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对口帮扶“五行”

　　【口述】

　　冯小敏，1953年7月生。曾任职于云南国营景洪农场、云南省委党校。1993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南市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副书记。2003年6月至2014年1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2013年1月至今，任上海市政协常委、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

　　口述：冯小敏

　　采访：严爱云 黄金平 孙宝席

　　整理：孙宝席

　　时间： 2016年2月4日

　　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我1970年6月到云南西双版纳州生产建设兵团当知青，不到17足岁。1978年至1981年在云南省委党校学习工作，加在一起在云南12年。云南的山山水水养育了我，我对云南怀有深厚的感情。回上海工作后，我一直关注着云南的建设和发展，但由于工作忙，很长时间没有回去看望。1996年4月是景洪农场建立40周年大庆，农场邀请北京、上海、四川、昆明四个地方曾在农场工作的知青代表参加农场大庆，我也在受邀之列。这时我已离开昆明14年，离开西双版纳18年。再次告别时大家都眼含热泪依依不舍，何时才能再到第二故乡，难以预见。但没想到半年以后，也就是1996年的10月份，我再次来到云南。

　　沪滇对口支援开启之旅

　　我1996年10月到云南，是随上海代表团到当地调研启动沪滇对口帮扶工作。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96年9月23日,中央召开扶贫工作会议,具体部署东部9个省（市）和4个计划单列市分别帮助西部10个省（自治区）贫困地区发展经济，明确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上海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沪滇对口帮扶工作非常重视。10月15日至20日，时任上海市长徐匡迪率上海代表团赴云南开启对口帮扶工作，成员包括分管市领导、市有关部门领导以及有对口帮扶任务的有关区县领导。

　　我作为代表团团员还有一个小插曲，刚开始南市区拟由副区长带队赴云南开展工作，后来区委书记沈善初找我，说这次上海对贯彻中央要求开展结对帮扶云南非常重视，好多区县都是主要领导带队，长宁区是茅明贵书记，杨浦区是岑富荣区长，金山县是程志强县长，普陀区是陈先国副书记，所以区委最后考虑也派区委副书记带队，以体现南市区对结对帮扶云南的重视。1996年10月15日，代表团坐飞机到昆明已是中午。对口思茅的四个区县是南市、杨浦、普陀、金山。云南省领导陪同代表团吃过便餐后，我们没有片刻喘息，就坐飞机直奔思茅。到那里后商量确定各区县的对口帮扶地区，我选择了孟连县和澜沧县。我原来在景洪农场工作，对这里情况比较熟悉。思茅、孟连和澜沧、西双版纳正好构成三角区位，去那里可以不走回头路。

　　思茅有七县一市与上海对口。我们兵分四路分别去考察，并约定三天后到思茅和徐匡迪市长会合。我们南市区是去澜沧县和孟连县。沿途路况非常差，当地人叫做塘石路，就是把烂泥和石头混合在一起铺的路，坐在车上抖来抖去颠簸不已；而且车一开就是五六个小时，感觉非常疲劳。但凡开到柏油公路，就说明快到县城了。到了澜沧县和孟连县以后，当地县委县政府领导接待我们，然后直接把我们带到村里查看当地贫困情况。他们对我们讲，你们来之前朱镕基副总理刚刚视察过这个地方，朱副总理看了当地的困难情况以后泪水涟涟，把身上所带的钱，连角和分都摸了出来。居住在澜沧、孟连的大都是少数民族，包括傣族、哈尼族、拉祜族等，我们考察的贫困地区生活条件非常差，房子都是破草棚；很多孩子没有鞋子穿，光着脚；猪和牛都是放养的，村寨到处是牛粪和猪屎；生产方式还是刀耕火种；当地村民很多处于赤贫状态，即使是村干部，家里面所有财产也不超过50元。通过实地考察调研，我们深深地感到对口帮扶绝对不能只是单纯给钱，而是要帮扶当地做实实在在的事情。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建好学校，提升当地村民的教育水平。如果不把下一代人的思想观念转变好，未来前景不会好。第二个就是建卫生室。这里的卫生条件差，看病难，交通不方便，提升当地医疗卫生条件也是最现实的。在查看一个只有七户人家的村寨时，我们随行的一个同志说，这个地方那么高，没有电，又缺水，从山下走上去需要一两个小时，把电线杆架上去也不划算，能否把这些人迁移下来？当地陪同的领导说不行，他们长久以来适应了山上干燥的环境，如果硬要搬下来住，是要生病的。

　　我们这样看了一路，然后回到县委，当地还有几十个上海知青，听说上海代表团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县委特地安排我们和这些老知青见面，我们开了座谈会，大家尽情畅聊，这些老知青由于在当地结婚或在当地党政部门工作，没有返回上海。他们说县里财政比较困难，产业上没有什么特别优势，当地种植的茶叶好一点，但没有像普洱茶那样有名。问他们是否能把白糖等产品销往上海，一了解价钱，不包括运输费用，还比上海贵。当地每个县都建了一个小烟厂，但经济效益一般，现在都关掉了。

　　我们在思茅和徐市长会合，向他汇报我们的考察情况，并提出了对口帮扶的思路。我们大家认识一致，就是说对口帮扶不能只是给钱，而要从最基本的实事做起。搞的项目必须使老百姓得到实惠。金山县长程志强提出，金山的现代农业技术能够帮当地生产反季节蔬菜，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帮扶措施。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当地领导把我们带到位于澜沧江上游的糯扎渡参观，说如果在这里建一个水电站，规模和三峡水电站差不多，效益也是巨大的，希望能得到上海的大力支持。我们和徐市长讲了这件事，徐市长说建设规模太大了，帮扶工作要结合当地实际从基础做起。上海对口援滇和对口援藏、援疆、援青等是不一样的，援藏、援疆、援青等都是援助当地的一个地区，比如说，援助新疆喀什就是喀什一个地区，援助西藏日喀则就是日喀则一个地区，但对口帮扶云南是散开的，是全省范围的，所以更需要有符合实际的工作思路。汇报完后，我们就随徐市长一起从思茅港坐船到景洪，时任云南省省长和志强陪同。景洪就是我原先工作过的农场所在地，我到景洪从来都是乘坐汽车的，这次坐船是第一次。一路上我们看了几个点，记得沿江查看的一所小学，就是一个草棚，用竹篾作墙壁，四面透风，一下雨房间里都是水。学校建在澜沧江边上，两边是大山，陆路交通很不方便。此外还看了一些贫困户。到了景洪后，很巧，时任西双版纳州委书记黄建国原来是兵团昆明知青，我们很熟悉，他后来到湖南当组织部长、纪委书记。晚上州委宴请，徐匡迪市长与和志强省长说，你们两个是知青战友，要喝杯酒加深感情。我说，建国你辛苦了，我们都是知青，我回上海了，你回到昆明又被省委派到西双版纳第二次下乡，领导老百姓打脱贫翻身仗，自己发自内心有一种崇敬感。黄建国则为西双版纳没有被列入对口帮扶单位感到遗憾。在西双版纳期间，徐市长还为闵行在景洪投资的新闵大酒店剪彩。当天晚上我们从西双版纳返回昆明，第二天也就是10月20日，上海市政府驻昆明办事处成立了，徐匡迪市长与和志强省长共同为办事处揭了牌。

　　这一次行程来去匆匆，我们区随行的同志第一次来云南，甚至连昆明街上都没时间看。我作为云南山水曾经养育过的知青，能成为沪滇结对帮扶最初启动的见证人，感到万分荣幸。两地确定对口帮扶关系后，签署了《关于对口帮扶、加强经济协作的会谈纪要》。当时首先对口帮扶三个地州，即思茅、文山、红河所属的22个重点贫困县，后来增加了思茅地区的普洱县。上海市12个区县分别与云南三地州签署了《对口帮扶纪要》，具体为：徐汇、青浦、长宁对口帮扶红河州，闸北、虹口、浦东、松江对口帮扶文山州，南市、杨浦、普陀、金山对口帮扶思茅地区的7县1市。我在云南工作生活多年，看到当地仍然如此贫困，内心还是相当震撼，深感中央确定东部发达省市帮助西部贫困地区发展的战略决策非常英明，开展沪滇对口帮扶工作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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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迪庆五十大庆

　　第二次到云南考察对口帮扶工作是在11年后，也就是在2007年，我已在市委组织部工作了。这一年正好是迪庆建州50周年，迪庆是2004年新列入的沪滇对口帮扶地区，由闵行、嘉定、宝山等开展对口帮扶。于是迪庆邀请上海派代表团参加庆祝典礼。是年10月，由常务副市长冯国勤率领的上海党政代表团到云南祝贺迪庆建州50周年，我作为市委组织部的代表随团前往。迪庆海拔3400多米，是云南的唯一藏区。我们到迪庆，一个任务是祝贺迪庆建州50周年，另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实地了解对口支援工作。

　　我们参观了上海正在开展的整村推进帮扶项目，建设成效很好。此外，我们还考察了上海帮扶援建的一些较大的项目。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的是，当时参观了上海帮助建设的一个医院，里面门诊急诊科室齐全。上海除了在医院建设和医疗设备上扶持以外，还援助了救护车等配套设施，加强了医院的救护能力。我们代表团还参加了两个很重要的活动，一个是出席迪庆—香格里拉上海高中奠基暨上海向迪庆建州50周年捐赠仪式典礼，这个中学由上海援建5000万元建设。奠基活动很隆重，学生们排着长队载歌载舞庆祝中学开工奠基，并向我们献上洁白的哈达表达感谢和敬意。另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出席上海援建的迪庆——上海科技中心项目开工仪式。这是当时上海援建的两个比较大的项目。

　　香格里拉高级中学的学生们排着长队载歌载舞庆祝学校开工奠基

    到迪庆的时候，正好是中秋节前夕，代表团特地从上海带了月饼给援滇干部，送上亲人的慰问，还开了一个援滇干部座谈会，大家的发言和感想使我们深受教育。过去只知道西藏日喀则是高海拔地区，条件艰苦，到了迪庆才知道到云南也有艰苦的地方。迪庆州府香格里拉市，海拔3400米以上，就是云南本地的干部到这里工作也有不适应。有一个从昆明调来的干部对我说，我在这里工作了两年，许多毛病都产生了，你们从上海来的干部到迪庆开展帮扶工作也是很不容易的。但即使在这样的状况下，上海援滇干部精神状态个个都很好。代表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他们都说没有困难，保证完成任务。

　　到了迪庆我还发现，援滇人员不单单是市委市政府选派的干部，在当地开展帮扶援助工作的还有青年志愿者和援滇博士服务团，我在这里就碰到两个博士团成员。援滇博士服务团是由中组部、团中央组织的，从2001年开始启动，目的是让博士团的成员在服务锻炼的过程中发挥自身优势，通过积极调研思考、建言献策、牵线搭桥，为云南发展作贡献。博士团的组成人员中有来自上海的同志，比如说来自上海交大的邱明锋在西双版纳州工作。在完成博士团任务后，州领导热情挽留他，让他继续担任州长助理，帮助当地搞傣药的开发研究。

　　上海对口帮扶云南，除了帮扶文山、红河、普洱、迪庆这四个地州，还积极实施整族帮扶、整村推进、异地搬迁等帮扶工程，帮扶德昂族、独龙族、莽人、僰人和苦聪人等特殊贫困群体脱贫致富。所谓整族帮扶，就是该少数民族本身人不多，通过对口帮扶，包括培训提高当地农民的科技水平，开展农业科技项目建设，以及加强村寨建设等，让整个民族脱贫。比如说上海通过开展整族帮扶使1.9万名德昂族群众实现整体脱贫，投入7670万元参与“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有关典型案例被国家有关部门誉为新时期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新典型。这次代表团主要是在迪庆考察，然后还到了瑞丽、保山调研。云南省领导说整族帮扶德昂族非常有成效，建议我们去看一看，后来实在是因为行程很紧，最后没有看成。

　　这次到云南考察，总的感觉是上海对口援滇工作开展10年后，帮扶工作全面展开，范围不断扩大。除了加强村寨建设，还在教育、卫生、科技项目等方面开展帮扶建设。对口帮扶动真情、出实招，帮扶成效也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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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访西盟佤族自治县

　　2011年，中组部、国家维稳办联合在思茅召开会议，总结介绍孟连事件以后当地的变化。孟连是原南市区对口帮扶的一个县，2008年7月发生的孟连事件在全国都很著名。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国务委员、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出席会议。

　　上海有两位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市维稳办的何品伟。巧的是，时任上海对口帮扶思茅组组长、杨浦区的郑佐华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郑佐华一看到我们两个来自上海的领导，盛情邀请我们考察一下援滇工作。于是我们就到了最边远的西盟县。一路上边疆建设的成就使我深受感染，视觉上最具冲击力的就是边疆村寨的房子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洋溢着中国老百姓的自豪感。郑佐华带我们看了好几个村，西盟县委组织部长也带我们去看他联系的一个村。这次到思茅考察，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当地和2006年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的塘石路，被高等级公路取代，竹楼草棚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砖瓦结构的楼房。上海帮扶建设的民居，非常漂亮，而且管理很到位，鸡鸭猪牛满街跑的现象都没有了。上海还帮助当地的村寨把泥巴路改成用水泥石头混合铺就的硬石路，实现了村里道路的“硬化”。整个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次到思茅考察我还发现，上海的援滇人员不仅仅是市委市政府选派的，实际上还有各个区自己选派的，属于各区的自选动作。西盟佤族自治县是杨浦区对口的，应孟连的要求杨浦区选派老师到孟连中学任教。郑佐华对我说，在孟连开展教育帮扶很辛苦，首先是教学任务重，因为你是上海老师，当地的群众期望高；还有一个就是当地生活条件艰苦。我们这次特地去看望他们，这些老师一看市委组织部领导来看望他们了，都很激动，连连说，你们是上海来的亲人。我也非常感动。市里选派干部都是男同志，而这里区里选派的有几位是女同志，因为他们不是市里统一选派的干部，没有纳入全市统一计划，市委市政府的关心和慰问有时还不能覆盖他们；当地条件很艰苦，当地政府也没给特殊照顾，和上海相比条件差很多；这些老师自己都有孩子，却放下自己孩子去帮助边疆民族地区的孩子，独自一人在当地坚持工作，这种奉献精神令人动容。西盟县委组织部长陪同我们看望，我对她说，我们上海市委市政府是不选派女同志开展对口援助工作的，你们对这些援滇教师可要多关心关心啊！这位部长很重视，加强了对上海援教老师的关心。

　　在思茅，上海除了帮扶村寨建设以外，还加大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扶持，比如说，帮助当地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经济作物，这些都属于功能性的帮扶。我这次到思茅看到当地种植的咖啡，长势良好。一年以后，也就是2012年，郑佐华打电话对我说，冯部长，思茅要在上海黄浦江船上搞一个普洱之夜，最重要的就是向中外媒体和客商推介普洱咖啡，你一定要来参加这个活动，这也是你对思茅工作的支持。我应邀参加了活动，上船后看到余秋雨也在，他在推介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大家都熟悉普洱的茶叶，但不一定知道普洱的咖啡，其实普洱的咖啡也很好。普洱咖啡长势喜人把普洱的咖啡拿到上海来推介，是很有道理的。我们中国人认识苦苦的咖啡就是从上海开始的，并逐渐在全国产生影响。很巧的是，最近我看《解放日报》，翻到第五版看到了一篇报道，正好讲了关于普洱咖啡的事情。报道指出，现在上海自贸区正在兴建全国第一个大型咖啡体验中心——万国咖啡展示体验馆，是“沪滇合作”的落地项目之一。该项目的建设将把云南提升为中国咖啡向世界展示的窗口。搞国际咖啡展示中心建设，也是上海全力帮扶云南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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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援滇干部到文山

　　2013年，就对口帮扶工作来说我是第四次到云南。我是上海市委组织部援滇干部陪送团团长。到云南后，陪送团兵分四路，分别到文山、思茅、红河、迪庆四个地方，我去了文山。

　　有几件事情印象深刻。第一个印象，是援滇干部对援滇工作、对云南人民的深厚感情。文山州召开欢迎第八批欢送第七批上海市援文挂职干部座谈会，云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以及文山州领导参加，援滇干部发言时个个都很动容，虹口区任强总结发言稿写了十几页，讲话过程中数度哽咽说不下去。帮扶实践使援滇干部对云南产生深厚感情，“两年援滇路，一生云南情”。文山州领导告诉我说，援滇干部很不简单，上级给援滇干部的资源是有限的，但为了帮助文山州尽快改变落后面貌，援滇干部动用各种关系和能量，包括引导自己的朋友、私人企业，以及募集社会资金，给我们做了好多事情。他们不是单纯完成任务，而是带着对云南人民群众的一腔热情开展工作的。文山州领导亲自向每一个援滇干部颁发了荣誉证书，以表彰他们的援滇事迹。州委书记李培（现任云南省委常委）对我讲：“你们上海援滇干部，我真是要好好地夸一夸，他们带着真感情来援滇，竭尽自己的全力，一批接一批，一批比一批干得好，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对云南所作的贡献，感谢上海对云南工作的支持。”任强回上海后，虹口区让他担任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区合作交流办主任，具体负责对口帮扶工作。我认为这样做很好，就是要用对合作交流有感情的人来负责对口帮扶工作，工作才会做得更好。

　　2013年，文山州召开欢迎第八批、欢送第七批上海市援文挂职干部座谈会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援滇工作的重心都放在基层。衡量上海援滇工作的成效并不在于上海援建了多少高楼大厦，而是看是否把帮扶工作做扎实。上海援滇工作注重民生、注重基层，注重抓整乡规划、整村推进，让每一家都得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让老百姓有很强的获得感。比如说，虹口区对口援建的西畴县小洞村，把昔日的竹楼改建成砖瓦楼房，同时给每家每户援建牛栏，帮助每家养两三头牛，单单这一项，每个家庭年收入就有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同时推行猪牛圈养，不让猪牛到处乱走，猪屎牛粪用来产生沼气，使得村容村貌整洁漂亮，保护了生态环境，促进了生活方式改变，其实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好样式。我在当地考察时，一个路过的农民，听我说是上海来的，主动迎上来直夸上海的援滇干部，称赞帮扶工作带来的变化。

　　第三个印象，是上海援滇工作深入到位。文山州西畴县是云南自然条件最艰苦的地方之一，这个地方离广西很近，属于喀斯特地貌，地下像漏斗，留不住水，到了春天缺水严重，连洗脸的水都没有，种植什么东西都非常难，当地的生活很贫困。上海的帮扶工作有两件事让我很感动，一个是帮扶当地建小水窖，从有水源的地方把水引到各家各户。水的问题解决了，人的生活就便利了，洗澡也跟上了，脱贫后洗衣机也能用上了。山上也建了小水窖，栽种苞谷时用来定苗，有水就发芽成活了。再一个是，我看到当地种植了许多猕猴桃树。猕猴桃属于经济作物，附加值高，老百姓种植能够有很好的收益。然而在地头碰到的农技师是来自四川都江堰的，我感到很奇怪，都江堰的农技师怎么会跑到西畴来帮忙种猕猴桃？援滇干部解释说，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上海虹口区对口支援都江堰虹口乡，虹口乡种植猕猴桃。虹口区同时承担着对口支援文山州的任务，于是他们就到都江堰请种植猕猴桃的农技专家到这里帮忙，结果试验成功，当年就挂果，他们很有成就感。

　　这里我顺便讲一讲上海和西双版纳的经济合作关系。我们援滇干部陪送团任务是送迎两批援滇干部。两批干部交接期间，陪送团按照规定可以到云南其他地方进行考察，当时我和市人事局副局长毛大立等一行到大理考察。刚到大理，西双版纳州委书记江普生打电话盛情邀请我们到西双版纳去考察。1996年沪滇刚刚启动对口帮扶工作时，西双版纳州委书记黄建国曾经说过，上海对口帮扶云南没把西双版纳纳入，他感到很遗憾。我当时说，如果西双版纳有什么事需要帮助，作为云南土地养育多年的知青，我肯定会尽力支持的。我到市委组织部担任副部长不久，西双版纳州刀林荫州长来到上海，她是傣族人，现任云南省人大副主任，她告诉我说，西双版纳没有和上海结对开展对口帮扶，你能不能帮助我们找些单位援建希望小学。当时一所学校经费大约需要25万元。我想起浦东新区梅园新村街道党工委书记宋占义，他们街道每年收入有五亿元，曾向我说有需要帮忙的事情可说一声。于是我将西双版纳州建希望小学的事告诉他，他一听就同意了。接下来就是在哪里建设学校。刀州长说，在少数民族中基诺族人数很少，大概有一万多人，胡锦涛总书记刚刚到西双版纳专门看望了基诺族，是否就在基诺族的山寨上建一个希望小学。于是双方就这样敲定下来。希望小学建成之后，刀州长邀请我出席落成典礼，我当时走不开，时任浦东区委副书记张国洪，以及宋占义等出席了落成典礼。张国洪回来后对我说，希望小学的建设非常有效果，当地人非常感谢。但学校建成后，里面的设施包括桌椅板凳等没有配套跟上，于是我们又把所需的费用全部补上了。西双版纳的干部希望到上海挂职，开阔眼界。时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很支持，每年都安排西双版纳州的干部到上海人大挂职。江普生提出，人大挂职比较单纯，能不能想办法让这些干部到综合部门挂职？然而这只能是干部挂职的“计划外”安排了，我于是就找时任闵行区委组织部长戴骅，闵行区很支持，接纳了五名西双版纳干部来挂职。我又找了时任黄浦区委书记、曾任昆明市长王文涛说这件事，王文涛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黄浦区接收了六名西双版纳干部来挂职，还将挂职三个月延至半年，并让挂职干部担任区旅游局副局长、街道副主任等实职。

　　我们到西双版纳顺便看望了两名市人大派去挂职的干部。江普生说，检验援滇干部是否融入西双版纳的一个路径，就是看你会不会唱西双版纳州歌《让我听懂你的语言》，结果两名援滇干部都唱得不错。江普生非常希望西双版纳能够得到上海更多的支持。当时上海光明集团已在那里搞了一个铁皮枫斗—石斛基地，家化的葛文耀也在当地拿到几百亩建设用地。江普生希望还能介绍一些民营企业来西双版纳投资建设。我回到上海后正好碰到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他说很有兴趣。在沪滇双方的不懈努力下，2014年上海终于将西双版纳州扩大为沪滇对口经济合作地区，时任浦东新区区长姜樑代表浦东新区与西双版纳州正式签署了结对协议。作为西双版纳知青，我对我的第二故乡终于和上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交流关系，感到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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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沪滇对口帮扶存史

　　2015年，我第五次为对口帮扶来到云南，这时我已到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了。我在组织部分管对口支援工作，一直为这项工作的深远意义、为上海援外干部的奉献精神所感染，到政协文史委工作后抱定了一个想法，要为对口援助帮扶留史。这一届市政协文史委正式确立了一个项目，即“口述上海——对口支援”系列丛书，编著《口述上海——对口援滇》是其中的一部分。通过采访上海云南两地领导、援滇干部以及相关人士，真实反映沪滇对口帮扶合作20年来云南所发生的变化，突出反映上海与云南的深厚情谊。这本书要编写得具体真实、权威生动，也需要得到云南省的支持。正好这时云南省驻上海办事处副主任解丽萍看望我，她曾在云南省保山市任副市长，我2007年随冯国勤到保山市考察她是全程陪同。她听说我们准备编著《口述上海——对口援滇》，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当即跟云南省扶贫办李新平主任打电话，得到云南方面的热情支持。李主任欢迎上海政协文史委到云南具体商谈。此事同样得到了云南省政协的大力支持，并邀请我们到云南去调研。云南省政协对我们的调研考察非常支持，认真准备了一份《云南省沪滇对口帮扶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上海市政协考察组领导的汇报提纲》，介绍了19年来上海对云南真情帮扶的相关情况，以及下一步工作的思考。

　　这次我到云南，由于时间紧，与省政协文史委、扶贫办等领导洽商后，我们选择到红河州一地考察，至此上海对口帮扶云南的四个地州我都到过了。此外，上海还和两个地州有经济合作关系，一个是保山市，另一个就是西双版纳州，我也先后到过。沪滇双方在组织、教育、卫生、招商、民政等20余个部门也都开展了对口合作。

　　在红河州调研时，我第一个感觉，与20年前对口帮扶刚开始时相比，当地经济发展理念和老百姓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我们到元阳县考察，援滇干部介绍，原先的毛竹楼现在全部建成砖瓦楼房，而且大都建为两至三层，因为当地靠近哈尼族梯田，这些梯田属于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把楼房建至两至三层，适宜搞农家乐，这样做既增加了老百姓收入，又方便了游客，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我们也到了后来韩正书记考察过的弥勒市西三镇可邑村，该村的改造列入沪滇援建项目，上海投资100多万元。通过精心建设，村寨的各种配套设施齐全，比如说，建成了33公里长的提水管网和600米长的旅游道路，以及建筑面积1300平方米的游客服务中心。此外，村里还建有饭店，在里面可以喝咖啡，等等。该项目的实施不仅使可邑村的村容村貌有很大改观，而且游客也可以在村里居住，一到节假日，前来参观的人多得不得了。

　　第二个感觉，就是对口帮扶层次提高了。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帮助当地积极发展设施农业。简单地说，设施农业就是用水管和滴管浇灌农作物，同时在上面覆盖以塑料薄膜，这样做既使农作物获得充足的水分，避免了传统漫灌导致土地盐碱化，同时也节约了宝贵的水资源。此外，施肥也精细化，按比例将不同的肥料施到土地里，提高土地的肥力。我们在红河州弥勒市考察时看到，当地通过发展设施农业，很好地促进了猕猴桃树的生长，这样做既旱涝保收，又节约资源。设施农业基地四周安装上了用铝合金做成的围栏，可以防止牛把苗木啃坏。对口帮扶工作调动各种社会资源也做得有声有色。援滇干部了解到青浦一家民营企业在设施农业方面做得很好，便将这家企业从青浦引到红河发展，当地也出台优惠政策。这家民营企业在当地积极发展设施农业，取得了很好的示范效应。长期对口帮扶实际上已拓宽了我们对口帮扶的思路，对口援建并不全都是由政府出钱，也可以调动社会力量进行帮扶。从扶贫帮困到开展农业帮扶、科技帮扶等，再造经济功能，对口援滇工作层次在不断提高。

　　第三个感觉，就是云南对上海援滇干部要求高，把援滇干部当成自己的干部使用。我在和援滇干部交谈时，他们对我说，当地领导把我们当成云南干部一样看待。在考核过程中，不仅考核工作，也考核学习，尤其要考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发展有哪些重要指示，以及云南未来的发展思路，等等。当然，援滇干部平时工作学习也认真，据说考试成绩都还不错。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上海的帮扶工作和当地工作的融合度，沪滇对口帮扶已是水乳交融。

　　我前后五次到云南考察调研结对帮扶工作的见闻，是上海对口援滇20年来的一个缩影。对口援滇是上海对口支援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上海主动“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的重要载体。党中央已吹响了扶贫总攻的集结号，通过各方努力，沪滇对口帮扶工作一定会更上层楼，为全面奔小康留下浓墨重彩的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