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记者笔下的“星星之火”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三位西方记者深入中国的红色根据地，用第一手纪实文字向世界还原真实的红色中国，其中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早已家喻户晓，而史沫特莱和斯特朗的著作一直缺少完整中文译本。日前，由上海时代教育出版中心理事长庄智象策划的“红色经典”汉译本系列丛书问世，推出史沫特莱的《中国之未来》、斯特朗的《人类的五分之一》和《明日中国》，填补了这一空白。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得以看见那个饱受苦难的旧中国，更能从那些在黑暗中摸索的身影中深刻领悟星星之火何以燎原的真谛。

“3S”跳出“舒适区”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陆续开放通商口岸，西方势力不断渗透，从上海、天津到汉口、广州，西方人建立了大大小小的租界，在异国土地上复制出一个个“飞地”。住在“飞地”里的外国人，无论商人、职员还是外交官，他们对脚下的这片土地知之甚少。他们将租界视为“蛮荒汪洋”中的“文明岛屿”，建构起一个以租界为空间、拥有共同经济利益和观念习俗及生活方式的封闭式小共同体。

本应走街串巷的新闻记者也局限于这个小共同体里。当时西方人在中国办了不少报纸，如《北华捷报》《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等，然而，这些报纸关注的多为政治活动、外交事件和商业动态，报道对象多集中在官僚、军阀、买办及外国侨民，普通中国人如农民、工人、小商贩、底层妇女是难登版面的。即便偶被提及，也仅仅作为统计数字或背景资料，而非有血有肉的人。

“3S”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所谓3S，指斯诺（Snow）、斯特朗（Strong）、史沫特莱（Smedley）三位姓氏以S开头的美国记者。他们主动走出西方人的舒适区，深入中国社会的毛细血管——偏远的村庄、喧嚣的工厂、尘土飞扬的集市、炮火连天的前线……他们的笔下不只有领袖和将领，更有芸芸众生：农民、工人、士兵、妇女、学生……这些人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有名有姓，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与生死挣扎。通过描绘动荡局势下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状态，“3S”构建了有别于传统叙事的中国形象。

走遍大江南北

“3S”中最为人熟知的当属斯诺。埃德加·斯诺，1905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1928年来中国，入职《密勒氏评论报》担任新闻记者。在华期间，斯诺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强烈兴趣，1936年突破重重封锁进入陕北苏区，成为第一个进入红色区域采访的西方记者。他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与他们多次促膝长谈，还走访了红军部队和当地百姓。斯诺根据这段经历写成《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面貌。早在1938年，该书中译本就以《西行漫记》之名在上海刊印并广为流传，后续多次再版、节选编入教材，普及度极高。时至今日，早已是无人不知的红色经典了。

相形之下，“3S”中的另两位——史沫特莱和斯特朗的著作因多在西方发行，未能像《红星照耀中国》那样被及时翻译引进，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知名度走低，但它们同样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鉴于此，庄智象组织专家学者遴选可靠版本，首次完整翻译了史沫特莱的《中国之未来》、斯特朗的《人类的五分之一》和《明日中国》。

《明日中国》，[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著，华苏扬 译，上海三联书店2026年出版

“3S”中的史沫特莱知名度要小一些，不过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对她也不会太陌生——她的名字经常同鲁迅、茅盾等大师级人物一同出现。

1892年，史沫特莱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一个工人家庭，年少时做过报童、侍女、烟厂工人，亲历过底层生活的艰辛。1928年，她以德国《法兰克福报》记者的身份抵达上海。其间，与鲁迅、茅盾等左翼文化人士结下了深厚友谊。正是在和左翼人士的交往中，史沫特莱逐渐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1930年秋天，她受请托为鲁迅50岁寿辰租了一家外国餐馆，前来祝寿的宾客中有一位共产党的报纸编辑，向在场的人报告了秋收起义的情况，给史沫特莱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还应邀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负责对外英文文稿撰写、国际联络与消息发布，并陪同宋庆龄接待各国友人。

当然，报道始终是史沫特莱的本职工作，而她本身也确实是一名优秀的记者。《中国之未来》收录了史沫特莱1928年至1933年旅居中国的采访记录，可以看到，短短五年里她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从上海、广州、湖南到沈阳，街巷餐馆、工厂车间、乡村田埂、流民聚集地都成为她的采访现场，由此描绘出一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沿海都市与内陆乡村的复杂图景。

对国民党政权，史沫特莱是持批判态度的，但她没有因此戴上有色眼镜，把中国形容得一团糟，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倨傲姿态指手画脚。从字里行间读者能感受到，史沫特莱笔下的苦难绝不是供闲人猎奇的谈资，而是不公正制度强加给普通人的枷锁。她平等地对待中国民众，共情他们在战乱频仍、苛捐杂税下的艰难处境，与此同时又在无边黑暗中搜寻到了几点星火。

报道中国革命

《中国之未来》共30章，相当于30篇人物或场景素描，其中有上海的“摩登女性”、广州的缫丝厂女工、湖南水口山的矿工、行踪飘忽的土匪，还有看似弱小却坚韧不拔的革命者。这一篇篇素描，既让人看见民众在生死线上的苦苦挣扎，也透露出新生的希望。我想，这是史沫特莱将本书命名为“Chinese Destinies”的重要原因——作为复数，Destinies不单指个体命运，也暗含着千千万万中国人正上下求索，开辟新的未来。

《中国之未来》，[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著，孙海琴 译，上海三联书店2026年出版

这些故事中，有两位女性革命者的事迹尤为动人。

一位是女共产党员单绯（Shan-Fei）。单绯生于湖南一户地主家庭，她本该像众多乡绅家的小姐一样，裹小脚，修女德，早早嫁人。然而单绯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随着新思想传入，她逐渐看清旧制度给百姓造成了深重苦难，最终投身革命。她结识了志同道合的伴侣，组建了家庭，共同从事革命工作。一次，单绯和丈夫外出执行任务，回来后发现年幼的孩子被军警溺死在水桶里。史沫特莱没有渲染这一幕，只是照实记录，但巨大的悲恸透过纸面漫溢过来。单绯并未被击倒，史沫特莱见她时，她正住院治疗，准备趁养病的时间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

除了单绯的自我觉醒，这个故事中，单绯的母亲也十分亮眼。正是这位裹小脚的文盲母亲，全力支持女儿读书识字，让单绯拥有学习新思想、新知识的机会，也是在母亲的帮助下单绯挣脱了包办婚姻。史沫特莱用寥寥几笔，勾勒出一位不同于刻板印象中愚昧顽固的“守旧妇女”形象。可见时代的新风不仅吹拂着单绯这样的年轻人，也对上一代人产生了影响。而她们绝非麻木的客体——她们或许自身缺乏行动力，却有勇气托举子女去反抗。

另一则故事的主人公叫章晓红。她出身中国香港的大户人家，本可以过着优渥安稳的生活，却因厌恶家族靠贩卖鸦片发迹、对金钱贪得无厌以及对同胞的残酷压榨，来到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史沫特莱用自述的口吻，记录了这位原本身材纤细、娇弱无力的千金大小姐，如何历经淬炼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

单绯和章晓红的故事我们并不陌生，甚至很符合典型的革命者叙事：出身富裕家庭，养尊处优，但有着朴素的正义感，接受进步思想后坚决地背叛旧家庭，投身革命。类似的故事文学和影视作品多有表现，以至于我们觉得理所应当。但当这两个有血有肉的个体出现在史沫特莱笔下，读者依然被深深触动。当章晓红说自己的理想是破坏旧家庭珍视的一切，“让那些被他们奴役的人能活出人样”，震撼感如电流般穿越时空，回荡在我的心头。

向世界展现红色中国

“3S”中斯特朗最为年长。1885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23岁摘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一位“学霸”式的人物。毕业后，斯特朗投身美国工人和妇女运动，后受十月革命感召，前往苏联。

1925年，40岁的斯特朗第一次来到中国。吸引她的不是“异国圣地文明和古代宫殿”，也不是“珠宝和丝绸”，而是“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革命运动”。彼时，省港大罢工如火如荼，斯特朗亲眼见证了中国工人迸发出的巨大能量。1927年斯特朗二度来华，访问湖南、上海、武汉等地，报道工农革命运动，揭露“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真相。她已然成为“中国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年逾半百的斯特朗决定重返中国。1938年1月，她乘坐一辆破败不堪的老式福特货车，在颠簸中来到山西省洪洞县马牧村——一个“在任何地图上都没有标记”的村庄，当时的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朱德总司令带着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人出来迎接。斯特朗后来写道，朱德“身上沾着尘土，穿着灰蓝色服装……就像一个朴实的老农”，贺龙“身材魁梧、体格健壮、魄力十足”，戴眼镜的刘伯承则如学者绅士。这和斯特朗此前见到过的其他中国军队将领截然不同。

斯特朗在八路军总部住了十天，与官兵同吃同住，深深体会到这是一支新型军队。斯特朗将这段经历写成了《人类的五分之一》。这里的“五分之一”，是指当时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她忠实记录了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描写了八路军运用游击战、运动战打击日军的生动情形。借此，斯特朗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坚定的判断：中国人民的抗战必将胜利！

《人类的五分之一》，[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著，邵军航 译，上海三联书店2026年出版

1946年，斯特朗第五次来到中国，前往延安。《明日中国》记录了她在延安的见闻。当时全面内战刚爆发，外界普遍看好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斯特朗带着诸多疑惑来到杨家岭窑洞，与毛泽东促膝长谈。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作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书中有处细节颇能体现斯特朗“以小喻大”的写作特色。在和毛泽东交谈时，斯特朗感觉窑洞顶上似乎有人在走动，她本以为是警卫员，毛泽东却笑着说：那是另一户人家，他们的孩子对你这位外国客人非常好奇。这不经意的笔触，不动声色地点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融洽关系。而这样的闲笔与细节，在斯特朗的书中俯拾即是，在斯诺和史沫特莱的笔下也时常涌现。

值得一提的是，史沫特莱和斯特朗都将人生最后的归宿留在了中国。因同情红色中国，晚年的史沫特莱在美国遭受麦卡锡主义打击，被迫移居英国，1950年病逝于牛津。遵其遗愿，骨灰运回中国，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朱德亲笔题写碑文：“中国人民之友”。1958年，72岁的斯特朗第六次来到中国，选择定居北京。1970年逝世后，其骨灰同样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志铭由郭沫若题写：“美国进步作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