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长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摘要：2016年以来，长征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推动了“长征学”话语体系的初步构建：史实研究聚焦关键决策、重要战役以及与共产国际的互动等，细节考辨更加深入；研究方法引入社会史、文化史、传播史等跨学科研究方法，重点关注长征中的基层群体、仪式符号与国际传播等；价值阐释聚焦长征精神与文化的学理探讨和理论建构，并提出其当代转化路径。但仍存在史料挖掘的深度和广度有待提升、部分研究成果存在同质化倾向、跨学科方法与史学实证传统尚未有机融合等问题。展望未来，需继续加强史料搜集基础性工作，强化长时段和贯通性研究，借鉴大语言模型、数字人文等新技术，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长征学”话语体系，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提供镜鉴。

指出，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长征中孕育的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成为革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系统地开展长征研究，不仅是为了铭记历史、不忘来路，更在于深刻把握长征精神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从中汲取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智慧与力量。

自201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以来，在学界的不断努力下，长征研究进入了资料整合、议题深化、视角拓展、方法创新的新阶段。本文旨在对近十年（2016—2025年）长征研究的重要进展、总体特征进行简要梳理与评估，进一步探讨未来深化相关研究的路径。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资料照片

一、近十年长征研究的基本概况

近十年来，长征研究持续繁荣。研究数量明显增长，据笔者对知网、读秀等数据库的检索、筛选和初步统计，共发表相关论文近8000篇，出版著作1000余部。研究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16年（长征胜利80周年）为高峰，当年出版著作330部、发表论文及资料2200余篇。其后数年研究热度趋缓，但总体保持较高产出。研究资助力度加大，过去十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长征”主题立项高达46项，约为此前历年总数的5倍。论题兼具广度与深度，在长征精神与文化、历史记忆与空间、党的民族政策、新史料挖掘、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均有重要进展，注重历史资源的当代转化，积极观照与回应现实问题。

研究著作出版与学科建设取得新进展。出版研究类著作300余种，呈现出通史类研究与专题性研究并重的特征。学科建设方面，学界关于“长征学”建构的学理探讨更加系统和深入。有研究者提出，应构建涵盖文献史料、历史地理、精神思想等多维度的学科框架，并强调要构建话语体系、整合研究力量。省级长征精神研究机构、长征文化研究会等学术组织相继建立，长征学术刊物陆续创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标志着相关研究在成果集成化、资料数字化、传播可视化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长征史料的整理与出版继续受到重视。首先，经典文献得到系统整理与再版。比如，诸多版本的《照耀中国》均以1937年初版《西行漫记》为底本，整合再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红军长征记》在2006年版《亲历长征》的基础上进行了增补与校订；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再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为深化国际共运视野下的长征研究提供了关键史料支撑。其次，大型史料丛书与专题汇编成果丰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系统汇集了亲历者回忆与口述史料，同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对199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红军长征》作了修订，主要内容包括综述、文献、大事记、回忆史料、其他参考材料等。此外，地方性史料大量出版，构成了层次丰富、类型多元的长征史料体系。

红一军团（坚）政治部出版的《战士》报第184期，193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二、长征研究的主要进展

近十年来，长征研究在深化史实考证的同时，借助多元史料挖掘与跨学科研究方法，积极开拓新研究领域，总体呈现出史实考辨有所突破、研究视域多维拓展、价值阐释逐步深化的良好趋势。

（一）细化史事解读。学界依据新发掘的档案材料与地方文献，通过史料的多元互证，对长征相关史实进行了更深入的考辨，不断推进学术创新。

关于长征的重要决策与会议。相关研究聚焦长征前后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细节与具体过程。针对中央红军长征前的准备工作，蒋建农依据陈云1935年的两篇文稿，反驳了长征出发前“丝毫没有准备”、“仓促”行动的观点。有研究者考察长征前夕中共与粤系军阀陈济棠的秘密谈判，梳理了为红军突围创造关键条件的“借道”协议的谈判过程，丰富了长征的前史研究。作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始终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近十年研究的重要趋向之一，是突破对会议的孤立考察，将其置于动态的“会议时期”加以理解，据此，不少研究者提出了“广义遵义会议”的概念。在此视域下，蒋建农提出，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是在贯彻遵义会议精神、指挥红军取得胜利、克服分裂主义危机、维护全党团结统一的过程中实现的。李庆刚强调了俄界会议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正确进行党内斗争方面的关键作用。王则重新评估了黎平会议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下”，独立自主改变红军战略方针的特殊意义。还有研究指出，苟坝会议、通道会议为毛泽东重新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恢复其军事指挥权奠定了基础。就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黄一兵强调其标志着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阶段。另有研究从“第二个结合”的视角，指出遵义会议体现了实事求是与马克思主义崇尚实践、追求真理精神的深度契合。此外，对红六军团西征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作用、与红二军团会师的意义及其对长征精神形成的贡献等，也有了更深入的讨论。

遵义会议会议室

关于长征研究的多重视角。得益于对共产国际俄文档案以及国民党方面史料的持续挖掘和利用，长征研究的视野更趋多元。首先，学界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复杂互动关系有了更为细致的揭示。有研究者深入分析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与陈济棠谈判影响的三个阶段，指出共产国际明确表示支持，且对谈判的过程给予指示，最终促成了和谈的成功。何志明从宏观战略的视角，指出共产国际在1930年代中期曾有一项以川陕苏区为枢纽、推动中国革命重心“由南向北”转移的计划，为理解长征的战略走向提供了一种国际因素解读。还有研究考证了长征途中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台联络中断的原因、恢复的过程及其影响，以揭示外部联络渠道的脆弱性如何推动中共的独立自主决策进程。其次，利用国民党等“对手方”档案对重大争议性问题进行考辨。杨奎松主要依据台北“国史馆”馆藏蒋介石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馆藏蒋介石日记等材料，对所谓“放水长征路”一说进行了有力的澄清，指出目前还找不到“任何史实上的证据”证明此说成立。卢毅则梳理了蒋介石“驱其离巢，远处张网”的战略部署与心态演变过程，强调蒋介石的某些决策在客观上有利于红军突围，但其主观上从未有意“放水”。另有研究通过综合利用多方史料，深入分析红军在过境地方时，国民党中央军及湘军、桂系等地方势力“既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关系。上述研究均反映出在多重史料互证与视角多元方面的方法论自觉。

关于长征的重要战役与军事体制研究。相关研究既聚焦于具体的战术决策，也注重从整体上来把握。关于湘江战役，石仲泉强调，对湘江战役的认识要更全面、辩证和深化，“要将湘江战役的作战指挥与通过湘江封锁线的领导决策区别开来”，应注意到湘江战役为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提供了契机，“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和干部思想基础”。有研究分析了湘江战役的损失人数，指出中央红军从8万余人减员至3万余人，并非都是牺牲，有不少是受伤、被俘、掉队、失散、开小差等。亦有研究考察了红军如何通过开展宣传工作、加强纪律建设争取桂北群众支持，为突破敌军封锁创造条件。关于四渡赤水战役，于化民指出，毛泽东是主要决策者和指挥者，反驳了相关质疑。除毛泽东外，有研究者注意到周恩来对四渡赤水之战的贡献。王新生从党的领导体制的视角出发，指出四渡赤水的胜利与遵义会议后中央领导体制完成重构密切相关。此外，还有研究对强渡大渡河、松毛岭战斗、山城堡战役等进行了讨论。军事指挥体制的演变亦得到厘清。有研究梳理了从长征出发到三军大会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最高军事指挥体制最终形成的过程。另有研究从人际互动的视角，探讨了张闻天在推动军事指挥核心改组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相关研究力求突破既有结论，着重关注中共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如何应变与决策、人际互动与制度嬗变等问题，从而构建起更为立体和完整的认知框架。

关于长征途经地研究。一些研究者较为关注政权建设、群众动员在相关途经地的实践。有研究通过考辨多种史料，分析了哈达铺在红军情报获取、物资补给与兵员扩充中的独特作用。另有研究梳理了红军在云南的整编、战略机动与群众动员实践，展现了长征撒播革命火种的影响。此类个案研究从地理、军事、人文等多维视角，丰富了长征的历史图景。

（二）拓宽研究视域。学界广泛借鉴社会史、文化史、全球史及新文化史等跨学科研究方法，从日常生活、仪式活动、记忆建构、国际传播等不同角度，深化了对长征的立体阐释。

从社会史与日常生活史视角来看，长征研究呈现出一定的“向下”与“微观”转向，关注普通战士或特定群体的日常生活。对女性红军群体的研究进一步受到重视，研究者基于回忆录、口述史料等，系统展现女红军在长征途中承担的战斗、护理、宣传等任务，以及其克服特殊生理问题的过程，从性别视角深化了对长征队伍多元构成的认识。也有研究通过对红军战士家书等私人文献的考察，把鲜活的个体生命体验融入到长征的宏大叙事中来，丰富了长征历史的叙事方式。还有研究对红军的革命实践与少数民族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性考察。相关研究依托地方文献和少数语种资料，细致分析中共在藏、彝、回、苗等少数民族地区，如何通过践行民族政策来开展社会动员，以争取民众支持、保障红军过境，将其“纳入中共的革命叙事和民族国家叙事”，凸显了中共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时丰富的政治智慧。可以看到，长征的研究取向已逐步从高层领导人扩展至基层战士群体，从较为宏观的叙事进一步具象为充满细节与张力的生动图景。

参加长征的部分女红军合影（来源：中国军事图片中心）

从文化史与概念史视角来看，相关研究聚焦长征叙事的生成、符号的建构与活动的实践，将长征从一个历史事件拓展为一个不断被书写、阐释与仪式化的话语场域和记忆空间。在概念史与叙事建构方面，着重厘清“长征”概念的生成与流变。有研究者梳理了“长征”概念从指代军事行动到被建构为“革命英雄史诗”的历史过程。另有研究细致考证了“长征”与“新长征”在党的重要文献中的概念演变，展示了其向象征“持续奋斗”的宏大政治话语的转换。还有研究分析了长征如何从一个历史事件转变为中华民族崛起的标志性符号。在符号学与仪式研究方面，有研究者结合新文化史视域，聚焦长征期间标语、歌谣、口号等文化符号的生成与表征，指出这些经过精心设计的动员工具承担了政策阐释、群众动员与文化育人等复合功能。有研究借助传播学理论，分析标语、口号如何通过塑造“同情认同”与“对立认同”的修辞策略，实现有效的话语动员。此外，还有研究对会盟、会师等重大仪式的政治内涵予以关注。有研究者细致还原“彝海结盟”的具体过程，指出其通过“歃血为盟”等神圣仪式，将政治结盟转化为情感与道义契约，以此获得深层的凝聚力。对红军会师庆祝活动的研究也表明，其通过一套程式化的仪式展演和意义编码，有效发挥了增进团结、鼓舞斗志、激励士气的政治功能，强化了红军内部的团结认同与集体记忆。另有研究者从物质文化史的视角出发，通过对“草鞋”这一具体物象的考察，揭示了红军军需物资的解决之道及其被赋予艰苦朴素象征与内涵的过程。在活动与记忆建构方面，有研究考察了成立以来长征活动的历史演进、基本类型与社会功能，指出这些由国家主导的、周期性的仪式，不仅强化了公众的集体记忆，也使仪式所承载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得以代际传承。有研究者关注到长征前后中共对“八一”精神的建构，展现了革命记忆如何在特定历史节点被有意识地塑造与运用。还有研究分析了长征电影从宏大叙事向“非英雄记忆”的转向，反映出大众文艺如何作用于对历史记忆的解读与重构。学界通过文化史、概念史、符号学、记忆史等多种研究取径，揭示了长征如何超越其史事本身，被不断赋予新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长征作为“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的重大意义得以具象化。

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书写的木板标语，193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从全球跨文化传播视角来看，相关研究借助报刊资料等海外文献，试图探讨长征的国际形象建构与跨国传播实践。在形象建构与叙事策略方面，有研究指出，长征时期中共的国际叙事成功构建了一个融合革命理想与“中国本土化”内涵的“红色中国”形象，有效打破了国民党的话语垄断，成为党的国际形象建设的重要起点。另有研究者注意到，遵义会议的早期国际传播以援引报道和直接口述为主，改变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长征的看法。在对外传播的媒介与路径方面，有研究梳理了陈云、斯诺等人著作的海外出版与传播脉络，有研究基于《泰晤士报》等英美报刊，分析了西方媒体对长征的报道及其形塑的中共和红军形象，还有研究梳理了美国《先锋报》发挥的重要作用，指出该报自1934年10月起，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通过转载编译电讯、刊发中共宣言、构建红军抗日形象等方式，在海外最早系统传递了长征信息，拓展了从国际舆论与传播视角理解长征的维度。另有专著有意识地运用海外出版物、报刊等外文史料，考察了1934至1937年间长征故事在全球的生成与传播。此外，对外国作家长征题材作品的研究，也丰富了长征跨文化传播路径的讨论。还应注意到，即便是在长征的困难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仍然构建并维系了一个包含油印报刊、无线电通讯、海外发行刊物等在内的多元、立体传播网络，以打破国民党的舆论封锁，积极争取有利的话语权。由上可见，长征叙事已成为一个持续的跨文化传播场域，为理解中国共产党及当代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视角。

1936年，埃德加·斯诺在陕北拍摄的毛泽东照片

（三）深化价值认识。强调，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近十年来，长征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对其精神内涵与文化形态的深度阐释，着力探讨长征精神何以构成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长征文化又如何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代的重要载体。经由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梳理、长征精神内涵的挖掘及其当代转化路径的探索，长征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得以深入诠释。

关于长征精神与文化的理论阐释。相关研究呈现出从简单的内涵阐释向系统化的学理构建的发展趋势。石仲泉强调，弘扬长征精神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大力弘扬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精神，不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坚持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亦有研究从文化符号学的视角出发，指出长征精神深植于中华文化土壤，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支柱。在长征精神谱系的理论建构方面，有研究者对长征精神的内涵范畴、具体形态及谱系构成进行了论述，指出既要“在纵向上把握长征精神历时发展的脉络”，也要“在横向上把握长征精神谱系的丰富蕴涵”。在对长征文化的概念界定与理论认识方面，相关研究不仅明确了长征文化是以长征历史为基础形成的文化形态，还从物质文化遗存的角度，对其核心概念与范畴进行了再讨论，指出离开这些自然地理环境载体遗存，“则无法反映及讲述长征历史和长征精神”。

关于长征精神与文化的传承实践。相关研究特别关注长征精神与文化在当代的转化应用，具体涉及思想政治教育、文物保护、文艺创作、空间构建等多个场域，提出了多元互动的可持续传承路径。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有研究探讨了将长征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与意义；在弘扬革命老区长征文化方面，提出了强化遗址保护、弘扬红色文化以及将乡村振兴与红色旅游相结合的策略。在文物保护、空间叙事构建方面，有研究阐释长征文物作为长征精神物质载体的重要作用，还探讨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等物理空间的叙事构建，“实现从抽象符号价值到具体核心功能的有效转化”。这些立足不同场域的传承实践探索，充分体现了长征精神与文化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弘扬。

三、长征研究的总体评估与未来展望

纵观近十年来的长征研究，总体而言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呈现出问题意识不断强化、研究视野持续开拓、价值阐释更趋深入的良好态势。学术研究的进步，不仅推动了“长征学”话语体系的初步构建，也为新时代背景下用好长征历史资源、传承革命红色基因、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打下了较好的学理基础。

美术作品：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一）长征研究的主要特点与若干不足。第一，基于多元史料的实证研究不断夯实，注重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但深度考辨与史料互证仍有拓展空间。随着长征史料的大量整理与出版，以及研究者更加重视利用外文文献材料，丰富多元的史料成为推进长征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同时，研究者在既有宏观叙事的框架下，通过对各类史料的细致爬梳和深入解读，也进一步提高了微观实证研究的水平。还应该看到，近年来的长征研究开始有意识地避免孤立片面看待问题，强调重要会议、重大战斗、军事机制等彼此之间的关联，如提出“大遵义会议”概念、湘江战役与遵义会议之间的联系等，逐步摆脱“就事论事”的封闭取向。毛泽东曾指出，研究党史，“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全部，“是研究路线和政策”。通过对长征期间红军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应当看到中国共产党“以弱胜强”、胜利完成战略大转移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一套运行机制和深层逻辑，避免陷入“碎片化”研究的困境。

然而，史料挖掘的广度与深度还有提升空间。对中共中央会议记录、重要领导人文集、年谱等核心档案材料的利用，仍较多依赖已出版史料，对其历史语境、内在涵义的深层次解读有待加强；对国民党方面党政军系统高层（如蒋介石、陈诚、徐永昌等）、地方势力等不同政治力量的档案文献，相关梳理和分析亦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对中国地方性资料以及俄、美、英等国海外报刊、档案的搜集与利用力度，也需要继续增强，以做到跨国别、不同语种史料的多元互证和批判性对话，更好把握长征历史的复杂性。

第二，研究视野持续拓宽，眼光向下，关注基层，重视对“人”和“物”的研究，但同质化问题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近年来，长征研究的范围和议题不断扩大。人物方面，在继续关注重要领导人物的同时，聚焦女红军、基层战士、少数民族群众进行研究；物质方面，对草鞋、辣椒、战士家书等开展讨论，历史的复杂性、丰富性和生动性由此进一步凸显,避免了过往部分研究笼统、单一的叙事维度。此外，对长征概念流变、仪式活动的讨论，揭示了长征作为一个不断被建构的文化符号与集体认同、集体记忆的互动过程。对长征的国际传播与红军形象塑造的研究，更是拓展了长征研究的全球视野。

但也应该看到，部分研究成果存在同质化倾向，有深度的学理探讨和学术创新还有不足。对长征期间标语、歌谣、报刊的宣传功能已有不少讨论，但对其如何生产、传播、接受及与地方社会文化互动的实证研究，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对长征精神和文化的阐释，宏观论述占据相当比重，具有理论反思与批判意识的学理性建构仍比较稀缺；长征的国际传播研究方面，对《》报、《救国时报》以及陈云、斯诺等代表人物的讨论存在一定重复，而对更广阔的跨国传播网络、海外受众反应等，仍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第三，方法论自觉初步显现，但跨学科融合与理论建构有待加强。学界已经意识到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积极引入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艺术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同时数字人文概念开始受到重视。但也应该看到，长征的研究方法虽然越来越多样，但目前总体处于概念和范式的借用层面，未能将最新研究理论和方法有机融入历史学的实证传统，真正以问题意识为驱动的范式融合与跨学科研究远未实现。同时，宏观性、理论性研究还有欠缺，部分研究未能很好做到“以小见大”，基于个案讨论而提炼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中层理论分析框架，以回应20世纪中国革命史、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等更为宏大的学术命题。总体而言，相关研究“术”多而“道”少，描述性成果有余，深度阐释力不足。

（二）对深化长征研究的相关思考。第一，继续致力于史料搜集基础性工作。如加强地方档案的搜集和整理，对长征沿途散存民间的地方史志、少数民族资料、口述资料等进行“抢救”式系统挖掘和保护利用，对国民党及其地方实力派，俄、美、英等海外档案，搜集力度也应进一步加强。同时,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大模型语料库的建立，资料的整理、识别、翻译和分析等工作更为便利，应推动长征基本文献资料在精校的基础上实现数字化，打通既有壁垒，建设较为完整的长征专题数据库，为深化史料积累、强化文本分析、创新研究手段等提供必要支撑。

第二，拓展研究视域，加强贯通、比较和长时段研究。一方面，应不断深化“眼光向下”的长征微观史与日常生活史研究，鼓励对自然地理、医疗救护、后勤供给、性别情感等问题进行“深描”和分析，揭示极端条件下红军战士的生存境遇。另一方面，需强化贯通研究，比如中央红军长征前后，已经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等，这些根据地的发展过程、面临问题等不尽相同，对长征也起到了各自作用，应当注意不同根据地在长征这一战略全局中的呼应与联系。此外，可以从“大历史观”的视角出发，深化长征的长时段研究。1936年10月，长征胜利结束。但研究长征，不应以1936年为界，忽视长征的深远影响。为什么红军在敌强我弱、环境恶劣的极端条件下，能顺利完成战略大转移？长征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和走向具有哪些意义？这些都需要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长时段历史中寻找答案，考察长征前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延续与发展，探讨革命、战争与生命等更为宏大的议题，真正把长征研究融入中国革命史、中华民族复兴史的叙事之中，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长征话语体系。

第三，创新研究方法，推动跨学科研究、数字人文技术与传统史学研究的深度融合。研究方法的守正创新，是深化长征研究向更高层次突破的重要环节，应鼓励数字人文等新技术在相关研究中的系统应用。一方面，运用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IS），融合多维时空数据，对红军行军路线、战役地点等进行精准的空间定位与可视化分析，加强对长征的地理纬度和时空维度的认识。另一方面，探索利用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文本智能分析，建立长征文献纯净语料库，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检索增强生成（RAG）等技术，构建事件、人物、时间、地点、机构、地理等多要素联动的知识图谱和关联数据库，提升相关文献的语义检索与初阶分析能力。

长征研究亦是一场学术“长征”。展望未来，长征研究应在巩固实证传统、拓展研究视域、创新理论方法等方面扬长补短、与时俱进，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长征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为走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长征路提供历史智慧和精神滋养。

（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26年第3期，略作调整，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