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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如何设想“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2024-10-25  来源:党史镜报 作者:张建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全党必须“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世人瞩目。回顾党的历史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数十年奋斗历程,邓小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为成功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出重大历史贡献。他提出的“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设想,尤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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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一、邓小平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首先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这是对邓小平历史功绩的客观评价,同时反映出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最初构想即实现“小康”目标。今天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一构想的提出有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一)积极倡导和践行“四个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懈探索与实践。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报告中首次明确“四个现代化”战略设想。毛泽东1956年在起草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战略构想:“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初步工业化。第二步,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接近或赶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964年12月21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宣布“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即“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出卓有成效的工作。邓小平是“四个现代化”的倡导者践行者。早在1963年8月20日,他在工业决定起草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发言中便提及“四个现代化”。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申“四个现代化”目标后,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开启全面整顿同时,对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深入思考,在《各方面都要整顿》讲话中就强调“四个现代化”问题。1977年7月再次复出后,他在《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实现四化,永不称霸》《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等重要文献多次谈及“四个现代化”,并提出“就是要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78年12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进一步指出,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必须“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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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出席1977年科教工作座谈会

(二)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全新概念。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从我国国情和“四个现代化”实际出发,创造性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全新概念。1979年3月21日,他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就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由于缺乏经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困难些。”对于“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这个提法,邓小平再度思考,在两天后也就是3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他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进一步明确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三)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是“小康之家”。邓小平在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全新概念后,对其所需达到的具体标准进行深度调研与思考。1979年7月28日,他在青岛接见山东省委和青岛市负责同志时,第一次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定出标准,指出:“搞现代化就是要加快步伐,搞富的社会主义,不是搞穷的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人均收入达到一千美元,就很不错,可以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还可以增加外援。”1979年12月6日,他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1981年11月17日,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唐纳德·里甘时,邓小平还指出:“根据现在的情况,到本世纪末,可以实现一个‘小康之家’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千美元。”1982年8月6日,他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时就现代化标准进一步指出:“我们经过反复研究之后,觉得可能一千美元还是高了一点,因为必须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因素。所以我们把本世纪末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放在争取达到八百美元的水平上。”同年8月10日,他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邓昌黎、陈树柏、牛满江、葛守仁、聂华桐等时明确指出:“小康是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人均八百美元。”并且强调达到一个小康社会的变化,“这是有把握的”。邓小平关于“小康之家”“小康”目标的提出,使中国式的现代化更为直观、具体,符合客观情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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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向客人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含义,第一次提出“小康”概念

(四)明确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邓小平以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深感中国式的现代化远远不止小康目标,是要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1981年9月9日,他在会见日本公明党第十次访华代表团时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相当大的目标,要相当长的时间。本世纪末也只能搞一个小康社会,要达到西方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至少还要再加上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恐怕要到二十一世纪末。”1984年4月18日,他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进一步指出:“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同我们的大目标相比,这仅仅是开始。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二个目标就是要在三十年至五十年内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1987年4月30日,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阿方索·格拉一行时,邓小平第一次比较完整地阐述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〇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明确“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指出:“在九十年代,我们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样的基础上,到下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就能够达到第三步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指导我们党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确立了逐步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近期目标和长远规划,对于不断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意义和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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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讲话

二、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主要考量

邓小平把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最初确定为“小康社会”是经过诸多考虑的。

一是基于当时基本国情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邓小平提出“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务实考量的。早在1975年4月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卡尔·艾伯特、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罗兹及随行人员时谈到中国情况指出:“我们这个国家还很落后。我们也有一些雄心壮志,看能不能在二十世纪末达到比较发展的水平。所谓比较发展的水平,比你们、比欧洲的许多国家来说,还是落后的。”1975年6月2日,他在会见尤金·帕特森为团长的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和美联社董事长保尔·米勒时也谈道:“所谓现代化水平,就是接近或比较接近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当然不是达到同等的水平。在这个时期内还办不到,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情况,首先是人口比较多。”1975年9月15日,他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指出:“二十五年来,在农业方面,我们由过去旧中国的半饥饿状态做到了粮食刚够吃,这件事情不可小视,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在工业方面,我们也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但是,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尽管有了这个基础,但我们还很穷、很落后,不管是工业、农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要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说形势好,有希望,大有希望,但是,头脑要清醒,要鼓干劲,不仅路线要正确,而且要政策正确,方法正确。……我们不能吹牛。”可见,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即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水平和发展预期有一个比较清醒、实际的认识。由此,他1979年正式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后,在3月30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进一步明确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

二是汲取“大跃进”“洋跃进”经验教训。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后,亲历20世纪50年代末掀起的“大跃进”运动。那时在“赶英超美”口号下,出现严重浮夸风,致使国民经济遭受重大损失、现代化目标进程深受影响。对此,邓小平多次深刻反思。1983年9月10日,他在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时说:“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太快不行。我们过去的失误都是由于走得太快……工业方面搞‘大跃进’,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错误。”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还有对“洋跃进”正反两方面经验总结。“十年内乱”后重提四个现代化,我国又出现急于求进情况。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党在20世纪的奋斗目标写进党章。同年11月至12月召开制定国民经济长期规划会议,提出赶超世界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具体方案,强调到2000年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建设120个大项目,本世纪末使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进一步明确指标:到1985年,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1978年到1985年这8年,建设12个大面积商品粮基地,新建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包括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金属基地、8个大煤矿基地、10个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等。在这些高指标驱动下,全国各地“大干快上”,出现新的跃进(被称为“洋跃进”),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对此,邓小平后来反思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也想快点,现在看来我们是错了”。“我们的脑子有点热,对自己的估计不很切合实际,大的项目搞得太多,基本建设战线太长,结果就出现问题了。尽管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目标没有放弃,只是我们吸取和总结了经验教训,更加量力而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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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7月,邓小平视察青岛

三是着眼世界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冷静思考。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不仅基于中国基本国情,而且充分考虑到当时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1978年4月底,他在听取谷牧和钱正英、彭敏等代表团成员汇报前往法国、瑞典、比利时、丹麦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访问的准备工作情况时说,“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人家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该把它学回来”。1978年9月13日,他在东北地区视察工作时明确指出:“现在就是要好好向世界先进经验学习……要到发达国家去看看,应该看看人家是怎么搞的。”这一时期,在邓小平大力倡导下,中央和国务院组织的代表团、考察团,对英国、意大利、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进行访问考察,深切感受到世界现代化发展日新月异。对此,邓小平同金日成会谈时不无感慨地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他还亲自出访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等国家,考察了解世界现代化发展先进水平,真切看到当时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差距,为审慎确定“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提供重要依据。1980年5月12日,他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工党领袖詹姆斯·卡拉汉时指出:“我们是讲实际、从实际出发的。我们头脑里开始想的同我们在摸索中遇到的实际情况有差距,比如,我们的雄心壮志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在本世纪末实现,经过摸索,肯定了一点,我们的四个现代化,不同于包括你们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中国人口太多,要达到你们那样的现代化,人均年收入五千至七千美元,不现实。所以,我们提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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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邓小平在视察后为特区题词

四是开启新时期改革开放历程的现实需要。邓小平提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设想和“三步走”发展战略,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早在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时就鲜明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由此这次会议讨论了“适应工作重点转移的需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问题。同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是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正是在邓小平改革思想指引下,我们党成功实现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转折,开创了依靠改革开放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多次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他还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主要依靠过去三十年建立起来的基础和积累起来的建设经验,同时也特别注意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和科技交往。”“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要贯穿“三步走”发展战略全过程。实践证明,改革开放让我国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快速发展,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也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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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

三、邓小平“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设想的本质内涵

梳理邓小平关于“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重要论述,体现出诸多中国特点、时代特征,具有深刻的本质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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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月,邓小平在上海,他对上海浦东开发的准备工作表示满意。回京后,他建议中央作出开发浦东的决策

(一)坚持党的坚强领导的现代化。邓小平强调“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我们的党……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1980年1月16日,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同年12月25日,他再次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对于党内外任何企图削弱、摆脱、取消、反对党的领导的倾向,必须进行批评、教育以至必要的斗争。这是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可见,邓小平主张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首先是必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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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畅谈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

(二)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现代化。邓小平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978年3月30日,他在提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时,就指出关于中国情况必须看到:一个是“底子薄”,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即便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伟大成绩,但“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特别是“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另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全国人口有9亿多,其中80%是农民,“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这两个方面“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1980年1月16日,他再次提醒说:“我们要经常记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1982年9月1日,他在党的十二大上进一步讲话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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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讲话

(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邓小平始终把能够让人民群众日子“好过些”作为坚定追求目标,高度重视“共同富裕”。1985年3月7日,他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说:“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那时人口是十二亿至十二亿五千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万至一万二千亿美元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1988年5月25日,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1992年一二月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是在共同富裕要求下,中国式的现代化焕发出勃勃生机和强大内生动力。

(四)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邓小平强调“物质文明要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1979年10月13日,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提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0年12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1983年4月29日,他就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1986年3月28日,他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谈到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时指出,我们“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五)为民族复兴接续奋斗的现代化。邓小平深感中国式的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兴旺发达息息相关。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从历史和发展维度来看,这既是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现代化”诸多探索的继承,又是新时期致力于“中国式的现代化”阔步前行的发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发展、对中华民族复兴满怀信心。1985年9月23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989年9月4日,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也强调“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1990年4月7日,他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时进一步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总结经验、展望未来,他还说,中国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

正是在邓小平引领和推动下,我国开启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向经济快速发展跃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向总体小康跨越的新局面。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回顾邓小平“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设想的提出过程,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处长、一级调研员。原标题为:《关于邓小平“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设想的历史考察》,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24年第5期,略作调整,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