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实现重大转折以后，以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为标志，形成了红军将士歌颂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诗词创作热潮。红军长征诗词通过诗化语言和文学意象，将遵义会议精神和长征精神转化为大众可亲可爱、可歌可泣、可诵可传的文化符号，汇聚成一种激励斗志、夺取胜利的精神动力。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从党的建设与诗文互鉴维度解析红军长征诗词，系统阐释其政治智慧、文化意象与时代价值，有利于进一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凝聚实现强国建设、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有利于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在中共党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惊心动魄、意义深远的重大转折，也催生了诸多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但是，像遵义会议召开后以党内核心领导和广大红军将士为主体创作大量颂扬重大历史性转折的诗词现象，堪称文化奇观。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红军长征诗词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党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加强自身建设与革命诗词创作语境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1935年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决议》《提纲》等权威文献的传达、红军将士心境的历史性转变，共同为诗词创作提供了政治前提、权威依据与内生动力。
一、遵义会议召开与文件传达奠定长征诗词创作的政治前提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决议》）。该《决议》以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教训为切入点，系统批判错误军事路线，重新确立正确的战略战术与组织原则，成为会后一系列重大决策与制度调整的权威依据。1935年2月8日党中央于云南扎西召开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决议》，并于2月16日油印下发，要求在一定范围内传达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确保会议精神迅速统一全党全军思想。
与此同时，遵义会议核心成员、主要记录者陈云受中央委托向部队传达会议精神，亲笔书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简称《提纲》）。《提纲》详细记载了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参会人员、议程、各方报告、发言要点以及最终作出的若干决议，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关于遵义会议最详细的权威史料。《提纲》明确记载：党中央关于遵义会议决议形成后，常委各同志——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达决议，以确保会议精神迅速、统一地贯彻到部队，这一安排凸显了遵义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机制。《决议》《提纲》的传达，扭转了长征初期党内思想混乱、军心涣散的局面，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认识，稳定了人心与指挥秩序，为红军将士反思错误路线、拥护正确领导、抒发革命情怀提供了事实依据和政治前提。将士们在亲身经历错误路线带来的惨痛教训之后，真切感受到正确领导带来的战略主动与战场胜利，由此产生强烈的政治认同与情感共鸣，成为诗词创作的直接动因。
二、遵义会议实现重大转折成为长征诗词创作的内生动力
长征初期，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长期占据主导，错误军事指挥致使红军接连受挫。湘江战役过后，中央红军兵力大幅折损，严峻战局让广大指战员内心充满困惑，对革命前路充满忧虑。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遵义召开，会议集中纠正军事与组织层面的主要错误，终止“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5年2月5日，党中央在川滇黔交界召开“鸡鸣三省”会议，明确调整中央领导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承担党中央总负责工作，确定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工作的协助者。同年3月中旬，苟坝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完善军事领导体系，组建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构成的新“三人团”，统一行使前线作战指挥权。从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层，到扎西片区会议理顺党内分工，再到苟坝会议健全军事指挥机构，一系列连贯部署层层巩固正确领导体系，使我党“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激发了红军将士创作遵义会议诗词的内生动力。郭化若曾长期在毛泽东、朱德身边工作，因受“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的迫害，蒙受冤案被开除党籍，在长征路上他遭受歧视、心情郁闷、忍受病痛。1935年1月，郭化若在行军路上聆听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让他看到了革命的希望，也对自身错案的平反抱有期待，心中不免百感交集赋诗一首《七绝・遵义会后》：“千钧重担一丝悬，有术回天事亦艰。十日长征停遵义，单纯防御责谁肩？”郭化若的坎坷经历使得他的诗作既有对错误路线的愤懑和批判，也有对遵义会议后的复杂形势与艰巨任务的担忧，反映了转折初期部分将士的复杂心境。
遵义会议之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迅速把政治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接连夺取战场主动。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攻克娄山关，取得长征以来一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胜利；随后又通过一系列经典作战行动，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网，彻底摆脱长期被动的局面。一系列胜利充分证明遵义会议决策的正确性与领导核心的指挥能力，极大提振全军士气。在此背景下，郭化若又创作了《七绝・四渡赤水》：“小桥初架渡天兵，避实击虚妙计生；且听娄山关下战，桥前火把又纵横。”作者以生动笔触赞颂娄山关战斗的胜利与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字里行间充满对革命前途的信心与期待。这种由悲观到自信、由压抑到昂扬的情绪转变，促使将士们利用战斗间隙以诗词记录感受、抒发心志，形成普遍的创作氛围。
三、陈云的《英勇的西征》等文献提供了见证伟大长征精神的权威支撑
除《决议》《提纲》之外，陈云在遵义会议之后撰写的《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英勇的西征》《随军西行见闻录》等三篇重要文献，共同构成“三部曲”，为遵义会议诗词的创作、解读与传播提供权威史料支撑，推动长征诗词创作走向更系统、更深入的阶段。
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作《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全面介绍遵义会议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与重大意义，向国际社会真实讲述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与伟大精神，为中国革命赢得国际理解与支持发挥重要作用。1936年，陈云化名在《共产国际》发表《英勇的西征》，同年他又以“廉臣”的笔名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国革命故事的早期重要文本。
陈云的系列文章，一方面为红军将士的诗词创作提供可靠史实依据，使作品内容更贴近历史真实，更具感染力与说服力；另一方面也为遵义会议诗词的跨区域、跨国际传播提供重要支持，使红色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决议》《提纲》与陈云“三部曲”共同构成红军长征与遵义会议研究的第一手文献群，为诗词创作提供政治方向、历史素材与精神滋养，推动遵义会议诗词从即兴抒怀走向体系化表达，成为长征红色文化中独具魅力的组成部分。
我党在红军长征的关键时期召开遵义会议实现重大转折，其政治智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坚持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决策原则，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成功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实现了军事指挥的自主性；二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灵活机动地制定作战策略，如“四渡赤水”成为红军克敌制胜的经典案例；三是坚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理念和有效举措，会议后中央红军实行了一系列组织整顿和思想建设措施，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长征途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推进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策略等。这些政治智慧在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和红军将士的诗词中得到了艺术化的表达，如《忆秦娥·娄山关》中“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等名句，既体现了对革命道路艰难曲折的深刻认识，也彰显了对重新确立正确路线后开创新局面的坚定信念。
总之，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召开、权威文件的传达、重大转折的实现以及相关文献的国际传播，共同推动遵义会议诗词创作热潮的形成。正确政治导向与广泛思想动员，促进全军上下思想解放与认识提升，激发出红军将士们进行诗词创作、赞颂会议精神、抒发革命情怀的动力与激情。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红潮理论宣讲团、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委员会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