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邓小平调研江浙沪

邓小平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的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都来源于调查研究。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即“小康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250美元，提高到20世纪末的1000美元，翻两番。这个目标是邓小平根据国内外材料作出的科学判断。但到底可行不可行，他要到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算算账”，调查一下实际可能性。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们党开始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认识。相对于排斥市场调节的完全计划经济观念而言，确认市场调节的作用，无疑是一大进步。对于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这样的本质性问题，邓小平也作了大量的调研。

01

“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邓小平多次反复论述了“计划和市场”的问题。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在讲到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发展经济的道路时，邓小平提出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提法在党的领导人中也是第一次使用，邓小平使用的两个“调节”，其意蕴是很深刻的。可惜的是，1983年编辑《邓小平文选》(1975—1982)时，这句话却成了当时规范化了的提法：“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直到1994年《邓小平文选》第2卷再版时，这句话才又恢复了原貌。

1982年7月26日，在同国家计委的负责同志谈长远规划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

上图为邓小平在苏州，与群众亲切交谈；下图为邓小平在杭州农贸市场了解农副产品交易情况

1983年春节前夕，为了实地考察和了解本世纪能不能实现翻两番的目标，邓小平到了江苏、浙江。在古城苏州，他对那里的社队工业的崛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江苏省领导同志向他汇报说，苏州社队工业的成长和发展，凭借的是灵活的经营机制，实行的是以市场引导生产，从原材料的获得，资金的来源，到产品的销售，完全靠市场。因此可以说，是市场哺育了社队工业。

听到这里，邓小平深邃的目光显得格外明亮。市场问题是他思考已久的问题。他认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此时，他又听到了一番关于市场经济的议论。而且，苏州的实践已经证明，依靠市场，生产力获得了解放，生产得到了发展。“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邓小平不容置疑地给市场经济下了一个精辟的结论。

一个孕育已久的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在邓小平的头脑中越来越明晰。

02

看看上海的市场、看看上海人民的生活

上海在发展商品经济方面有许多不可替代的优势，但经过几十年计划经济单一模式的发展，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传统工业基地、中央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30年，上海全市财政总收入近3000亿元，占全国财政的18％，净上缴中央2000亿元。上海担负着供应全国工业消费品的重任，又是中国国有企业最集中的大城市。如果开始就让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那么一旦有失，后果不堪设想。

上海的改革、上海的市场经济走向，不能不成为邓小平和党中央慎重考虑的问题。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最初的两年，上海始终处于中国改革的“后卫”。同时，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些讲话和党中央为此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也为上海市场的孕育、萌芽和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的逐步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遵照邓小平的有关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上海的市场改革首先在农村兴起。上海郊区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全市农副产品大幅度增长，农贸自由市场悄悄出现进而快速发展，遍布全市。其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大大加快，改变统购包销的流通体制改革和调整放开价格的价格体制改革也逐步展开。特别是那些改革步子较大、市场调节作用发挥充分的领域——农贸市场、日用消费品市场、个体和集体经济、中外合资经济等，呈现出巨大的经济活力。

1983年2月18日，邓小平视察江苏、浙江后，返京路过上海，在上海作了些停留。江苏、浙江经济的大发展感染了他。他想看看上海的市场、看看上海人民的生活。21日上午，邓小平在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市长汪道涵、副市长杨堤的陪同下，视察了位于市中心的静安区胶州路农贸市场。

邓小平在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农贸市场调研

静安区胶州路农贸市场

静安区胶州路农贸市场建于1979年10月15日，地处静安寺闹市区附近。市场全长150米，场地使用面积达545．92平方米，设有摊位50至60个。市场两边是居民，还有3个国营和集体单位。在这种环境中，农贸市场采取见缝插针、分类设摊的办法，做到整齐清洁，使市场管理不断完善，得到了市、区领导的好评。对于城市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个体经济、集市贸易，世界各国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兴趣，纷纷前来参观和访问。胶州路市场，从1980年起，先后接待了美国教育旅游团、日本民社党代表团等，以及日本、澳大利亚、法国、瑞典的记者。

邓小平下车后，首先到市场门口的水果摊看了看，并且问随行人员一些问题，随行人员解释后，邓小平随即走向待业青年办的知青合作社。邓小平问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你们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工作人员回答：“我们属于街道办的知青合作商店。”之后，邓小平又来到个体户的摊位前，询问摊主鲫鱼、冬笋、乌贼鱼的价格。

视察完胶州路市场，邓小平前往曲阳新村视察。

虹口区曲阳新村

曲阳新村是70年代末期，市政府筹划建造的13个新村小区中的一个，其规模仅次于浦东的潍坊新村。当时曲阳新村的建设速度最快，至1982年底，曲阳新村的西南小区已经建成，小区配套设施齐全。

9时50分，两辆乳白色的面包车驶进了新村，在新村的菜市场门口停下。邓小平从第二辆车里走了出来。他身着一套深灰色的中山装，迈着稳健的步子，脸上带着微笑，神采奕奕。他首先走进了曲阳菜场。这时早市已过，一些柜台仍在营业。“是国营的吗?”邓小平走上前去问道。“这是知青办的合作菜场。”时任虹口区委书记沈敏康回答说。邓小平高兴地朝青年营业员们点点头，说：“知青办的好嘛!”在蔬菜柜台前，邓小平问两个营业员：“你们在这里做好不好？”两个营业员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点头。在猪肉柜台前，邓小平又问一个青年女营业员：“你斩肉斩得动吗？”“还可以。”营业员点点头。

邓小平来到曲阳菜场、附近新开的商店，关心市民生活

邓小平等一行接着来到了新建的百货商场。这也是一家知青办的合作企业。邓小平仔细地观看了橱窗里和货架上陈列的商品，关切地询问：“居民需要的东西都有得卖吗?”当听到回答说“居民日常生活用品都有供应”以后，他开心地笑了。

邓小平又来到曲阳酒家视察。曲阳酒家的营业员，早就站在大门口迎候，盼望邓小平能到店里坐坐。在群众的簇拥下，邓小平走进了曲阳酒家。杨堤告诉邓小平：“这里是川扬帮的菜。”“川扬菜好嘛!”邓小平的话音刚落，人群中就发出了一阵欢快的笑声。两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挤出人群，操着四川口音，激动地说：“楼上还有，请邓副主席到楼上看看。”“这两位是聘请来的老师傅。”曲阳酒家的经理向邓小平介绍说。邓小平一边健步登上二楼，一边兴致勃勃地操着家乡的口音同两位四川籍师傅交谈，称赞这个酒家办得不错，并鼓励青年们好好干。

2月26日，邓小平离开上海返京。

03

回到北京，对市场经济更有信心

回到北京之后，3月2日，邓小平约请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他说：“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

邓小平对上海农贸市场、百货商场的视察和肯定，促进了上海的商贸改革，一批特色市场先后建立。此后，上海兴建了永安路黄鳝交易市场、三官塘桥禽蛋市场等一批市场，“小黄鳝游进大上海”、“百万雄鸡下江南”，形象地说明了上海一些特色市场的繁荣和在长江三角洲乃至全国的枢纽地位。

市场促进了生产，市场改善了人民生活，市场带来了经济繁荣。随着全党对市场认识的深化，20世纪80年代上海在改革的过程中，市场也不断发育、成长。根据人民生活需要，日用消费品市场首先繁荣起来，农产品实行了合同定购和市场自由购销相结合的制度，日用工业品采取计划收购、协商收购、自由选购、企业自销等多种购销方式。同时，打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传统观念，率先在全国建立了生产资料交易市场，促进了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流通。随后，技术成果也开始进入市场，相继建立了从事技术商品经营、技术咨询、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的专门机构。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随着上海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央各部和外省市施工队伍、勘探设计单位通过委托承包或投标等方式来上海承接建设项目，促进了上海建筑市场的形成。随着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也开始合理流动，上海出现了有形的劳务市场。随着股票的发行和转让，上海出现了证券市场。虽然这些要素市场尚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起步阶段，但是，对于上海人的经营观、创业观、竞争观、就业观等，都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南方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作用，以及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和经验，使上海人对改革开放的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市场经济的作用有了更新的认识。

20世纪90年代以后，已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邓小平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市场改革，关注着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