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历史决议与中国革命道路
2025-10-15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 作者：张神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道路决定命运。在党的历史上先后有过三个历史决议，它们在党和国家道路抉择上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深刻指出，党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本文旨在探讨第一个历史决议在统一全党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认识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毛泽东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先后多次修改，这是其中的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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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挫折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1925年，为反对党内“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两种倾向，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就强调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正是基于对道路问题的深刻认识，在领导革命的进程中，毛泽东十分重视对道路问题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
1927年，由于国民党的背叛和镇压，也由于党内陈独秀犯下右倾错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出两个重要问题。关于军事问题，他指出，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关于农民问题，他指出，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过去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影响太少。这些认识是从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中取得的，为接下来党领导进行的军事斗争和土地革命，进而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奠定了认识基础。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1927年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也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在遭受挫折后，毛泽东适时率领部队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进军赣南闽西的实践中，毛泽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
在此期间，毛泽东写就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毛泽东系统论述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原因，并且得出结论，“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以井冈山斗争经验，证明只有坚持“工农武装割据”才能确保边界红旗不倒。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泽东深刻指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这里所阐述的路线政策，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已经呼之欲出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上述探索，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到1930年，红军已经发展到10多万人，组建了正规的兵团，武器装备有所改善，革命根据地也有了很大发展。在武装斗争方面，从1930年冬天到1933年春天，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连续4次取得打破国民党军队“围剿”的胜利。在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积累了丰富经验。
然而，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可贵探索的同时，党内“左”倾错误也在日益发展。1927年10月开始出现“左”倾盲动错误，1930年1月开始出现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1931年1月开始出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这些错误有许多共同之处：从外部看都有共产国际错误指示、错误领导的原因，从内部看有不顾中国实际照抄照搬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的影响，存在不顾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敌人占据中心城市的客观事实，盲目采取进攻路线、冒险进攻中心城市，等等问题。“左”倾路线的错误给革命根据地和白区革命力量造成极大损失，王明“左”倾错误危害时间更长、造成的损失更严重。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转战到达陕北。
挫折、失败教育了党，教育了红军。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阶段。
（二）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历史作用。七七事变后，党实行正确的抗战道路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各阶级各阶层都能合作参加抗战；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政权，实行言论、结社出版自由，保障人权，以便同心同德，共同对敌；实行抗战经济政策，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发展生产，奖励私营公营生产，民力得以生息，抗战供给得以维持；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领导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抗日武装英勇作战，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从全民族抗战开始到1940年，在党的正确道路指引下中国人民抗日力量实现大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从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建立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共拥有近1亿人口，成为全国抗战的重心。
1938年春，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在这过程中，毛泽东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验和抗日战争时期经验基础上，写就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接续探索中国革命道路。
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这里强调“总是”，说明是带有规律性的结论。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指出，在资本主义各国，“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中国则不同，“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在这一点上，我们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认识不足的，“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的转变，是在1931年反对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胜利之后。但也还没有全党的转变，有些同志仍旧没有如同现在我们这样想。”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指出，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因此，忽视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在对中国革命道路作了上述深刻总结和高度评价后，毛泽东展望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伟大的一部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同盟军。“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在此基础上，毛泽东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它们相结合，“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字里行间充满着对中国革命道路和前途的坚定信心和热切期待。
由上可见，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并制定形成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促进党和人民力量不断壮大，推进革命事业不断发展。但是，要让美好前景变成现实，仍然面临重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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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沿着正确道路前进遭遇严重阻碍
（一）王明再犯下右倾错误并坚持之前所犯“左”倾错误。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党内特别是高层却存在着意见分歧甚至严重不统一的局面。最突出的，就是王明再犯下右倾错误，且仍然坚持之前所犯的“左”倾错误。1937年11月底，王明等从苏联回国到达延安。当时，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要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应竭力促成在国民党政府基础上的全国的团结和统一。王明回国后，正是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上述“新政策”。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讲了要坚持抗战、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统一战线等意见，批评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王明称他的报告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所以造成与会者的盲目信赖。会后，王明等即去武汉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工作。其间，他发表了一些文章、开展了一些工作，提出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不重视敌后根据地的斗争，以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等一系列政治、军事、组织上的右倾观点。这些观点和做法，一时间造成了许多混乱。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又处在孤立的地位。毛泽东甚至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旧址——延安桥儿沟教堂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此前，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任弼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共产国际正确认识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8月初王稼祥回国，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批判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偏向，着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针对王明发言中对革命的乡村能否战胜敌占城市表示出的怀疑，毛泽东多次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内战条件下，极小部分的乡村支持了长期反对城市的战争，还当帝国主义各国一致反共的时期。”在民族战争条件下，“依据于大后方的保持与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建立，从长时期中生息我之力量，削弱敌之力量，加上将来国际有利条件之配合，就能举行反攻，收回城市。”这次全会基本上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但王明实际上口服心不服，依然坚持过去的错误。
1940年3月19日，王明在延安再版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并在再版序言中写道：“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他还指出：“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这表明，王明还在为过去的“左”倾错误辩护。
可见，王明对于所犯的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错误都没有深刻认识和反省。而且，王明所犯的这些错误在党内都还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使部分地区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时未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因而使党的事业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如皖南事变等。
（二）国民党接连掀起反共高潮。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发起全面侵华、欲变中国为其殖民地，与国民党矛盾日益尖锐，国民党被迫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实行联合抗日。在抗战前期，国民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抗日。然而，到了抗战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对日军侵华表现出动摇妥协倾向，反共倾向则逐渐增强，接连掀起反共高潮。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抗日军民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但是，国民党并不甘心失败，于1940年夏秋把反共中心转向华中，由此开始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新四军损失严重，以皖南事变的损失最为突出。皖南事变主要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造成的，与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的错误也有一定关系。项英在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中有着不可抹杀的功绩，但他受到党内一些错误观点影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在敌占区未能放手发动群众，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正确方针理解贯彻不够，在1940年10月后国民党顽固派进攻新四军的迹象已十分明显的时候，对皖南部队的北移，迟疑犹豫，丧失了东进或北移的有利时机……
国民党方面，还集中更多的力量、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用来限制、削弱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在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极少采取主动的军事行动，其总方针是保存实力、消极防御。在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在思想战线上发动攻势，他们提出“以宣传对宣传”“以理论制驭理论”。总之，无所不用其极。
（三）日本帝国主义将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武装作为主要进攻对象。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抗日民主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这就在战略上造成对日、伪重点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的反包围态势，形成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
从此开始，日本方面意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是潜在的巨大威胁，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日本的真正敌人，并根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调查分析，相应地调整了在华北地区的侵华战略。日本侵略者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进攻的主要对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切断它们同外界的联系，同时加强军事进攻。一开始，日军进攻的重点是华北。从1938年11月到1940年底，仅华北地区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109次，使用兵力总计50万人以上。
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给干部作报告
从1941年起，敌后战场的形势进一步发生变化。日军用很大的力量在其占领区进行所谓“治安建设”，企图在一定期限内通过反复的“扫荡”“清乡”消灭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武装。1942年，日军用于华北、华中的军队有55万余人，其中用于巩固占领区的约有33.2万人。这使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承受着巨大军事压力。
由于日军的残酷进攻，加上华北地区连年自然灾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困难。主要表现在：军事上战斗频繁，伤亡重，部队减员多，干部牺牲很大。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华北平原地区（主要产粮区）相继由根据地变成游击区。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千万以下。
上述一切，给中国共产党胜利前进造成了重重障碍，需要我们党作出正确决策、采取果断行动打破这些障碍，从而带领人民沿着正确道路奋勇前进，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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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历史决议统一了全党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认识
到抗日相持阶段，中国革命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革命根据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人口和这样大的军队。”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特别是王明所犯右倾错误影响很大。这些分歧的焦点，在于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共产国际的指示，是照抄照搬，还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适合自己的正确道路。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就做不到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另外，党在抗战初期的大发展中增加了70余万党员。毛泽东认为，这些新干部，“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的局面”。中国革命的敌人更不会甘心失败，会作出垂死的反扑和挣扎。
怎么办？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要将中国命运掌握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手里、走自己的路，必须实现党内高度的团结和统一。
实际上确立正确革命道路的问题，毛泽东一直在坚持大力推进。开辟井冈山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开始的探索和回答。写作一系列著作是毛泽东从理论上作出的探索和回答。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在被毛泽东称作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进一步强调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尖锐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他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毛泽东推动的学习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延安成立了干部教育部，发布了促进学习教育的一系列文件。但是，效果并不明显，离毛泽东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加上王明再版他的小册子、皖南事变遭受严重损失、收集“六大”以来文件时的许多重要发现，等等，都促使毛泽东在抗战紧张的重要时刻仍然发起整风运动。
（一）从强调端正思想方法论入手。在前进的道路上，没有正确的思想方法论，一切照抄照搬，一切唯命是从，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道路、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为了给整风作准备，1941年春毛泽东做了两件事来端正思想方法。第一件事是：3月，毛泽东决定出版主要由他在1930年至1933年期间所作的农村调查汇编成的《农村调查》一书。毛泽东为之写了序和跋。他写道：“所以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到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毛泽东的这里所指是很明显的。
另一件事是：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在报告一开始，毛泽东就强调“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他指出，研究理论有两种对立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另一种态度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许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毛泽东说，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除此之外，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开展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干部学校的决定与关于成立高级学习组的决定。然而，毛泽东的演说和中央决定在许多同志中仍然没有引起深刻的注意。关于干部教育，忽视的现象还是存在着，在有些地方与有些部门中，甚至还没有开始。高级干部的理论教育，或则没有引起注意，或则脱离实用，成了教条主义的东西。
（二）从研究党的历史取得突破。从哪里取得突破呢？毛泽东想到了研究党史。在收集、编辑“六大”以来历史文献中，毛泽东深切地感受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我党领导机关的严重危害。这种危害通过领导机关下发的一系列决定、命令、指示等流毒到全党，在党内形成了一条比以往各次“左”倾错误路线更完备的新的“左”倾路线，就是这条“左”倾错误路线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但是，即使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在1941年，也还有一些人对这条“左”倾错误路线缺乏正确认识，甚至根本否认有这么一条错误路线。在这样一种思想状态下，要成功召开“七大”、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显然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认为有必要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的活动，以提高高级干部的路线觉悟，统一全党的认识。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会前作了充分准备，还把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发给大家，要大家认真阅读，结合实际进行比较分析，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
这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对《六大以来》的阅读和研究，对开好九月会议起了决定性作用。毛泽东在1943年把前后的变化说得很明白：“到了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指《六大以来》，作者注）。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
九月会议时断时续开了一个多月，集中讨论了5次。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等不正之风的办法。这次会议通过检讨历史上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下一步的整风奠定了认识基础。
从1943年9月起，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进入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1943年9月7日至10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1941年九月会议的继续。会上，主要由犯错误的同志进行整风检查，并批判王明的错误。其他同志则开展批评，帮助犯错误同志深入揭发问题，提高认识。
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中，共产国际解散，而抗日战争仍处于艰难阶段。毛泽东就此指出：“这种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正好锻炼我们自己，使我们用心地想一想，绝不粗枝大叶，自以为是；使我们认真去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老一套的党八股作风，而拿出完全的负责的态度与高度的创造力来。”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的日子里，刘少奇、王稼祥先后发表文章。1943年7月4日，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中指出：“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就是毛泽东同志以及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其他许多同志，他们历年来所坚持、所奋斗的路线，他们的工作方法，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7月5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中指出：“回顾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的历史，便是为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斗争史，也是寻找、确定和充实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历史。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他们的观点代表党的高级干部对道路、路线等问题的最新认识。事实说明，通过延安整风全党空前自觉地团结在了毛泽东的旗帜下。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在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所作的说明中，毛泽东对延安整风给予高度评价。他强调指出：“抗战时期有两个关节就是整风和生产，没有这两项党就不能前进。”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三）在形成历史决议后达成一致。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为“七大”的召开作准备。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在1945年4月20日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第一个历史决议）。第一个历史决议对建党以来，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时期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使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所作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还有一个十几年来争论的问题，就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争得一塌糊涂。正确路线是要先搞乡村，要研究农村情况。大家说这是正确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5月24日，毛泽东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中进一步指出：“从前有人讲山上无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把这个‘无’字改一下，叫做山上有马克思主义。”至此，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等的争论终于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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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战争时期，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延安整风，经过端正思想方法论、深入学习研究党的历史，再通过起草、讨论、研究、通过党的历史决议，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使全党对包括中国革命道路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有力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开创了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进而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实现大发展的先例。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研究和对第一个历史决议起草、通过、发挥作用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一是在领导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要始终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社会前进的正确方向前进。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总是高度重视研究世界发展的潮流和方向，自觉将中国革命的发展与之相连接，沿着正确方向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
二是要始终高度重视、深入研究中国的实际，自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独立自主寻找中国的前进道路，直至取得成功。任何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它国经验的做法，都是错误的。没有独立自主，就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
三是深刻认识发现规律、找到真理是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这些规律、这些真理被广大人民群众掌握并运用到伟大斗争实践中也还需要一个过程。任何急于求成的想法和做法，都会损害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就是在反对“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坚持正确道路中得到不断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