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格《申报》里的“复旦时刻”

升级更新的复旦大学博物馆展厅以崭新面貌开放。记者 赖鑫琳 摄

《申报》1926年6月30日第11版刊载“李汝祺博士由美回国”消息，“将担任本埠复旦大学生物学科动物学教授”。

《申报》1910年6月29日第19版报道复旦公学第三次毕业礼。

上世纪20年代的校舍全景。均资料图片

120年前，复旦公学在上海吴淞提督行辕开学。

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同城的《申报》以新闻人视角，对这中国人民间集资、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府予以报道。从“江督札筹新震旦学校经费”襄助马相伯办复旦，到复旦延期开学“嗣因教员卧室尚未修整，并学生亦未到齐”，真实记录了这一艰难中起步的“教育救国”行迹。

作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创刊于1872年的中国新闻史上著名报纸，《申报》有逾16000条以“復旦”或“复旦”为关键词的搜索结果，其中大量详细记录了复旦人与民族共进，直至迎接新中国的珍贵历程。

复旦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解放日报社从《申报》精选呈现的众多“复旦时刻”，以媒体视角看复旦留给历史的印记。

第一届毕业生

《申报》1908年6月19日第19版刊登了“复旦公学第一届毕业生名单”，共计8人，大多来自江苏、广东。

被誉为“三百年仅此一人”的史学泰斗陈寅恪，1905年至1909年间就读于复旦公学，他的学问之路可以说起步于此。据《复旦大学百年纪事》一书介绍，一次夏季期末陈寅恪考94.2分位列全班第一，竺可桢86.6分位列第四。在复旦大学新落成的校史馆内，可以看到陈寅恪的履历表，其证明人是中国物候学创始人竺可桢。

《申报》1910年6月29日第19版报道了复旦公学第三次毕业礼，“开办五年，毕业三次，仅有毕业生45人”。第三届毕业生中，金问泗后来成为外交家，曾出席巴黎和会；金问洙后为教育家、民进中央常委；还有来自青浦朱家角的陆士谔之弟陆守经。陆士谔曾于1910年创作小说《新中国》，虚构了想象中100年后在上海浦东举办万国博览会的情景。

第一次设大学预科

复旦公学作为新式学堂，主要参照西方学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大学体系。从“单一学堂”到“预科—本科”分级，是与国际高等教育体系的接轨。

《申报》1915年7月3日第10版报道了复旦公学“第一次大学预科生毕业”。1913年春，原教务长李登辉出任校长，并于同年7月第一次设立大学预科，此为复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为1917年升格为复旦大学（设立本科）奠定基础。

第一届大学预科7位毕业生中，有新中国第一任大法官张志让。1950年11月，时任复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的陈望道致信恳请毛主席题写校名。1951年下半年，陈望道拜会曾任复旦校务委员会主任的张志让，言及题字请求一事。二人商定烦请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吴溉之再次向毛主席转呈题字请求。很快，张志让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信函，内附一张没有落款的宣纸题字——“復旦大學”。

《申报》1920年12月19日第10版报道了“复旦大学新校舍行奠基礼”，李登辉发表演讲，大意为：国家之强盛，可以大学之多少为比例。英美地小于中国，而大学之设，中国瞠乎其远，是非一致进行不可。复旦为私立大学之首创者，以后愿努力成一中国之模范。

1922年复旦大学“江湾校址”落成，成为今日邯郸校区发源地，亦是复旦精神溯源地。复旦创立17年借地办学的历史亦宣告结束。

“五四运动”上海第一钟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5月6日，复旦教师、《民国日报》总编辑邵力子接到北京专电后，立即向复旦师生传达消息，并与李登辉共同指导学生联络上海各大学、中学。复旦师生敲响了校钟，掀起“五四运动”在上海的高潮。这面钟被誉为“五四运动”上海第一钟，在复旦大学校史馆可以一窥其真貌。

国势阽危，《申报》1919年5月10日第10版报道了“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一事，公推复旦大学何葆仁为临时主席、程学愉为临时书记。

5月27日第11版《申报》接续报道了26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宣誓典礼，誓文中可以看到“吾人期合全国国民之能力，挽救危亡，死生以之，义不返顾”的坚定决心。宣誓当晚，孙中山约请何葆仁餐叙。后来，孙中山先生专门亲笔题写“天下为公”，赠予领导学生参与“五四运动”的复旦学生会副主席朱承洵。

开创复旦体育传统

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也是复旦体育传统的开创者，《复旦公学章程》中明确规定“凡投考者，均须体格无亏；体操为必修课”。他以身作则，经常带领学生去江边锻炼。

1919年5月17日复旦举行运动会。前一天，《申报》第11版预告了这一消息，称复旦“对于运动一科，异常注重”——一九一六年南洋公学举行田径赛，该校健将冷鉴得个人第一。又于一九一七年田径赛，该校得总第一，而冷鉴又得个人第一。日前约翰举行中学联合运动会，该校中学部吴去非得总平均第一。

《申报》1921年5月27日、28日，接连报道复旦大学及公共体育场足球队合组与香港足球队在远东运动会的比赛消息。27日刊登了队员名单，28日报道了比赛结果——0:0，各无胜负。

两年后，《申报》报道“中国足球队赴澳有期”，复旦两学子入选中国足球队。

俞大维是否复旦毕业

俞大维究竟是否在复旦大学毕业？上世纪20年代，围绕着清末名臣曾国藩的这位外曾孙，《申报》见证了一桩趣事——1921年5月17日第10版《申报》报道了复旦大学毕业生俞大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隔日，《申报》刊登圣约翰大学来函，“察俞君于1918年在圣约翰大学以第二名卒业，授有文学学士学位，并无在复旦毕业之事”。

又过两日，《申报》刊登复旦大学来函，“查俞君于民国三年确在敝校中学，毕业后即转入南洋公学，再进约翰大学。贵报所登消息由何方传来，敝校亦未深悉。总之，敝校并不欲掠人之美，恐阅者或有误会，用特专函声明”。

《解放日报》1992年11月29日第3版转载中新社香港27日电台北消息，时年97岁的俞大维表示，他深信中国一定会统一。

不在大楼，而在大师

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

复旦历史上有过众多大师。如王宠惠1895年考入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攻读法科，1900年获中国近代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钦字第壹号”）。他曾东渡日本，后留学美国。1904年协助孙中山撰写《中国问题之真解决》的英文对外宣言。1905年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07年将德文版《德国民法典》译为英文，并加以评注，成为英美各大学长期通用的标准译本。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3月改任唐绍仪内阁司法总长，不久辞职。1913年后受聘复旦公学副校长、校董会董事长，讲授国际公法等多门课程。

1921年王宠惠与顾维钧等作为北洋政府全权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申报》1921年10月2日第18版以此为新闻由头，介绍了这位才华横溢的“王宠惠博士”。有材料显示，王宠惠于1923年当选为国际联盟海牙常设国际法院正法官，为国际法院第一位中国籍法官，此后曾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

中国著名遗传学家李汝祺1918年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毕业后，进入美国普渡大学，毕业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世界著名遗传学家摩尔根教授，从事果蝇发生遗传学研究，其博士论文由美国生物学杂志特约登载。1926年他以优异成绩成为该实验室第一位获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同年，李汝祺应邀在复旦大学任教。《申报》1926年6月30日第11版刊载了“李汝祺博士由美回国”的消息，“将担任本埠复旦大学生物学科动物学教授”。

阅报室里四位女同学

“阅报室发现女同学”，《申报》1929年4月8日第25版报道，复旦的阅报室好像是专为男生而设的，从来没有过女生的踪迹，直到前一天才被发现了四个女同学在翻阅报纸，打破了过去的纪录。

两个月后，《申报》报道了复旦大学“同届百余人毕业，其中女生四位”。其中最为知名的恐怕是曾任联合国礼宾官的严幼韵，这位享年112岁的上海滩名媛，第二任丈夫是近代外交家顾维钧。另三位女毕业生分别是女篮队员李雄芳、良友画报登过照片的冯蕴英和研究中国文学的刘思玄。

有意思的是，据《申报》1929年10月16日第29版报道，秋季新学期，复旦大学正式男生1055人、女生114人，特别生23人，女生一下激增。

抗战时期仍力主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复旦大学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申报》1932年9月17日第14版报道称，社会各界捐助东北义勇军，上海四明银行代收光兴汽灯号捐大洋四元、广兴昌公记号捐大洋二元……复旦一茶房，慨捐二十元，尤令国人钦佩！

《申报》1932年9月19日第8版报道了复旦大学军事官郭某及学生孔令珏、吴铁生等，鉴于东北义勇军之忠勇抗日、饷弹亟须接济，联络全校学生于昨日绝食一天，以所省饭资全数捐助义军。闻加入绝食者颇众，故为数甚可观。

《申报》1937年8月2日第4版介绍复旦大学文摘社编辑的“八月号·芦沟桥浴血抗战”特辑，收录了译自美国亚细亚月刊的《毛泽东自传》。

“教育最需要的，是图书仪器，不是高楼大厦……太过在门面上装璜，形同百货商店，本不是我们教育上非苦守坚持不可的优点。”1937年10月12日，《申报》在第4版刊登了陈望道的专论《战时的专门教育》，竭力维持教育，主张坚持学习。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共产党宣言》首译者，1952年至1977年任复旦大学校长。

“百岁青年马相伯先生”

“其一生之盛业鸿烈，且多在中年以后，常人所指为桑榆暮景之时。而始发轫，则今日巍然为国中学府重镇之复旦大学。”1939年4月11日，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先驱于右任，在《申报》（香港版）第2版以“百岁青年马相伯先生”为题撰文，向马相伯的百岁诞辰祝寿。

“一老南天身是史”。马相伯生于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他精文学、哲学、数学，通8国文字。为了兴学，他将三千亩地等家产悉数捐出；为了抗日，他连续4个月发表12次国难广播演说。创办复旦大学这一年，他已66岁。在《从震旦到复旦》中，马相伯写道：“我们在吴淞看好了一座房子，是吴淞镇台的旧衙门，地方很宏敞，既远城市，可以避尘嚣；又近海边可以使学生多接近海天空阔之气。”他的信念，正是要办一所“和欧美大学教育并驾齐驱”的新式大学。

上万人投考，全国第一

“复旦公学英文科学程度之高，为沪上诸校冠”，《申报》1909年11月1日第19版如是报道。彼时复旦公学校舍未建，学生多寄宿校外，“冒风履淖，不胜往来之苦”。

“该校现在一心一志，设法提高学生程度，增进学术水准。去年投考者一万二千余人，占全国不分区招生之第一位。”1948年7月10日《申报》第7版刊登了特访复旦大学的报道。彼时，复旦大学有员生2800余人，分设文、理、法、商、农五学院，共23系科组。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从筚路蓝缕中走来的复旦大学亦获得新生，从此与这座新生的城市一路同向同行。

复旦大学历史上有过两次大的机遇：1952年院系调整，成为文理综合性大学；2000年与上海医科大学合并，形成文理医“三足鼎立”，完成向高水平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跃迁。当前重塑新工科格局，形成文理医工“四轮驱动”，加速向创新型大学转型，是复旦大学面临的第三次机遇。

120年来，复旦人科教强国的初心始终未变，“团结、服务、牺牲”的复旦精神一直都在。旦复旦兮，百廿复旦正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