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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后陈云经上海前往苏联,承担了一项特殊使命

2025-01-16  来源:党史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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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会址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陈云出席遵义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阐述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陈云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中国革命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投了毛泽东的赞成票,为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作出重要贡献。后来陈云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毛主席在会上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篇文章里讲到的那些。”

中央派陈云秘密前往上海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共产国际的领导。红军长征后,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中断了联系。长征途中,中共中央考虑,还是要设法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同时努力恢复白区党的工作,使白区工作能与红军的斗争配合。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在长篇发言中也提到了这一点。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就考虑派谁去上海恢复党的白区工作比较合适。周恩来向中央推荐了陈云,于是,中共中央在1935年2月底3月初做出决定:派陈云和潘汉年等人去上海设法寻找与共产国际联系的途径,恢复党的地下工作,让潘汉年先行一步,去上海打听上海的地下党还有没有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潘汉年接受命令后,在遵义会议后即动身去上海。因陈云工作担子很重,一时走不了,要后行一步,潘汉年到上海后,在那里等待陈云。

当红军在4月下旬接近昆明时,中央准备让陈云混入昆明城中,然后从那里去上海,但陈云在昆明城附近试了几次,均未混入昆明城,只好重新折回长征队伍,等待机会。1935年5月31日,中央在泸定县城召开会议,讨论红军渡过大渡河以后的形势和任务。据陈云回忆,“会议主要决定了两件事:一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是派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受命后,陈云快速作好出发准备。在离队秘密赴沪之前,陈云将在会理附近从事群众工作的思考,以《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为题撰写成文,发表在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合编的《前进报》第一期。这篇文献反映出陈云不仅已具有超强的组织、执行能力,且思想深刻、敏锐,文中关于群众武装斗争的思想、关于利用统一战线扩大共产党力量的思想,已完全从“左”倾错误思想的轨道脱离出来。

此番,中央从大局考虑,派陈云秘密前往上海,为的就是恢复党在白区的秘密工作,并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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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旧居尚贤坊今貌

1935年7月的上海,石库门里嘈杂的人声,老式留声机里唱出的歌曲传布到这个极富特色的大都市的角角落落。上海,这个海纳百川的城市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形形色色的人投入她的怀抱。在法租界天主教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路一个名为永安的平常旅馆附近,常可看见一个中年男子的身影,他一口地道的上海话,把算盘珠子拨得噼啪作响,俨然是一个算账的普通商人,别人都客气地称他为李先生。

他就是陈云。今日,他重回故地,虽身负重任,神情却是镇定自若而又信心满怀。

回到上海,望着周围熟悉的环境,陈云深感革命征程任重道远。

他一到上海后,先找到了当时被誉为“中国左翼运动的理论家”,他的老朋友——章乃器(时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通过章乃器的关系,他很快又见到了章秋阳(当年商务印书馆同事,地下党员),随即与潘汉年夫妇接上了关系,找到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负责人浦化人等人,了解了上海地下党组织遭破坏的一系列情况。7月,他又与潘汉年会合。潘汉年也是中央派往上海恢复白区工作的,早于陈云抵沪,后因时局紧张,转而去了香港。针对白色恐怖仍笼罩着白区,加上上海形势的险峻,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陈云与潘汉年商议后,决定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

陈云从上海前往苏联

1935年8月,陈云在宋庆龄的安排下,以学徒的名义上了一艘苏联的货船。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货轮缓缓驶离了上海,坐在底舱的陈云踏上了赴苏的征程。

出了吴淞口,陈云望着那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心胸觉得异常开阔,一扫往日藏匿于船底的那一股沉闷之气。革命工作不正如同这大海一样,不乏暗流险滩,又有狂风大作之时。此刻,陈云心中所想的是长征中生死与共的战友和与敌人进行不懈斗争的白区同志及中国革命的未来。

1998年9月30日,俄罗斯社会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俄中友好协会主席、全俄汉学家协会主席季塔连科院士,在位于莫斯科的远东研究所内,向来自中国上海的陈云纪念馆采访组同志,对陈云在共产国际工作的这段经历,作出了颇有俄国特点的权威性评价:陈云向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情况时,讲得非常实际,且十分得体。纵观他的一生,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天才。不仅季塔连科记住了陈云,俄罗斯国家档案中心也有文献记载了陈云的轶事。尽管时光已流逝60多年,但有关陈云在共产国际工作和学习的珍贵档案,依然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俄罗斯国家档案中心。这些档案共200多页,内容极其重要,其中有陈云作的“英勇的长征”报告、陈云讲授党与工会建设的报告、陈云写给苏联当局并转交斯大林的信等。1998年10月,友好的莫斯科人将这些珍贵的档案提供给了来自上海的陈云纪念馆征集采访组的客人。这些档案将在陈云纪念馆内安家落户、世代相传。

共产国际——位于莫斯科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跨国组织,曾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过重大的影响。20多年的革命实践,使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让深谙中国国情、熟悉农民状况的毛泽东来领导,才是正确的选择。所以,陈云要向其报告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等情况,并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央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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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

陈云到达莫斯科不久,便与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对共产国际七大所制定的有关政策决定表示拥护,对他们给予中国革命的关心和帮助表示感激,随即详细地汇报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战略大转移和遵义会议的情况,讲述了1935年遵义会议是在怎样一种背景下召开的,毛泽东等同志又是怎样带领部队与敌周旋,巧妙地趁敌不备,逐一击破,保存了中国红军的主力。他那铿锵有力、富于情感的报告,令共产国际的同志了解了毛泽东,并使中共的决策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

继陈云之后,1938年,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与在苏联养病的王稼祥,又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国革命的情况。由此,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也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他说:“应该告诉全党,必须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

汇报结束后,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肯定,陈云顿觉轻松不少,十分高兴。不久,他化名史平,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进入列宁学校学习,并在东方大学任教一段时间。

列宁学校位于列宁山上,它创办于1925年,原名叫苏兆征学校,由此可见其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革命有着怎样的天然联系。它为各国党培养了许多干部。校内古木参天,墨绿色的松柏疏密相间,随处可见的花草令这所校园显得更为静谧而庄严。陈云在这里中国班的特别班学习,滕代远、陈潭秋等许多中共优秀领导人和他同班。他们一起刻苦学习,互相勉励,学习了中国革命史、列宁主义问题、政治经济学、西方革命史等诸多课程,大家一起研究探讨,使得学习更深一层。

傍晚,昏黄的街灯泛出冷冷的淡光,暮色里隐约可以看到陈云端坐的身影。他伏案命笔,写就了《随军西行见闻录》,由此,更是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此书自1936年3月起在法、苏、中等国先后发行,成为最早宣传中国工农红军的文字。该书以一个被俘国民党军医的口吻,反映了红军从长征初期的艰难跋涉,直至西行入川的经过。在他的笔下,“赤军”不仅不是“跳梁小丑”,相反是“心之团结”、“士气之旺”,“中华民族将从此复兴矣!”《见闻录》的诞生,向世界宣告,中国革命已经显现出了令人可喜的曙光!

(综合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编著《陈云在上海》;田雪鹰《陈云的长征》,原载于《世纪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