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新时期对外政策“两个转变”的推手

摘要：1983年起，李一氓开始自己动手，撰写回忆录。他认为，回忆录不能写成一本“自己夸耀自己的功劳簿”。文革中专案组要他写“供词”时提出了三点要求，即不准“丑表功”，不准“攀领导”，不准“安钉子”，他幽默地将之移植为自己写回忆录的三原则。

鲜为人知的是，李一氓堪称文革后中国对外关系拨乱反正的先行者。

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转变，从“一条线”到“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调整，这两个划时代转折的后面，都有他的身影。

1990年10月27日上午，在北京医院病房，时任中顾委常委李一氓对前来看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交待了遗嘱：“我的后事从简。只称一个老共产党人，不要任何其他称谓。不开告别会和追悼会。火化后我的骨灰撒在淮阴平原的土地上。”

12月4日，李一氓去世。12月11日，乔石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文章《一位令人崇敬的老共产党人》，称其为“我极尊敬的老领导”，“一位相知颇深的良师挚友”。

乔石所说的“老领导”，指的是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工作期间。1975年到1981年，李一氓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1981年底后任顾问)，全面主持工作，乔石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邓小平曾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有两个转变，一是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正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第二个转变是改变了搞“一条线”战略，转变到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

但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两个划时代转折后面，都有李一氓的重要贡献。因此有人说，他是文革后中国对外关系拨乱反正的先行者。

周恩来点将

李一氓是资历很深的老一辈革命家。他1925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受中共代表周恩来直接领导。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按照党的安排，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之后，去了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并参加了长征。

抗战爆发后，他协助叶挺、项英组建新四军，任军部秘书长和中共东南分局秘书长，还特别奉命，协调叶、项的关系，充当两人间的“缓冲者”。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副军长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张分散突围，李一氓虽不赞成，也带了几个干部离开了部队，但不到10个小时，又返回了部队。后来，他因离队之事受到了口头警告处分。

这一事件，对他一生影响极深。文革中，他被污为在皖南事变中被捕叛变，入狱五年，1973年10月才获释。

1975年10月，他被正式任命为中联部常务副部长。他被点将的经过，我的上级、时任中联部一处(相当于局)德国组(相当于处)组长王务安给我讲过。

“李一氓现在哪里?”在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周恩来问。没有人回答，他又问了一遍。

“李一氓从监狱出来后，现在在一家医院里，继续接受审查。”有人回答。

“现在还审查什么，他的情况我全知道，赶快让他出来工作!”周恩来接着对时任中联部部长耿飚说，“老耿，让李一氓到你中联部去工作。”

“好的!”耿飚爽快地回答。

中联部的工作，一开始由刘少奇主管，中共八大之后由邓小平主管。“文革”开始后，刘邓被打倒，康生主管中联部，执行“支左反修”的“左倾”路线。周恩来从未分管过中联部工作，但作为新中国外交的总管，十分关心中联部的工作。1971年初，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耿飚被任命为中联部部长。他一上任就明显地批“左”，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受到公开点名批判。因此，周恩来考虑让李一氓来协助耿飚工作。李一氓和周恩来渊源很深，解放后也主要从事外事工作，周恩来对他十分熟悉。

以李一氓在党内的资历，原本应该担任更高的职务，但他在中联部七年时间，职务一直仅为副部长。对此，他从不计较。邓小平曾在一次会议上说：“一氓对个人的进退，态度是很开明的。”

在我的印象中，李一氓的讲话和文字都带着一种特殊风格，让人一看便知是他的。他说话不多，但一句是一句，没空话，也不拖泥带水，逻辑性很强。他对下级不居高临下，注意听人说话，讲话是启发式的。他多才多艺，书法独具一格，也是一位收藏大家，但生前就将藏品全部捐献给了国家。终其一生，他一直保持着文人本色。

开拓政党外交

李一氓上任中联部时，“文革”已临近结束，但斗争依然复杂。他主要是协助耿飚，纠正政党外交的“左”的影响，恢复中联部的正常工作秩序。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之后，耿飚主要负责中央宣传口工作，中联部日常工作由李一氓主持。1979年1月，耿飚正式调中央工作，由姬鹏飞继任中联部部长。姬鹏飞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主要精力放在国务院工作上，中联部的工作，遂由李一氓全面主持。

中联部首任部长王稼祥把中联部的工作职能定位在“中央在国际问题上的助手和参谋”，强调要有独立思考、独立见解，可以提出同其他外事单位不同的看法。李一氓继承了这种工作传统，大胆建言和开拓。

1977年夏天，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即将访华。铁托访华的关键问题之一是，是否恢复两党关系，以及何时恢复。

从国际共运大论战开始，中共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调门很高。《九评》中的三评，即《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指责铁托集团是“美帝的附庸”，是“反革命的别动队”。因此，有的外事部门负责人认为，如果同南共联盟恢复关系，会模糊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原则界限，损害毛泽东的伟大旗帜。

在中联部部务会议上，耿飚说，从南斯拉夫的战略地位、我国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需要以及我党在国际共运中的实际状况出发，应考虑恢复中南两党关系。李一氓提出，中南两党在一些问题上观点不同，但这不妨碍建立和保持关系。据此，7月8日，中联部向中央报送了《对南共联盟要求同我党建立关系问题的几点看法》。

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铁托访华事。李一氓列席，并代表中联部汇报了意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认为：中联部的意见好，在党的关系上不要缩手缩脚，但要有个转弯的过程。

转弯子，需要先了解南斯拉夫的真实情况。李一氓提出，去南斯拉夫实地考察，得到中央批准。

1978年3月，由李一氓任团长、乔石和于光远任副团长的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对南斯拉夫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考察。回国后，撰写了10万字的考察报告。报告主要论及了三个重大问题。

一、关于所有制。南斯拉夫的经济实行的是“公有制”，而不是“国有制”，过去中方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考察中，南方称，马克思没有讲过“国有制”，而只讲过“社会所有制”。

二、关于“工人自治”。南1950年就开始推行“工人自治”，过去中方认为这是脱离党的领导的修正主义。南方称，这是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他们的理论依据是，工人自治是基层民主的表现，而基层民主是马克思论述过的。

三、关于借外债问题。南方借有外债，过去中方认为，中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是社会主义独立自主的表现，南的这种做法是依附帝国主义的表现。考察发现，借外债是国际上通用的做法，对发展经济有利。

因此，报告的结论是，南斯拉夫坚持马克思主义，从本国实际出发，形成了一条以社会主义自治为中心的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这份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发至县团级。1978年5月，中共中央又向全党转发中联部撰写的《关于中南两党恢复关系问题的宣传提纲》。转弯子工作基本完成。

下一步，是同西欧国家共产党恢复关系。

1979年年初，在李一氓的建议下，经部务会议讨论、中央批准，时任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赴罗马，同意大利共产党进行内部会晤。在国际共运大论战中，中方点名批判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与意共中断了关系。1980年春，中共先后同意大利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恢复了党的关系。

李一氓又提出，应打破中共只同外国共产党发展关系的旧框框，发展同各国社会党的关系。

1980年7月，中联部向中央提出发展同外国社会党关系的请示，得到中央批准。1981年之后，中共先后同法国社会党、日本社会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了党际交流。

李一氓在中联部工作期间，还特别重视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1980年1月，中央批准了中联部对东南亚地区共产党的工作方针，开始调整同它们的关系。

1980年9月，李一氓作为邓小平的特使访问缅甸，向缅甸总统奈温转达了邓小平希望缅甸各政党和平团结的愿望。中国开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和东南亚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对外活动不断扩大。为了适应新的情况，中联部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中联部需要有一个外围团体，以便扩大党的对外活动。

1980年10月，中央书记处讨论中联部工作，决定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对外友协)划归中联部领导，以方便其对外工作，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可兼任中联部副部长。王炳南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后他对此事持有不同意见。因此，李一氓想“另起炉灶”，成立自己的外围组织。

1981年4月16日，中联部向中央书记处上报成立“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交流协会)”的请示，获得批准。李一氓担任了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交流协会一成立，立刻成功推动了社会党国际主席、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访华。此后，这个平台在对外政党交流和民间交往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改变“三个世界”的认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国内问题上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战略，转变为将发展经济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但在对外关系上，依然奉行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论断和“一条线”的外交政策。

1979年初，李一氓提出，要认真研究国际共运和国际关系的重大理论和战略问题。他认为，我们党过去在这方面的一些提法，有的仍然正确，有的有时代局限性，要结合现今的客观实际，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1980年3月至6月，他召集吴学谦、乔石等中联部领导和研究室、业务局的负责人，对6个方面的国际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分别是：当前世界经济状况、国际共运大论战、战争与和平问题、欧洲共产主义、“三个世界”划分和苏联问题。

其中，战争与和平和三个世界划分问题，最具突破意义。

“第三世界”的概念原本是法国人50年代提出的，指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民族独立国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内涵完全不同的“三个世界”划分，即美、苏为第一世界，西欧、日本等国家为第二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他在1974年2月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了这一观点。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发言时，简要阐述了这一观点。

毛泽东坚持列宁的“战争与革命”理论，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为此，他确定了“一条线”战略，即把苏联作为主要的战争策源地和主要敌人，联合美国、欧洲、日本及第三世界国家，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反对苏联。他在1973年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1974年会见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时，都提到了要搞“一条线”。

1977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胡乔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以撰写一篇有分量的文章，系统论述“三个世界”。写作班子成员来自中联部、外交部、中宣部、人民日报、新华社和社科院等单位，包括邓力群、于光远、宦乡、何方、钱李仁等。我也参加了这个写作班子。写作从当年8月到10月，进行了三个月。

在写作中，遇到了很大的理论困境。主要是，第二世界都包括哪些国家?东欧国家属于第二世界，还是第三世界?比如，社会主义阵营的罗马尼亚理应属于第三世界，而当时攻击中共为“修正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则只能划入第二世界，这实在难以自圆其说。最后，胡乔木说，不用说得太清楚，不要把每个国家对号入座，含糊一点就可以了。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文章的重点。胡乔木传达邓小平的指示说：“在文章修改过程中，小平同志指示要把战争与和平问题专门讲一下，战争首先有现实性，其次是不可避免但可以推迟。”邓小平的战争“可以推迟论”，在当时是对毛泽东的“战争与革命”观的一种突破，但依然存在历史的局限性。

1977年11月1日，题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文章，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

经过科学调研，李一氓提出：“三个世界”划分并不科学，并不是客观世界的存在，而更多地带有以我划线、以苏划线的主观随意性。他认为，过去我们把战争的危险夸大了，现在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起码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发生世界大战，做这样的估计，有利于我们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和进行改革开放。

6个专题，以《讨论稿》的形式上报中央。

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当时可谓离经叛道，需要足够的理论勇气和胆识。据曾任张闻天秘书的何方回忆，李一氓曾告诉他，中央政治局讨论《讨论稿》时，主持会议的邓小平曾说：“你这个一氓呵，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怎么能避免?”

后来，李一氓的观点逐渐为中央领导人所接受。

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胡耀邦正式提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做了“两个转变”的讲话(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对外政策从“一条线”到独立自主)。

我们还听到部领导传达：今后中央正式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正式报告和讲话，不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作为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后来在编《邓小平文选》时，他在联大特别会议上谈三个世界划分的那篇讲话也没有收入。

回忆录不是“自己夸耀自己的功劳簿”

1981年底，为响应中央干部“年轻化”的号召，李一氓主动辞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职务，退居二线。当时还没有关于部级以上领导退休年龄的规定，像这样的举动，在当时中央机关中是比较突出的。

李一氓推荐比较年轻的吴学谦接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乔石任中联部副部长。后来，吴学谦调外交部任部长，乔石担任了中联部部长。

李一氓的求实作风，深深影响了中联部后来的领导干部，如后来担任部长的钱李仁、朱良、李淑铮和担任副部长的蒋光化、朱善卿和李成仁等，以及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在中联部工作的一代人。

1983年起，李一氓开始自己动手，撰写回忆录。他认为，回忆录不能写成一本“自己夸耀自己的功劳簿”。文革中专案组要他写“供词”时提出了三点要求，即不准“丑表功”，不准“攀领导”，不准“安钉子”，他幽默地将之移植为自己写回忆录的三原则。

1992年12月，李一氓去世后一年，他的回忆录《模糊的荧屏——李一氓回忆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乔石题写了书名。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说：“时过境迁，现在所能检查出来的东西，不过是一面模糊的荧屏。”

在回忆录中，他不但没有自我表功，而且不讳不诿。对皖南事变的那页历史，他坦诚地写道：

我知道了项、袁准备离开队伍，既没有劝说他们不能这样做，也没有去找叶挺报告这件事情，反而自己学他们的样子，也找了几个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脱离了部队，其实也没有跑出包围圈，被迫依然返回军部。虽然时间很短，从黄昏到夜半，不超过十个钟头，但总是一个这一生都感到遗憾的错误。……至今想起来，不知为什么会错走这一步，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可能还差点什么。

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一批优秀的党内知识分子，他们忠诚于党的事业，同时刚正不阿，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在我看来，李一氓，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作者系中联部研究室前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坚守古籍整理出版之路

1984年夏，李一氓在书房查阅资料

1981年12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刊发了《国务院关于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通知》：“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为五十三人，李一氓任组长，周林、王子野任副组长，另聘三十四人为顾问。”当时，第一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19位成员只有二人健在，小组工作已停顿多年。时年78岁的李一氓可谓临危受命，他主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十年时间，在古籍搜集、整理、出版方面倾注了极大心血，对推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

守着“规划”办事

1981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

担任古籍规划小组组长伊始，李一氓即着手制定一个中长期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他调动国内出版社、知名专家学者的积极性，编制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编制规划工作做得很细致，在编制阶段，落实规划项目表后附有“备注”一栏，注明“已约稿”、“已来稿”、“已发排”、“已出书”，规划正式发布前还寄送给相关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征求意见，对重复的选题进行调整。1982年3月，第二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京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在会上充分讨论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草案），提出了许多建议。

1982年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李一氓在讲话中说到：“我就守着‘规划’两个字办事。”同年8月23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为扩大影响、便于安排实施规划，规划小组将千余份《规划》发送给相关高校、研究机构、出版单位和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者。列入规划的《中华大藏经》《道藏》《甲骨文合集》《吐鲁番出土文书》等项目很快落实到专门的研究单位或研究人员。为了组织全国力量搞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规划小组于1982年11月初还致函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请他们关心、支持本省、市、自治区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建议他们根据本地的特点，多整理出版地方文献，有条件的省、市、自治区，也应拟定本省、市、自治区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李一氓也很关心农业古籍、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制定，1982年6月，他就农业古籍的整理出版问题召开座谈会，听取农业部和农业出版社对古农书整理出版情况的介绍。7月，他与卫生部中医局、人民卫生出版社和中医古籍出版社的同志座谈，听取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基本情况的介绍，希望他们尽快完成规划的制定。

注重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出版

李一氓非常重视大型古籍整理图书项目。为做好《宋明理学丛书》（共收书120余种），李一氓1983年3月8日约见北京大学汤一介，中国人民大学石峻、方立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辛冠杰，向他们了解理学人才储备和培养情况，希望进一步落实一些理学出版选题。

1981年12月22日，李一氓约见任继愈，与中华书局的同志一起商量整理、影印《汉文大藏经》的方案，编辑任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承担，任继愈主持。《中华大藏经》1984年先期出版五册，其后，每年按进度推进出版。到1997年，《中华大藏经》由中华书局全部出齐。

《全清词》的编纂工作艰巨、繁重，南京大学当时决定成立清词研究室负责编纂工作。1982年1月7日，李一氓确定由南京大学程千帆担任《全清词》主编，负责组织和安排《全清词》编纂工作。10月27日，李一氓专门听取《全清词》编纂进展情况的汇报，希望以南京为中心将周边的学术力量组织起来。

1983年4月27日，李一氓约见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的杜克、钱维理，了解《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纂情况，该“总目”当时正在征求专家意见。李一氓希望《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能尽快分阶段编辑出版，定稿一批印刷出版一批。

1983年5月上旬，李一氓看了饶宗颐编纂的《全明词》初稿的凡例、目录和部分词家作品。由于饶宗颐在香港，有些书查阅不到，因此，古籍规划小组特请张璋承担修订补辑任务。

重视海外古籍复制回归

三十多年前李一氓即认识到，把国内失传但流散在海外的中国古籍购买或拍摄回来是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一项重要任务。

1983年9月中旬，李一氓赴日期间开列了第一批书目，希望日本有关部门能够提供胶卷。11月下旬，日本内阁文库即提供了六种古籍图书的胶卷，规划小组请相关专家学者参与选定、整理，把其中版本价值较高的增收进了《古逸丛书三编》。

李一氓在得知苏联列宁格勒图书馆有一部当时发现藏于国外的惟一《红楼梦》钞本后，认为有必要将其引回国内影印出版。1984年，他决定12月中旬派周汝昌、冯其庸、李侃赴列宁格勒图书馆查阅钞本、商谈有关回归的问题。1985年1月16日，中苏双方在莫斯科就合作出版问题正式换文，约定苏方提交缩微胶卷，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线装本和平装本两种列藏《石头记》。1986年4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编定的列宁格勒钞本《石头记》（全六册）由中华书局出版。

抓地方古籍整理出版

李一氓对地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开展有着明确思路，他指出“要发挥地方积极性，如果一个省、市、自治区每年整理出版五种古籍，全国加起来就是一百多种”，认为省、市、自治区整理出版古籍的重点是地方历史文献，突出地方特色，还应重视地方图书馆收藏的稿本，可以将其整理出版。

1983年2月19日，李一氓函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希望江西省先调查本省明、清两代有哪些未印的稿本，整理出版就很有特色，还建议江西省不能只整理欧阳修、文天祥、汤显祖、黄山谷等人的作品。1983年2月22日，李一氓函复四川人民出版社，提出：“一、杜（甫）李（白）苏（轼）可不由四川出版，要出就出些辅助性著作，如年谱等。二、为了有用起见，可否先考虑出四川史地丛刊，象北京古籍出版社那样，出了许多与北京有关的材料，大有用处。三、有些书，全国不一定出，但四川必须出，如《杨慎全集》《杨锐刘光第合集》《费氏父子合集》《丹渊集》《张问陶集》等。四、出书着重明、清，有些不经见的明清人诗文集，可分头选目，整理出版。五、不知四川图书馆有无有价值的稿本，即或是外省人的，亦可出版。六、整理以标点为主，前有目录，后有索引，并尽可能搜集有关资料，作为附录。”1985年4月25日，李一氓约见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负责人，建议他们把西安丰富的历史资料集中起来整理出版，唐墓志铭类的图书影印出版时要考虑使用价值。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地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陕西、江西、安徽、上海等还专门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岳麓书社、巴蜀书社、天津古籍出版社等相继成立。

关心古籍整理人才培养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对培养古籍整理研究、出版人才一直都很重视。1982年7月，规划小组向国务院报送请示报告，8月国务院批复，同意从1983年开始每年拨给教育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一定费用，用于古籍人才培养和有关古籍出版的补贴。

1983年3月1日，李一氓在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现在，能够承担文史哲古籍整理的专家人数比较少，年纪也比较大，中青年中能够承担整理的人数就更少一些，这就要求培养古籍整理的人才，北大有一个古典文献专业，招生人数很少，整理工作开展以后，就不能满足各方面的要求了。因此，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选择若干大学成立有关古籍整理的专业或研究单位。”“有关中国古典的文史哲以及其他方面的学问，日本叫汉学，而英文叫中国学、东方学，一般叫汉学。中国文化带有世界性，因此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对于中国文化领域的各个学术部门，都有人进行研究，而且也有些研究成果。从中国本身来讲，比如我们搞元史的、搞中西交通史的同志，如果不懂外文，就一步也不能走。因此我建议，培养古籍整理研究人才，除了要学校勘、训诂之外，要注重一下外文。”

李一氓的一生，同读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上学期间就“一直爱看各种杂志”，李一氓说：“我觉得乱七八糟这么一看，经过这么一个长时间的筛选，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最后，“我认识到必须走一条正确的能够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道路。因此，在思想上否定了《现代评论》派，否定了《醒狮》派，逐渐形成了一个倾向，走《新青年》和《向导》的道路”。

在李一氓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的读书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并从中化出了“四境”。

离险境——读书可以保持理智，镇定自若

1933年9月，中央苏区反对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前夕，李一氓受邓发委派，前往泰宁、建宁检查反“围剿”各项准备工作。当他到达建宁时，泰宁已失守，此时他又染上副伤寒，只能躺在担架上。敌人随时可能进攻，处境十分危急，可他镇定自若。精神稍好些，即翻看明末清初宁都三杰魏祥、魏禧、魏礼的《魏伯子文集》《魏季子文集》，给身边的战士讲魏氏兄弟投身反清复明，临危不惧的故事，和大家一起分析敌情。前线的指战员们见李一氓像往常一样谈笑风生，内心的紧张也慢慢平复，同国民党军沉着英勇作战。后来，他和前线指战员一起，奉命顺利撤出战斗，参加了长征。

得顺境——读书可以谨言慎行，减少盲目

长征到达陕北后，李一氓即调任毛泽东的秘书，后任宣传部长。在近两年时间里，李一氓工作很忙，也很顺心。此时，他仍然坚持读书不辍。1935年冬，毛泽东执笔起草了《告东北军将士书》，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东北军掉转枪口抗日。这封信将张学良与蒋介石相提并论。李一氓把当时能找到的有关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和东北军的报刊史料做了研究，认为张学良和蒋介石虽是拜把兄弟，两人还是有区别。毛泽东接受了他的看法，在第二次修正的《告东北军将士书》中，就将张学良和东北军放在一起，与蒋介石区别开来。

破逆境——读书可以化解怨气，平心静处

1941年夏，因为在皖南事变中，在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私自离队出走的路上，项英也曾叫李一氓一起走（未走成）。所以，他突围来到盐城后，华中局没有及时分配他工作。此时，李一氓和新四军军部军法处处长杨帆住在一起，无事可干，他就专心读书。先是看《三国演义》，后来他见杨帆有部《资本论》第一卷，便借来读，他读得很仔细，觉得很有收获。分配他去淮海区党委任副书后记，他一到淮海区，就遇到如何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使地主、佃农双方利益兼顾的问题。他原本不懂经济，但这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帮了他大忙。经过调查，李一氓弄清了地主与佃户的剥削程度，妥善解决了这个问题。

处闲境——读书可以益智强身，遏制衰老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李一氓的空余时间更多了，读书也更勤奋了。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民族、诗词、字画等都有涉猎。他写的读书扎记，先后汇集出版了《存在集》《存在集》（续编）《一氓叙跋》等书，共百余万字。改革开放以来，商品广告泛滥，他曾专门考证过中国广告的由来，他认为广告用语应讲究朴实无华、实事求是，体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如菜馆叫“闻香下马，知味停车”，旅店叫“商贾旅店，仕宦行台”，药店叫“杏林春色”，酒店叫“太白遗风”。李一氓提议，应该举办广告作家训练班，第一课要上“什么是中国”；第二课上“汉文广告写作大纲”，其中包括如何医治文法不通；第三课上广告考古学，其中包括鲁迅如何写图书广告等。这样，才可以把什么唐餐宋菜、梁山泊大宴之类的虚假哄骗广告扫除干净，让消费者免去上当受骗之苦。

李一氓与乔石的忘年交

无论论年龄还是资历，乔石在李一氓面前都是名副其实的晚辈。然而，这些年龄、资历和级别的差距，丝毫没有妨碍他俩成为莫逆之交。诚如乔石在1990年12月11日悼念文章中所说，“在年龄几乎相差一代人的一氓同志和我之间，逐渐建立起一种无话不说的同志情谊。这实在是非常难得的。”

1991年1月，遵照淮阴市委关于编辑出版《李一氓在淮阴》一书的意见，我和周平二人在受领任务后，即赴北京拜访李一氓夫人王仪同志。1月6日上午10时许，王仪在家中亲切接待了我们。当我们说明来意后，她十分赞成。接着，便从卧室里拿出一份材料递给我说:“这是李老生前留下的一份遗嘱，是一份复印件，原件已交中央档案馆保存。你们可以先看一下。”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一字一句地细声读着以下的文字：

李一氓同志于1990年10月27日上午10时半，在北京医院病房前对前来看望的乔石和郁文同志说：“我不久前闹了一场重病，可以说从死亡边缘上挣扎了过来。我现在趁思想还比较有条理的时候，请根据我的话整理成一个遗嘱，经我看过签名，作为依据，由乔石同志保存。

“我的后事从简。只称一个老共产党人，不要任何其他称谓。不开告别会和追悼会。火化后我的骨灰撒在淮阴平原的土地上。”

“我身后的事，委托乔石同志照顾。”

“此后请乔石同志在我身体状况变化时报中央。”

“此事未事先与王仪同志商量，请她原谅。”

李一氓（签名）

1990.10.29

读完这份遗嘱，我们的心灵顿时被这位老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所震撼、所折服。其字里行间表露出来的他与乔石之间“乐以忘年，情重如水”的同志情谊，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相识相知终成忘年

无论是年龄还是资历，乔石在李一氓面前是名副其实的晚辈。李一氓1903年生于四川省彭县。上世纪20年代初，到上海求学,先后在沪江和东吴大学读书。1926年投笔从戎,参加北伐，接着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秘密往上海，从事党的文化工作和保卫工作。1932年，奉命去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国家保卫局部长。1934年，随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后担任陕甘省委、陕甘宁省委、陕西省委宣传部长。后以毛泽东私人代表的身份回四川进行统战工作。抗战爆发后，受党委托，协助叶挺组建新四军，任新四军秘书长。皖南事变脱险后，历尽艰险，辗转到苏北，相继担任淮海区党委副书记、淮海行署主任、苏北区党委副书记、苏北行署主任等职。抗战胜利后，又先后担任华中分局宣传部长、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新中国建立后，长期从事外事工作，曾任中国驻缅甸大使等职。“文革”期间，遭受“四人帮”残酷迫害。1975年，他被周恩来安排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副部长，成了乔石的直接上司。乔石1924年生于上海，比李一氓小21岁，1940年参加共产党，参加工作时，李一氓已经高居中共东南分局秘书长一职。然而，这些年龄、资历和级别的差距，丝毫没有妨碍他俩成为莫逆之交。诚如乔石在1990年12月11日悼念文章中所说，“在年龄几乎相差一代人的一氓同志和我之间，逐渐建立起一种无话不说的同志情谊。这实在是非常难得的。”

乔石与李一氓素昧平生，1974年一起在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有缘相识。虽然相处时间不算太长，但在乔石眼中，李一氓是极受尊敬的一位老领导，一位相知颇深的良师益友。李一氓衷心拥护和赞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和赞同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战略思想，并在主持中联部工作期间明确而坚决地坚持和贯彻。1982年9月，他俩都参加了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有位同志请李一氓为《诗刊》写点东西,谈谈“十二大”的感想。他第二天就写出一首词给乔石看，词的末段是“临危受命,坚维真理，登高倡开放改革。信如今，民主重复,一堂争团结。共生产,物质精神，青年中国。”这首词虽是急就，但李一氓对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由衷赞扬，对欣欣向荣的我国改革开放大业的满怀信心，溢于言表。李一氓鲜明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令乔石感奋不已。

乔石眼中的良师益友

李一氓阅历丰富，对许多重大问题很有独到见解。1980年前后，李一氓在中联部主持工作期间，曾组织专门班子研究有关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中的六个重大问题，写成《讨论稿》呈报党中央。时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拨乱反正时期，李一氓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就这几个重大问题提出了很有理论创见的观点，其中关于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由于这个理论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因此那几年我党对国际形势的估量，都基本上沿袭这个说法。而李一氓不唯上，只唯实，指出把“三个世界划分”称为“理论”不甚恰当，一是立论没有依据，二是不符合复杂的、发展的国际形势实际，因此，他认为“我们的国际战略不能拘泥‘三个世界’的划分，对这个理论要重新研究。”后来，中共中央采纳了李一氓的意见，决定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正式讲话，今后不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李一氓在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问题上的真知灼见,令乔石仰慕不已！

李一氓是一位谦和、虔诚、通达的长者。他经常主动找乔石等相对年轻的同志一起平等地交换意见，商量问题，议论形势。他非常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只要有道理,他总能欣然接受。有时一面讨论问题,一面就亲手草就文章，递给乔石看。乔石看后觉得有需要斟酌的，便向他提出建议。只要可取，他马上提笔修改。在李一氓面前，乔石能无拘无束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心情特别愉快。他俩经常在一起倾心交谈，有时会一直谈到深夜。乔石视李一氓为恩师。因此，即使乔石离开中联部后，凡遇有重要的工作变动、或其他为难的事情，还常向李一氓请教。李一氓平等、谦逊的高尚品德和正直、坦诚的人格魅力，令乔石敬重不已。

李一氓逝世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乔石为实现李一氓把他的“骨灰撒放在淮阴平原的土地上”的遗愿而操心。经过乔石的精心安排，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办此事（李一氓最后职务为中顾委常委）。1991年4月27日，中顾委会同江苏省委及淮阴市委举行了李一氓骨灰撒放仪式。乔石亲自到北京西郊机场恭送李一氓魂归淮阴，让他与淮阴人民朝夕相依。同年9月，乔石到淮阴视察，参观了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他在李一氓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时的像片前凝视良久。当年李一氓在苏皖解放区开创的辉煌业绩，使他深受感动。1992年，淮阴市委、市政府着手进行在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内增设“李一氓生平陈列室”的工作。当向乔石提出题写室名的请求时，一般不愿题词的乔石，欣然应允，深情地写下“李一氓生平陈列室”八个大字。2000年6月，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李一氓回忆录》,乔石又一次高兴地为该书题签。这些充分表现了一位后辈晚生对可亲可敬长者的永恒怀念！

李一氓眼中的德能才干

在李一氓眼中，乔石是一位德能兼备、年富力强的接班人。在工作上，他俩是纯真的伙伴，配合十分默契。1978年3月，李一氓率中共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到南斯拉夫进行为期三周的考察。乔石作为他的助手，随同出访，协助他做了许多重要的准备工作，共同为实现中南两党关系正常化付出了心血和精力。因此，李一氓对乔石兢兢业业工作，总是赞赏有加。除了工作上得心应手外，李一氓与乔石在性格、兴趣与爱好等方面还有着许多共同点，如他俩都有着参加和组织学运的经历，都对文学特别偏爱，都曾因参加革命而放弃学业，等等。这些共同点使他俩的情感更加接近，关系更加融洽。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李一氓盛情邀请乔石与他同住一室，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业余时间，李一氓常以诗词和主持编纂古籍整理的出版图册相赠，乔石亦不为“长幼尊卑”所拘泥，坦承真言。长此以往，两人以文为友，亦师亦友，同志情谊与日俱增。因此，李一氓对乔石特别关注。1981年底，中联部积极贯彻党中央关于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政策，李一氓身体力行，主动先于同龄人退居二线，积极扶植和支持较年轻同志走上领导岗位。李一氓一再向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推荐德能兼备的乔石，使乔石一步一步得到晋升，最后出任中联部部长。1982年秋，李一氓在一次接待外宾的场合，把他的新作《游泰山至中天门止》一诗抄录给乔石，诗文是：“漫游处处起云根，面对灵山自出神。且谅老夫艰步履，俊髦齐跻南天门。”他策勉、激励后辈的赤诚之心，跃然纸上。乔石深得教诲，把他的殷切厚望永远铭记在心。

17年和父亲的两次会面

李一氓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同乡好友李硕勋和何成湘。

李一氓在“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从事着党的特科工作。其夫人毛一民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在湖北汉口参加省妇协的工作，1926年二人结婚后同往上海，参加由周恩来同志领导的特科工作。1927年10月后，毛一民也成为上海特科的一个正式成员。

我父母养育了四个儿女：哥哥李世滨和我，还有两个妹妹。

我父母在上海掩护了很多同志。那时我还小，印象不深，只记得不大的家里经常有叔叔阿姨进进出出，非常热闹，到我家里还经常抱我们，陪我们玩儿。1930年5月，党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一个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我父亲李一氓负责寻找开会地址，并成为这个会址的房东，以掩护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从事地下工作

当时赵毅敏和李一超两位同志刚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由党组织安排，成为我父亲的弟弟和妹妹，这样我家里就多了一个异姓叔叔和一个同姓姑姑。现在我还对他们有个模糊的印象，父母“逼着”我们管他们叫“叔叔”和“姑姑”。在我到达延安后才知道，姑姑李一超就是后来东北抗联的巾帼英烈赵一曼；叔叔赵毅敏则是我党宣传战线上的传奇人物。

1932年9月，我父亲接到组织上的指示，离开上海前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后来随党中央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自从我父亲离开上海后，母亲除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外，就是默默祈祷我父亲平安无事，以便日后能有团聚一天。

后来，由于白色恐怖和生活来源断绝，组织联络也失去了，一个妹妹夭折了。我母亲不得已带着年幼的我们兄弟和妹妹回到我父亲老家四川省彭县（今彭州市）。回到彭县后，我母亲一面在中学当老师以维持生计，一面继续从事着党的地下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母亲于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彭县成立了妇女会，将募捐和慰问抗日将士作为妇女会的中心工作，号召广大妇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由于我母亲在彭县卓有成效的革命工作而取得的成绩，被党组织誉为“彭县巾帼双娇”之一（另一位是李启华同志）。

一见：对父亲的形象已生疏

西安事变后，毛泽东同志让我父亲去做四川军阀的统战工作。到了抗战全面爆发，我父亲以中共党员的身份来到成都，完成毛泽东同志交代的任务。他在成都时，从他的好友王季甫处知道我们母子已经回到彭县的消息。于是，他在1937年8月的一天匆匆赶回了彭县看望我们。

在音信全无、分别5年后，我父亲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时的我已经对我父亲的形象感到生疏了，加上父亲的形象又有了一些变化，不是我母亲告诉我叫“爹”，我还真不可能认得出来。见面后，我们一家都喜极而泣、感慨万千，心情的激动难于言表，可惜这时另一个妹妹也已夭折了。在和我父亲相处的短暂时间里，9岁的我从此知道了我父亲的真实身份和他从事的事业。

1940年底，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反共高潮”。由于父亲曾以共产党的公开身份到成都、彭县活动，我们家在彭县继续住下去会有很大危险，所以党组织决定让我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二人及我的堂兄李槐之（1919~2007年，原名李世传，是我二伯父的长子），一共四人奔赴延安。

1941年初途经某地时，我们看到了国民党报纸上刊登的有关“皖南事变”的报道。因为我父亲当时就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所以全家非常焦急。

在延安成长

1941年3月，经过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达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鉴于当时周围环境的险恶，办事处的同志嘱咐我们不能迈出办事处大门一步，而且每个人都要改名换姓以掩饰各自的真实身份，所以我们无法问关于我父亲的消息。4月，我们终于抵达延安。

到延安后，我母亲立即带着我们去找陈云、李富春等同志了解我父亲的情况，得知我父亲已脱险，仍在新四军工作时，我们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组织上根据我们的情况，安排母亲去中央党校学习，李槐之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哥哥李世滨和我则去延安自然科学院附中学习。我母亲不久去鲁艺幼儿园担任主任。1944年7月我初中毕业，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担任无线电报务员，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同志处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母亲被组织派往东北地区工作，行前，受到了相关领导同志的接见。领导同志告诉我们，李一氓在抗战期间担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组织上对父亲在淮海抗日根据地及苏皖边区政府的工作是满意的。同时，组织上根据我们兄弟的情况，派我哥哥李世滨担任中央机要局译电员，派我到中央军委三局工作。

自从调到中央军委三局所属的总台，我从事的工作是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工作者进行无线电通讯联系。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让我对父母当年从事的地下工作，又有了一个充分的认识。

二见：新中国即将成立

1946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我哥哥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战场，我则于1947年跟随中央军委三局过黄河撤退至晋绥解放区，1948年4月又随罗青长、童小鹏同志抵达晋察冀解放区的西柏坡。在河北平山县时，一直没有我父亲的消息，只是接到过我父亲从东北托人给我们带来的两本书：苏联宪法及小说《旅顺口》。还有他让我们好好学习的传话。

这时，我已调到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部长李克农同志告诉我，他与我父亲在上海时曾在特科一起战斗过，话虽不多，但对我是一个巨大的鼓励。

当时全国即将解放，国民党节节败退。昔日的国民党统治区已回到人民的手中，党的地下工作者也回到了党的怀抱。因此，工作量在减少，所以存在着改变工作性质的可能性。这时，我虽然已经超过20岁，但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到学校求学读书，以充实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适应今后变换的工作。

1949年6月，我父亲奉调至北京，哥哥李世滨和我这时都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组织上通知我们去见他。从1937年8月到这次见面又过去了12年，对人的一生来说，这12年是关键的成长期，虽然我父亲因为革命需要没能在我们身边看着我们成长，但我们在党的抚养与教育下健康地成长，不仅早已参加了革命工作，而且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见面后，我向我父亲提出希望继续读书提高的要求，得到了他的赞许。一个月以后，组织上通知我调离中共中央社会部去学校读书。

（作者系李一氓之子，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原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