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角度看“得意之笔”：四渡赤水对党的建设的深远影响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也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得意之笔”流露的豪迈之情，是绝境中的坚定自信、危局中的从容智慧、逆境中的革命乐观主义三者交融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最艰难时刻不屈不挠、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写照。四渡赤水的伟大胜利，对党的建设产生深远影响，使党在政治上更加团结统一、理论上更加成熟自信、组织上更加严密高效。

四渡赤水的“得意之处”，体现为绝境逢生的自信与魄力，是遵义会议精神落地的生动实践，党在政治上更加团结统一

绝境逢生的自信与魄力，建立在遵义会议后党实现了伟大转折的团结统一基础上。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遵义会议后，土城战役首战失利，面临十倍于己的敌军铁桶合围，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果断放弃原定北渡长江计划，紧急西渡赤水河，正式拉开四渡赤水的序幕。一渡赤水后在云南扎西地区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进行调整，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明确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完成部队整编，调整战略方针，彻底转向“在运动中调动敌人、创造战机”的战略方针，让红军真正学会“敌变我变”的高度机动运动战。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从组织上彻底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四渡赤水后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5月12日，在四川会理地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林彪的错误思想，要求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克服右倾思想，并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巩固了遵义会议成果，在全党全军层面完成了思想统一。

绝境逢生的自信与魄力，建立在“民心就是最大政治”的群众拥护基础上。红军以真心换民心，让“干人”（“干人”特指长征时期，贵州等地赤贫如洗、被苛捐杂税榨干血汗的穷苦百姓）有饭吃、有衣穿，群众以生命护红军，这种生死与共的军民鱼水情，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一渡赤水前，土城船工带头献出家中门板，在冰冷河水中与红军战士一同固定浮桥；太平渡、二郎滩等地百姓纷纷捐出门板、楼梯、房梁甚至寿木，帮助红军架设浮桥；沿途群众节衣缩食，为红军送大米、腊肉、蔬菜，甚至拿出春耕种子粮；桐梓、娄山关一带的汉、苗族群众主动担任向导，帮助红军勘察地形、穿插机动；仁怀、习水群众不畏危险探查敌情，为红军的“神走位”保驾护航；部队在扎西整编时，当地青年踊跃参军，扩大红军3000余人。四渡赤水之所以能够在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中实现战略突围，除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外，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援，构成了这场战役胜利最深厚的根基，生动印证了“战争的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人民战争思想的根本论断。

这种“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决断力、“党中央一声令下，全军上下令行禁止”的强大合力、“依靠人民、植根人民”的战争智慧，是四渡赤水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政治保障，本质上是全党全军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实现空前团结统一的战略硕果，同时又反过来极大地巩固和升华了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

二渡赤水渡口二郎滩

四渡赤水的“得意之处”，体现为用兵如神的从容与洒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活学活用的经典实战，党在理论上更加成熟自信

用兵如神的从容与洒脱，建立在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基础上。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对博古、李德最核心的批评，就是只看到“远方”，照搬照抄苏联经验，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和“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路线，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却不了解“眼前”，脱离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际，不顾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状况，完全抛弃了红军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运动战、游击战。面对“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狭隘经验论”的挖苦，毛泽东以实践证明理论，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和热烈拥护，遵义会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为四渡赤水的伟大胜利奠定理论基础。四渡赤水的精髓在于“神”字，一渡寻机、二渡调敌、三渡惑敌、四渡甩敌，毛泽东以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声东击西、指北打南、调虎离山，在运动中创造战机、掌握主动，最终巧渡金沙江，彻底摆脱围追堵截，体现了战略决策与战术执行的高度统一、战略运筹与战役指挥的精密配合。毛泽东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说：“照搬苏联的经验，结果把南方的根据地几乎都丢掉了，只好长征，使革命受了很大损失。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当作教条。”

四渡赤水出奇兵（油画邵亚川作）

用兵如神的从容与洒脱，建立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自我革命基础上。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重占遵义，在苟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少数服从多数”表决通过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只有毛泽东一人坚决反对，认为“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应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当晚深夜，毛泽东心系三万红军生死，手提马灯徒步几里路找到周恩来，反复陈述贸然进攻的利害关系，并一同说服朱德，次日截获的敌军密电验证了毛泽东的预判，随即撤销了进攻计划，直接避免了红军可能遭遇的覆灭危机。为了适配灵活机动的作战节奏，苟坝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全军军事行动，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实际领导地位，让毛泽东的运动战略思想得到完全贯彻，为红军从容完成三渡赤水、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为长征的最终胜利筑牢关键组织保障。

这种“纵横捭阖、游刃有余”的指挥艺术、“坚持真理、敢于担当”的宝贵精神、“胸有成竹、举重若轻”的豪迈气度，是四渡赤水取得伟大胜利的关键所在，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土壤“活”起来的关键，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勇于修正错误，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

渡过赤水河（油画）王铁牛作

四渡赤水的“得意之处”，体现为革命必胜的乐观与信念，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鲜活样本，党在组织上更加严密高效

革命必胜的乐观与信念，建立在信仰凝聚与统一指挥的组织动员基础上。在艰苦的行军途中，红军将士们始终保持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离不开党中央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强有力的组织动员。1935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告全体红色指战员的书》，指出“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为二渡赤水重占遵义作出关键性战略动员。2月20日，毛泽东出席红三军团干部会议并作战斗动员报告，号召要提高消灭敌人的勇气，“敌人就像手上的五个指头，我们要一个指头一个指头的割掉”。正是党中央的有力号召，全党全军上下一心，即使暂时不理解也坚决贯彻执行，这种“看不懂但跟得上”的信任，让这支队伍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保持了高度执行力。二渡赤水后，红军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遵义大捷，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三千人，一扫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阴霾，极大振奋了全军士气。正如毛泽东在《忆秦娥·娄山关》中写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种“从头越”的气概，正是历经挫折后重整旗鼓、从头再来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

复兴场战斗遗址

革命必胜的乐观与信念，建立在严密组织和严守纪律的顾全大局基础上。四渡赤水不仅是一次以弱胜强的军事奇迹，更是党领导军队严密组织、严守纪律的集中展现。中央红军转战川黔滇期间，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买卖公平、损坏必赔，坚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土城，红军开仓分盐，将没收土豪劣绅囤积的食盐分给贫苦百姓；在古蔺二郎滩，红军三天三夜开仓放盐，全部分给群众，帮助穷苦人解决生计问题，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击碎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在土城，红军向药商购药时，对方感念红军纪律严明、一心为民，执意无偿捐赠，红军仍坚持用银元和中华苏维埃纸币支付，并郑重承诺日后足额兑换。这种铁一般的纪律和诚信，使黔北、川南各族群众迅速认识到红军是真正为人民谋解放的队伍。

正是“支部建在连上”的严密组织架构、“官兵同甘共苦”的平等互助精神、“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组织纪律，极大地增强了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全党全军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红军将士始终保持坚定信念、昂扬斗志、必胜信心，化被动为主动，变绝境为生机，谱写了“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

四渡赤水第一渡：土城渡口

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重温四渡赤水，它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军事上的经典战例，更是应对复杂局面、战胜风险挑战的思想方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长征胜利，蕴含着党和人民军队铿锵前进的制胜之道。”唯有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才能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在新的长征路上创造新的辉煌。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金山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