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陈赓：亦师亦友，生死与共

周恩来一生最欣赏两位知识分子战将，其中一位就是陈赓。陈赓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战将之一，被誉为“常胜将军”。他们是师生更是战友，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年代，因为共同的信仰相聚到革命队伍中，共同经历各种考验，在生死攸关时刻相互扶持，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成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的生动缩影。

奋战东征路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为了造就革命武装的骨干力量，在共产党的建议下，1924年5月，国民党创办了黄埔军校。11月，从欧洲回国不久、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周恩来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就在这一年的6月，陈赓成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生。13岁时就偷偷离家参加湘军的陈赓，1922年底在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到上海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回长沙参加湖南各界声援“二七”惨案所进行的罢工和游行示威等革命活动，考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在广州主办的大本营陆军讲武学堂。

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的周恩来

周恩来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立即富有创造性地让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蓬勃开展起来，建立健全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陈赓任支部候补干事。周恩来发现陈赓极有表演才能，便让他组织第一期学生中的一些共产党员成立了“血花剧社”。“血花剧社”自编剧本，演出了大量有关革命斗争的节目，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为了团结革命军人，扩大革命势力，周恩来指导陈赓、徐向前等共产党员在军校师生中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一年多时间中就把组织发展到广东各军，促进了各军风气的转变。

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发起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已毕业留校的陈赓参加了东征。由第一、第二期黄埔生为主组成的黄埔军校校军成为东征军的主力。周恩来率领政治部进行颇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在关系东征胜败全局的棉湖战役中，他亲临前线指挥，率领东征军将来犯之敌全歼。由于表现出色，1925年夏，陈赓成为周恩来的警卫副官。8月，黄埔军校校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在组织上同黄埔军校分开。9月，周恩来被任命为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离开了黄埔军校。1925年10月，国民政府对陈炯明残部发起了第二次东征。周恩来领导下的政治工作组织更加严密、内容更加充实、方法更加周密，为第二次东征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惠州久攻不下之际，周恩来密令共产党员组织敢死队。陈赓在担任攻城任务的第二师第四团任连长，他率领连队率先攻上城头，为取得惠州之役的胜利立下大功。11月底，第二次东征取得胜利。

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同时，国民党右派加紧了反共活动，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5月，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周恩来领导陈赓等共产党员予以了坚决抗争。9月，陈赓与顾顺章、陆留到达上海，乘船到苏联学习“契卡”（即情报安全保卫工作）业务。周恩来则于12月到达上海，成功组织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枪响南昌城

1927年2月，陈赓等人从苏联回到上海。之后，辗转到了武汉，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的特务营任营长。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紧急关头，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周恩来在广东领导军事工作和在上海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表现出来的才能，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了解和承认，虽因处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善后未到会，但他仍被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又在党的五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秘书长。5月下旬，周恩来从上海秘密乘船到达武汉。

党的五大会议期间，陈赓指挥特务营和武汉市工人武装纠察队负责警戒和保卫工作，使大会得以顺利召开。他还见到了来自上海的代表王根英。王根英是一位在上海沪东区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工运领导人，陈赓在上海任工人夜校教员时两人便已相识。在这次大会上，陈赓抓住机会连写3封情书向王根英求婚。但是，情书都被王根英贴到了会场的墙上。很快，这件在大会上造成轰动的事情便被周恩来知道了。对于王根英，周恩来并不陌生。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周恩来到中共杨树浦部委机关指导起义准备工作，后来给杨树浦部委送去了枪支弹药。正是王根英冒着生命危险，把这些武器藏在家中。周恩来批评陈赓不懂恋爱艺术、求婚不讲策略，与邓颖超找到王根英了解她的真实心意后，指出在革命困难时期，革命者的结合不仅是可以的、应该的，还可能更利于战胜困难。党的五大结束后，陈赓和王根英就在武汉结为人生伴侣。1933年12月，由于被叛徒出卖，王根英被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后被押解到南京第一模范监狱。1937年8月，周恩来将王根英等人保释出狱，并带她到西安。之后，王根英到云阳八路军总政治部与陈赓团聚。不幸的是，1939年3月，为了保护党的文件和公款，王根英在冀南抗日根据地壮烈牺牲。

南昌起义（油画）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中共中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1927年7月下旬，陈赓跟随周恩来乘船秘密抵达九江，27日抵达南昌。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领导南昌起义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2万多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军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占领了南昌城。陈赓负责起义总指挥部的保卫工作，肩负着保卫周恩来等领导安全的重任。起义打响后，陈赓在政治保卫处协助李立三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并接管了江西省银行。8月3日，起义军按中央的计划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失败后，10月3日，周恩来带病参加在普宁流沙召开的紧急会议。会后，起义军向海陆丰撤退，在莲花山遭到敌军拦腰截击，因兵力悬殊而失败。约10月中旬，身染重病的周恩来被送到香港。陈赓则随先头部队南下，在贺龙任军长的第二十军第三师担任营长。在会昌的一场战斗中，陈赓腿部受重伤，胫骨、腓骨均被打折，历尽千辛辗转到了上海。

谍战上海滩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秘密从武汉迁回上海。11月，周恩来从香港到达上海。同月，中共中央成立了特科，由周恩来分工负责。1928年11月，中央决定由向忠发、顾顺章、周恩来组成特务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由周恩来实际负责。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特务。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特科先后设立了总务、情报、保卫和无线电通信科。在考虑情报科负责人人选时，周恩来经过反复思考衡量后，觉得陈赓是最合适人选。1928年4月，腿伤尚未痊愈的陈赓成为特科首任情报科长。他化名“王庸”，运用革命斗争中积累的经验和在苏联学到的情报安保技能，操着不同的方言，变换着不同的身份和形象，凭借着超群智慧和灵活应变，结交到了三教九流的“朋友”，获取了各种有价值的信息，初步打开了情报工作的局面。为建立严密的情报网络系统，获得敌人的核心机密，做到知己知彼、掌握主动，周恩来与陈赓为情报战线制定了“打进去、拉出来”的六字方针，“打进去”就是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核心机密；“拉出来”就是将国民党特务机关以及租界巡捕房里能够利用的人士争取过来，为我所用。

周恩来夫妇与陈赓夫妇

按照这个方针，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特科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组成情报小组，打入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成为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特殊重要贡献。陈赓与位列“洪宪六君子”之首的杨度成为忘年交后，经过周恩来亲自做工作，杨度发挥社交面广、熟悉中国政治情况的优势，帮助特科同各方面建立起特情关系；经过慎重考虑，周恩来、陈赓将国民党最高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高级情报人员杨登瀛（又名鲍君甫）发展成为特科打入英租界巡捕房的情报人员，为特科开展工作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陈赓悉心经营，在上海滩建立起了庞大的情报网，周恩来称赞陈赓领导的情报工作真正做到了“无孔不入”和“恰到好处”。在陈赓情报工作的配合下，周恩来领导特科成功营救了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严惩了叛徒、内奸以及国民党密探。但令他们痛心的是，虽尽全力却未能成功营救出罗亦农、彭湃、杨殷等同志。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在周恩来沉着机智的指挥和周密细致的部署下，经过陈赓等众多同志的共同努力，国民党妄图利用顾顺章破获中共中央机关的阴谋破产，使中共中央机关在千难万险的局势中保存下来。为安全起见，6月，周恩来安排陈赓离开上海，北上天津，后转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红军长征过草地时，周恩来高烧昏迷不醒。陈赓听闻消息后匆匆赶到，找到积雪为周恩来退烧，苏醒后的周恩来夸赞陈赓“是一员虎将，也是一员福将”。1961年3月，正在广州的周恩来得知陈赓病逝的消息悲伤不已，赶回北京亲自主持陈赓的追悼会，并亲笔题写了“陈赓同志之骨灰”。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