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刘少奇的这篇演讲堪称经典

刘少奇同志所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坚强的党性、优良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是管党治党系统思维的体现，是对正风肃纪规律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要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发共产党员崇高理想追求，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看成是极大的耻辱。

1939年7月8日，刘少奇在延安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1943年编入解放社出版的《整风文献》。1962年经作者重新修订，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书。全书共分9个章节，回答了共产党员为何要进行修养，共产党员修养的标准与内容，共产党员修养的意义，共产党员修养的途径与方式等一系列与党的思想建设相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今天重温这一部光辉的文献，可以发现它对在党纪学习教育中锤炼坚强党性、增强纪律意识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指出大致有相同的出身和经历了共同革命实践的党员在革命斗争中有不同的政治表现，其原因是党员的各自品德不同，由此强调共产党员必须进行修养和保持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气节

刘少奇在文中指出：“几个共产党员一起去参加某种群众的革命斗争，在大体一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去参加革命实践，这种革命斗争对于这些党员所起的影响，可能完全不是一样的。”有的“进步快”，有的“进步慢”，有的“动摇”，有的“落后”，“这种现象的产生，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中的反映，”“然而由于你们各有不同的品质，不同的经验，不同的主观努力和修养，因而你们就可能获得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果。因此，革命者在革命斗争中的主观努力和修养，对于改造和提高革命者自己，是完全必须的，决不可少的。”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指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后来毛泽东又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

就极终而言，毫无疑问，人类的正确思想，起源于社会的实践。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会发现人可能从实践中产生正确的思想，也可能从实践中产生错误的思想，导致两者差别的实质性因素是人类理性思维桥梁作用的正确与否。也正是由此出发，刘少奇强调共产党员的修养，强调共产党员必须通过政治气节也即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无产阶级政治立场以及工作能力的磨砺，以自己的主观能动精神，自觉地改造客观世界，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并在这一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做一个品德高尚的共产党员。这些论述，可以说是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独创性贡献，它在历史上曾积极维护了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纯洁性。

延安马列学院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创办的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为重点的干部学校。图为蓝家坪延安马列学院旧址。

二、由强调共产党人的政治气节出发，指出共产党在革命成功后必须防范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腐败

刘少奇在文中指出：我们的党员，不但要在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而且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有些党员受不起成功和胜利的鼓励，在胜利中昏头昏脑，因而放肆、骄傲、官僚化，以至动摇、腐化和堕落，完全失去他原有的革命性。这在我们共产党员中，是个别的常见的事。党内这种现象的存在，应该引起我们党员严重的警惕。如果结合当前我党面临的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刘少奇1939年所讲的这一番话的现实意义。刘少奇认为：为了防止革命成功后我党的腐败，我们必须“建立有严格组织纪律的党，建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国家机关，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来和一切腐化、堕落的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不断地从党内和国家机关中清洗那些已经腐化、堕落的分子，不管这种分子是作了多么大的‘官’，而保持党和国家机关的纯洁。”刘少奇认为要在这场斗争中获得胜利，关键是要加紧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意识的修养，始终保持自己纯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品质，而不蹈历代革命者在成功时的覆辙。”刘少奇认为共产党人特别是对党的干部来说，最重要的品德是：用马列主义武装自己；无情对敌，友爱对己；反对特权；发展提高自己的同时，发展别人；关心、同情人民的疾苦；对同志的缺点进行坦白、诚恳的批评与帮助；对同志“以德报怨”，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不在原则上妥协，自尊、自爱，反对阿谀奉承；不在党内进行无原则的斗争，为革命事业能够忍辱负重。刘少奇认为这些就是“现今社会中人类的正气”和共产党人的“正气”，我们发扬它，就能够克服“一切邪气”，防止“玩弄阴谋诡计，进行暗害活动”、“说假话”、“在大众面前假装‘圣人’，装作‘公道的主持者’”的人，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回顾刘少奇的这些深沉话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他对后来我们党内可能出现严重腐败现象的科学预见性。“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实质上否定的是共产党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无产阶级能动的自我改造精神，它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导致了党内林彪、“四人帮”等政治野心家的产生以及此后党的干部在经济生活中的严重腐败现象。而在今天，我们要战胜党内的严重腐败现象，在思想建设上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应重新恢复和发扬刘少奇所提倡的共产党员在实践工作中的自我“修养”精神，也即“无产阶级应该自觉地去经受长期的革命斗争，并且在这种斗争中改造社会，改造自己”。如不这样做，共产党人“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任务”。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手稿

三、深刻地论证了在民主集中制制度下，党员个人利益与组织利益的关系，强调党员必须通过自我道德修养的方式来协调与组织利益的关系

刘少奇在文中指出：“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地方党组织的利益服从全党的利益，局部的利益服从整体的利益，暂时的利益服从长远的利益，这是共产党员必须遵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

怎样实现这一原则呢？刘少奇认为重要的是共产党员必须加强自我道德的修养，时刻协调与组织利益的关系。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员修养的基本途径为以下4条：

一是通过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和革命斗争实践来建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党与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

二是根据上述世界观与立场时刻检验自己的思想行动，纠正不正确的意识，同时以此观察问题，观察同志；

三是用正确的态度与方式和党内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进行斗争；

四是在思想、言论、行为上严于律己，注重生活小节、个人生活态度，但要宽于待人。

刘少奇认为：通过这样的修养，共产党员就能够做到“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只有党的共产主义的利益的目的，真正大公无私，没有离开党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和私人打算。”

但是刘少奇并不否定共产党员存在着个人利益。他指出：“党员有个人的利益，而且这种个人利益在某种时候可能和党的利益发生矛盾甚至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党员来说，应该以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必要时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但是对组织来说，却并不是意味着党内不承认党员的个人利益，要抹杀党员的个人利益，要消灭党员的个性。相反，党员总会有一部分私人的问题需要自己来处理，并且也还要根据他的个性和特长来发展他自己。因此，党允许党员在不违背党的利益的范围内，去建立他个人的以至家庭的生活，去发展他个人的个性和特长。同时，党在一切可能条件下，还要帮助党员根据党的利益的要求，去发展他的个性和特长，给他以适当的工作和条件，以至加以奖励等。党在可能条件下顾全和保护党员不可缺少的利益——如给他以教育学习的机会，解决他的疾病和家庭问题，以至在反动派统治的环境下，在必要时还要放弃党的一些工作来保存同志等。而这一切——“保障党员必要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和教育条件”，都是为了使党员能“安心地热情地工作”，这对于完成党的任务来说，是“必需的”。

必须指出，刘少奇讲这一番话的时间，是我党还处于供给制时期的战争年代。早在那个年代，刘少奇已看到党的事业的共性，是建立在党员个性发展基础之上的，强调要尊重党员的个人利益，去关心他们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和教育条件，去帮助他们发展个性和特长。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显示了刘少奇对党的建设事业的远见卓识，今天我们也只有发扬刘少奇曾倡导过的这一精神，才能做到全党同心，最终战胜党内所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

四、最早指出了中国传统修身方法及道德观念中有可为共产党人借鉴的材料，因此号召共产党人在进行修养时，不仅应该以马克思和列宁作为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榜样，同时也应该从中国古代道德箴言及志士、仁人的榜样中汲取养料

刘少奇认可的共产党员修养，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无产阶级革命战略战术修养、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党内组织原则与纪律的修养、艰苦奋斗工作作风的修养、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科学知识的修养等类。在谈到共产党员道德品质的修养时，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员修养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是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在这一斗争过程中，最终确立起“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共产党人的方法论”，实现共产党员的基本责任——建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员不应该以只“承认党纲、党章，交纳党费”，完成党指派的工作，“做一个起码的够格的党员”为满足，而应该“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品质，作为我们锻炼和修养的模范”，树立起共产党人的基本美德，“有很好的共产主义道德”，“有最大的革命勇敢”，“最好地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诚恳，坦白”，“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

在论述共产党员修养方式及应具备的美德时，刘少奇大量引证了中国传统道德的箴言。如在论述共产党员应磨砺品质，成为“马克思、列宁式的政治家”时，刘少奇引用了孟子的“人皆可为尧舜”的话，并强调共产党员应该“吾日三省吾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论述共产党员应具有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美德时，引用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话语。在强调共产党人的勇敢精神时，引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话。在强调共产党员的诚恳、坦白”精神时，要求共产党人能够“慎独”，“事无不可对人言”。此外在强调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进行自我“修养”、锻炼品质时，兼带介绍了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孟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等修身范例。

必须指出，刘少奇对古代道德箴言及修身范例的引证，是在剔除古人修养唯心主义的糟粕——“脱离社会实践”、“片面夸大主观的作用，以为只要保持他们抽象的‘善良之心’，就可以改变现实，改变社会和改变自己”——之后进行的，但这也足可以说明刘少奇对中国传统的伦理学理论和道德价值观念，并没有抱着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试图努力把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有价值成分，和共产党员的修身结合起来，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或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共产党的伦理学说。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刘少奇的伦理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理学向马克思主义转折的必由趋势，他的伦理思想光辉，照亮了一代中共党人的人格，保证了在党的思想建设战线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顺利过渡，而这一切，对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党人如何借鉴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事业，又有着积极的启发意义。

（文章原标题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党的思想建设的四大贡献》，略作删改，注释从略）

1962年8月1日，重新修改后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红旗》杂志发表。左图为《红旗》杂志当期目录，右图为文章正文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