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疆情，融于血液

　　【口述】吴成，1957年1月生。现任黄浦区委常委、副区长。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担任上海市第五批援疆干部联络组组长、中共阿克苏地委副书记，上海市政府驻新疆办事处主任，黄浦区副区长。

　　口述：吴成

　　采访：方城 周文吉 李晔

　　整理：李晔

　　时间：2016年9月2日

　　援疆回沪已经八年了。回想援疆岁月，有一个花絮颇有意思：三年援疆期间，我担任阿克苏地委副书记。地委和行署每年要召开一次总结表彰大会，我负责的一项议程是宣读表彰名单。这份名单里，包括各类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等，多是维吾尔族语言音译过来的，用普通话念有点拗口，比如尤喀克乔格托拉社区，再比如阿不列孜、阿不都热依木，等等。不过，每次宣读我不用做太多准备，都能读得蛮顺，有时也会成为大家说笑的话题。

　　虽然只是花絮一个，但或许冥冥之中，我与新疆、与阿克苏真的很有缘。

　　做一位援疆兄弟可信赖的大哥

　　2005年7月25日，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冯国勤同志在给我们第五批援疆干部的欢送仪式上特别赋诗一首，“对口援疆前继后，浦江干部志满怀。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听得我们56名援疆干部人人踌躇满志，个个激情满怀。

　　真正踏上新疆的土地，才知中国之大，感受是那样直观。阿克苏面积13.25万平方公里，是全国国土面积的1.38%，人口却只有上海的十分之一。阿克苏旁边有一个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面积更大，48.27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地州，真正是一望无际。在新疆问路有个特色。你问当地人到某个地方多少远，如果对方觉得不远，会边指着方向边说，“直直地……”；但如果觉得远，就会说“直直——地”。也就是说，路程越远，他“直”那个音就拖得越长。可见地域概念，通过当地的话就能反映出来。

　　在地广人稀的阿克苏，我是第五批56名上海援疆干部的总领队，年纪最长，因此援疆战友们都叫我“大哥”。在我们之前，从1997年开始，上海已先后选派了4批、134名干部到阿克苏地区对口支援。56位兄弟来自上海各个行业，来到这样一个完全陌生又广阔的地方，远离故乡，远离亲人，确实不容易。但真到了阿克苏，我们很吃惊，那里竟然时常能遇见上海人。当地著名的新疆塔里木大学的一位部门负责人告诉我，他母亲退休后回到上海，无论是气候还是吃住，都感到不太适应，只能又回到阿克苏。据我们所知，当年上海10万知识青年到新疆，其中一半在石河子农八师，另一半就在阿克苏农一师。所以阿克苏发展至今，俨然新疆的“小上海”，处处有上海元素。譬如阿克苏市中心有一条步行街，同上海南京路步行街有点像。走进当地的大卖场，感觉无论布局、开架出样，都有一些上海大卖场感觉。毕竟5万上海人在阿克苏，给当地带去了上海文化，不少当地人能听懂上海话，当地人聚会聊天时，多会说到上海。这种天然的亲近感，令离家万里的我们很是安慰。

　　刚到阿克苏，我便认真地对55位兄弟说到，“今天，我们一起来到阿克苏，三年后我要完璧归赵，把你们还给上海，还给你们的亲人”。56位兄弟，分散在阿克苏地区地直机关、事业单位和阿克苏、温宿、阿瓦提三市（县）。我们在借鉴前几批队伍管理做法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管理机制。设立6个联络小组和4个专门小组，建立了联络组例会、全体干部定期集训以及派出单位回访等重要制度。同时，建立了一系列具体制度，如三条禁令，即禁止学车、驾车；禁止酗酒；禁止进入歌舞厅等娱乐场所。再如，学习、谈心、重要事项汇报、请销假、经费管理、考核奖惩、援疆项目建设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在与各联络组组长定期碰头时，要分析每一位援疆干部的思想动态。谁家里有困难，谁家属来探亲，谁要过生日，谁生病了，谁工作中出现问题，我都会请各位组长及时关心好，我也会尽力做好关心工作。我希望援疆兄弟们把我当成可信赖的人。在三年中，我们成了好同事、好战友、好兄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我对各位兄弟能做到烂熟于心，如果我坐在前面，兄弟们哪怕说一句话，我基本能知道是谁说的。每次回沪休假时，我也马不停蹄，抓紧时间，务必把所有援疆干部所在单位都跑一遍，好让他们单位的领导了解派出干部各方面的情况，放下心来。

　　说真的，兄弟们离开上海三年，确实有放不下的事情，那就是自己的家人。每个人都时时牵挂父母的身体，担心妻子的操劳，惦念孩子的成长。我去阿克苏之前，80多岁的老母亲就有过脑溢血。那天，我在远离阿克苏市几百公里的县里检查上海援疆项目的进度，我姐姐突然打电话来，说母亲早上突然摔跤送去医院抢救，已经不治过世。当时项目任务时间很紧，我只能和姐姐商量过两天赶到上海参加母亲的大殓，所有善后事情全部由姐姐安排。我忍着悲伤完成了三个对口支援县市项目的检查，再匆匆赶回上海参加母亲的大殓。我知道，虽然母亲离世前我没能陪在她身边，但是母亲一定不会责怪我的。

　　尽心尽力投入到援疆事业中

　　我们第五批上海援疆干部在阿克苏3年期间，上海无偿投入援助资金1.28亿元。这1.28亿元，虽说与现在援疆资金的盘子不能比，但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们第五批之前，上海是以干部援疆为主，因此我们这一批有1.28亿元资金，已经算很可观了。

　　这笔资金怎么用？上海市政府当时就明确提出，援疆项目要向基层和农牧民倾斜，因此1.28亿元中的70％用于县、乡、村项目，主要包括农村基层政权阵地建设、上海白玉兰重点扶贫村、抗震安居房建设等项目。

吴成（左一）在检查上海援建的白玉兰重点扶贫村项目建设情况

    做好援疆项目是援疆的核心任务，是援疆干部必须要承担的重要责任。我们要对上海市委、市政府负责，对阿克苏老百姓负责。用好上海援建资金，机制很重要。因此我们专门成立项目组，以承担所有项目的全过程管理。项目组由援疆干部组成，他们中有来自上海的建委、市政工程局、区发改委等部门，有搞重大工程建设的、质量监督的，都是术有专攻的高手。关于项目的立项、选址、设计、施工、监理、验收等各个环节，需要什么材料，该如何走程序，我们的项目组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规范和规则。对每一个项目，我们的参与度都非常深，使用的主要是当地施工队伍，但必须达到我们的质量要求，严格按照我们的规则操作，根据进度来控制资金拨放，实施“交钥匙工程”。

　　我记得，在上海合作交流办的指导下，第一次将阿克苏的新农村建设列为上海援疆项目。我们策划的新农村建设致力于改善当地农民的生活条件，特别是改善他们的生产条件，为提高收入打基础。选点是由当地提出来的，我们把农民的房子按照抗震安居房标准来建设，把农村的围墙围起来，道路硬化好，还给农民留好自留地，考虑得非常周全。上海所援建的9个白玉兰重点扶贫村项目，都成为阿克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我们还援建了181个农村基层政权阵地项目。之前，农村生产大队作为最基层组织，受条件限制，大队党支部开个会只能在露天进行，活动场所十分简陋。我们把阵地项目建起来之后，大队支部学习、党员教育和百姓活动都有了固定场所，而且每个场所前竖国旗旗杆，天天升国旗，这对于发挥党组织在农村的领导核心作用起到了有力支撑。教育卫生方面，我们援建了阿克苏地区的妇幼保健院，被称为阿克苏地区的“红房子”医院，在保障当地妇女健康和提高新生婴儿安全、体质方面起到了显著的效果。后来我听当地干部说，医院病房很快就住不下了，于是在一旁又造了一幢新楼。好在第六批援疆干部得以持续接力，派了许多上海医生来阿克苏，也资助了不少医疗设施，使医疗援疆得以不断深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项目也是我们的重点，我们援建了一批学校重建项目以及学校校舍、操场、功能教室等，改善了当地教育硬件条件。我们还和当地共同建成了高水平的阿克苏博物馆，反映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建设新疆的历史，并由上海现代设计集团著名设计师邢同和亲自主持设计。

　　除了抓项目之外，我作为阿克苏地委副书记，还要分管当地意识形态、教育、卫生、旅游、广电、文化、宣传、文明办等11个部门。要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将自己的分管工作做好确实不容易，不过当地的各级领导和干部都非常支持我开展工作。我记得当时国家要在西部地区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我和行署分管领导及部门深入调研，优化方案。方案一经地委、行署同意，马上动员部署，各县市也提出了自己的具体实施方案。实施后，我走访了一批卫生院，再也不是空空荡荡的情况，不少卫生院病床人满为患。各族群众有病不治的情况大为改善，农民得到了实惠。因为分管文化，我发挥援疆的优势，邀请上海知青子女、出生在阿克苏拜城的青年钢琴演奏家封颖回到家乡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举办钢琴艺术学校，举行了阿克苏少儿钢琴比赛，封颖还向钢琴艺术学校赠送了9架钢琴。

　　我们想方设法让自己更多地融入新疆。新疆维吾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在联欢会上会拉着你就跳起来。我就跟着其他援疆干部每周去文化馆学跳新疆木西来甫。我还拜阿克苏歌舞团的民族演员吐鲁洪为师学习打手鼓，有时会和师傅同台演出一回。阿克苏的干部群众也非常认可我们。有一件事令我特别感动，2008年7月底，我们完成了援疆任务即将离开阿克苏准备上车时，只见阿克苏塔里木歌舞团团长奔过来，递给我一张光盘。他说，他知道我喜欢新疆音乐，这两天特地将阿克苏当地典型的原生态维吾尔族音乐拷贝在光盘上，作为礼物送给我。我接过这份珍贵的礼物，感到了一种真诚的民族之间的感情。

　　一辈子都记着新疆

　　转眼，结束援疆生涯已八年。但阿克苏仍是我无数次梦回的第二故乡。在阿克苏，我接受了最刻骨铭心的国情教育，我看到了民族大团结的力量，我感受到民族之间真诚的感情。可以说，短短三年援疆，对我的影响是一辈子的。我们虽然在从事援疆工作，其实我们也从中接受了教育。事实上，我们到了阿克苏才知道，国家战略“西气东输”工程中90％以上的气源在阿克苏境内，而上海人也正是“西气东输”的受益者。

第五批援疆干部在阿克苏分会场参加2005年度中秋慰问活动

    我常怀着感恩之情，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让我成为上海援疆队伍中的一员，有机会为国家边疆的发展和民族团结做点事情。在阿克苏，我也和其他援疆兄弟一样，为当地家庭困难的孩子读书提供帮助。一次，我在走访库车县阿格乡栏杆村，了解到一位刚考上南京药科大学的维吾尔族孩子，是乡里第一个大学生，尽管乡里已经给了补贴，但家里仍然无法承担学费，正打算将家中的羊卖了换学费。我了解后，当即决定资助全部读书费用。不过我提了一个条件：毕业后必须回阿克苏工作。令人欣慰的是，大学毕业后，这位大学生兑现了承诺，回阿克苏工作了。

　　确实，我在阿克苏工作三年中，与当地各族干部群众结下了很深的感情。至今，时任阿克苏地委书记的朱昌杰、时任阿克苏行署专员吉尔拉·伊萨姆丁和穆铁礼甫·哈斯木等领导以及当地干部对我们援疆兄弟们无微不至关心的种种细节还历历在目，令人感动。回沪后第三年，阿克苏地区一个代表团来上海考察，多为维吾尔族干部。又见老友时，我叫出了其中绝大多数人的全名，他们很高兴。我明白，这是因为我心里经常惦记着他们。

　　感情这东西真的能融于血液，成为你一辈子都无法忘却的记忆。我相信所有曾援疆过的兄弟都会有这样的情愫，无论身在何处，都会经常牵挂曾经工作过的新疆的建设和发展，经常牵挂那里认识或不认识的各族干部群众。我们期待着新疆的明天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