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廉洁奉公的精神风范

党中央决定，自2025年全国两会后至7月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周恩来廉洁奉公、两袖清风的品质，是他精神风范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身居高位，但从不谋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搞特殊化。党员干部在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时，应当学习周恩来的这种品质，保持清正廉洁，不贪不占，树立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

周恩来视察广东新会县葵艺厂为烙画工人扇扇子

周恩来廉洁奉公风范的特征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消息传到纽约联合国总部，总部大厦上空的联合国大旗默默地下降了一半，所有联合国会员的国旗都不升起。这是自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升起大旗以来绝无仅有的事。有些国家不理解：我国第一元首去世，联合国没有下半旗，中国第二首脑去世，联合国降半旗不算，为什么还把我国国旗收起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说：“为悼念周恩来，这样做是秘书处的决定。原因有二：一、中国是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富不计其数。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在国际银行没有一分钱存款！二、中国有十亿人口，可是，她的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照样为他下半旗。”可见，周恩来的崇高品德、无私奉献精神，不仅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无限崇敬，而且为国际友人所折服和敬仰。周恩来廉洁奉公的感人事迹举不胜举。

不谋私利，不搞特殊

周恩来身居高位，从不利用自己地位谋取私利，他外出轻车简行，反对前呼后拥，拒绝住高级宾馆、饭店。1958年7月，周恩来到广东新会县视察工作。他只带了3名工作人员，坐一辆普通吉普车去。到达县委后，他表示：我是来工作的，是来学习的，不需要接待。并反复强调说，我们上面工作的人到下面来，要像你们一样，到县里去，到社里去，到街道去，不要给我们特殊照顾。我是你们中间的人，都是普通劳动者。要平等相待，要创造这个风气。周恩来带头垂范。在新会6个晚上，他一直住在县委书记的卧室兼工作室，不去住新建的招待所。

周恩来坚决反对送礼，凡是给他送去的礼物一律退回，实在不能退的，付款以后再交有关部门处理。公务活动中收的礼品总是及时上缴国库，从不滞留身边。一次，有位负责同志出于对总理关心，从外地托人送来一些新鲜水果。周恩来开始拒不收。因水果退回要变质才勉强收下，按市价立即寄去了钱款，同时让工作人员给这位负责同志打电话，说这不是关心，是损坏了我们党的风气，叫他以后不要再这样做。有一次，周恩来办公室一位干部路过上海，锦江饭店硬让他带两斤自制的花生糖给敬爱的总理。回来后，周恩来严厉批评了这位同志，又让秘书写信严肃批评饭店，不许今后类似事发生，同时寄去比市价还高的糖果钱。周恩来出生于淮安，12岁便离开故乡。他在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中，无时不关怀故乡的革命和经济建设。但是，他在处理家乡提出的一些问题上，始终坚持党性原则，秉公办事不循情，不受礼。淮安有些干部认为“朝中有人好办事”，可以让总理的权力伸向故土。1958年7月，淮安县委派一位副县长进京向周恩来汇报工作，试图通过家乡关系请他帮助解决一点钢材，周恩来却说：“办厂要用钢材，这得由全省统一安排。”加以拒绝。淮安县委曾给总理送过一些土特产，第一次是藕粉、莲子和工艺品，第二次是茶馓，东西并不值钱。前者托人捎来，不便退回。周恩来收下后委托办公室写信批评淮安县委，附寄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望严格执行，并邮汇了一百元钱，远远超过所送实物价。后者是县委书记赴京开会带来，被原封不动退还，又带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文件，周恩来亲笔在文件上批示：“请江苏省委、淮扬地委、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一下，坚决照中央文件精神办。”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带头执行中央文件、拒不受礼的榜样。

周恩来反对特权，谁要给他一点特殊照顾，都遭坚决拒绝。国家规定老干部可以享受的待遇，他也自我限制。他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不要以为我是总理就可以特殊，我是人民的总理，是人民的勤务员。1958年，周恩来率领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领导人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他要求大家严格按工地的作息时间和纪律制度办事，不能搞特殊。周恩来率先垂范，一周内同大家一起每天劳动8小时，从不迟到早退，下班后在同一个食堂吃大锅饭菜，在同一个澡堂洗澡。为党员干部树立了不搞特殊化、真正与群众同甘共苦的榜样。

周恩来从不允许自己的亲属由于他的关系而有一丝一毫的特殊，为领导干部过好社会关树立了楷模。周恩来胞弟周同宇早在20世纪20年代曾投入大革命洪流，解放后在工业部门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后因病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为此多次向内务部提意见。他针对别人的好意劝说，斩钉截铁地回答：“同宇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就应该按有关规定办理因病退休手续，如果他因此在生活上发生困难，我个人给予补贴。”后来周同宇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总理每月从自己工资中拿钱给胞弟以补贴。据国务院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生前有十条不成文的家规：1、晚辈不得丢下工作专程看望他，只能出差顺路看看；2、来人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3、一律到食堂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掏钱，没工作的总理代付伙食费；4、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5、不准请客送礼；6、不许动用公家的车子；7、凡个人生活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别人来办；8、生活要艰苦朴素；9、在任何场合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10、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周恩来谆谆教导晚辈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除了“在处理问题时，要考虑到和我的关系，要特别慎重，不要轻率从事”外，其余时间不许扛总理亲属牌子以谋私利。所以，在周恩来的侄辈以及第三代的登记表里，都找不到与周恩来的关系。周恩来一个侄儿是在北京读书并参加工作的，在北京10年，直到入党时组织调查，才知他与总理关系。单位为照顾其夫妇关系，把他爱人从淮安调到北京。周恩来闻讯，动员他们双双回到淮安工作。事后批评有关部门给他特殊照顾。周恩来侄女周秉建上山下乡到内蒙古，后被批准参军。也是在周恩来反对特殊化的劝说下，脱下军装回到草原当牧民。周恩来“要不靠关系自奋起”的缄言可以说为全党干部子女指明了一条自强不息、平等竞争的成才之路。

勤俭朴素，艰苦奋斗

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政治本色。它表现为艰苦朴素，与广大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从而和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得到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和真心拥护。周恩来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与广大军民患难与共。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都还不高的情况下，他身体力行，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始终保持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周恩来一生未停止谈判和外交活动，他的外表总是衣冠整洁，风采照人。然而他的内衣被褥则破了又补，补了又破，往往是补丁连补丁。即使是会客穿的这些礼服、皮鞋，也一穿十多年，经过了多次精心修补。他家里的办公用品都极为普通，连台灯、墨盒、镇纸和文具盒都是工人、解放军战士自制的极普通的东西。周恩来的饮食简单清淡。他的主食一般要吃1/3的粗粮。每餐大都一荤一素；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一餐再吃，从不浪费一粒米、一片菜叶。他还时常到职工食堂就餐。在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不吃肉，不吃鱼、不吃蛋，和全国人民共患难。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指导和批准建造了数不清的高楼大厦和道路桥梁，尽最大努力把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可他自己从进城以后一直住在简陋的旧房里，柱子变朽，墙壁污黑，油漆剥落，地面潮湿，窗户裂着大缝，冬天须用报纸糊缝。房建部门几次提出要给总理修房子，他执意不肯。1959年，工作人员乘总理到外地视察，把房子修缮了一下。周恩来回来严厉批评了他们，除了地板之类无法取走的东西之外，凡能取下来的东西都退回了公家。周恩来还为此在国务会议上作了两次自我批评，要大家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周恩来的交通工具是国产红旗车。后来有关部门进口一批“奔驰”车，要给总理换一辆，周恩来坚决不要，说：“我们国家穷，要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里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外汇很宝贵，要用在建设上，不该花在消费上。”

克己奉公，自律律人

周恩来一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忘我工作、无私奉献。他在对待公与私、国家集体个人等关系上，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大公无私，时时处处可以为人垂范。

周恩来给自己规定，凡是自己到医院治病，到剧院看戏，到公园散步休息……都算私事，乘车要交车费。他让驾驶员把每次办私事乘车的里程登记下来，每月从自己工资里扣除。周恩来院子里有一棵梨树，年年果子成熟后，一个不少地交给公家。外出开会，他总是自带茶叶，忘记带了就喝白开水，从不占公家半点便宜。1964年初秋，蜜桔收获后，总理想给柬埔寨王后送一些。外交部礼宾司在办理过程中感到以总理头衔送欠亲切，建议以周恩来个人名义字赠送。礼宾司认为不管是以国务院总理名义还是周恩来个人名义，都应由公家报销。想不到周恩来同意后明确交代，这次赠礼费用由他个人负担，不得向公家报销。这种克己奉公的做法令大家深受感触。还有一次，周恩来陪外宾在洛阳参观龙门时，看中北魏时期的龙门二十品拓本。但是身边工作人员没有带足够的钱。当地陪同负责同志提出送总理一套，周恩来严肃地说：“国家的财产怎能随便送人！”有同志建议先带一套走，以后把钱汇来，周恩来认真地说：“不行，那样他们就不要钱了。”就这样，周恩来临走也没有带上十分喜爱的龙门二十品拓本。

周恩来为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广交朋友，来往的客人络绎不绝，无论是工人、农民代表，还是知识分子，或是党外知名人士，他们到周恩来家里，周恩来都要请他们吃顿便饭，所花费用从自己工资中支出。他说，是我请的客人，不能要公家拿钱。周恩来亲属较多。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夫妇经常资助有困难的亲属，以减轻国家负担。除寄钱外，还接济来京治病的亲属。周恩来去世后，秘书估算这些年共接济周家亲属一万多块钱。这在当年可算一笔巨款。周恩来对亲人和朋友可谓情深意重，但从不曾为此放弃一贯原则。弥留之际，周恩来还留下嘱咐，希望亲属们不要来京参加追悼会，一定要来的，应自己花路费，一分钱也不要政府开支。可以说，周恩来克己奉公到了生命最后一刻。

周恩来妻子邓颖超是位资历深厚的老革命。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内外都有人提议邓颖超到政府里担任职务。周恩来却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里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当成是我这个总理说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政府关系就混到一起去了，这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也不利于我的工作。”从而坚决反对邓颖超到政府部门就职，并得到妻子的理解和支持。周恩来一生大江南北来回奔波，除工作需要，从不带夫人。1963年总理到杭州治病，邓颖超因不放心而陪伴前去。她住饭店和吃饭费用都是自理，不作为公费报销。

毛泽东曾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周恩来从建党到其逝世55年里，有近50年时间居于党和国家权力核心，能够始终一心为公、廉洁自律、忘我无私，他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是什么呢？

《我的修养要则》手稿

周恩来廉洁奉公风范的思想渊源

基于对中国国情和党风廉政建设重要性的清醒认识

周恩来曾经多次强调：“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企业是我们长期的奋斗目标。”1962年1月，周恩来在修改《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稿时，建议增加四条经验教训，其中之一即“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增产节约”。这是基于周恩来对我国经济连年遭受战乱，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又屡遭自然、人为挫折，国力不强，人民生活亟待提高的国情的深刻认识。因此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信奉苦行僧主义，我们现在艰苦奋斗，是为将来进入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作精神和物质上的准备。他提倡，“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就是说，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过了，少一点为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同时，周恩来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所积淀的负面影响也有清醒认识。他多次强调，中国社会情况极其复杂，“在这个社会里，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很容易影响你，沾染你，侵蚀你，如果失去警惕，这些东西就会乘虚而入。”周恩来指出，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期间，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将会长期存在，并影响我们。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如果放松了党性修养，忽视了思想改造，就有成为旧思想、旧势力、旧作风的俘虏的可能。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共产党员，只有终生进行自我改造者，才能终生具有抗腐蚀的“免疫力”。

周恩来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主要成员，对廉洁奉公与党风建设的有机联系也有充分认识，把它看作与执政党生死存亡休戚相关的大事予以高度重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是我们党执政后自觉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周恩来在参与领导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三反”运动中指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毒害，在中国的阶级社会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的。要完全彻底地铲除这一积害，必须全社会都动员起来。”他强调，“三反”的重要性在于所斗争的对象不只是使我们的财产受到损失，而且会使我们的政权和干部变了质。因此，这不仅是经济上的问题，而且是政治上的问题。以后，周恩来又及时提出了：为巩固“三反”运动的成果，继续与贪污、浪费特别是官僚主义作斗争，以适应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在财政各部门中有立即建立监察机构的必要。

周恩来对任何违背艰苦奋斗作风，不廉洁奉公的现象深恶痛绝，大声疾呼予以根除。1960年12月，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发生严重腐化情况的材料的批语稿，他在批语中严厉指责：干部中的极其严重的不可容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党章、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简直不能想象。责令其他各地、各单位也要检查这一反映中的或多或少甚至极少的类似情况，坚决纠正，彻底解决。当他发现各地出现送礼和以献礼名义向上级单位送礼、地方组织群众迎送下去视察工作或参观的领导人等现象后，认为这将有损党的干部是群众公仆的形象，有必要防微杜渐，于是亲自组织了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针对中央有些部门要求盖楼堂馆所、改变办公环境的情况，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反对。他说：连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办公的地方也只有东华厅、西华厅，办事的大员只有四五十人，他的衙门总共不过十几个人，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只要我当一天总理，我就不盖政务院大楼！他说到做到，直到总理逝世，大楼也没盖过。

基于对领导于部以身作则、为人垂范作用的高度自觉

周恩来一贯认为，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所以反对利用职权、假公济私、谋取个人利益，做到清正廉洁、公道正派，以奉献精神、忠诚正直地奉行公事，这应是每一个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思想素质和道德标准。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按照党性原则不断自我改造、提高修养，以达到这样的标准。而周恩来本人率先垂范，他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

60年代初，周恩来住的西花厅花园里无花，鱼池里无水，更没有鱼。有的同志不理解：堂堂一国总理，生活工作的环境为什么不能美化一下？国家再有难处，也不应省到肩负重任的总理身上呀。然而周恩来严肃回答：“我这地方有鱼池，可以放水养鱼，那么其他人可以不可以这样做呢？如果我当总理的可以养鱼种花植草木，那么下面的部长也可以这么做，各省省长、省委书记、地委、县委也可以如法炮制，在人民生活还处在困难时期的今天，这样我们就会脱离人民，人民就不会信任我们。”这可以说是周恩来典型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是他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放纵个人私欲的原因。在他看来，我们国家的干部既然是人民的公仆，就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如果图享受，怕艰苦，甚至‘走后门’，特殊化，那是会引起群众公愤的。……‘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领导干部这样，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左右的人上下其手。”

周恩来喜欢中国一句老话，叫做“上之所好，人之所瞻”。他指出：“领导者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要戒慎恐惧地工作。”1962年，在纠正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左”的原则性的严重错误时，周恩来又提出领导干部“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他说：“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他强调，领导干部的廉洁与否，直接决定着国家政权机关的廉洁程度，而国家政权机关廉洁工作的好坏，同样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望。正所谓“公生明，廉生威”。

周恩来还是党内较早注意并提出干部子女教育问题者。他不仅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廉洁奉公，还要求他们管好自己的亲朋好友尤其是下一代，坚决反对特权。1953年，周恩来视察北京一〇一中学，那里有很多高干子弟。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告诫青年学生：“希望你们不要特殊化，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群众。你们是革命干部子弟，你们的父兄为人民流过血，立过功，但功劳不能记在你们的帐上。”“你们头脑里千万不要滋长特殊化的思想，不能骄傲，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向劳动人民的子弟学习，现在为人民好好学习，将来为革命多做贡献。”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专门讲了党员干部须过“五关”的思想，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其中把领导干部如何对待亲属问题作为一关提出来，有深远意义。他说：“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天天跟你生活在一起的总有那么几口子。特别是干部子弟，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并且呼吁领导干部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严格教育好子女。不要造出一批少爷来。“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他还以史为鉴，说明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可是他溺爱秦二世，结果秦王朝就亡在秦二世。“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对于干部子弟，要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这样有好处，可以监督他们进步。”

1958年，周恩来同陈毅在湖北麻城视察并参加劳动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共产党人党性修养

相结合的自然体现

据美国总统尼克松回忆，一次有新闻记者问周恩来，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他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还是首先是一个共产党人？周恩来回答：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可以说，周恩来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在他身上，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形成的优良品质、道德，与共产党人为人类解放和幸福奋斗的理想高度融合，这是他具有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等崇高风范的内在因素。

作为一个领导人，周恩来具备“内审国情，外度大势”的素质。他深谙中国民俗民风，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精粹部分的熏陶。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及其一贯思想，就是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思想。正是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原则出发，为了弘扬无私奉献精神，在个人和社会、国家以及集体的关系上，中国传统道德强调公重私轻、先公后私，“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不以私害公，不以小害大”；“处天下事，先把‘我’字搁起”。周恩来1963年2月1日在华东农业先进集体代表会议和华东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处理国家、集体、个人的相互关系问题提出了八条原则：先集体，后个人；先国家，后个人；先求己，后求人；先责己，后责人；先顾公，后顾私；先为公，后为私；我为全民，全民为我；我为世界，世界为我。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先进工作者尤其要求他们先公后私、公而忘私。从中不难看出周恩来一心为公廉洁奉公风范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古人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周恩来有“我貌虽瘦，天下必肥’的缄言。有学者认为，周恩来身上体现了传统的理想人格，儒家的入世、忧患，追求道德的自律与完善；道家对外在的功名利益的相对超脱和达观；墨家的勤苦和为群体的事业近乎宗教的献身精神；法家的严谨与务实等，都能从他身上找到影子。艰苦朴素，宁俭毋奢也是中国传统道德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周恩来忘我无私、廉洁自律的品行还来源于他对自己严格的党性修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级人民政府是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其宗旨只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决不允许利用人民所给予的权力谋求任何私利。为人民服务和为政清廉是辩证统一的，要做好人民的勤务员，就要在政治上保持廉洁作风，而只有坚持廉洁政治，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周恩来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为他的信仰无私奉献了一生。他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公仆，处处按共产党员党性规范自己，锤炼自己，使廉洁奉公的言行在他身上完全成了自然流露。

周恩来廉洁奉公风范对今天的启迪

正是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处处以身作则，克己奉公，并且同党内和政府内的各种消极现象和腐败行为作斗争毫不留情，决不心慈手软，才使得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出现了焕然一新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尚。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的腐蚀思想文化乘隙而入，并同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影响相结合滋长了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等消极现象，对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产生冲击。随之而来的，以权谋私、假公济私、化公为私，贪求个人、亲属和小集团的私利；把党和人民的权力视作个人的囊中物、摇钱树，可以货求，可以礼送。贪图享乐，挥霍浪费，视俭朴为寒酸把奢华当气派，凡此种种腐败之风，令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也证实了周恩来对此问题的高度警觉决非过虑，周恩来廉洁奉公的风范更弥足珍贵，相反，亟须在党内学习和发扬。

真正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根本

周恩来少年即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远抱负，投身革命后，更是以为人民谋解放和幸福为己任，提出：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的领袖之一，他经常提醒大家不忘人民公仆的地位，他也无时不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努力地工作，拼命地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56年，他在看昆曲《十五贯》后，二次谈话，指出：“《十五贯》教育我们做官的人，让我们想一想，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正是由于以民为本，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周恩来才能几十年如一日克己奉公，严于律己，时时处处注意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改善并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水平不懈努力，而无暇顾及个人的利害荣辱得失。这既是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学习继承周恩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德，是保证廉洁奉公作风的根本。

不断加强自我改造、自我完善是途径

周恩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他善于把自己作为客体来解剖，正确地认识自己在事业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要承认各种关系各种事物都会影响个人的思想。要经常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和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腐蚀，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周恩来对自己经常进行反思，自我总结，自我考察和评价，其目的是为了完善自己，并对不正确的东西加以约束、克服，以便保持清醒的头脑。周恩来从不文过饰非，是我们党领导人中透明度最大、自我批评最多的人。这是他能够始终保持廉洁奉公风范的方法途径。学习周恩来为政先修身，也就是要按照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按照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要求来改造自己、塑造自己，加强严格的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从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长城。

1958年，周恩来在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

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廉洁自律是关键

领导干部担负着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责任。周恩来认为，身教胜于言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则令而不行。他强调，“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任何共产党员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领导干部尤其要时刻注意以身作则，上行下效的问题。廉洁奉公、不谋私利是共产党人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的行为准则，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基本要求，也是领导干部过好“五关”所应把握的原则。领导干部在处理廉与贪、俭与奢、勤与逸的关系时，应该学习周恩来，时时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以身作则，言行一致，才能带领群众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