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瞿秋白遗稿、筹救国会经费：钱庄才子舍弃金饭碗守护家国

“七君子”在苏州监狱被释放前的合影。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新华社 发

青砖黛瓦的钱庄，肃穆幽深的银行，算盘珠还在指尖清脆作响，银圆的寒光映着账册上密密麻麻的数字——这曾是世人称羡的“金饭碗”。可当日寇的枪声划破长夜，当流民的哀号掠过街巷，钱庄行业这些生活优渥的人士终究按捺不住内心的滚烫。抗日战争时期，一些仁人志士甘为家国谋，毅然决然地脱下长衫西服，从钱庄投身抗日活动，投奔革命的路途由脚下延伸至烽火连天的远方……

章乃器：算盘声歇处，征马踏霜来

出生在浙江青田乡绅世家的章乃器，自浙江商业学校毕业后，即进入浙江实业银行当练习生，勤于钻研，潜心探究，对金融市场、银行组织、商业法规等领域颇有心得，受到银行董事长李铭的赏识，被擢升为上海分行副经理兼检查部主任。

浙江实业银行旧址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已冒出数家外资信用调查机构，多为日本、美国人所开办。章乃器决意举沪上银行界之力，组建独立的信用调查机构。1932年6月6日，本土第一个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在圆明园路1号挂牌。三年后，章乃器被推选为征信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坚持“审慎以求真、忠实公正以求善、详尽明晰以求美”，主编的《征信工商行名录》图文并茂，将风靡一时的英国人编办的《字林西报行名录》甩出一条横马路。

章乃器在一次集会上讲话的照片 新华社 发

抗日救亡运动此起彼伏，章乃器与沈钧儒、马相伯、邹韬奋等爱国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政治主张，章乃器担任执行委员，中国征信所也成了救国会的重要活动据点，一些宣传品也拿到征信所的排字房悄悄印制。

出笔快，善演讲，是章乃器的特点，救国会的好多文件材料都由他执笔，他因此得了个“宣言专家”的称号。由于时常抛头露面，章乃器成为当局的“眼中钉”，当局派人对他软硬兼施，又是座谈会，又是“鸿门宴”，结果总是不欢而散。没辙，上海市市长一个电话打给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让他“开除章乃器”。

李铭内心虽然支持章乃器的爱国行为，但顾及银行的正常运营和爱将的身家安危，思忖再三，决定出资送章乃器飞赴英国留学一段时间，薪水照发，避避风头。章乃器十分理解李铭的良苦用心，可他正置身于潮起云涌的救亡运动，无意出国镀金避险。事业和职业不能两全，他干脆辞掉“金饭碗”，无职一身轻，任凭李铭怎么规劝挽留也都无济于事。事实上，章乃器早已下定了毁家纾难的决心，为了筹措救国会的经费，他花光了积蓄，卖掉了洋房，赁屋而居。

救国会四处出击，挥斥方遒，引起了日寇的极度仇视，在日本驻沪总领事的压力之下，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逮捕入狱，酿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消息传出，激起全民愤慨，抗议和营救的电文雪片般飞来。章乃器在法庭答辩中宣称：“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有主张抗日的义务。”“七七事变”后，全国形成一致抗战的局面，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七君子”取保释放。

“七君子”与马相伯合影（后排左二为章乃器）

结束了8个月的监狱生活，章乃器仍然不忘救亡活动。他与银行家徐新六等人发起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组织沿海工厂内迁，发展战时生产和就业；协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创办上川实业公司。1946年，章乃器以上川实业公司的名义，投资联华影艺社，摄制了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后又参与成立昆仑影片公司，投拍了蔡楚生、郑君里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两部电影开拍后，命运多舛，费用不断超支，章乃器源源不断地投入资金，终于瓜熟蒂落，公映后成为鼓舞民心的经典影片。

1948年末，应中共中央电邀，章乃器与30余位民主人士秘密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来到解放区后，章乃器与时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老朋友陈云见了面。陈云问他：“听说你在香港的企业搞得不错？”章乃器回应：“不过是打打经济算盘而已。”陈云说：“今后要请你给我们的新国家打算盘，打更大的算盘。”一位当过商店小掌柜，一位做过银行练习生，两人打算盘的基本功都相当娴熟。很快，他们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打起了大算盘。

楼适夷：钱庄旧梦远，烽火新途长

上海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海宁路附近，有一条当年远近闻名的弄堂，名叫公益坊。20世纪30年代，弄内16号为左联“水沫书店”的所在地，也是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的诞生地。

天有不测风云。1933年9月，钱庄出身的新文化运动骁将楼适夷完成地下党交办的任务，因身份暴露，遭到特务盯梢，进而在公益坊16号被捕。鲁迅先生得悉后，立马写信给友人辗转告知党组织：“适兄忽患大病，颇危，不能写信了。”当鲁迅从作家张天翼那里了解到楼适夷已被押解至南京，即刻动员社会名士柳亚子、蔡元培等向国民党政府抗议，竭尽所能开展营救活动。

四川北路公益坊

身陷囹圄，楼适夷不屈不挠，拒绝“自新”，结果被判无期徒刑。他索性利用漫长的监狱生活，研读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又通过堂弟与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开列了一份书单，想方设法获取“精神食粮”。在狱中，他翻译了苏联作家高尔基的《在人间》《文学的修养》、法国作家斐烈普的《蒙派乃思的葡萄》、日本作家志贺直哉的《篝火》等数部作品，再寻找秘密渠道将译稿送至上海，交给鲁迅或亲友联络出版。直到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时，他才获释。鲁迅先生曾经“点赞”楼适夷的翻译文笔，称道“没有翻译腔”。

说起来，少年楼适夷曾在他父亲楼宗鉴任职的征祥钱庄学过生意。楼适夷出生在浙江余姚的一户耕读之家，小学刚毕业，14岁的他就被父亲带到上海滩，在钱庄里抄账本、打算盘、擦地板，脏活累活都要干。稍有空暇，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他的心里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父亲病逝，失去庇荫，楼适夷“跳槽”换了多家钱庄和银行，但他并不甘于做一名按部就班、贪图安逸的小职员，面对跌宕起伏的时代风云，展露出更加远大的志向和抱负。谋生之余，楼适夷以“剑南”为笔名，给《申报·自由谈》等媒体投稿，还同朋友一起创办了杂文小报《嫩绿》，针砭时弊，为自由、平等、民主思想的狂飙运动鼓与呼。

终于，楼适夷脱去了钱庄职业装，一面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一面办刊物、写文章，还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成为左翼文学团体“太阳社”的重要成员。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楼适夷同鲁迅先生的交往与日俱增，先后担任左联《前哨》《文学导报》《文艺新闻》编辑，以散文、小说等形式揭露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号召百姓联合起来勇于抗争。

晚年楼适夷 新华社 发

抗日战争时期，楼适夷在香港、上海等地协助茅盾编辑《文艺阵地》。之后，他往返于余姚实获中学、上海储能中学，以教育工作为掩护，从事抗日斗争。他在《四明山杂记》中回忆：“文化方面，报纸归党的区委宣传部直接领导。搞刊物没有条件，我们就搞了地方戏剧，地方戏剧就是越剧，民间叫‘的笃班’，影响很大。一个社教队，招了民间艺人演传统戏，自编抗日新戏。文学还谈不上，我在教育方面管了这么件事：那时小学教科书不能用汉奸编的，我们就自己动手编，招刻字匠刻版，我主持了这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楼适夷先后担任几家文学类出版社的负责人。他忘不了克勤克俭的钱庄岁月，忘不了炮火纷飞的激荡年华，谦逊地说自己只是一个“大时代的小人物”。

谢旦如：账册留鸿爪，手稿续星火

谢家世代经商，家财万贯，谢旦如的父亲谢敏甫为清代举人，坐拥上海的福源、福德、福康三家钱庄。1904年，谢旦如呱呱坠地那一年，谢敏甫择址南市董家渡天主教堂旁侧的紫霞路68号，占地近一亩，建造了三开间三进的豪宅，兼作藏书楼，据称是王家码头一带最气派的房子。谢旦如13岁时，父亲不幸病故，子承父业，家境殷实的“富二代”从最基层做起，进入福源钱庄当学徒。工余，他除了上夜校读书，还与钱庄里的文艺青年志同道合，联手创办“上海通信图书馆”，加入由冯雪峰等人发起的“湖畔诗社”，传播新思想、新文化。

福康钱庄徽章

此时，曾经给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担任翻译的职业革命家瞿秋白，闯入了谢旦如的生活，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因叛徒出卖，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受致命的破坏，多名中共地下党员遇害。瞿秋白夫妇死里逃生流亡到上海，起初借宿在茅盾家里，但茅盾只有一间厢房，地方局促，也不安全。瞿秋白希望寻觅一处“可靠的”“能较长时间居住”的居所。冯雪峰找到谢旦如商量对策，请他设法安排瞿秋白的避难之处，谢旦如想起了紫霞路68号大宅，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瞿秋白 新华社 发

毕竟是钱庄出身，谢旦如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到位，只对外人声称好朋友为养病来此地居住一段时间，连对自己的夫人和老母亲都守口如瓶。为遮人耳目，热情好客、善于交际的谢旦如，甚至不再邀请至爱亲朋来家中搞“派对”。

在这段隐居的日子里，瞿秋白心无旁骛，除了与谢旦如畅叙革命理想，还翻译撰写了上百万字的作品。随后，受党中央调遣，瞿秋白赴江西中央苏区，不久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启长征之路，留在根据地的瞿秋白被捕，惨遭杀害。消息传来，令人扼腕长叹！谢旦如决计尽快出版瞿秋白的遗著，将文稿整理成上下两卷《海上述林》，由鲁迅先生编辑并写序，悄悄送往日本印刷装订，运回国内后交内山书店独家经营，出版所需的大部分经费都由谢旦如慷慨解囊。

瞿秋白临刑前在长汀中山公园凉亭前的留影 新华社 发

为承诺，为情义，钱庄富家公子千金散尽，挺身相助。几乎在瞿秋白慷慨就义的同时，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负责人方志敏也在福建被捕，于狱中奋笔挥写10多万字的文稿，托人将《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清贫》以及自传手稿带到上海，由宋庆龄转交给冯雪峰。冯雪峰思忖再三，觉得还是托付谢旦如保管比较靠谱。后来陆续送交到谢旦如手中的文稿，还有胡也频烈士的《秋》《故乡》，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郭沫若的诗稿《五月歌》，以及红军将士撰述的宣传长征北上抗日重要意义的《二万五千里》等，他都视同生命，统统珍藏在一只小皮箱里。

方志敏《可爱的中国》手稿（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对闸北、南市等华界狂轰滥炸，紫霞路68号未能幸免，顷刻间化作废墟，谢旦如从炮火中抢救出这只满载革命者崇高信仰的小皮箱，抱着它东躲西藏。日寇铁蹄的践踏下，“孤岛”环境异常险恶，谢旦如生怕这批重要文献遭遇不测，费尽周折，耗尽积蓄，冒险将其中的部分作品编印出版。红色小册子不仅穿越法租界传遍申城，还流传到大后方的重庆与延安。

1948年底，黎明前的上海滩危如累卵，局势骤紧，谢旦如的儿子谢庆璋因参加学生运动遭到国民党军警追缉，在地下党的积极营救下终于安全抵达解放区。谢旦如再次担忧起小皮箱里手稿的命运，经反复琢磨，将它们全部转移到夫人钱云锦的娘家。一次碰到警方搜查，钱云锦急中生智，把珍贵文稿缝进老母亲的寿衣里，总算躲过一劫。

上海解放后，谢旦如如释重负，他把在纷乱扰攘中辛苦保存下来的革命史料，如数捐献给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