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茅记事

　　【口述】

　　孙杏祥，1958年8月生。2003年5月至2005年5月任云南省思茅地区专员助理,现任上海市黄浦区南房集团监事会主席。

　　口述：孙杏祥

　　冬天的太阳暖洋洋的，我在书房里整理电脑相册，准备上传云盘。忽然一组拉祜族山寨小学开学典礼的照片引起我的关注，画面上，那些欢笑的孩子戴着红领巾，背着书包，排在操场上。张张笑脸勾起我的回忆，映入我眼帘的是10多年前扶贫工作的难忘一幕。

　　考斯特面包车由昆明开往思茅，在盘山公路上行进。车在大山里面左盘右旋，翻上翻下。窗外，郁郁葱葱的山林，充满画意的景色，使我们脱离了紧张和晕车的烦恼，心情顿觉舒畅起来。对于我们这些从城市里出来，特别是从非典疫区，出门需要戴着口罩，满眼都是水泥大厦的上海人来说，眼前环境太美了。我们几位援滇干部不断地议论着，“风景真美，思茅真好，好美的环境啊”，不时发出由衷的赞叹。这时，特地赶到昆明来接我们的思茅地区扶贫办那主任对我们说：“你们只看到大山的外表，看到她的美丽，还没有看到大山里面的情况。刚来看到大山非常兴奋，但你们以后进山了，会有新的感想。”我隐约感到那主任对我们有很高的期望和要求。

　　2003年6月，我第一次去澜沧县蹲点。到了县里后，由县扶贫办的赛主任陪同考察山寨，确定当年扶贫点。那天我们去的地方是南岭乡，一路上都是崎岖颠簸的山路，有的路段是泥泞的土路，连三菱吉普都很难走，途中有时会陷入泥中出不来。一路灰尘来到山上的寨子，放眼望去，满山绿色，郁郁葱葱。寨子外有清泉，有池塘，到处开着一些不知名的野花。看到这大山深处茫茫林海，在海拔2000多米的群山怀抱中的山寨，一路疲劳顿时消失，对我们城里人来说，美丽的环境是很好的享受。

　　车停村口，村里干部陪我们进入寨子。好景不长，参天大树下的寨子，与美丽环境反差很大，愉悦的心情马上消失。一些散养的鸡、猪还有狗，都在路上晃着，环境脏乱，污水横流。泥土路难行，我们浅一脚深一脚小心地走着。寨子里的房子都是茅草屋。一间间，一排排，错落有序地建在山腰上。眼前的茅草屋，有的比较结实，有的非常矮小。听到车响，孩子们都奔出屋外，远远地看着我们。看到客人走近，这些光着屁股的孩子，又马上躲回屋里，趴在门口还是望着我们。我们在村干部的陪同下，在寨子里转了一圈，了解些基本情况。路上就近走访了几家村民。当我弯腰钻进茅草屋，暗淡的光线下，看到有一对夫妻老乡。由于言语不通，屋里的老乡听不懂我们的话，看到我们的到来，只是微微笑着。我们的问候，询问的一些问题，要通过村干部翻译过去。我也只能微笑着朝老乡点头。走访的农户，见面除了问候，我都要揭开饭锅，看看锅里有没有饭米粒。如果有，说明这家还有饭吃。如果锅里是野菜，有可能是缺粮了。此外，我们还注意观察屋里的绳子上有没有几件衣服。当时，一般情况下每家都有一些衣服。但也有个别困难的家庭，家里面的衣服还是轮着穿的。谁外出，谁穿衣，哥哥妹妹同穿一套衣的都有。

　　看了五户老乡，村干部带我们去小学校。而所谓学校，就是山腰空地上一间木板房，大约二三十个平方米，透光透风。用木板钉的长条桌子，凳子也是用长木条做的，没有像样的座椅板凳。我走近看了下，里面有十来个学生还在上课。孩子年龄大小不一，大的约十二三岁，小的只有七八岁。四年级的孩子和一年级孩子在一起上课。教室边上，有一块活动场地，大约200平方米的操场，没有任何设施。木板房边上挂着一口钟，非常显眼。让我难忘的，是授课老师下课后，出来和我们打招呼。边上村干部介绍说，这位既是校长，也是授课老师。一个老师承担了全部授课任务，既教语文，又教数学。既要备课三四年级，还要准备一二年级。有时他还要帮孩子烧饭。听完介绍，我对这位老师充满了敬意。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学生们也都出来了。他们站在远处，默默无声地望着我们。这些衣服不整的孩子，比刚才看到的光屁股的儿童要清洁得多。他们有些害羞，不愿靠近我们。但我能看懂孩子们的眼睛，那里面充满得到帮助的渴望。

　　没有来云南之前，没有进入大山之前，我无论如何不会想象到眼前这种景象。老乡住的都是茅草屋，学校就是这么简单的木板房，吃的饭有时会断粮，穿的衣有的还不够每人一套。深入到现场，才知山区老百姓的艰辛，才知老师多么辛苦。虽然我知道这些村寨的情况不代表思茅整个地区，而且这里的贫困也是由于历史原因和恶劣的山区自然条件造成的。但第一次进入大山深处，山上的贫穷落后使我体会了从昆明下来时地区扶贫办那主任说的那句“进了大山会有新的感受”的含义。我们几个站在群山环抱的山腰上，放眼望去，大山是美丽的，老乡却是贫困的。孩子是天真的，而学校是落后的。听到、看到这些情况，此时的我，外表是平静的，内心却是颤抖的。现实情况给我的冲击真的很大、很震撼。进山之前，我思想上还是有点准备，知道山里可能比较贫穷。可是，来到大山里，整个山区农村的贫穷落后令我震惊，心情相当沉重。当时我想，能不能在自己有限的扶贫资金中，给予这个山寨的老乡们一个实实在在的援助，让他们生活能一点点好起来，改变一下现在的贫困状况。尤其我感到，一定要想办法让这里的孩子，有一个好的学习的环境。等他们将来长大了，有了知识，就能成为当地建设的主力军，才能彻底摆脱贫穷的命运。我突然醒悟，意识到自己来云南思茅的人生意义。

　　考察寨子后，回到县城，回到思茅，我的脑海里始终回荡着南岭乡拉祜山寨的情形，大山里面有我惦记的老乡、难忘的老师和充满渴望的孩子。特别是那木料拼成的透风漏雨的教室，孩子们稚嫩的脸庞和充满渴望的眼睛，反复在我的眼前闪现。把健康长大、学习成长的希望带给山里孩子，变成了自己的思虑，变成自己的使命。我感到，在推进扶贫项目中，一定要把小学的改建优先纳入到当年计划中。

　　和县里扶贫办商议项目时，意见出现分歧。由于援助经费有限，对是否改建小学有了争议。当时还没有整村推进的概念，每个点的扶贫资金25万至30万元左右。搞茅草屋改建，就没有经费再去建设学校啦。县里希望完成茅草屋改建计划，而我坚持先改小学。当时上海的年度援助资金要统筹支配使用，要用于多个地点，不同的项目，也拿不出更多的资金。没办法，于是我找澜沧县的领导商量，提出今年先把小学改造好，让孩子们尽快有个好的学习环境。寨子里的茅草屋改造，明年再安排资金。县领导同意了我的要求。意见一致后，就决定为南岭乡山寨建设一所新的小学。当时县领导提了建议，我们商量准备第二年把上海的扶贫资金，省里面的扶贫资金打包用于南岭乡的扶贫建设，搞一个标准较高，规划较全面的整村推进的援助计划。我为什么坚持要先搞学校改建呢？因为此前一个调查让我吃惊。当时澜沧县老百姓的文化程度普遍太低，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7年，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太弱，使得经济社会发展很慢，同时扶贫工作的推广也很难。所以，我的愿望很纯粹，就是早一天建好希望小学，小朋友们就能够早一天的学习，山寨的明天就早一点有了希望。我决定第一个项目是建设学校。

　　确定修建希望小学后，我和县扶贫办、教育局的同志进行了沟通。我的想法，就地改造，改变山上孩子读书学习环境。而教育局的同志希望改建的小学盖在山坝，服务周边的孩子，全部集中一起学习。问题是我在村里征求意见时，村里的干部希望把小学盖在山上。他们认为孩子们太小，不能天天跑很远的路去上学。学校在家附近，有利于寨子里孩子们上学。这个矛盾确实让我左右为难。后来我接受教育局同志的意见，把小学校建在山坝下。我感到当地同志还是实事求是的，毕竟搞了一个规范的学校，能让周边孩子共同得到比较好的学习环境。但我还是提了希望，要求乡党委、政府有一个全面统筹的计划，协调好山上孩子们的教育。要让山上的孩子们能够来到山下静下心来读书学习。

　　项目方案确定后，对于学校的具体地址，我们又有了分歧。两套方案，一是在山坝的原校址改扩建，经费相对可以节省些。而我坚持认为，一定要选一个比较好的地点，交通方便些。而且学校一定要有操场，让孩子们有一个打打球、奔跑活动的场地。这些要求，县里的同志和乡镇干部，都给予理解支持，也都愿意积极配合。我这里加强资金面上的协调，把项目所需资金给予统筹解决。学校的建造，有县里负责，我们援助干部不参与。但对工程的质量，我还是坚持把关监督。每月都要去现场把把关，到了县里，必到施工现场去转一转，看看进度怎么样？看看工程质量如何？看看用的材料，是不是货真价实？对钢筋的批次、水泥的标号，我都拍照留存。每次到了工地，我都关照随行的县扶贫办干部，也要对工地施工人员说，拜托他们一定要确保质量，按照合同要求，把学校建设好。由于雨季的关系和资金到位的延迟，使得开工晚了一些，后期施工队有抢进度的现象。我到现场反复关照，必须按照施工规范，把学校建造好。施工现场发现一些小问题，则会严肃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建设有问题，我会追究你们的责任。在当地干部认真负责的工作下，在各方积极支持下，我们援助的小学按时建造好了，看到一幢非常漂亮的教学楼出现在我们规划地点的时候，心里非常开心，好像履行了一次重托。

　　阳光照射在电脑屏上，有些刺眼，我移了一下电脑。看到照片上孩子们背着书包，我的思绪又回到当年。学校造好后要开学啦，怎样为新落成的小学再做一些事情，我想到了上海后方。依靠区领导的支持，设法请区里相关部门和有能力的企事业单位，为新落成的学校提供一些捐助。有图书，影像和电脑设备，使学校有了一些比较先进的教学设备。孩子们背的书包就是上海捐助的。还清楚记得，当年来这里检查的区领导听说孩子们冬天睡觉的时候，没有御寒的棉被，直接睡在木板上，当即对我说，你去为学校里的孩子们买一些棉被。我拿着区里计划外的帮扶资金，赶紧为孩子们买来了军用毛毯，使孩子们能够在冬天有一个温暖的宿舍，让他们感受到黄浦人民的温暖。

　　山里的孩子，他们非常渴望学习，有了好的环境，他们比以前更努力了，学习热情高涨。我记得，在和县里面扶贫干部聊天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这些孩子中也有出类拔萃的。有一个拉祜族的小姑娘，还代表少数民族的儿童，到北京去开会呢。我听了非常高兴，就和团县委的同志一起去看望这个小姑娘，勉励她好好学习，长大了为拉祜族，为澜沧山区多贡献力量。

　　我们按照市里的要求，年年超额落实帮扶资金。同时还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帮助云南思茅。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区里一个外资企业，把公司第一天开张的部分营业利润贡献出来，捐给黄浦区慈善基金会，用于思茅建造希望小学。两所希望小学建好后，他们的大老板、新加坡嘉德置地集团主席廖文良先生特地赶到思茅，参加希望小学的落成典礼。我作为上海的援滇干部，也作为思茅市的领导，陪同参加了整个过程。当时廖文良先生看到思茅的希望小学，质量好，环境好，非常满意。他在落成典礼会上动情地说：“孩子们，你们今天有了新的学校，有了学习机会，我很高兴。不要感谢我，这是我们企业回报社会。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你们好好学习，将来一定能够有大的发展，会有成就的。现在有上海对你们的支持，有政府对你们的关心，体现了共同富裕的愿望，上海扶贫政策效果好，上海建造的希望小学好。”

　　阳光转了一个角度，照在我的脸上，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看着手中的相片,那是当年陆晓春区长来到上海黄浦区援助建设的学校视察时情景。我伸手去拿杯子，准备喝口普洱茶时，却碰到茶几上一份文件，那是黄浦区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征求意见稿。我看到规划中有一句话：“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求，全力做好对口支援工作。”我想，作为区人大代表，在会议审议时一定还要呼吁，帮助思茅，继续做好对口扶贫帮困工作，是我们应尽的责任。这不仅是一个援滇工作者的心愿，还应是下一届政府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