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上海沦陷，山河玉碎，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在长达8年的全民族抗战期间，领导上海各界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顽强斗争，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日爱国史诗。
第一，建立救亡协会，组织抗日统一战线。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文协）宣告成立。随后，妇女界、教育界、职业界、工人界、学生界救亡协会（妇协、教协、职协、工协、学协）先后建立，各界人士奋起成立的救亡团体达170余个。
处于恢复重建阶段的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因时应变，设立工人工作委员会（工委）、群众团体工作委员会（群委），加强对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的领导。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前后，工委、群委推动上海各界救国会改组扩大为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以进一步扩大救亡运动的群众基础，确保抗战活动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得以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资料显示，党在各界救亡协会设立的党团成员以基层团体代表身份，参加各救亡协会理事会。救亡协会还以团体会员的名义，加入市政府主持的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
这一时期，各界救亡协会发动组织战地服务队、运输队、救护慰劳队等奔赴前线，配合军队作战。工协联系的各区产业工人战时服务团，在支援前线的战斗中发挥核心作用；200多个宣传队深入全市大街小巷，发动声势浩大的救国募捐运动；歌咏队到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举办音乐会，演唱救亡歌曲，鼓舞群众斗志；13个救亡演剧队及孩子剧团不仅在上海演出，还奔赴外省开展救亡演出活动。
此外，《救亡日报》《抗战三日刊》《救亡周刊》《世界知识》《立报》等报刊，针对国民党片面抗战和动摇、妥协思想，宣传全民族抗战的必要性，分析取得胜利的途径，增强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为适应抗战形势变化，工协、职协、学协还在各系统党委的领导下，及时调整斗争策略，改变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
职协改战时服务性质的群众救亡团体为群众性业余联谊团体，坚持寓抗日救亡宣传于文化娱乐、生活互助之中的活动方针，成为各救亡协会中会员最多的团体。
学协采取上层执委会公开号召与基层学校学协小组秘密活动相结合的组织形式，领导全市大中学校的学生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斗争。
工协保留公开名义，作为中共地下工委对外联络、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机构。这一时期，党团以星期聚餐会等公开形式，邀请著名爱国人士、社会名流、工商界巨头参会，共同商讨全市性救亡工作的部署。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常常参加相关活动，以宣传和推动中共抗日主张、决策的顺利贯彻。
第二，领导难民工作，组织民众自救抗日。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有近70万难民惨遭战火洗劫，栖身在各社会慈善团体创办的289所难民收容所内。他们绝大多数是工人、农民和贫民。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通过各个协会，在全市发动“节约济难”募捐运动，动员各界人士募款捐物。同时，支持难胞生产自救，开展难童教育，引起全社会关注。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恢复成立，设立难民工作委员会（难委），加强对这一特殊群众工作阵地的直接领导。
难委通过与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慈联会）收容股主任赵朴初、上海国际救济会常务理事黄定慧等爱国进步人士的联系，陆续选派30名党员和一大批积极分子到慈联会所属的50余所收容所以及国际第一、第二收容所担任行政领导和管理工作，使难民收容所成为中共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并为抗日培训输送人员的基地。
难委领导下的各难民收容所，在管理好生活救济、生产自救工作的同时，还尤为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娱宣传活动。难委通过上层统战工作，争取到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支持，成立上海难民教育委员会。各难民收容所对难民进行抗日思想教育和阶级教育，介绍抗战形势和新四军、八路军战绩。通过举办短期集训班、创办难童中学等途径，对青壮年、妇女积极分子和优秀儿童进行重点培养。创办无线电训练班，为新四军培训机务员。经过近一年的宣传教育和重点培训，难委先后在21个收容所建立党支部和总支，累计发展党员390余人。
1938年初夏，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难委动员难民到皖南去参加新四军抗日。1938年7月，第一批700余名难民青年在40名党员带领下冲破重重阻碍，到达皖南新四军兵站。接着，又分两次输送数百名难民到皖南参加新四军，陆续抽调一大批骨干和近2000名难民青年奔赴苏南、苏中和上海郊县参加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和各敌后抗日游击队。
第三，广泛开展思想文化动员，形成舆论声势。
在中共江苏省委文化界运动委员会（文委）领导下，上海各团体、各机构在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开展革命文化活动。
1938年7月，文委借八一三淞沪抗战即将一周年之际，由《华美晚报》举办全市性征文。一月内收到应征稿件近2000篇，经挑选后于同年12月出版《上海一日》一书，展现1937年8月至1938年8月上海军民同仇敌忾积极抗日的生动情景。
“复社”承担出版发行第一套《鲁迅全集》的任务。1938年6月，600万字的《鲁迅全集》问世。在此期间，一批撤往后方的出版社在上海设立办事处或分社，陆续出版各类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国第一部《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在1938年八九月间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齐一至三卷。
1938年2月，文委在沪江大学校舍创办“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后改名“社会科学专科学校”）。讲习所开设哲学、历史、文学、时事、社会运动等课程，由胡愈之、王任叔、周予同、郑振铎、陈望道、孙冶方等知名学者、共产党员讲课。从1938年6月起，职委举办现代知识讲座，学员超过800人。绝大部分学员后来参加了新四军，少部分还到陕北参加了八路军。
1938年2月，在文委组织下，各业余剧团举行联合演出，建立上海业余戏剧交谊社。1939年7月，在业余戏剧交谊社组织下，各业余剧团举行支援新四军、救济难民慈善义演，前后持续11天，参演人员达300多人。
文委成员于伶以“中法联谊会戏剧组”名义组建上海剧艺社，从1938年9月23日举行首演，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共上演剧目六七十出，演出反映抗战现实生活的时事剧《花溅泪》《上海屋檐下》等，借古讽今的历史剧《梁红玉》《正气歌》《李秀成之死》等，以及《人之初》《雷雨》《日出》《家》等名剧。
第四，反抗日伪接收，引导积蓄光复力量。
全民族抗战时期，日军一度试图以武力强占上海所有华商电讯机构。上海电话局、国际电台、老北门电报局的中国职员，不为日军物质利诱所动，纷纷辞去工作。其中，国际电台职工在日军接收的次日均撤离岗位，日军只接收一座空台，通讯业务不得不中断。
1938年，伪政府财政部准备接收上海海关，任命海关监督，并决定由日本正金银行“保管”海关收入。消息传出，职工哗然。在中共江苏省委和海关党支部的领导下，2000名海关内外勤职工于1938年5月7日伪海关监督准备上任之时举行罢工，成立“华员护关运动委员会”，并向当时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发出急电，向社会各界发表宣言。
海关职工的护关斗争，得到上海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大家纷纷发表宣言和声明，许多报刊相继发表文章声援。中国香港及欧美重要港口的报纸也先后发出报道。护关斗争直接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上海人民的抗日斗争。
日伪还把手伸到邮局。伪政府交通部邮政司多次派人到上海邮局“拜会”，图谋接收。广大邮务员工在中共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于1938年5月8日发表《上海邮务员工反对接收易帜响应海关宣言》，成立“上海邮工护邮运动促进会”，声明：“邮局、海关……主权属我，决非某方炮制之傀儡组织可得任意变换易帜。”同时，提出上海邮工护邮六大纲领，并积极争得法籍邮务长支持，使伪政府接收邮局企图未能得逞。
之后，伪政府要海关、邮局悬挂五色旗（伪政府旗）。上海邮局职工紧急行动起来，严密封锁屋顶，禁止任何人上去，一举打破敌伪“易帜”企图。
在反接收斗争中，上海各大中学校在中共江苏省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学委）领导下，开展以反对向伪政府登记为主要形式的护校斗争。截至1938年9月，全市有100多所学校登报或公开表示反对登记。
日军为实现“以战养战”的政策，进一步唆使汪伪政权成立委员会，封锁港口，控制航运，导致米价高涨。1941年1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以职工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上海粮食合作协会”，在爱国人士及社会名流的赞助与支持下，从东南亚直接订购一部分食米至沪，以成本价售给职工，帮助大家缓解生活困难。
日伪在金融业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企图以中储券替代法币。中共金融业党委领导上海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等及部分钱庄职员开展拒收中储券的斗争，让中储券始终未能有效流通。
1944年下半年，日伪军已成强弩之末。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为迎接抗战胜利，开展“天亮运动”。其中，上海工人以“拖”（拖生产后腿）、“磨”（磨洋工）、“逃”（逃警报）等怠工手段，拖延日军军火、军需生产进度。
1945年初，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以贺年片的形式，宣传抗战即将胜利的信息，并重点对日伪军、警、宪、政机关中的汉奸进行告诫，警告他们悬崖勒马、改邪归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