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怎样艰难形成与曲折发展的

“抗日战争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与时俱进的倡导者、因势利导的践行者、忍辱负重的捍卫者，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是中坚力量，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替代的。

与时俱进，实行政治策略的转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艰难形成与曲折发展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实行政治策略方针转变的过程。相关策略方针的调整，其实践依据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因素：

一是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替代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爆发，是中日之间14年战争的肇始。1935年爆发的华北事变，令国人进一步惊醒与震惊，抗日救亡运动开始席卷全国。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关头，中国共产党积极调整大政方针和斗争策略。1933年1月，毛泽东、朱德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国民党军队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建议。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深刻指出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号召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之后，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进一步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在全国各界引起广泛反响。

二是世界局势的变化和共产国际的态度。与日本侵华战争相呼应，德国法西斯势力蠢蠢欲动。1934年，随着希特勒上台，纳粹德国开始走上战争之路，欧洲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面临法西斯势力的严重威胁。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备会议，主张各国共产党应纠正对社会民主党的反对态度，克服关门主义。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提出建立世界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新策略路线，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这为《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决议提供了一大理论依据。

1935年12月，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的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系统阐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三是国民党内政外交政策的变化。作为中国当时最大的、最有影响的政党，中国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一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丢失了东三省及华北的不少国土，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和谴责。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恶化。日本无止境的侵略欲望严重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地位，美英等西方国家与日本在华利益上的冲突有所加剧，加之苏联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在修正，南京国民政府对内对外政策发生了微妙变化，在军事上开始了对日整军备战，在内政上由“攘外必先安内”转变为“攘外”“安内”并重。

鉴于上述局势，中国共产党人以德报怨，表现出了伟大的政治胸怀和宽宏精神。十年内战，血海深仇！但为了民族的利益，为了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逐步实现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变。1936年4月，中共中央发表宣言，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5月，中共中央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9月，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指示，明确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恰当的”。

查阅《毛泽东书信选集》等资料可以发现，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蒋介石的称呼，也经历了由直呼其名并称其为“独夫民贼”到称其为“蒋氏”，再到“蒋先生”的调整。最早以“蒋先生”称呼蒋介石，出现在1936年9月8日毛泽东给朱绍良的信中。朱绍良是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内著名的抗日名将，参加过武昌起义，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驻甘绥靖主任，1935年兼任西北剿共军第一路军总指挥，1937年率部参加淞沪抗战。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对朱绍良“同意统一战线”表示“竭诚以迎”，同时希望其“致意蒋先生，立即决策”。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促成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由此走上了第二次合作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终于在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转变的历史关头正式登台，进而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因势利导，开展灵活多样的全面工作

透视历史的结局，往往可见历史的生动和历史的艰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不可能缺少主观的能动性。中国共产党人因势利导，开展灵活多样的全面工作，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助推器。

做国民党和各个民主党派上层人士的工作，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或缺的中心环节。从1936年5月到1937年11月，以毛泽东个人或者由毛泽东领衔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致函近30位国民党中枢人物、军政显要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包括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杨虎城、张学良、王以哲、宋哲元、傅作义、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于学忠、朱绍良、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蔡元培、许德珩、陈公培、宋子文、邵力子、何香凝，还有陈立夫、陈果夫等，向他们痛陈时局之艰险，表达中共抗战之决心及团结抗战之诚意，呼吁停止自相残杀，期望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强调抗日合作成功之日亦即民族国家之福也！由于致函对象的特殊身份，中共的政治主张收到了十分明显的社会效果。

做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决条件。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不久，在蒋介石的敦促下，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成为“剿共”主力。能不能做好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实现西北地区局部团结抗战局面，是中共面临的当务之急。中共对东北军的工作，可谓高明加聪明，形式也灵活多样。先在军事上敢打必胜，经过崂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消灭了东北军三个师，打死了二个师长、七个团长，俘虏了4000多名官兵。这有力证明，“剿共”是没有出路的。然后是攻心至上，当时提出两个口号：一个叫“打回老家去”，一个叫“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许多官兵看到“山海关”三个大字，触景生情，都掉了眼泪。无声的语言，胜过多少个大报告！对在战场上被俘虏的4000多名官兵，红军不虐待、不打骂，每天上政治课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使他们看清“中共是坚持抗日的，是为民众的”。回去后，他们就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东北军对红军的认识，逐步开始发生转变。

原本，张学良在1935年被任命为西北“剿共”代总司令时，想通过“剿共”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以扩充实力，为打回东北做准备。不料，与红军打了几仗，丧失了三个师，蒋介石非但不给补充，反而还取消了部队编制与军饷发放。张学良看清了蒋介石的真正目的是想“一石二鸟”，想借红军之手消灭东北军。同时，张学良也看到打内战没有出路，加之我党的工作、中下层官兵发挥的影响，张学良开始与红军建立起联系。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已经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至于西北军，工作更好做一点。据回忆，杨虎城在大革命前就曾提出过入党要求。大革命失败后，他的部队里还有一大批共产党员，如南汉宸、魏野畴、王炳南等。我党还派汪峰去联系协商合作抗日的具体事项，很快达成协议。所以，在西安事变前，西北地区实际上形成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支军队的局部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被迫放弃内战政策。这是西安各界人民示威游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忍辱负重，坚持抗日反顽斗争的最后胜利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合作为主体，因而不仅具有广泛的政治代表性，也有其复杂的阶级矛盾。中国共产党忍辱负重，在实践中坚持，在坚持中发展，为赢得抗日反顽（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集中兵力向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攻势战略，对国民党则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竭力挑拨国共关系，破坏中国抗日阵营的团结。蒋介石集团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从1939年冬至1943年春夏，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破裂的危险。

面对复杂形势，中国共产党把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族抗战到底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时，采取“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政策。同时，制定同顽固派斗争的策略原则——“有理”“有利”“有节”。“有理”是自卫的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利”是胜利的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有节”是休战的原则，适可而止，使斗争及时告一段落。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皖南事变，舆论大哗，“亲者痛，仇者快”。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那首著名的诗句：“千古奇案，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国内外不少人断定国共合作即将破裂，内战可能扩大。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坚决揭露国民党破坏合作抗战阴谋、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同时，公开表明坚持团结抗日的方针绝不改变。此举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的嚣张气焰。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忍辱负重，努力团结各方爱国力量，先后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防止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分裂，遏制了妥协投降的逆流，维护了国共合作的全民族长期团结抗战的局面，形成了中国战场特有的战略布局，即以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同时抗战。

两个战场，既有统一的战略目标，又有各自的战术行动；既相互配合，又相互依存，构成陷敌于两面夹击的战争态势，创造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特有的作战形态，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提供了重要经验。

（作者为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名誉会长、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张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