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沪滇对口帮扶“温饱试点村”项目的由来及发展

　　【口述】

　　姚安宁，1955年11月生。1997年7月至1998年12月任云南省思茅地区扶贫办副主任，曾任上海市普陀区人大办公室副主任、调研员，区政协委员。

　　口述：姚安宁

　　今年，是上海—云南对口帮扶协作20周年。期间，上海在当地援建的扶贫项目达成千上万个，“温饱试点村”就是其中的一个项目。

　　自1998年至2000年，在云南三地州（红河、思茅、文山）的22个贫困县中，上海共援建401个“温饱试点村”项目，援助资金达4337万元，解决了1.2万多家农户、5万多农民的温饱问题。

　　“温饱试点村”项目在当地取得了显著成效并引起强烈反响，这是两地党委政府和干部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在纪念上海—云南对口帮扶协作20周年之际，说说该项目从提出建议、组织实施、总结推广到取得实效的全过程以及它背后的一些故事，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温饱工程示范村”概念的提出及援助建议

　　我是沪滇对口帮扶协作上海派往云南的第一批联络员,担任思茅地区（现改名为普洱市）扶贫办副主任，具体联系普陀区对口的景东、镇沅两县的帮扶工作。

　　第一批上海市赴滇干部欢送仪式

　　在我们出发前的欢送会上，时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对口云南帮扶协作领导小组组长蒋以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对口云南帮扶协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姜光裕强调：“你们到了云南后，在完成两地政府已确定的帮扶项目的同时，通过调查研究，要找准对口帮扶的‘切入点’。”

　　这对一个从未做过农村工作，又是初次到云南山区工作的我来讲，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在香港回归祖国的第二天（1997年7月2日），我们一行12人从上海出发前往云南。在踏上这片红土地之后，我时常会想：在这片大山里，沪滇对口帮什么、怎么帮，它的“切入点”又在哪儿?

　　到思茅地区扶贫办工作的三个月中，我对思茅地区的八个贫困县，对口县中的八个攻坚乡、六个行政村、六家农户和四个企业进行了实地调研，行程4000余公里。在调研中，景东县太忠乡大柏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该村位于思茅有名的哀牢山上，海拔1800—2400米，是典型的高寒地带，气候相当恶劣。当我走进这个小山村，看见山坡上生长着一片片绿油油的庄稼时，瞬间眼前一亮，深感这儿的情景和面貌与思茅其他山村明显不一样，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即请人找来村支书，与他在田间地头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并详细询问了他们搞“坡改梯”的做法、前后的变化以及所需的资金。

　　据村支书介绍：1994年，该村的粮食总产量24．56万公斤、人均口粮170公斤，经济总收入27．26万元，人均纯收入242元。1995年起，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坡改梯”工程（坡地有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危害，而梯地有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益处），并在改造后的梯地上选择优良种子和推广科学种植方法。通过一年多的努力，1996年粮食总产量达385．5万公斤，人均口粮410公斤；经济总收入44．08万元，人均纯收入474元，两项指标都翻了一番。

　　大柏村的做法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促使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上海帮扶云南以来，已投入了大量资金，援建了一批项目，我们第一批联络员到云南后，看见一所所希望小学在山坡上拔地而起，同时要新建地区培训中心和村建一批白玉兰卫生室，这些项目的建成将给当地带来很大的帮助并发挥重要作用。但我在调研中了解到思茅山区有许多老百姓吃不饱饭，他们一年的口粮只够吃八九个月，还有三四个月只能吃糠巴和野菜，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我曾目睹了一家农户用脸盆当锅、把洋芋和野菜放在一起煮着吃的情景，使人感到心酸。针对山区老百姓吃不饱饭、可援建项目又不能直接解决这一问题的现状，我想上海是否能将部分援助资金用于建设温饱工程，借鉴大柏村搞“坡改梯”的做法，采取援助资金补贴和农民自己投工投劳相结合的办法（每亩地补贴80—100元），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应该可以解决山区农民的吃饭问题（大柏村能做成的事，思茅其他山区也应该能做到）。如这一想法可行，或许是对口帮扶工作的一个“切入点”吧。

　　于是，我就将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写成报告，在1997年10月初向上海市协作办和普陀区政府递交了《关于沪滇对口帮扶工作的几点思考》一文。在提出的三点思考中，谈到了当前对口帮扶重点是建设温饱工程的想法，并提出在对口县援建坡改梯+小水利+农科技的“温饱工程示范村”项目的建议。

　　一个月后，在1997年11月，普陀区在对口的景东县太忠乡三合村、镇沅县田坝乡李家村启动了坡改梯+小水利+农科技的“科技示范村”项目的建设（以行政村为单位，每个项目援助30万元）。

　　太忠乡和田坝乡在项目实施情况汇报材料中写道：三合村实施1000亩坡改梯地，配套一条5.7公里长的三面光小水沟和25立方米的小水窖57个，人畜饮水工程10项（可解决539户、2013人、423头大牲畜的饮水问题）；李家村实施1200亩坡改梯地、埋设3700米的引水管道，支砌小水池66个蓄水1323立方米，修建38户猪圈950平方米，建饲料池38个76平方米，供应饲料20吨，引进一头巴克夏种猪。

　　项目建成的第二年（1998年），三合村和李家村的粮食总产量、人均口粮，农村经济总收入、人均纯收入分别都以两位数增长，基本解决了两村农民的温饱问题。该项目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拥护并投工投料，三合村的老百姓说：“人家给钱，种自己地，划得来。”李家村的一位老奶奶说：“祖祖辈辈难以实现的愿望，今年靠上海普陀区帮扶实现了。”

　　上海市普陀区援建的三合“科技示范村”

　　1998年2月8日，时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对口云南帮扶协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姜光裕在赴滇干部工作交流会上的讲话中讲到：“在思茅地区挂职的普陀区干部姚安宁同志，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对口地区搞脱贫示范村的好建议。”市协作办对口支援处处长费金森说：“我们派联络员到云南挂职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希望你们给领导和决策部门提这样的建议。”在这次会上，下达了1998年上海对口云南帮扶工作的任务书，其中一项在云南三地州（红河、思茅、文山）的22个贫困县中，援建44个“温饱试点村”项目（每个县2个，以自然村为单位，每个项目援助15万元）。

　　回顾三个月调研中发生和遇到的一些事，在此说说还蛮有意思的。

　　一是在大山里住了一晚“汽车旅馆”。那天傍晚，在离开景东县景福乡前往下一个点的路上，因山体滑坡不能继续前行，返回的路碰巧又遇泥石流。在前行不得，后退无路的情况下，我们在三菱车上过了一夜。那晚下着大雨，几个人在一辆车上感到闷热而无法入睡，有人说开空调，司机说开空调烧油，第二天走不了，这时我就开窗想透透气，等我把窗开成一条缝时，又黑又大的蚊子就飞了进来，在耳边嗡嗡作响，又叫又咬真让人受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关上车窗，此时有人脱了鞋睡在后车厢，这位老兄舒坦了，可我却遭罪了，鞋袜散发出的臭味简直让人“无法忍受”，还不好意思说，怕影响民族感情。这样，我们就饿着肚子、闻着异味在闷热的车上过了一夜，准确地讲是“熬”了一夜。

　　二是发生了有惊无险的一幕。大家知道，汽车在山区行驶，因弯道多，要看见对面来车经常是到了两车交汇时才发现。那天我们的车靠右行驶的外侧是悬崖陡壁，当弯道处发现对面车辆时，驾驶员不知什么原因，一把方向盘往外打，紧接着是一个急刹车，当车停下时，我感到整个人已悬在空中（当时我坐在前排，前车轮正好在路面与陡壁的交界处停住），因是急刹车，车还有些微微晃动。这时车上的三个人（一位副县长、司机和我）都吓得不敢出声，人也不敢挪动，等大家缓过神来，司机才小心翼翼地把车倒回来。真是太险了，至今回想起来还很害怕。

　　三是因身体原因险些服用“禁品”。在调研即将结束时，因饮食不适拉肚子，在景东县医院吊针一周不见好。此时，当地一位好心人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姚副（扶贫办副主任的简称），我给你吃样东西（指罂粟），当地老百姓在1949年前就拿它治病的。”当时我心里很纠结，吊针不管用，可吃那“东西”心里又害怕，就问，如果再止不住会怎样，他说，再不好，其他的药就无效了。当我知道有这一后果就没敢用，同时我给他说，你们也要远离“它”，有病到正规医院就医。我在县里一时治不好的情况下，只能回思茅治疗。记得在思茅地区医院住院的当晚，地区扶贫办两名干部黄文春、洪明超在医院整整陪了我一夜。当我凌晨醒来看到他俩还在病床前的那一瞬间，泪水就情不自禁地往外流，此时此刻，对于一个远离家乡和亲人的我来说，情感较为脆弱。在此，我要对他们说一声：谢谢！谢谢民族地区干部和群众的真诚和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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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饱试点村”项目的组织实施及取得的实效

　　1998年三四月间，在云南三地州22个贫困县中实施的44个温饱试点村项目全面启动。总体要求是：围绕温饱，以自然村为单位（30户左右），每个项目援助15万元。但建设标准并没有统一要求。

　　按照统一部署，我与两个对口县的领导一起，经过半个多月的“选点”和乡、村领导的反复研究，最后确定在景东县龙街乡岔河村、景福乡勐令村；镇沅县三章田乡户回村、九甲乡看牛场村实施“五个一”工程的温饱试点村项目（人均一亩高稳产田（地）、户均一个卫生猪圈、户均一个秸秆氨化饲料池、户均一个沼气池、村建一个科技培训及文化娱乐室）。

　　在上海—云南对口帮扶建设温饱试点村现场经验交流会上，景东县龙街乡岔河村介绍：该村共31户152人，耕地158亩（水田60亩、旱地98亩），人均1.04亩。该村1998年4月启动工程建设，于同年10月底竣工。共建152亩高稳产田（地）并配套6立方米小水池20个，31口沼气池，31个秸秆氨化饲料池（每个2立方米），31间卫生猪圈（每间10平方米），建设一个占地面积225平方米、建筑面积80平方米的科技培训及文化娱乐室。

　　与1997年相比，项目取得较好的效益，1998年粮食总产量68524公斤，人均有粮451公斤，增50%，经济总收入94848元，人均纯收入606元，增26%。

　　景东县龙街乡岔河村实施“五个一”工程的温饱试点村项目

　　从提出在对口县援建温饱工程示范村的项目建议到在云南三地州全面实施温饱试点村项目的过程中，我有三个“没想到”：

　　一是没想到该项目从提出建议到决定实施速度之快、数量之多。递交报告不久（1997年10月中旬），我借护送“红子鸡”和“华顺”公司在景东、镇沅两县招聘的30多名劳务工到上海就业的机会（帮扶项目之一），向时任普陀区委副书记、区对口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先国，副区长、区对口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司家和做了汇报。不久，普陀区就决定在两个对口县（景东、镇沅）各援建一个以行政村为单位，每个项目援助30万元，取名为“科技示范村”的帮扶项目，并将这一决定写进了下一年度普陀区对口帮扶计划书并报上海市协作办备案。1998年2月，上海决定在云南三地州22个贫困县中援建44个“温饱试点村”项目，同年6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率上海代表团到云南专题考察时宣布：到2000年，温饱试点村项目扩大到132个。

　　二是没想到帮扶资金由两地政府间划拨到交我负责与监督。我刚到思茅地区扶贫办工作时，帮扶资金是两地政府确定项目后，由援助方去当地考察时带过去或通过电汇方式划拨到对口县，我们联络员的职责之一是将项目的建设进度、遇到的问题等情况及时向上海汇报，起到在两地政府间传递信息和组织协调等作用，对资金的具体使用是不过问的。但温饱村项目确定后，时任普陀区协作办主任程关兴对我说:“援助资金交你负责，由你监督，如搞不好就拿你是问。”由联络员再加监督员身份，我深感责任重大。为了对项目资金负责，我把钱放在思茅地区扶贫办的账上，根据项目进度，通过到现场查看或看项目照片确认后，再将资金分期分批划拨到对口县。为了赶项目，1998年春节我都没敢回上海，只好拜托区协作办干部倪国英到我家表示慰问。不过，在思茅与当地干部一起过年，体验了一把少数民族地区的年味，也别有一番情趣。

　　三是没想到为确定项目名称惊动了两地领导。我建议该项目取名为“温饱工程示范村”。1998年2月，上海对口云南帮扶工作任务表中的表述是“脱贫示范村”。同年6月上海代表团到云南考察时，市政府常务副市长说，还是称温饱“试验”村（刚做就叫示范不好）。云南省政府主要领导说，就叫温饱“示范”村。最后，两地领导共同商定为“温饱试点村”。为此，我在1998年6月11日向上海对口云南帮扶联络组写了《关于确定温饱示范村项目名称的建议》。文中从该项目的“客观性、综合性、针对性”三个方面阐述了为什么取名为“温饱示范村”的想法，结果没被采纳。现在想想还蛮有意思，自己对该项目很执着，为一个称呼也要“较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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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饱试点村”项目的总结交流与推广扩大

　　为总结和推广该项目，上海—云南两地政府于1998年12月在景东县召开了“建设温饱试点村现场经验交流会”。两省市、三地州、22个贫困县的领导以及上海第一、第二批援滇干部共220人参加了会议。会上，景东县龙街乡岔河村、景福乡勐令村作了实施温饱试点村项目的情况汇报；沪滇两地领导作了实施该项目的经验总结并提出了相关要求。最后，上海对口云南帮扶协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姜光裕宣布：到2000年，把温饱试点村项目扩大到300个。当我听到这一决定，开始还不信。因为在1998年6月，上海代表团考察云南时宣布到2000年扩大到132个，仅仅过了半年，项目数怎么就增加了一倍还多？这充分说明上海对该项目的重视以及得到当地老百姓的拥护、满意和欢迎，按现在的说法是“接地气”。

　　在会议召开的前后有三则小故事：

　　一是现场经验交流会会议地点的选择。温饱试点村项目在云南三地州22个贫困县中实施一段时间后，两地政府决定年底在云南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为确定会议的召开地点，上海对口云南帮扶联络组常务副组长周振球亲自到三地州检查温饱试点村项目的实施情况，思茅是最后一站。记得那次我陪着老周去项目地检查，他的认真劲儿使人敬佩。那天下着大雨，走在山村泥泞的小道上，鞋上都沾满了泥浆，走起路来鞋底老是打滑，一不小心就要摔倒。在这种情况下，我对他说，外面下着大雨，行走不方便，您就听汇报，现场不要去了，可他不但坚持要看，还非得把“五个一”工程的每一项内容都看个遍，问个透，害得我也陪着“受罪”。不久，上海市协作办对口支援处副处长方城和周振球再次来到岔河村指导检查项目的实施情况。通过检查，两位领导认为“岔河村试点村项目内容很实用，符合农民的实际需要，是贫困山区脱贫致富的榜样，值得总结借鉴”。

　　二是会议的召开得到两地各级领导的重视。当决定在景东县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后（当时据说曾有其他两个地州也有意筹办），思茅地区的领导非常重视，思茅是一个贫困地区，要召开这样规模的会议是有一定压力的，别的不说，有那么多的客人来总得需要招待吧，但地区领导克服种种困难，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时任上海市普陀区副区长、区对口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陆永新到对口县考察，得知两地交流会将在景东召开时，特地叮嘱我：“你要加把劲儿，把项目搞搞好，为上海、为普陀争光。”思茅地区扶贫办主任那利锋对会议在思茅景东召开和会议的筹备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景东县委、县政府在精心筹备会议的同时，发动大家把县城打扫得干净整洁，主干道的两边挂起了大红灯笼，又将一对巨大的条幅悬挂在景东宾馆的两侧，欢迎与会者的到来。景东县白兆清县长对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没有那么多人集中到景东来开过会，尤其是上海过来那么多领导，你做了件大好事。”当与会人员来到项目实施地参观考察的那天，整个岔河村像过节一样，地上铺着松针，散发出阵阵清香，村民们纷纷穿起了民族服装在村口迎接，同时拿出自家种的瓜子和花生以及酿的苞谷酒招待远方来的客人。在参观中，有的陪着领导看自家储藏室里的粮食，并高兴地说，这是在新建的坡改梯地上种的粮食，足够全家人吃一年；有的陪着参观人员来到灶间亲手点燃沼气，说，我们做饭烧水再也不用柴火了；有的指着卫生猪圈对参观人员说，原先猪是放养的，今后就圈养，可以提高出栏率；有的指着秸秆氨化饲料对大家说，用这饲料喂牛牛长得特别壮实……在新建科技培训室的墙上，挂有一幅幅通俗易懂的科学种植和养殖的图片供大家观看。村民们不停地对前来参观的人员说，感谢上海对我们无私的援助，你们的恩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总之，岔河村的老百姓都沉浸在幸福之中。

　　三是为了让领导给项目题词我煞费苦心。在项目地树块碑，碑上刻上相关内容供后人了解情况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温饱试点村项目也不例外。当我得知两地交流会在景东召开，还要到项目地参观，我想是否借这个机会，请上海领导给项目题个词，刻在碑上，同时也打起了“小九九”，想借题词机会给领导说说，多给景东县一两个温饱村项目。为做成这件事，我与当地干部一起准备好笔墨和宣纸，并请了刻字匠及打字扫描人员在县城候着，等领导题好词、签上名，我们就连夜工作（碑上其他内容已提前刻好），到第二天参观人员去了现场就可看到。结果上海领导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同意题词，让我们白忙活了一场（岔河村项目石碑左面的空白处是特意预留给领导题词用）。

　　“温饱试点村”项目的成功，是在沪滇两地党委政府领导下取得的，同时也得到了思茅地区扶贫办、景东县扶贫办和经协办、镇沅县扶贫办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上海联络员发挥的作用之一，正如1998年12月26日《解放日报》、27日《文汇报》所报道的：温饱试点村项目“是上海赴滇挂职干部和云南干部在深入思茅、文山、红河三地州贫困乡村调查研究，总结各种脱贫经验后，提出的一个开发式扶贫的‘金点子’”。

　　温饱工程项目从1997年11月起步，1998年建成44个，到2000年12月达401个（2001年后继续援建），解决了云南三地州五万多农民的吃饭问题，为完成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力争用七年左右的时间，1994年至2000年，基本解决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上海对口云南的帮扶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符合“精准扶贫”的要求。

　　1998年9月25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刘成果、国家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高鸿宾在听取云南省扶贫办关于上海云南对口帮扶工作的情况汇报后的评价是：“试点村帮扶到村到户的文章是上海的特色。”

　　1998年6月8日，黄菊和云南省委、省政府领导在文山接见第一批全体联络员时，云南省政府主要领导说：“搞‘温饱试点村’项目帮扶到村、到户，具有创造性，目标明确，路子对头，因此，要加大力度，扎实做好此项工作，及时总结经验，并在全省推广。”

　　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超常规规格、超常规问责、超常规投入、超常规激励和超常规退出”的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我坚信，“十三五”期间，上海对口云南的帮扶力度会更大，工作会更加出色，到2020年，云南也一定会与全国其他贫困地区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时隔20年，我再次回忆在思茅工作和生活的日日夜夜，内心有一股冲动与激动，尤其是想到“温饱试点村”项目的点点滴滴，想起与该项目相关的一些人和事，感到特别的亲切与温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艰苦而又美好的年代。

　　我想念思茅的大山，真想再为你做些什么。在你奔小康的路上有我的祝福，真诚地祝愿思茅能率先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大山的呼唤”必将变为“大山的欢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