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再生：警备司令部的密查员

宋再生（原名：宋启荣）

上海徐汇区龙华镇龙华寺以北原有一所兵工厂，1927年白崇禧率国民革命军进驻上海后，在此设立了警备司令部，不久改称卫戍司令部，1928年4月又改称淞沪警备司令部。淞沪警备司令部是一个关押、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活地狱。其男牢、女牢后面的一大片空地，即是残害进步分子的刑场。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浸透了这里的土地。“1927年至1937年间，这里被囚禁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达9000人，惨遭杀害者800多人。”（穆欣：《关向应传略》）

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大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人士的安全系数，尽可能地减少革命的损失，中共中央特科决定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以相机截获情报，营救同志，严惩叛徒。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央特科情报科的宋再生获得了一个打入警备司令部的机会。

宋再生原名宋启荣，浙江诸暨人。他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上海入党，后被党组织派到山东济南从事工运工作。1928年5月3日日本军队在济南挑起血腥屠杀我无辜军民的“济南惨案”后，他回到了上海，调到中央特科，留在陈赓身边工作。就在这一年的9月，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改任南京陆军总部总参事，9月7日，蒋介石任命国民革命军第13军副军长熊式辉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接着又令他兼任“淞沪杭剿匪总指挥”。熊式辉是江西省安义县人，1915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二期步兵科。熊式辉求学保定军校时有一位浙江籍老师蒋伯器，也是浙江诸暨人。与宋再生是老乡，蒋伯器“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是国民党元老之一。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督军府军事部长、浙江都督。后又担任保定军校主考。此时任蒋介石高等顾问、全国赈务委员会委员。”（岳先、秦少智：《虎穴龙潭》）他是一个乡土观念和宗派意识很强的官僚，只要拜其为师并给他一定好处，就容易被其举荐为官。宋再生从一个叫陈大同的同乡口中知道这件事以后，便立刻向陈赓作了汇报。

陈赓听了宋再生对这一情况的汇报后非常高兴，当即鼓励他抓住机会大胆一试，争取打进敌人这一重要机构。

宋再生经过一番准备，便按照同乡陈大同的提醒向蒋伯器递上门生帖以及1000多元的押金和酒席费，拜其为“师”。蒋伯器收下宋再生这个“弟子”以后不久，便把他介绍到亚尔培路熊式辉公馆。熊式辉见宋再生是由蒋老先生推荐而来，便热情地给予了款待。通过一番交谈，他见宋再生机警伶俐，很适合干特工，很快就任命宋再生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第4号政治密查员。陈赓之子陈知建回忆说：“宋再生是我们地下组织的一个重要工作关系，负责和他联系的就是我父亲（陈赓），直接跟他联系，单线联系。”

为了扩展局面，方便情报工作，经中央特科批准，宋再生把弟弟宋启华也安排进淞沪警备司令部，给他当助手。当时人们称宋再生为“老宋”，称宋启华为“小宋”。“老宋”和“小宋”同心协力，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这个魔窟中，探敌情，刺情报，为保卫中共中央和党的干部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

政治密查员是一个既虚又实的头衔。说它虚，是因为警备司令熊式辉一句话就可收回‘派司’；说它实，是因为有了这张‘派司’，下面的人肯定会另眼看待，给予方便。因此，宋再生在陈赓的指导下，千方百计地赢得熊式辉的充分信任，然后利用自身的特权，在军、警、宪、特机关广交朋友。

宋再生利用自己“警备司令部政治密查员”的公开身份，积极同外国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上海公安系统联系。不久，他就结识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探目范广珍，并且建立了情报交换关系。范广珍又名范伯傅，浙江绍兴人，巡捕出身，已经在法租界政治处查缉股任职10年。查缉股又称查缉班，负责协助国民党政府在法租界搜捕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国民党内部的反蒋人物。查缉班班长是法国人马慕雅，成员有三名华籍探目，范广珍就是其中之一。范广珍向宋再生提供的情报，可谓五花八门，有来自巡捕房眼线的，有来自黄色工会的，也有来自共产党叛徒的。老宋将这些情报转告陈赓，再把情报科编造的一些真假掺杂的情报交给范广珍。

此后不久，宋再生又同公共租界老闸巡捕房刑事股的总探长尤阿根拉上了关系。尤阿根原是公共租界的一个大人口贩子，专门贩卖女孩。进入老闸捕房前后，他还参加过青洪两帮，在上海滩很吃得开（此人在1939年被打死）。

随着宋再生在上海特工界名气的增大，宋再生“警备司令部政治密查员”的身份也吸引来中共党内的一些告密者，宋再生把送上门来的叛徒的情报都及时地交给了情报可，中央特科则据此坚决惩处了这些叛党求荣的败类。1929年初与陈赓、顾顺章设计用毒酒除掉出卖罗迈（李维汉）的叛徒黄歧。此后又将顾某叛变欲出卖李立三的消息及时通报给了情报科，使特科很快查明后处决了这个叛徒。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大会召开之前，此事被国民党特务侦知，蒋介石电令淞沪警备司令部予以破坏，于是，宋再生主动请缨，“积极地参加了这些密探的搜捕行动，但是当时他就主张要做得更加仔细。表面上来说，这样的话，如果要仔细的话，必须一栋房子一栋房子一点一点地去查。这样的话，从时间上来说，为会议的开会保证了一些时间。”（李一氓之女李筱筱口述）。正是由于宋再生的“积极主动”才为大会的召开赢得了时间，使大会顺利完成，未发生意外。

顾顺章叛变后，宋再生兄弟被迫撤离淞沪警备司令部，改在中央特科行动科活动。不久，兄弟二人双双被捕，均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他们坚持斗争，没有暴露身份。1941年宋启华被减刑释放，隐居徐州，靠开中药铺维生。徐州解放后，陈赓派人把宋启华安排在中原局工作。

对于宋再生此后的情况，缺少详实的记载。王铁群先生在《伍豪之剑》中说宋再生病逝狱中。但是，2009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宋再生是我外公”》，文中说：“读者吴国麟即电告我们，说宋再生是他外公，他手里留有两张他外公晚年的照片。我们将照片送上海解放后曾与宋再生共事的王征明辨认。王征明确认照片上的老人确实就是宋再生。”那么由此可见，宋再生可能活了下来，并且在解放后还参加了工作。

医院的秘密

1930年5月，上海静安寺，一家私人医院静悄悄地开张了。在外人看来，这只是公共租界里又一家普普通通的医院。谁也不会想到，在这所医院的大门里，竟隐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30年初，为联合全国苏区的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决定，在党的诞生地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50多名会议代表中，既有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中央领导，也有来自苏区的红军和革命政权代表。

在敌人眼皮底下开这样高规格的会议，安保是头等大事。全权负责这项工作的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几番思虑，确定了工作思路——人来人往的医院，正是这次会议的召开地点。这里的每一位医生、每一位护士，甚至连医院门口的小商贩，都是身负重任的特科成员。

陈赓

敌人也不是草包。随着会期临近，风声传到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的耳朵里。这，正是将共党高层一网打尽的绝好时机！然而，由于特科出色的保密工作，敌人怎么也探听不到会议的确切地点。就在熊式辉气急败坏的时候，他手下的一个密探宋再生毛遂自荐，请求上峰同意他带队继续查访。

这个宋再生，是熊式辉的同乡，为人机警，办事周全，不仅深得上峰信任，还跟巡捕房说得上话。熊式辉一思量，在租界里抓共党，宋再生确是个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这一边，来自各地苏区的与会代表也陆续抵达上海。在特科安排下，他们装扮成求药寻医的病人，分批进入医院，5月20日，会议准时召开。

那一边，宋再生带领手下，会同巡捕，在租界明查暗访，逢门必入。经过连续几天地毯式的搜索，敌人终于把目标锁定在这家新开的医院。

太阳下山前，成竹在胸的宋再生带着大队特务，穷凶极恶地包围了医院，冲进了大门。

诶？！整栋楼怎么连个鬼影都没有了？难道共党都是能穿墙遁地的神仙？

垂头丧气的宋再生只能带领人马打道回府，本以为十拿九稳的熊式辉也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徒唤奈何。

这个秘密，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解开。其实，除了做好保密防范工作之外，整个行动最关键的一招，是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宋再生。

没错，宋再生就是受陈赓的指派，化名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卧底。搜查行动中，宋再生看似面面俱到、一丝不苟，实则是为会议争取更多的时间。当他带着特务冲进医院之时，为期三天的会议早已顺利闭幕，代表们全部安全撤离。

在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落幕80多年后，让我们一睹宋再生——这位红色特工的真实面容。正是这些无名的英雄，不顾个人的生死和安危，用不屈的信念和忠诚捍卫了党的最高秘密。

让我们记住，他的真名叫——宋启荣。

传奇人物“老宋”

宋再生（中）家庭照片

特科招待叛徒用的是“千里香”酒，尽管陪客频频添杯，却不见醉意，独是“贵客”酒一沾唇，立即酩酊如泥，只见进门，不见出去。任弼时被捕后，敌人不仅用酷刑折磨他，还用电刑将他击昏，使他神经处于混乱状态，以便从他口中诱出口供。敌人用高电压将任弼时的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坑，也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一点情况。

特科有名的传奇人物“老宋”（宋再生），是陈赓主持情报科工作以后，派进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去的第一个重要情报员。

宋再生原名宋启荣，浙江诸暨人。他在1928年“五三”惨案发生以后，调到中央特科，即留在陈赓身边工作。

经过陈赓认真细致的安排，宋再生很快就同上海的有关方面拉上了关系。这年9月7日，蒋介石任命熊式辉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接着又令他兼任“淞沪杭剿匪总指挥”。一天，宋再生在马路上遇到同乡陈大同，那人一见面就乐乐呵呵地对他说：“老宋，你的时运来了"

宋再生陪着笑，诧异地问：“什么事？”

“熊天翼（熊式辉的宇）当了警备司令，他是蒋伯器老先生的学生，你赶快去拜蒋门为师吧１陈大同对于自己的先知先觉十分得意怂恿地说：“只要一拜师，他就会保举你。走这个门子，你稳可当个侦察队长，每年光烟土一项，就能弄个百把万元。”

“是啊，这倒是个肥缺，不过--”宋再生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问道：“有什么条件没有呢？”

陈大同笑嘻嘻地说：“只需筹备1000元作押金，200元的酒席费，以后进帐三、七分--给他三成，七成归你。”

宋再生把手一摆，佯装犹豫，慢条斯理地说：“你先别忙，让我回头仔细想想再说，好吗？”

“行”

宋再生和陈大同分手后，一直琢磨着这件事，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回来就向陈赓汇报了。陈赓一听，喜形于色，就叫他利用这个办法试一试，争取打进淞沪警备司令部。于是，宋再生就去投了门生帖，拜在蒋伯器门下。果然，蒋伯器收了他的拜帖和现款不久，就把他介绍到亚尔培路熊式辉的公馆里去了。熊式辉见宋再生是由蒋老先生推荐而来，便热情地给予了款待。等来再生从熊式辉那里转回来，刚一走进蒋伯器的客厅，蒋伯器就非常高兴地对他说：“天翼已经来了电话，委派你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治密查员。”

宋再生很快领到警备司令部的第四号政治密查员证件。随后，他按照陈赓的指示，就用这个政治密查员的身份，去同英、法巡捕房和上海市公安局的督察处、侦缉处联系。他很快就结识了法捕房的探目范广珍，并且建立了情报交换关系。范广珍又名伯傅，浙江绍兴人，巡捕出身，先后在法租界政治处查缉股任职10年。--查缉股又称查缉班，专门负责协助国民党政府在法租界搜捕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国民党内的反蒋人物。班长是法国人马慕雅，范广珍是三个华籍探目中的一个。这时，范广珍向宋再生提供的情报，有来自叛徒的，有来自黄色工会的，也有来自捕房眼线的。宋再生拿回交给陈庚后，再把组织上编造的一些真真假假的情报交给范广珍。其后，宋再生又同英租界老闸捕房探长尤阿根拉上了关系，名气越来越大。宋再生的弟弟宋启华（“小宋”），也是一个有名的传奇人物，经常充当“老宋”的帮手。

就在这年腊月底的一天，有个叫王铁挣的找到宋再生，给他介绍了一个姓黄的年轻人。这个姓黄的以浓重的湖南口音对宋再生说：“我可以帮助你们捕到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罗迈"

“罗迈？”宋再生心头一紧，不禁重复了一句。原来罗迈是李维汉的化名，当时他在上海任江苏省委书记，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极力追捕的我党负责同志之一。敌人通缉李维汉的时候，曾为他的头颅悬赏5万元。没等来再生再开口，姓黄的点了点头，忙又追问：

“你晓不晓得，捕罗赏格5万元有无回扣？”

宋再生眉毛一扬，淡淡一笑，说：“十足照付，不折不扣。不过事要实在、稳。”

姓黄的哪个家伙拍着胸脯，神气十足地说：“完全保证。”

“那好”宋再生遂即与那个姓黄的约定：农历正月初五在长乐茶社碰头。并应他的恳求，先付给他现钞30元，供他“过年急用”。

宋再生打发走那个姓黄的家伙之后，立即将此事报告陈赓。陈赓想了想说，“好吗！到时候你把姓黄的果真弄来到长乐茶社，与他心目中的政治密查员--宋再生见面。”

宋再生把这个姓黄的带到大东旅社的时候，陈康身着黄呢军服，完全是一副国民党高级军官的派头，正在一间摆设豪华的房间里“恭候”。宋再生把这个财迷心窃的告密者引进屋里，伸着手，郑重地介绍说：“这位就是我们司令部王参谋长，你快跟随他去见司令"

陈赓遂带此人坐上汽车，开到威海路805号一幢石库房前。在这里等候他们的，是当时主持中央特科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和另外三个红队队员。顾顺章见陈庚领着这个个子不算太高的陌生人正要进门，就急忙走到门口笑脸相迎，高兴地说：

“王参谋长好！这位莫非就是黄君吧"

“不错１陈康点头回答说。

顾顺章请他两个进屋，边走边说；“来来来，我们先来商量一下，再去见司令官。”他即吩咐左右摆出上好酒菜款待客人。

这时端上来的酒叫“千里香”，尽管陪客的人频频添杯，毫未见有醉意，独是这位贵客，一经沾唇，立刻酩酊如泥。从此，再没有看见这位姓黄的走出门去。原来是顾顺章这位“化广奇”魔术大师施了魔法，那把酒壶正不是寻常之物，而是能够因人“分别对待”的魔术道具。

又一天，宋再生在南京路游逛，走到三友实业社门口，碰见法界探目范广珍，身后跟着一个年轻人。经过介绍，这年轻人姓顾，可是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宋再生并不清楚。然而当这个年轻人听说宋再生是个政治密查员后，如鱼得水，不肯离开，一直跟到浙江路迎春坊--来再生的住处。这个年轻人一路上大献殷勤不说，进屋就问：“捕获李立三奖赏多少？”当他听到“赏格5万’时，就求来再生带见熊式辉。第二天，这人到约定的地点会面，拿来一张李立三同志在外国拍的照片。宋再生遂将此事报告陈赓，陈赓迅速查明：原来这个姓顾的是铁路工会秘书，同李立三朝夕见面，关系非浅！如今财迷心窃，竟要干起伤天害理的事情来了。

当时每逢共产党中央机关召开重要会议，都由情报科和行动科等有关部门配合，慎重地选择会址，周密地布置警戒。一般都是先由总务科从安全着眼选定会场，然后即由红队派人携带武器前往卫护，有的骑自行车在附近巡逻，有的化装成小商贩在房前、屋后和里弄口观风，有的在会场警戒。万一发生危险的时候，外围人员马上发出报警信号，在会场的人员分头行动，一部分抵抗敌人，一部分保护负责同志转移。1930年初，共产党中央在上海英租界赫德路召开苏维埃区域代表会筹委会会议。为了保障这次会议的安全，中央特科进行了如下周密布置：在赫德路卡尔登影院后面租了一座四层的红楼，临时开设一座“医院”。一楼是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二、三楼是供与会代表住宿的“病房”，四楼是供举行大会用的会议厅。一楼由总务科派人充当门房、帐房等职，负责接待、应付临时偶然闯进来求诊的一般病人，并且负责应付查电表、收水电费等一类琐事，严防外人进入正楼。同时陈康叫刘鼎出面，在近邻处另租一座房子住下，布设机关，成为“医院病人”迅速转移的通道，遇事可以从红楼楼顶转到刘鼎住房顶上，再经他的住屋走出大门逃走。会议开始的时候，即由行动科派出红队，在这座楼房的周围进行巡逻、警戒。准备一旦被敌人发觉，遇有巡捕前来搜捕的时候，红队立即持枪抵抗；同时指定专人负责引路，带领参加会议的代表，穿过刘鼎的住屋转移出去。为此，陈赓等曾经多次到红楼来检查、筹划。事先曾为参加会议的同志租了一些旅馆，还准备了适合各种身份的比较阔绰的服装。各地代表到上海，先在指定的旅馆住下。经过初步审查后，就作为“病人”逐个送进“医院”。代表进了医院，住人病房，暂时即与外界隔绝开来，不让外出。开会以前，这里按照普通医院的正常秩序：医生、护士、厨师以及服务人员，完全同一般医院一样照章办事。到了开会的时候，方才进入会常这次会议共开两天。会毕又把代表逐个地送出医院。分散住进各个旅馆。这样，只有几天光景，这家新开设的医院，就像海市蜃楼一样倏忽不见，人员全部走得无影无踪。

但在这次会议前不久，要在上海开会的事曾被国民党特务侦知。有一天，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找去宋再生说：共产党要在上海召开苏维埃议会，此事关系党国安危极大，委座（指蒋介石）至为关切，传谕“如能侦破，奖赏现金犯万元。”

委座这张支票是保证兑现的。他要宋再生找人伪装“摊贩”，布置便衣，进行侦察。还说：如果布置得周密，能把他们一网打尽，你的功劳其大无比。宋再生马上找到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指示他继续了解敌人的意图和情况，同时在老问捕房探长尤阿根的俱乐部对面的东方旅社开了几个房间，派人就近监视敌人的行动；还在会场周围作了周密部署，使得会议得以顺利进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到了1929年底，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和上海租界巡捕房破坏我们党的计划、命令，陈赓都能通过杨登瀛及其他分布在敌人各种内部的联系及时得到。每当遇到有人告密，敌人准备抓人的时候，也大都能够化险为夷。

1930年4月，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黄第洪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就秘密写信给蒋介石，说他在共产党内“不得意”，要求同蒋介石面谈，但不要让旁人知道；还把周恩来准备同他会面的地方以及他的联络地址告诉蒋介石，让蒋介石派人找他接头。然而，首先看到这类自首信件的，照例是蒋介石的陈立夫。蒋介石批给陈立夫办，陈立夫批给徐恩曾办，徐恩曾交给杨登瀛同黄第洪接头，并且告知接头的办法：地点在南京路邮局，双方手里拿着皮包和报纸，杨登瀛闻得此讯，便把黄第洪秘密自首的情况报告刘鼎，刘鼎一听，感到事关重大，便一面要杨登瀛把这个案子暂时压一压，一面报告陈康转报中央。周恩来接到报告，便指示特科要先将黄第洪隔离，同时进行深人的调查，了解是否确实。虽然黄第洪这个叛徒十分狡猾，杨登瀛两次约他到指定地点见面，他都没有去。但是经过周密调查，证明黄第洪写信向蒋介石自首，企图勾结敌人对党进行大破坏，完全属实。中央即决定将叛徒黄第洪秘密处决，为党除了大害，保卫了周恩来和党中央的安全，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1929年9月末的一天，任粥时一早出去开会。外面下着大雨，他在离开家门的时候告诉爱人陈琼英说：12点回来吃中饭，下午还要到另一个地方开会。从中午起，陈琼英就开始等他，直到天黑他也没有回来。陈琼英非常焦急，又整整等了一个夜晚，仍不见人影，心想准是出事了。第二天清早，她就赶到江苏省委书记罗迈（李维汉）那里打听消息。

罗迈一见陈琼英，就向她证实：弼时昨天被捕了。同时安慰她说，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

陈赓从中央特科得到这一消息后，就打发杨登瀛立即到英国巡捕房去探听有关情况。

原来，任弼时去开会的地点早被敌人发现。他去参加会议的那天，这个机关已被敌人破坏，巡捕房在屋内埋伏了便衣侦探，我们的同志还没有来得及发出报警信号，任弼时已经在骤雨中急步走上台阶扣门。门开了一半，他发觉不对头，因为屋内出现一些探头探脑的陌生人。正想转身走开，便衣巡捕早已抓住他的两臂，想挣扎已经不可能了。敌人逼着一个住在这个机关的女同志说出他的名字。这女同志望了一眼，说：“不认识。”敌人不相信，可也没办法。但在这个时候，她的小孩（才三四岁）一见到任粥时就扑过去。敌人不由那女同志辩解，就给任弼时戴上镣铐，推上囚车。这时，他乘机把暗藏的秘密文件放到口里咽下去了。当被押进西牢后，敌人从他身上只搜出一张电车月票，上面有像片和详细地址。杨登瀛把这些情况报告陈赓后，立刻把详情转告江苏省委。省委知道任粥时在月票上填的是培德路培德里的一个门牌号。敌人按照这个地址去调查，根本找不到这所房子，因为这所房子早已经在一次火灾中被烧掉了。于是，告知陈倧英马上搬到培德里去住，并且还安排了一个姓社的南方老太太陪她住在那里。罗迈还告诉她，敌人若来查问，应该怎么回答。

果然，不几天，敌人就来查问了。陈倧英便按照组织上帮她编造的那一套去应付。随后，在巡捕房审问任粥时的时候，她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在敌人的法庭上旁听公审。

敌人对任弼时用严刑拷打，甚至施用全刑，但得不到任何口供。几个洋巡捕和警官就轮流用皮鞋踢，用皮鞭抽，妄图逼他开口。由于刑讯而发着高烧，他身体极度虚弱，眼看就要昏倒。但他强打精神，鼓起勇气，在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的时候，用手去挡，鞭子一下打到那个“法官”头上。惹得那个家伙如同一头丧失人性的野兽咆哮起来，不仅更残暴的毒打他，而且使用了灭绝人性的电刑。那个长着黄头发的法官知道，这种酷刑能使受刑者处于半昏迷半麻木状态，身心受到极大损伤，神经系统陷于混乱，从而当受刑者受不了时，可能吐露真情。于是他在命令左右拉下电闸之前，极力逼问任粥时到底是干什么的。任弼时照旧只字不吐。当电闸一合，他只觉得心跳快的可怕，身如受到乱箭猛刺，脑壳发胀，眼珠外突，立刻仿佛大地失去了平衡，物体在旋转，房屋在倾斜……敌人连续使用这种酷刑，使他多次昏厥过去。然而，他以无比坚强的意志抵制了敌人的逼供。哪知敌人并不以此罢休，反而惨无人道地不断升高电压，直到两个电极在任弼时的背上烙出了两个拳头大的窟窿，发出了皮肉烧焦的腐臭味才收常但是，不论敌人怎样拷打，任弼时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没有讲出任何情况，没有一点口供。过了几天，敌人没有从任弼时嘴里得到任何情况，在他身上搜到的惟一的东西，就是那张月票。几经调查，也都被陈倧英妥善地应付过去。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判了较短时间的监禁即行释放。

这年春天，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也在上海被捕，还被敌人抄去了一大箱子文件。中央要陈庚设法营救关向应，而首先要抢救被敌人搜走的这批文件。因为关向应被捕时化名李世珍，只要我们把其中的主要文件搞走，敌人就无法判断他的身份，党的机密也不至于受到大的损害。赶巧这时英国巡捕房酷刑拷打关向应，没有得到任何一点口实，也正在为这一批文件发愁。英国看见这么多的文件和材料，挑过来掠过去硬是找不到那一份是重要的，天天围着文件箱子转也无济于事。陈赓为了摸准情况，先叫杨登瀛到巡捕房探听消息。杨登瀛回来说国民党想要把文件弄去，英巡捕房不同意，强调这个案子是租界破的，不愿意把文件交给国民党。陈赓便同杨登瀛商量，要他直接去找兰普逊，就说愿意帮助巡捕房来鉴别这些文件。兰普逊正求之不得，就对杨登瀛说，那就交给你来鉴别吧！杨登瀛见兰普逊已经应承，忙又改口说自己事情忙，不过可以另想办法。杨登瀛和巡捕房谈好之后，陈赓就根据中央指示，派刘鼎去鉴别，告诉他说，要把所有手抄的和复写的文件都拿回来，其他的可以不管。陈赓还特别嘱咐刘鼎：不要将被捕者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告诉杨登瀛，怕他知道了胆怯，不好营救。于是杨登瀛就把刘鼎作为他的“专家”介绍给英巡捕房，并把他带到存放文件的房间，把门带上。刘鼎在这里仔细地检查了全部文件，把里面的手抄和复写件抽出来藏在身上，出来的时候手还故意拿着几张油印文件，对巡捕房的人说：“我带回去看看１后来陈赓就叫杨登瀛告诉兰普逊：被捕者是一位学者，抄出来的文件，都是些引进学术研究资料，从此把敌人敷衍过去了。敌人认为关向应不是“要犯”，便不予重视，对他判刑也较轻。押了不到1年即行释放。关向应出狱不久，就被任命为红二军团政委，派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与贺龙共同率领红二军团同敌人周旋去了。

“匪夷所思”的成功保卫

正在北京展出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翰墨长锋六十年》书法展上，有一幅写着这样一首诗：“才见夕阳沉黑海，朝霞又散昆仑山。纵横尚有凌云志，万里京华一日还。”

这首诗和这幅字的作者正是李一氓，他的女儿李薇薇正是抄录了这首诗的后两句，作为祖国60年大庆前写给我们的题赠。

她的父亲，正是当年中央特科一次“匪夷所思”的成功保卫中，以其名义租下房子开神秘“医院”的人。

就在敌人眼皮底下，就在上海闹市中心，就在敌人业已拉网展开大搜捕的同时———1930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依然如期举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前后三天，整个进程，始终庄重从容，有条不紊。

陈赓之子陈知建将军为之感叹不已：“那确实是匪夷所思”！

【回眸】

一旦情况不对，就要拔枪殊死对抗

一开始，这个举足轻重的全国性代表大会，就走漏了风声。

当时国民党上海淞沪警备司令兼淞沪杭“剿匪”总指挥熊式辉悬赏大洋50万，限令他手下的密探特务倾巢出动，一定要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确切会期、会址侦查清楚。

有电视剧拍了类似情节，不过表现为中央高层选择了放弃，选择了取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也换成了一个“中央特派员”来上海开展活动。

电视剧中的“毒蛇”为了粉碎“代主任”的阴谋牺牲了自己。

现实生活中的中央特科却不能以自己的粉身碎骨换取中央收回成命。

因为谁也无权取消大会，或者变更主办地。因为当时中共中央之上还有共产国际。当时中共中央已向共产国际正式报告，并已得到莫斯科的批准和同意。

更何况各大苏区代表、红军代表都已出发，已在来上海的路上。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于是，会议筹备小组以及中央特科相关成员就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拐角上的一栋小洋楼里秘密聚会，为确定一个既有足够容量、又不格外引人注意的会场出谋划策、绞尽脑汁。

会址最终选定在公共租界最繁华地段，紧挨着昼夜纵情声色的卡尔登影戏院（今黄河路凤阳路附近）。至于伪装的形式，之所以最后确定开一家医院，那是因为旅馆固然能接待很多人，却不能毫无理由地拒绝所有自己找上门来的旅客。同样，舞厅、咖啡馆一类休闲场所也难免闲人进入。

就这样，5月中旬，卡尔登影戏院后面的医院开张营业了。

在外人看来，这只是又一家新开业的私立医院而已，既没有大肆张扬，更没有门庭若市。一点也不特别。谁也不曾料到，这一切都是中央特科精心安排的。李一氓曾回忆说：“厨房是他们组织的，汽车是他们的，房子里面的家具陈设也是他们搞的，房内房外的警戒也是由他们布置的。我们无非是大人小孩在楼下打麻将，开留声机，掩护这个会议。”当时李一氓刚到上海不久。卡尔登影戏院后面的这栋四层楼房就是以他的名义租下的。

中央特科在医院内外设置了三条防线。

第一条防线，医院里的每一医生、每一护士、每一职员、每一勤杂工，都是中央特科的“红队”队员。他们都在白大褂内揣着机头大张的驳壳枪。

第二条防线，在医院背后，有一扇打开的窗户，窗外有一架梯子，顺着梯子就可以进入另一特科骨干、陈赓助手刘鼎租下的房屋。

第三条防线，在医院外围，周边马路上，到处都是化了妆的暗哨。陈知建说他父亲当年“就带着人装成摊贩、路人在医院门口望风，他们都带着枪，一旦情况不对，就要拔枪殊死对抗”。

《何长工传》的作者还根据何长工的回忆说，医院楼下放了很多油桶、酒精桶，以备不测；楼后租了一些汽车，万一敌人闯来，就点燃汽油酒精，掩护与会人员从楼后乘汽车撤退……所以，凡从根据地来的同志，都深深地感到，中央在上海工作环境真是太险恶了。

1930年5月20日上午9时许，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卡尔登影戏院后面的医院里准时召开，全体与会代表唱起了《国际歌》。

同时，熊式辉的部下也已由宋再生带队，步步紧逼，从白克路（今凤阳路）的西头搜向了白克路的东头，越来越接近派克路（今黄河路），距离卡尔登影戏院后面的医院只有几个街区之遥。

宋再生是当时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四号密查员。宋再生不仅为人机警，办事干练、周全，系熊式辉的同门师兄弟，都是民国元老蒋伯器的入室弟子，而且跟租界警方有交情，说得上话，相互合作极默契。

宋再生请求租界方面的支援。租界巡捕房派出了大批警探、包打听，跟他的随员密切配合，兵分两路，在派克路、白克路一带，有门必入，有人必问，宁愿错查，绝不疏漏。

1930年5月23日，宋再生等人终于闯进了卡尔登影戏院后面的医院，但整幢楼房空空荡荡，人迹杳然……

【钩沉】

宋再生究竟长什么样

宋再生，原名宋启荣，浙江诸暨人。早在1928年5月，他就是中央特科的一员。陈知建说：“宋再生既是熊式辉的‘四号密查员’，又是我们中央特科的一员，负责和他联系的是我父亲，直接和他联系，单线联系。”

宋再生为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故意表现得很积极，带头组织搜捕，还主张查得越仔细越好，必须一栋房子一栋房子、一点一点地去查，这样就拖延了时间。虽然他们最后查到了那栋房子，也进到了里面，但是会已开完，所有代表安全撤走。

可是宋再生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始终影影绰绰、模糊不清。谁也不能清楚描绘他的音容笑貌。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找，哪怕只是一张小小的照片也好。

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吧。宋再生，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永志不忘的英雄。

开会的地址究竟在哪

张文秋是毛泽东的亲家，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张文秋在《张文秋回忆录》中说，1930年5月20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爱文义路和卡德路口的两楼相连的三层楼房里，庄严而隆重地秘密召开了。

洪扬生则说，当时，会场准备了两处，以防一处发生问题时可以转移到另一处。一处在卡尔登影戏院后面的一排洋式楼房，另一处即在爱文义路卡德路口（现北京西路石门二路口）的一幢洋房里。实际上两处会场先后都用上了。洪扬生时任中央特科一科科长，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会场就是由他带人布置的，他的回忆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口述】

赵一曼装作我父亲的妹妹

口述人：李薇薇（李一氓之女）

1930年5月，在上海开了一个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这个会议是用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名义召集的。开会以前，中央决定由我父亲去做房主人，出面租下那栋房子做会场。那时赵毅敏和李一超才从苏联回国不久，他们都是1928年冬天回国的，就让他们一个人当我父亲的弟弟，一个人当他的妹妹。当然那时我妈妈和我的两个哥哥也在那儿，结合在一起，自然很像是一家人了。

赵毅敏，解放前就在东北工作，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李一超就是后来的抗日英雄赵一曼。她是四川宜宾人。那个“家庭”解散以后，我父亲跟她还有过几次联系，后来就不知她到哪里工作去了。直到解放后出了一部电影《赵一曼》，我父亲才知道，赵一曼就是李一超。她1932年就到了东北，参加了东北的地方工作和军事工作，任抗联的团政委，1936年在黑龙江珠河被杀害的。现在有些关于赵一曼生平事迹的报道，无论在她牺牲的尚志县，还是她的家乡宜宾县，都没有说到她跟我父亲一起掩护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大概知道这一段的，除了赵毅敏和我父亲，已经没有别的什么人了。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会址是中央特科落实的。我父亲生前说过多次。他在他的回忆录里也记得很详细。他说他不过是以一个房主人的面目对外，搞了一个医院，假的医院。上面的病房做会场，他和赵毅敏、李一超他们就住在下面。他们在里面掩护，特科在外面保卫。特科的人都在医院外面警戒。包括临时摆烟摊的，修鞋的，或者行人，或者骑着自行车来来往往的，都是特科的人。

这个会议开得很正式，不但挂了镰刀锤子的旗子，还唱了《国际歌》。据我父亲回忆，会议代表，实到四十七八个人。实际上，参加这次会议的红军代表是每个军2人，一个军官，一个士兵。因为他们都是从部队来的，我父亲都不认识，只记住了其中的两位。一位是江西来的滕代远，一位是湖北来的何长工。

还有就是各地来的代表，穿着打扮，跟上海有差距，不协调，非常容易被人看出破绽。另外，也不能许多人一下子都拥到一个地方。太集中了，也会引起人家的疑问。所以，就在我父亲租的房子附近，特科还包了一个小旅馆，先把代表带到那里去，用假名登记，作为一般旅客住进去，然后在服装上作一些调整。让女同志穿上旗袍，化一下妆。让男同志穿上长袍马褂。这样，走在街上，就不那么显眼，也能融入上海这个大环境。加上各地来的代表，中央还要做一些资格审查，确认他们的身份。全都弄好后，再由特科的同志分批带进会场，努力不引人注意。

这么大的行动，最后还是走漏了风声。好在我们在敌人内部有人，有关系，有一个四号密查员，他就是宋再生。当时敌人全体出动，派了很多探员，到处摸情况，最后慢慢集中到了卡尔登影戏院附近。宋再生就主动请缨，带队搜查，又主张做得更加仔细。这样的话，就从时间上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整个大会开了三天。在这个过程中，等于敌我双方都在积极行动。虽然敌人最后还是查到了那栋房子，也进到了里面，但是我们的会已经开完了，人也都撤走了。所以说，这是我们隐蔽战线斗争中的又一个成功事例，又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