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文山仍是我的牵挂

　　【口述】

　　张学林，1952年9月生。1997年7月至1998年12月任云南省文山州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曾任上海市虹口区提篮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口述：张学林

　　1997年7月，我作为上海首批赴滇干部去云南开展对口帮扶工作，当时同事说我这是第二次下乡（我曾在黑龙江下乡了九年），我知道两者的意义完全不同，肩负的责任也前所未有。在云南工作的时间不算长，却使我终生难忘。从此，我一直把云南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时时关注着她、惦记着她，企盼那里的村民早日脱贫，与全国人民一道奔向小康。

　　现在回想起来，我离在云南工作已经快过去20个年头了，当年一次次爬山涉水的访贫调查、一批批帮困物资的下乡发放、一笔笔扶贫资金的催促到位、一所所希望小学的竣工落成、一个个白玉兰卫生室的开门接诊……这一项项帮困扶贫项目完成剪彩的场景常常一幕幕在我眼前再现。那里的险峻山河、崎岖山路、淳朴山民仍印刻在我的记忆中。

　　初到云南

　　1997年7月2日下午，我们12名赴滇干部乘坐的民航班机降落在昆明机场，这是我第一次踏上云南的红土地。在欢迎的人群中，我认识了在文山州政府担任经济协作办公室主任的上海知青老魏。第一眼看到他，我猛然想到20世纪60年代初李默然在《甲午风云》中扮演的邓世昌形象，他一脸沧桑，凸显峥嵘岁刻痕，如果没有旁人介绍，真很难从他的外表找到上海人的痕迹。但他一开口浓浓乡音犹在，交流起来倍感亲切。

　　他是1969年从上海杨浦区到文山地区插队的，早在当地安家立业。随着沪滇两地对口帮扶协作工作的开展，来到文山考察学习的家乡人越来越多，由于经济协作是他分管的一摊，自然肩负起上海来人的接待工作。当得知家乡要派四名同志来文山工作，他彻夜难眠，提前一天赶了300多公里的山路来到省城迎接我们。

　　交谈中我得知，他与我是同龄人，还同属“插兄插弟”系列，如今又要在文山一起工作，这种亲切感、亲密情油然而起。想当年，数万名上海知青在云南这块热土洒汗水、献青春，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立下汗马功劳，他们不愧为上海云南对口协作发展的开创者。如今，我肩负上海人民的重托，与云南干部群众一起开展对口帮扶工作，同样任重道远。

　　上班第一天

　　到文山州后，经过短暂的调查学习和休整，7月7日是我到任上班的第一天。那天正好是星期一,新的工作开始了。

　　由于住宿处食堂的早餐时间与上班时间只间隔半小时，从食堂到办公处还要步行十来分钟，因此早晨时间比较紧张。我匆匆吃了点早餐正准备赶去上班，只见州扶贫办的罗主任正在食堂门口等我，他是专程来接我上班的，我深表感谢，他却用当地普通话说：“嘿，这是什么话啦，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嘛！”

　　因上午九时我要参加“三七”开发项目的洽谈会，只能先到州扶贫办与办公室同志打个招呼见个面，算是欢迎仪式，便赶到州政府开会去了。

　　走进会议室，只见洽谈双方人员都已到齐。面对门口的一侧坐着上海对口帮扶协作“三七”项目考察组的四名同志，在他们对面是文山州对口扶贫协作领导小组的秘书长和几位副秘书长。其他参加人员只能找空位而坐。我是代表州扶贫办参加会议的，也是我第一次以州政府部门负责人身份亮相。这一周的时间，我的角色变化真大，一周前我还在忙碌街道社区事务,昨天当地同志仍称我们是“上海来的客人”，今天一走上工作岗位就得马上进入工作状态，并作为州政府一方的成员与上海来的同志进行面对面的洽谈。

　　这个“三七”中药材的帮扶协作开发项目，上海相关企业已与云南文山方洽谈了多次，当天的会议只是对近期来的工作进行小结，再作进一步沟通,统一看法，明确各自责任，签署《会谈纪要》和《意向书》，便于下一步的操作落实。

　　会议开始，我就认真听着双方的发言，并一字一句地细读手中的《会议纪要（商议稿）》，脑子里一直在想，我要把握好自己是上海来的挂职干部和文山州政府一员的双重角色，切准发言的角度。轮到我发言了，我就从大家发言中还未提及的双方协作平等地位、协作原则的提法以及所得利益用于帮困扶贫的办法、细则等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同时又对商议稿中的文字修改提出了意见。经过双方几番讨论，我谈及的几个问题，最终都被采纳了，写进了《会议纪要》中。会后，州政府的陈副秘书长拍拍我的肩对我说，你的发言很好，有新意，我们很有启发。我听了当然高兴。

　　我当上文山州扶贫开发办政府官员的第一天，收获真不小，还为当地“三七”项目的开发利用出了点子、助了一把力。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又见上海老乡

　　1997年8月19日，我到玉溪市参加云南省扶贫帮困工作会议。下午，大会秘书处安排与会人员到玉溪市郊的大营镇参观。听说该镇的大营村是“云南第一村”，我的心便早早飞到了那里。

　　下午一时许，参观的车队离开玉溪市区向西南方向驶去，才行驶15分钟，就看到了大营镇的街景。镇并不大，却十分清静整洁，马路都是沥青或水泥路面，两边沿街的民宅全是一式新的三至五层的楼房。

　　车队驶入镇政府大院，参观者被引进大礼堂就座，大家的眼睛开始不由自主地忙碌起来，目扫着这座设计新颖、装潢考究的建筑。我边四周张望边在想，不要说我们文山州找不到这样的会场，就是在江南一带的小镇上我也未见到过。

　　“下面请大营镇党委书记胡桂芬同志介绍大营镇和大营村的情况。”主持人的话音引来了一阵掌声，随着掌声走上台的是位中年女同志。大家的目光也从四周的建筑物上移到了讲台，叽叽喳喳的会场顿时安静了下来。这位女书记着装得体、梳扮适时，洋溢着知识女性特有的气质和风采。

　　女书记的20分钟情况介绍，听者感到是一种享受。她那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娓娓动听，使人回味。更让人称奇的是，她讲话不用稿纸，在介绍一连串的发展数据时，如数家珍、脱口而出，这在当时干部中是很少见的。我和大家一样，从心底里佩服这位女干部。

　　坐在我旁边的两位其他地州的扶贫办同行，听得更是入神，结束的掌声已经响起，他俩还没有回过神来。我与他们尽管昨天才认识，由于吃住在一起，一天过去了彼此已很熟。我用手指捅了捅他们问：“这位女领导讲得怎么样？”他俩一起跷着大拇指用云南话说：“真好,没得说。”

　　接下来的活动就是去工厂、看市场、走农户一连串的参观。在镇老年活动中心观看老年操表演时，我发现那位女书记正在我身后，我忙转过身主动与她攀谈了起来。我刚作完自我介绍，她却笑着用上海话说：“阿拉也是上海人。”我听了颇感意外，在全省闻名的“第一村”又遇到了上海老乡，还是这里的一把手。这好像又验证了有人曾对我说的：“在云南很多重要部门都有上海人的身影，很多重要场合都会突然冒出上海人来。”这话还真灵，我到云南才一个多月,已经证实了好几次。这位老乡能在数百名参观者中认识了一位曾经也是“知青”的上海人也很高兴，知青情、家乡情叠加而至，我们边参观边聊了起来。她是1969年从上海长宁区来云南插队的，后来提干到玉溪市政府工作，前几年调到大营镇任党委书记，用她的话说叫作“能上能下”。我问她：“既然好不容易调到城里工作，怎么又去乡镇农村了呢？”她回答：“这是我个人的意愿，也是组织的安排，属于两相情愿吧。”接着她又说：“我们这一代人既然从千里之外来到这里，不像样地干一番有愧于我们所献出的青春和热血。”书记的话讲得多好。

　　那一年的大营村，在人均三分耕地上创造出人均年收入5399元全省第一的佳绩，成为名副其实的“云南第一村”。

　　在回去的车上，同车的20多人都在谈论着参观所感，有赞美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成就的，有称赞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更多人则在夸奖镇和村的带头人胡书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都在为她点赞。我听着心里甜甜的，因为她是我的老乡，我们上海的知青。

　　老山精神万岁

　　来到云南工作，我才知道全国闻名的老山就在我挂职的文山州境内。

　　1997年初秋的一天，我和联络组的同志一起去麻栗坡县考察，工作之余，县里同志安排我们去老山。驾驶员是位小伙子，他把车子开得飞快，车在碎石路上颠簸，我们在车内摇晃，脑瓜也不时磕在车顶、窗框上，阵阵作痛，但大家仍然兴奋不已。

　　从县城去老山要走60多公里的“扬灰路”，须先从海拔2000多米的山上绕行而下，到海拔仅百来米的峡谷处过河，然后再逐级盘山而上，直到老山顶峰。这条通老山的路要先下山再上山，仿佛在爬站立着的“V”字，特别险峻。

　　车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大家感到车内异常闷热，赶紧开窗通风，只见小车正沿着河边急驶。同去的县政府老陈告诉我们，现在已到了峡谷底部，眼前的这条河是盘龙江最狭窄的一段，当地人称它达比河。这河的河水好像是从大山的褶皱里挤出来似的，河面不宽，水流甚急，哗哗的水声震耳欲聋。

　　过了达比河上的小桥，车开始沿着山路盘旋而上，向着老山主峰驶去。

　　这条上山道是战时急修的毛路，路窄坡陡，开车的小伙子不断加大油门，我们坐在车内也始终保持着后仰的姿势。路面坑坑洼洼，油滑难行，使得越野车再也无法显现越野的性能，大家不得不下来推车前行。为了给打滑的车轮垫石，我想到路边的小沟里捡几块碎石，刚走到沟边，只听见正在后面推车的老陈高喊着：“不能到沟里去，赶快往回走，那边是雷区。”他重复了两遍，声音很是吓人，他可真的急了。我的心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忙缩回了脚，往后退了两步，才慢慢地猫下腰，小心翼翼地在路边寻找较大的石块,在碎石中我看到了锈迹斑斑的枪弹壳,在沟边的弹坑里生长着茂盛的苦刺丛，那细小的白花在风中不停地摇晃着。那是块被呼啸而至的炮弹翻掘过的土地，那片被弹片削去枝干的树林，如今虽早已发出了新枝，但在浓密的绿荫下仍依稀可见被炮火烧焦的树桩。

　　我们的车又盘曲向上，白雾渐渐笼罩下来。过了老山哨卡，路边遗存的猫耳洞随处可见，老山主峰也在雾气中隐现。

　　进入主峰入口处，一尊高大的英雄塑像屹立在我们面前。他目光冷峻，面目刚毅沉着，显示出一往无前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同行的老陈告诉我，这尊四米多高的烈士真实人物是我军某部一名副连长，他在1984年4月28日收复老山时立下了不朽功勋，被中央军委授予“特级战斗英雄”称号。在烈士塑像身后的墙壁上，还有两组英雄群雕。白雾茫茫，我默默地站在烈士塑像前，从心底里呼唤着英烈的名字，仿佛闻到昔日战火遍布的硝烟，仿佛听到当年震撼老山的炮声……

　　我脚踏着象征收复老山时牺牲的战士英魂的石阶，每一级都是一名英雄的身躯，是他们铺垫了通向老山主峰的道路。上了石阶便是纵横交错的战壕，再走过悠长的地道，就见到巨大暗褐色的老山主峰碑，尽管雾气愈来愈浓，但碑上镌刻着原国防部长张爱萍题写的“老山精神万岁”六个金字，依然耀眼夺目。老山主峰碑是为纪念我军收复老山而修建的，它是老山的峰巅，犹如全体官兵那顶天立地的不屈骨骼；它又是感召时代的精神之最，新一代的中华儿女在这里笑洒一腔热血，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了人民，献给了祖国。

　　太阳开始偏西，我们踏上了归途。我回头再一次仰望挺拔在茫茫雾海中的老山，遥想当年的壮烈，越发感受到它的壮美。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参加州庆40周年活动

　　1998年4月1日是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建州40周年纪念日。应文山州人民政府的邀请，我在上海的工作单位虹口区乍浦路街道办事处派出了以党工委副书记何永明为领队的三人学习考察团，在扶贫考察后参加了州庆活动。

　　文山建州40年来，全州各族人民为保持边疆稳定、国家安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甚至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党中央、国务院始终关心支持着这个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的建设和发展，为这次州庆国家拨了专款，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来了贺电，国家民委和有关部委办还派出了祝贺团。乍浦路街道办事处作为上海赴滇干部派员单位的代表得到了邀请。街道同志的到来，带来了上海社区居民和干部的问候和祝愿，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

　　庆典仪式上，我和街道同志一起向文山人民敬献了花篮，在其红色缎带上写着“黄浦江盘龙河两水相连、白玉兰红山茶双花争艳”，这20个字的祝贺词充分表达了上海社区居民群众与边陲各族兄弟姐妹“手拉手、心连心”和“动真情、真扶贫、扶真贫”的共同心声。

　　文山州庆活动隆重热烈，组织方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歌舞展演、民族服饰展示、民族工艺展览、民族产品展销，处处洋溢着祖国边陲的民族大团结氛围。文艺团体歌舞《南疆潮》把整个庆祝活动推向高潮。壮族水乡的柔情、苗岭山花的芬芳、彝寨铜鼓的高昂、瑶家芦笙的悦耳,以及静处僻壤自优雅的兰花、医药宝库金不换的三七等都融汇在歌声、舞姿、彩车之中，向人们展现了文山的民族历史、民族风采和民族之魂。

　　州庆活动后，我和街道同志一起拜访了州政府有关领导和虹口区对口帮扶县的书记、县长，同他们一起探讨如何发挥上海街道地区优势，发动社区单位和居民群众更广泛、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帮困助学活动，并就乍浦路美食街安排招用贫困村民就业等事宜达成协议。

　　黄菊同志来了

　　1998年6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同志率领的上海赴滇考察代表团一行来到云南红河、文山两地考察。代表团考察完红河蒙自县后天色已晚，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行程，代表团连夜赶了100多公里的山路，半夜才到达文山。

　　我们12名赴滇干部已提前两天集中到文山州进行交流学习和培训。说来也巧，以虹口区政协主席葛文卿同志为团长的虹口区赴滇学习考察团，在考察完西畴、富宁两县并与两县分别签订新年度对口帮扶和经济协作协议书后也在文山州下榻。

　　第二天一早，我吃完早餐匆匆赶到代表团下榻的宾馆，只见随行人员正在忙碌下乡考察的准备工作。这一天的考察行程安排得很满，下乡走农户作调查，又要座谈听汇报。文山州在汇报工作时放映了一部《热土壮歌》的录像片，把全州贫困的情况和干部群众与贫困抗争的精神展现在人们面前，大家看了深受感动。在会上，黄菊同志动情地说，上海对云南的帮扶一定要“动真情，办实事”,对口帮扶是中央交给上海的光荣任务，沪滇两地要共同努力，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共同向党中央、国务院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黄菊同志还专门安排时间和我们赴滇干部座谈听意见，他听了大家发言后，特别叮嘱上海到云南挂职的干部和其他派往云南支援建设的人员，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勤奋工作，创出佳绩。座谈后还和大家一起合影。

　　傍晚时分，黄菊同志还接见了虹口区赴滇学习考察团，葛文卿团长向市领导汇报了本区对口帮扶工作情况和年内落实的主要项目。当黄菊同志听到，虹口区对口帮扶力度逐年加大，并努力做到书面协议、实施项目、启动资金三个同步到位的时候，他微笑着点点头对大家说：“扶贫工作一定要抓落实，要具体地落实到项目上，落实到村子里。”在场的考察团同志向领导表示，一定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把对口帮扶工作做好。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大山里的“远亲”

　　我在上海的工作单位虹口区乍浦路街道办事处与云南的富宁、西畴两县结为“远亲”，这是当地干部群众不曾想到的，自然成为双方的美谈。

　　街道同志先是在物质上对千里之外的贫困村民支援帮助；然后自费去云南上门探望慰问，进行面对面的经济帮困；同时又依靠各方力量开展劳务帮困和干部挂职培训工作。我结束云南工作回到上海后，还和街道同志一起带教过两名文山到上海挂职的干部。

　　上海云南对口帮扶工作开展后，街道干部群众心里更加牵挂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云南兄弟姐妹。在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统一组织下，发动社区单位、个体经营者和里弄居民积极参加“出一份力、献一份爱”帮助云南兄弟姐妹摆脱贫困活动。为了做好这项工作，确定了街道、居委两个层面的主管责任人、明确责任制，同时公布联系电话，答复居民募捐咨询、接受群众监督。仅在1996年春季组织的一次衣被募捐活动中，收集到的衣被就把街道100多平方米的礼堂堆得满满的，街道还安排了15名机关干部连续加班三天两夜，把捐赠的衣被全部进行分类整理、装袋打包。近千个装得鼓鼓的大麻袋把五辆军用大卡车塞得紧紧的。

　　1997年7月，我到云南工作后，街道与文山贫困山区村民的“亲戚”关系走得更近、来往更多，关系更密切了。街道居民群众捐出的济困衣被和助学钱款也不断增加，到1998年春节时，仅半年多时间，捐赠衣被已有15吨，钱款12万元。

　　1997年岁末，街道组织代表团到文山考察访问。同志们深入到壮乡苗寨，走访边陲小学，慰问贫困山民。大家看到大山深处的村民和学童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生活、学习，感触很深，纷纷解囊相助，并把准备在路上食用的干粮全部分发给学校的孩子。离开时，同志们还把仅剩的14000元钱赠给了当地政府，为修建乡村小学出一份力。陪同街道代表团一路走访的州扶贫办的同志动情地说，这正是一路扶贫一路情，济困助学暖人心。

　　为了进一步做好对口帮扶工作，扩大宣传影响，街道还自己制作了七块“沪滇人民心连心、一片真心留文山”的宣传画板，着重宣传党中央帮困扶贫的指示精神，介绍云南贫困情况和上海帮扶工作。居民群众看了反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地区帮扶工作的开展。

　　通过多年交往，街道同志与文山干部群众手拉手、肩并肩结下深厚情谊。

　　西畴蚌谷乡，我的牵挂

　　我到云南工作后，第一次下乡就和联络组同志一起到虹口区对口帮扶的西畴县。在那里，我看到了喀斯特岩溶地貌给当地人民群众带来的艰难困苦，这一大片区域山高碎石多，滴水贵如油。全县1506平方公里的土地，80%是岩溶石山，23万人口人均耕地只有0.8亩，恶劣的生态环境，把当地群众逼到了极端贫困的境地。

　　西畴县从1990年开始，因地制宜，在石山区域开展炸石造地，建造保土、保水、保肥的“三保”台地，在土山区域开展坡改梯、地改田，在河谷地区开展中低产田改造。从蚌谷乡打响农田基本建设第一炮开始，全县喊响了“搬家不如搬石头，苦煞不如苦干”的行动口号，掀起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苦干实干，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精神，被称之为“西畴精神”。西畴县蚌谷乡1995年被评为云南省扶贫先进单位，受到省委省政府的表彰嘉奖。

　　到了文山，我了解到早在10年前州委办公室同志就与西畴县蚌谷乡长箐行政村挂钩扶贫。蚌谷曾是西畴县有名的贫困乡，而长箐又是该乡最穷的行政村之一，那年全村38个自然村落有731户人家，由于土地贫瘠、交通闭塞，1986年全村人均有粮105公斤，人均有钱170元。我在云南工作期间，就特别关注西畴的发展、蚌谷的变化，参与了州委办公室对长箐村的挂钩扶贫。与当地干部一起下乡摸底调查、研究开发项目、募集帮困资金、开展村民培训，还与当地一个苗族特困家庭结对帮困。

　　在当地政府、社会各界和虹口区的大力支持帮助下，在我离开云南那一年，长箐村全村人均有粮已达到352.4公斤，人均有钱738.7元，还建起了九座卫星电视地面接收站，村民家中有电视机78台。

　　如今我离开云南已有18年了，很多事情在我记忆中逐步淡去，但西畴、蚌谷却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

　　记得1997年末，我到西畴县去调查落实新年度的帮困救学项目,这是我第二次去西畴。当我来到一所山村小学，所见的情景使我深深震撼：凛冽的寒风呼呼地吹着，衣着单薄的孩子们在那破烂不堪、四处透风的教室里一边瑟瑟发抖，一边大声地读书；下课铃响了，孩子们一溜烟地奔向操场，跳啊，唱啊，嬉闹着，很是高兴，但我的心却很沉重,我看见很多孩子赤着双脚，脚趾已冻得通红通红……那里的风啸声、读书声至今仍时常在我耳边响起。

　　当年西畴人民以战天斗地的苦干铸造了“西畴精神”，蚌谷乡山民以滴水穿石之功开辟了“蚌谷之路”。那些年，我目睹“蚌谷之路”在西畴的山山岭岭间越走越宽，“西畴精神”在文山各族干部群众中发扬光大。如今，西畴蚌谷仍在我心中，仍是我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