建一成功了，魏松成功了，他们能够为国家争光、做事是最重要的。至于是哪些老师把他们塑造出来的，我周小燕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这并不重要。”

当今，很多人，一出了名就货币化了。周小燕这个名字，在国际声乐界可以说辉煌了大半个世纪。但是，过去、今天，她都没有将它货币化过，今后更不会。她教学生不仅不收钱，还拿钱为学生办音乐会。她的家更是学生免费的教室和旅店。今天，活跃于世界各地舞台的李秀英，当年就因为生活困难，在老师家吃住了好几年。

89岁的她，今天仍带着学生。有一位学生挺幸福地对旁人说：“我是周小燕老师的关门弟子。”她听到后，问他：“我什么时候说过，你是关门弟子？”“那么，老师，您什么时候关门？”学生问道。“等我盖棺的那一天。”她回答道。她对记者说：“我是终身教授，就一定要教到再也爬不起来。”

几年前，她重回武汉东湖，寻访弟弟的墓。一切都变了，弟弟的墓怎么也找不到了。她的心里空落落的。她又一次感到自己是那么的“收支不平衡”：没有付出什么，却得到了许多。想想这些长眠于地下的烈士，他们得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

当她接受记者采访时，第一句话就说：“我昨天想了一夜，不知道我先进在哪里。我是一名教师，教学生是我份内的事。我这一生也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我也看过报纸上关于其他先进人物的报道，他们的事迹都是很感人的，但是我没有啊，我很平凡。我现在能够做到的就是向他们学习，让自己的形象对得起共产党员这个称号。”

2005年6月12日，中国电影音乐奖颁奖晚会在上海举行。作为颁奖人，周小燕来到现场。“周老师”、“周奶奶”……200米长的红色地毯旁，观众发现了款款而来的她，立即欢叫起来。她走进会场，郭兰英、李双江……一个个亲切地拥抱她，久久不放。叫道：“周老师好。”被“扔”在一旁的儿子，见到这一场景，激动万分。他对记者说：“母亲是对的。如果她去美国，除了赚钱，什么也没有。在这里，她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人生价值。”

有人说，在周小燕的骨子里浸透着一种“洋气”。这个“洋”是相对于土与俗来说的，因而是一种文明，一种高贵。今天的上海，迫切需要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具备这样的精神，这样的气质。倘若，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像她这般在国家与人民这根旋律线上，装饰一个漂亮的音调，那么，这将汇合起一支世界上最为雄壮、动听的乐曲。

与周小燕先生的一场面谈

这次谈论的主题是1949年那个春夏之交，她在上海看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不但告诉我们解放前夜她亲眼目睹的解放军进城席地而坐不扰民的情形，还讲述了她跟陈毅的一段交往。当时采访的记者吴达衡也对周先生印象深刻，她对7年前的那段采访经历记忆犹新。

2009年，记者吴达衡正在采访周小燕

周小燕的美，谦谦素雅，温润如玉。

她穿着一袭唐装，走入7楼的摄影棚，坐到了我面前。一起陪同的学生递上化妆包，她自然地取出化妆镜和一支兰蔻的口红，开始细致地描唇。我笑着说：“周老师，您不愧是法国留学回来的，还用的是法国的化妆品呢。”她爽朗地笑起来，我们开始谈起50年前那风云变幻的1949年。

在讲述中，她是惯看春花秋月的岁月长者，在谈起那一次次表演，那时唱到的一首歌，她竟会唱了起来。在那刻，她的歌声犹如鸟儿般灵动，她的神采亦飞扬起来。歌唱着的她，才是最舒展的状态，犹如鱼回到了水里。

采访结束时，我搀扶着她走出摄影棚，门卫大叔怯怯地在边上问：能不能和周老师合个影？这位见过各路明星却素来淡定的电视台的门卫大叔，遇到周小燕老师，也禁不住要来求个合影。

那一年，她93岁。

我的父亲按辈分在上海音乐学院里是周老师的徒孙辈儿。今早听闻噩耗，我和父亲提起。他说，在1953年的时候就听周小燕老师在文化广场唱歌，那首歌是《我骑着马儿过草原》。可是我算算岁数，那一年我爸爸不超过五岁，我狐疑地问：“你那么小就知道这是周小燕？”爸爸说：“开玩笑，她那时候，无人不识”。

去年以来，一直还有同事因为节目想要约访周先生，都因她身体抱恙一推再推，作为有幸在周先生生前与她对谈过的人，深感幸运。

周小燕接受上海广播电视台文献纪录片《1949：接管大上海》采访

延伸阅读：文献纪录片《1949:接管大上海》片中周小燕谈到陈毅的一段交往

周小燕，出身于富裕的银行世家，从小酷爱音乐，不满二十岁的她就以《长城谣》名满大江南北。1949年，她也留在了上海，至今谈起陈毅她还很有感情。

周小燕：6月5号以前我不知道他，只知道现在共产党管理，有一个共产党的市长，去的时候不认识，抱着一种好奇心去。

1949年6月5日，陈毅邀请上海文教界知名人士举行座谈会上，这位军人市长的第一次亮相，让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喜出望外。

周小燕：周谷城教授他说感谢解放军打进来解放了我们，他马上就说不对不对，他说不是，应该说是合作，我们打进来你们打出去，我们是见面。

通过这次座谈会，很多知识分子的心开始接纳新政权。1956年，周小燕加入了共产党。

周小燕：我们知识分子心里都是这样，不只相信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共产党还能够建设中国。

四代学生眼中的周小燕

一脸灿烂的笑容是周小燕的特征。这几天她笑脸上常常挂上甜美的泪珠，老人的儿子张本和媳妇特地从美国飞回来参加前晚上海大剧院的《周小燕优秀学生音乐会》，她的学生们辞掉一切演出事务，免费演出为老师献上一份特殊贺礼，用演出收入成立一个“周小燕声乐基金会”。

此时此刻，周小燕深感幸福。幸福是灵魂的感叹和歌唱。

教书育人是周小燕的天职，她从来坚信，把学生基础打扎实了，造什么样的大楼都可以。把学生的人格塑造好了，干什么事情都可以成功。

带头种“试验田”培养民族歌手

周小燕的第一代学生鞠秀芳，少年时就爱听周小燕唱的《长城谣》、《红豆词》、《青年参军》、《五朵花儿开》，而且她学唱得很像。

鞠秀芳就是唱着《青年参军》考进上海音乐学院的。一进上音她三个志愿都填了周小燕教授，可是周先生班上名额已满，只好暗里倾慕。

解放初期，贺绿汀院长曾亲自带领鞠秀芳他们学习民族民间音乐。当时学校作出规定，要求学生必须每天背诵三首民歌。面对祖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宝库，学生们的热爱之情与日俱增。

那时唱民歌，女声大都用大本嗓。而鞠秀芳从小受京剧青衣唱法的影响，习惯于用小嗓，后来接受欧洲传统的唱法训练，属抒情花腔的嗓子。因此，当她用自己习惯的唱法演唱民歌时，一开始就遭到非议。就在最走投无路之时，她幸运地被调到了周小燕教授的班上。

周老师首先鼓励她“你唱民歌很有味儿，群众喜欢听就要坚持下去。”她让鞠在唱法上改进，帮她把民歌一字一句地扣着练。她发现鞠在演唱榆林小曲方面的优势，决定把榆林小曲作为一项重要学习内容。她请来这方面专家一起给鞠上课，一个把发声关，一个把风格关，让鞠在民歌演唱上过了关。

除了鞠秀芳，周小燕还培养了不少民族音乐人材。在声乐系，她曾带头种“试验田”，培养民族歌手。她是音乐学院教授中探索西洋唱法与民族唱法结合，进行教学实践并取得成功的先行者之一。

种子下地要发芽。鞠秀芳如今也是声乐教授，她以周小燕教书育人为楷模，努力培养着下一代民族声乐人材。

老师给了我母亲给不了的信仰

如今已在欧洲乐坛上挑大梁的男高音歌唱家张建一，说起周先生如说自己的慈母。

张建一当年考中央音乐学院第一次就被刷下来，但他庆幸自己遇到了周老师。他说：“周老师给了我母爱，更给了我母亲给不了我的信仰。”

1983年老师带张建一等学生去四川举办公开教学音乐会。中午四川军区请客吃饭，喝了很多酒，喝酒后嗓子会松掉，演唱时高音上不去。周老师很生气，但她只是一声不吭生闷气，学生都很内疚，以后演出再也不喝酒，他保持至今。也有例外，今年回上海，周老师让他住家里。半夜里谈兴正浓，张说真想喝点酒，于是老师翻柜寻酒，拿出所有好酒招待他。

张建一说听周老师上课是享受，她总能用最生动形象的语言点拨你。周老师上课强调整体素质，因为艺术是触类旁通的。1997年4月张请老师到纽约观看他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主演的《浮士德》。这是中国歌剧演员第一次被选入大都会担任主角。以后，张又带老师去看了其它歌剧，如《拉塔人》，第二天老师问张“这个歌剧以前从来没听过，从来没看过，你帮我找谱”。80多岁的老师求知欲比年轻人还强。

看到张建一成就越大，周小燕挑他毛病的积极性也越高，她指出张尽管得了金奖，但演唱时还有不少毛病。当时，张建一惊呆了，直到在国际上跑了一圈，亲耳聆听了世界高手的演唱后，才觉得自己太需要提高了。张建一说，在国外孤独时最想念的是周小燕老师。这次庆贺周老师88华诞暨从艺65周年演出，张是发起人，但自己却因演出签约不能违约而遗憾地不能如愿前来演出。

苛求，是老师最大的爱

教书育人的周小燕独具慧眼。东北的一个铁路工人刘捷，乘火车来上海考上音，因为嗓子疲劳没有考好。他预感到自己初试会被淘汰，要求再给一次机会，老师被他的至诚所感动，同意再听他演唱。听后大多数老师认为他个头不高，演唱又缺乏方法，前途不大。而周小燕却透过他疲劳的嗓音发现了他充满乐感的音乐素质和激情，于是建议给予他复试的机会并最后录取了他，让他进了自己的班。这位差点进不了音乐学院的小伙子，后来成为文革后全国第一个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男高音。

从1995年10月到1996年10月的一年里，周小燕就有3名学生先后夺得金奖。

三个学生正好是三种类型。一个是用美声唱法唱好了中国歌的李秀英。一个是借鉴美声唱法提高了民歌演唱水平的万山红。另一个则是到外国去和外国人比唱外国歌的廖昌永。周小燕认为声乐教师应当是一名声乐艺术的总导演。这是周老师几十年的经验最具概括力的总结。

学生们都懂得老师对自己的苛求，正是老师对学生最大的爱。

人格塑造好了干什么都能成功

廖昌永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系主任，繁忙的国内外演出使他成了空中飞人。一次外地请他去演出，临行时周老师问起，他漫不经心回答：一个小地方，没事，随便唱唱！

周小燕很恼火：“你唱给我听听！”果然，高音有点飘了。周老师认真地说：“小廖，演出没大小，任何一次演出，你都要对词、曲作者负责，对观众负责，对培养你的学校老师负责，还要对你自己负责！”语重心长一番话让小廖羞愧难忘。

廖昌永以前走到哪里，别人都会介绍“这是周小燕的学生”，如今周小燕走到哪里，别人都会指着背影说：“这是廖昌永的老师”。周小燕向记者戏言如今人们眼中的变化，说明了学生的名气已超过了老师。这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很正常，时代就是这样进步的。

廖昌永至今忘不了初见周小燕的情形：“那时在我们心里，周小燕是个高不可攀的名字。”那天，他正在汾阳路上走，远远看见周先生穿着高跟鞋，很摩登地走过来。他的心一阵狂跳，特别想上前去跟她打声招呼，但终究没有敢，而是“吓”得跑到路的另一边去了。

如今周小燕和廖昌永的师生关系如胶似漆。廖昌永的母亲从大山深处到成都第一次见周老师，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用那双劳动了一辈子的粗糙的大手默默地抚摸着周小燕双手的每一根手指头，她来回抚摸着，久久不放。就是这双柔软的小手，手把手地把儿子教出来，这是双圣手啊！

师德崇高！师爱博大！师魂不老！周小燕教学生人格为上，她说：唱歌是唱精神、唱人格、唱气度，不光是唱声音。把学生人格塑造好了，干什么都能成功。

周小燕的爱情与婚姻

本文回忆了周小燕（1917-2016）与导演张骏祥(1910-1996)的爱情往事，原载于《档案春秋》杂志。

年轻时的张骏祥。

文艺界有一个说法，当年是周总理牵线做媒，促成电影才子张骏祥、“中国之莺”周小燕结为秦晋之好。周小燕说，总理和邓大姐当年很关心这一批年轻的艺术家，这是真的。不过，总理并没有当他们的红娘，而是在他亲自批准的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里，埋下了他们爱情的种子……

年轻时的周小燕。

1951年9月，新中国政府派出了第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和缅甸，周恩来总理对代表团的组建亲自过问，对每一位成员的讲稿、每一张展出的图片都仔细审阅，还让全体成员出访前集中学习一个月。

这个团的阵容，差不多可用“空前绝后”、“豪华”来形容。团长由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丁西林担任，团员里有郑振铎、李一氓、刘白羽、陈翰笙、钱伟长、季羡林、常书鸿、冯友兰、吴作人、张骏祥，以及团员中唯一的女性—留法歌唱家周小燕。可以说，这个文化代表团几乎集中了那时中国文化界的精华。

对于海归导演张骏祥而言，这是他1939年从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研究院毕业回来后第一次跨出国门。这次出访的时间之长也是罕见的，从1951年的9月起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才回来，在国外过了国庆，过了生日，还过了新年。但也因为时间这样长，才提供了条件让张骏祥找到了意中人，找到了日后的终生伴侣……

孟买结缘

从广州登船到孟买有半个多月的旅程，在百事待兴的1951年，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在各自的领域都身负着繁重的责任，现在竟然有了大把的时间观赏海景，放松心情。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变化的不仅是海水的颜色，从日出时的喷薄到日落时的余晖，流逝的不仅是时间。对张骏祥来说，船上的日子也让他有了更多的机会去了解周小燕，爱慕之情油然而生。当然这一切还得水到渠成才是。

对周小燕来说，感情的到来可能还要更慢些，这位把音乐看得高于一切的留法女歌唱家虽年过三旬，但对自己的婚姻大事却并不着急，长达九年的留洋经历让她在对待异性方面真诚大方，热情而不逾。

代表团的成员虽大多有留美留欧经历，但没人到过南亚，即使季羡林通晓梵文，熟悉印度文化，但也没有到过他的研究对象的国家。印度古老的文化让他们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印度方面给了代表团很高的礼遇，尼赫鲁总理接见了代表团，他的女儿——后来也成为印度总理的英迪拉·甘地夫人陪同参观。

虽然主人的安排避免了代表团同下层平民接触，但他们还是看到了令人吃惊的、极大的贫富差距。代表团住过某个邦的土王的宫殿，其穷奢极欲令人瞠目。相比之下，代表团偶得一见的农村土地龟裂，水贵如油，而“贱民”即“不可接触者”更是可怜，周小燕亲眼看到有人惊慌失措地从她面前逃走，问了才知道是“贱民”的紧急“回避”。

这些情景让代表团的成员们更为自己的祖国感到自豪，因为祖国的人民已“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了。

代表团不承担实质性的外事任务，游览参观、传达友情就是他们最大的使命。张骏祥和周小燕第一次骑了大象，他们还没想到，数月之后，同团的吴作人将要送一幅“双象图”作为对他们结婚的贺礼。

对喜欢照相的周小燕来说，张骏祥的技术水平让她十分满意，当时虽然只有黑白胶卷，但照片的背景、构图、光影和神态都很到位，这让他们的感情又有增进。

终于，在泰姬陵沐浴着皎洁月光的那一刻，张骏祥大胆向周小燕表白了自己的爱慕，那样的景色，那样的氛围，如仙境一般令人陶醉，让人无法拒绝。多年以后，他们回想起那一刻，仍深深地感谢那做了“月下老人”的泰姬陵。

此后在缅甸，两人亲密合影，俨然已是情侣，同团的长者早已看出端倪，都为他们高兴。但即使在热恋之中，张骏祥仍然不改自己的较真习惯。一次宴请，周小燕吃得高兴，竟忘了当地的规矩，两手并用起来，用左手拿食物是犯大忌的，急得张骏祥连连暗示，但周小燕浑然不觉，事后张骏祥不客气地把她批评埋怨一通。

长达半年的出访于翌年的春天结束，这样长时间的“脱产”，对张骏祥来讲，除了“文革”中的停职和赋闲外可能是唯一的了，而获得的也是比写一个剧本或导一部戏更珍贵的一生的幸福。

温馨家庭

回国后周小燕即向父母“汇报”，得到了他们的祝福，两人就开始谈婚论嫁了。张骏祥说要买一对戒指，周小燕认为太俗气，张便开玩笑说那你不怕我将来赖掉，周不示弱说不怕。两人登记后仅拍了一张结婚照，照片上他们一个着中山装，一个穿列宁装（也叫“人民装”）。

喜日定在1952年的5月5日，婚礼简朴，只是借了周小燕的舅舅、名医董方中的家办一桌喜酒请了少数的客人，其中有新郎的证婚人夏衍、新娘的证婚人贺绿汀、董方中的好友潘汉年副市长及几个亲戚，双方的父母都没来参加，具体的事务由上影的行政处处长卢怡浩操办。

婚后张骏祥感慨地对周小燕说“可惜认识你太晚”，这不仅是“恋人絮语”，也是他的肺腑之言。早年张骏祥同白杨有过一段感情，白杨的美丽和声名地位、抗战的艰苦环境和时时袭来的种种苦闷，可能都是促成他们结婚的因素。但两人性格、文化、兴趣上的差异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突出，这与文艺界许多因见异思迁、喜新厌旧而破裂的感情有着本质的不同。而张骏祥对周小燕的“一见钟情”，也是他长期一直认定的择偶标准的最终实现。

两人的结合，除了对对方的经历、才学、气质的欣赏外，性格上的互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周小燕的活泼、直率、胸无城府和张骏祥的严谨认真恰成对比，这种反差非但不是他们相爱的障碍，反而是吸引对方的原因。

1938年周小燕远涉重洋去巴黎留学，先后在巴黎音乐师范等学校研习声乐，师从齐尔品等名师。德国入侵后，周小燕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学业，歌唱艺术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战后，她在法、英、德、瑞（士）、捷、波等国举办个人演唱会，被赞为“中国之莺”。本来还打算去美演出，但周小燕归国心切，辗转曲折于1947年回到上海，旋即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举行歌唱会，受到热烈欢迎。她还不计报酬到大学为师生演唱，交通大学学生会赠她锦旗“唱破这阴湿的天”，还有的锦旗上绣着“从黑夜歌唱到天明”，有人说这是左派学生的玩意儿，她却对这些锦旗十分珍视。

听周小燕讲自己的往事，张骏祥更为找到这样一位与自己有着类似经历的伴侣而高兴，他们都在西方留过学，又都经历过祖国的苦难，亲眼见证了民族的新生，此时他们都为自己能跟随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作贡献而感到欣慰。

婚后不久，他们搬入原本是陈白尘先生住的房子，在复兴西路44弄的一套公寓。搬进新居后，周小燕的母亲董燕梁知道女儿不善家务，让跟了自己多年的钱妈去照顾女儿女婿。婚后的日子甜蜜而平淡，两人都是大忙人，聚少离多，有时会几个月碰不到，这主要是张骏祥出外景下生活的缘故，但周小燕没有抱怨，有人问她两人吵不吵架，她回答：“不吵，因为在一起时间少，没机会吵。”

结婚后，张骏祥与周小燕相继有了女儿张文和儿子张本，张文活泼，张本文静，给家庭带来莫大的温馨和欢乐。在外人眼中不苟言笑的张骏祥，跟孩子们在一起时完全是一个慈爱的好爸爸兼大朋友。

有时妈妈要在客厅里教学生，爸爸便带上门，同两个孩子在卧室里偷着玩，要么一起看漫画，模仿画里滑稽有趣的样子，听故事开心了，讲的人和听的人一起在床上翻滚打闹。有时闹过头了，钱婆婆便来叫喊“床要被压塌了”。

张骏祥爱孩子们不止于儿女，儿女的小朋友、弄堂的小邻居常来他们家看那时候很稀罕的电视，那台苏联造的“红宝石”牌的电视机讯号不好，张骏祥便承担起“技术保障”的任务，用两根铁丝做成土天线不断地调节，虽然屏幕上仍是雪花一片，可是小朋友们对这位大朋友很满意，对张文说“你爸爸真好”。

四十多岁才有了孩子的张骏祥在儿女面前完全显露了他温和柔情的一面，周小燕总说“他比我更宝贝孩子”。

星散四方

“文革”开始，两个孩子，一个12岁，一个10岁，都在学习和长身体的时候，囚禁中的张骏祥虽然不能肯定，但也猜得到周小燕的处境不会比他好多少，比起自己，小燕虽然少了顶“走资派”的帽子，但她留洋的时间更长，会不会也被戴上“外国特务”的帽子呢？她要是也被隔离不得回家，两个孩子怎么办呢？每想起这些，张骏祥心里便倍受煎熬。

家里正如他担心的那样，周小燕也被隔离审查，抗战时期从未到过重庆的她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了“重庆黑线班底”的罪名，但还有一定的自由，除了接受批判外就是监督劳动。当时她和张骏祥的工资早被停发，每人每月只有15元的生活费，都交给了管教人员，孩子们的生活开销无从谈起。儿子张本如今忆起那段岁月，仍然深深感念保姆钱婆婆的善良和博爱，她不拿东家的工钱，反而自己贴钱抚养主人家的孩子，这是何等宽博的胸怀。

中共九大后，“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有所改观。先是周小燕在1969年10月解除隔离去梅陇劳动，不久“五七干校”成立，又转去奉贤的干校。时隔不多，张骏祥从“少教所”出来，也去了干校。

据周小燕后来回忆，那天她在干校劳动，有人告诉她校门口有人找，她走到门口，只见“一个老头，头发花白，佝偻着身子，拎了个旧包”，定睛看才认出是分别了两年的丈夫。两年的时间不算长，却让张骏祥的模样老了十年都不止。此时女儿已去了黑龙江，儿子中学还没毕业。女儿走前，总算获准去见了父亲，按管教人员的要求，孩子们在见面时要爸爸“不要顽固不化”，张骏祥依然沉默不语，只是流泪，最后说了一句“我对不起你们”。

“文革”后全家合影。

一家人星散四方，不过，他和周小燕都在奉贤那块海滩上，住处、劳动的地方仅隔了一条河，而且吃饭也在一个食堂，但规定不能来往。在食堂遇见，周小燕总是满不在乎地过来同丈夫说话，张骏祥却有所顾忌地寡言少语，其实，同妻子有短暂的接触，能看到她乐观开朗的样子，心里是高兴的。

当时，张骏祥被派去养猪，周小燕则分工养鸡，干校的同事戏称他们为“猪公”、“鸡婆”，他们自己也觉好笑。“文革”结束后，周小燕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对这段生活的评价是“它教给我很多知识，比如养鸡”。

干校的日子虽然清苦，但总算有了相当的自由。晚上张骏祥到田边散步，一则排遣郁闷，二来锻炼身体，空余的时间用来读书，那时他读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书，仅现在留下的一本笔记本里就有他写的近四万字读书心得。

但几年下来，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让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了，顶着“牛鬼蛇神”的帽子去看病，即使不遭白眼，医生也是马马虎虎漫不经心的。他给弟弟的一封信里说“现在最好不要生病，生了病够呛”。让他多年后还不能忘记的是一次他去看牙，医生竟然说“六十二了还补什么牙呀”，说起这段往事，张骏祥幽默地补充道：“但工宣队没有嫌我老，照样叫我挖河拉粪车。”

相濡以沫

1979年，张骏祥又被任命为上海市电影局和上影厂联合艺委会主任，而1978年他重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也标志着他的政治地位的恢复。周小燕此时也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被任命为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又像“文革”前那样，夫妇俩经常同时不在家，或是出国或是到京城开会。忙碌之余，张骏祥最大的心事是两个孩子的前途，他在给弟弟的信里叹道，整日忙来忙去，“两个孩子的前途也无法过问”。

此时女儿已经返沪，儿子还在公交公司做司机，虽然都在身边，但儿女的学业被“文革”耽误，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父母担忧都已二十多岁的孩子如何成家立业。后来张文有机会去美国，在当地还考上了大学。很多年以后，周小燕还记得女儿出远门时张骏祥的不舍和担心，他念叨孩子一个人走那么远，中途还要转机，身边也没有美金，直到女儿来了电话说平安到达，他才放下心。数年后儿子张本也去了美国学习计算机。

1979年12月，文化部一纸调令，任命张骏祥为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在同时任命的五个副局长中排名第一，并仍兼任上海局局长。在北京的两年多时间里，张骏祥曾几次要求回沪工作，但未得同意，他在给弟弟的信中不免叹息“我年龄大身体不好，没有非扣我在北京的理由，但有时有理也讲不清事”，工作上也是“奇忙，越来越忙”，超负荷的脑力劳动使这位年过七十的老人不胜负担。到1982年的上半年，文化部和电影局的领导班子都作了调整，免去张骏祥的副局长职务，他终于可以回上海了。

晚年的张骏祥为病痛所困，却常以幽默的态度对之。有一次，几位同岁都属狗的老人，陈鲤庭、汤晓丹、徐苏灵和他聚会，有人发现张骏祥的耳朵不好，但对陈鲤庭夫人毛吟芬的话倒听得清楚。对此，张骏祥解释：“女人的声音音频高，易听清。”毛吟芬打趣：“那你家那位花腔女高音的声音你最听得清了。”张答道：“不，是听得烦了。”在座的白桦问张为何不用助听器，张回答：“讲话有回音会一道吸进助听器，反而听不清。”白桦说：“那是立体声。”张还说：“我可以装得像听见一样。”

张骏祥退了下来，而周小燕仍忙得不可开交，1988年她筹划成立周小燕歌剧中心，张骏祥怕她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身体会受不了，却又不得不帮她，给她出了很多主意。周小燕工作起来，玩命的程度比起自己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忙起来还会丢东西，拎包、眼镜、围巾都丢过，张骏祥连呼简直是“天女散花”，“漏斗脑袋”，“马大哈不可及也”，埋怨中透着逗趣和理解。周小燕经常在家里上课，张骏祥对人说，他家的客厅里时常是“高朋满座”，“鬼哭神号”，但他从不反对，只是把中间的门关上，自己待到里面的小房间去，有时也不用关，因为耳聋，“反正听不见”。

但疾病终于还是打倒了张骏祥。1993年他因血压低又一次昏倒送医院抢救，从此便长住医院直到去世。有力气走路时，他会踱到窗口，茫然地看着外面的世界，一动不动。同住在华东医院的黄宗英在走廊碰到他想与他说说话，却不成，耳聋不说，反应也逐渐迟钝了。

周小燕开始对去外地的邀请一概拒绝，留在上海照料丈夫。1995年为纪念抗战50周年，电视台想请她到长城上重唱当年她唱过的《长城谣》，周小燕顾虑丈夫的病情想拒绝，张骏祥反而要周小燕去，最后是去了当晚就赶回来。

在最后的日子里，周小燕上午上课，下午拎了家里烧的饭菜去医院，晚上再走回来，每次分别时，张骏祥都要亲吻妻子的手。

晚年张骏祥和周小燕。

1995年到1996年，夏衍和陈荒煤相继离世，家里人没有把消息告诉他。其实，此时的他已陷入阵发性的昏迷之中，有时连亲人也认不出了，但让周小燕又惊讶又难过的是，有一次张骏祥竟对她说，“你来迟了，刚才白求恩来过了”。

清醒的时候，他会久久地凝视着妻子，嘴唇蠕动着，俯下身子可以听清他的话，“我走了，你们怎么办？”

1996年11月14日，张骏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相依相伴了40多个春秋的爱人，终于没能再陪伴周小燕继续走下去……

（作者系上海电影艺术研究所原副所长，上海影协原副主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