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滇合作20年的上海经验

　　【口述】

　　林湘，1961年7月生。2005年至2014年任上海市合作交流工作党委书记、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主任。现任上海城投集团党委书记。

　　口述：林湘

　　采访：孔令君 周文吉

　　整理：孔令君

　　时间： 2016年6月13日

　　我在上海市合作交流办公室工作了近10年，这也是上海市对口支援工作承上启下的10年。谈起云南，即便我曾对口支援过日喀则，自认为了解偏远地区，也不禁感慨云南怒江的雪山背后，独龙江乡的贫困闭塞。

　　独龙族调研

　　若说对沪滇合作中最深的直观印象，也许是2009年10月，我和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一道，去怒江州独龙江乡调研。为什么要专程去独龙江乡？为扶贫去的，因那里的独龙族很特别，特别穷。这是全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人口总数7000余人，排全国56个民族的第53位。云南省共有独龙族5900人，独龙江乡是其聚居地，有4077名独龙族人，是一个集边疆、山区、贫困为一体的区域。

　　那个地方不好去，一到冬天大雪封山，半年时间不通车，进不去出不来。受地理和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其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排名全国56个民族的末位。独龙江乡至今还是云南省乃至全国最贫困的特殊区域，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805元。

　　2009年，与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在独龙江乡调研进去难，先飞到保山，再开车到怒江，又转县城，之后便是泥泞的山路了。路难走到什么程度？约90公里的路，走走停停，花了七个小时。

　　我在日喀则工作过，也去了不少偏远贫困的乡村，已经有心理准备，可独龙江乡的情况还是令人感慨，绝大多数人家没有像样的床，没有像样的家具，屋里可能因为烧柴火，熏得黑漆漆的，即便是条件好的家庭，也不过是屋檐上多挂了些肉……我们随机走访了农户、卫生院和学校。虽然穷，独龙族人非常热情，毕竟，这里很少有外人来。

　　我们开现场工作会，云南省发改委、财政厅、扶贫办、民委等部门负责同志都一同参加，那次的会开得很成功，云南当地政府决心很大。也许，正是因为实地调研看到了情况，大家有感而发，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的确，云南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到了、看了，就有一种要做好事的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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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实在在的体制保障

　　又是七年过去，我相信现在独龙江乡好多了，百姓的生活改善了，学校、医院都建起来了。整个云南发展也很快，特别是对口帮扶地区，GDP和财政收入、百姓收入这些年来都大幅增长，一些示范性项目弹眼落睛，比如迪庆的香格里拉中学，硬件水平比上海的一些中学还要好很多。

　　回头来看独龙族的帮扶案例，现场开完会之后大家回来领任务。有些工作是国家层面牵头的，比如修通隧道，让独龙乡不再与世隔绝。毕竟，解决好独龙江乡和独龙族的发展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涉及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因此，历来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数位国家领导人专门听取过独龙族同胞的发展情况汇报。

　　那么，对口支援云南的我们，该做什么、能做什么？首先，据云南省的提议，上海市决定将独龙江乡列为帮扶对象，上海市当年向云南捐赠专项资金2000万元，用于独龙江乡的新农村建设。另外，上海市又在每年计划内拿出5000万元，用于支持独龙江乡脱贫“三年行动”计划。市民宗委、市旅游局积极跟进，具体推动落实相关项目。

　　上海的对口支援工作从来不是停留在口头上或者纸面上，我认为，沪滇合作20周年的经验，在于上海主动摸索出了一整套系统性的体制机制，并在不同的对口支援地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做，有所为有所不为，以此保证完成中央交给上海的对口支援任务。

　　比如说，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运作机制不断完善，这些年建立了决策、协调、执行、监督四位一体的组织体系，发挥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专题会议、联络员会议的不同功能；建立健全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相应的组织体系，完善相对应的功能；各区县、各委办、各人民团体乃至全社会的力量都被动员起来，在机制保障上不断创新。

　　还比如，上海对口支援有每年的专项规划，不仅是对口支援云南，还覆盖援藏、援疆、援青、援三峡等，每年还有年度计划，并建立评估机制，保证有规划地予以落实。这些年上海在现实工作中，摸索建立了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财政投入和稳定增长的机制，加强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专项资金的统筹管理。此外，在沪企业联合会、各地驻沪办事机构、各地在沪商会等资源也被整合起来，搭建起各类对口支援的平台……这是一整套很实在的体制，在落实中央政策中发挥作用，上海的对口支援工作并不是说说而已，这些年一直有自己的思考。

　　还以帮扶独龙族为例，在投钱修路修房子等改善基本生活条件外，要探索一条可持续脱贫致富的路子。我们发现，一是独龙江乡虽然闭塞，但面积很大，近2000平方公里，怒江风光适合发展旅游，而上海一直是云南主要的旅游客源地之一；二是人少林地多，可以在当地发展林业经济。

　　改善乡村面貌，解决群众基本生活问题固然重要，但没有产业和就业的支撑就会出现返贫，所以解决产业、就业和教育问题，才能实现长效脱贫。

　　产业和教育最重要

　　在我看来，对口支援工作中，产业尤其重要。在水电路气房等基础设施都搞上去之后，上海支援云南更重要的是产业扶贫。

　　已经有不少案例了，在云南不少地方，因地制宜地发展了山地经济、集体养殖，上海援助搭建了一些一家一户做不出来的生产基地，比如山鸡养殖场。在州市一级，上海也做了一些较大的产业项目，能够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援滇干部任强，曾任文山州人民政府州长助理，他非常注重发展当地产业，富裕一方百姓，他的点子就是因地制宜种植猕猴桃。2010年，他在文山挂职期间，将四川都江堰虹口乡的猕猴桃引种到西畴县莲花塘乡香坪山村小组和小洞村，如今猕猴桃早已成熟挂果，收益良好，且总数400亩的猕猴桃已逐渐进入丰产期，主打上海市场，高附加值的产业让当地老百姓得了实惠，当地也有了造血功能。

　　当然，这些年的沪滇合作，产业上的亮点不仅是文山猕猴桃。光明食品集团作为上海企业，出资控股云南英茂糖业公司，继而收购元阳英茂糖业公司。经过一系列改革措施，短短两年内，不仅改变了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扭亏为盈，更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推动制糖产业发展、帮助种植甘蔗农民增收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糖业相关，上海援助在红河州元阳县实施“元阳1.5万亩甘蔗种植高产示范园区项目”建设。此外，一些民营企业也看中了云南的资源和区位优势进入云南，而云南的企业也看重上海的国际市场。据我们观察，未来在生物医药、咖啡、橡胶等方面，上海和云南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但同时，沪滇合作20周年，一些难点也出现在产业上，比如当地希望能多引进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带动就业，可上海转型早，合适的产业不多；另外，两地市场合作还是以小规模民营企业为主，大国企去得相对少。

　　产业和就业之外，教育同等重要，不止在云南，在大多数上海对口支援的地区，教育事业是援助的重点。试想，贫困地区的孩子能像东部较发达地区的孩子一样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有理想有抱负有知识有本领，便可以走出大山，创造自己的未来，甚至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这样才能在全国范围内解决脱贫问题。

　　10多年来，上海投巨资帮助对口地区新建和扩建高中、初中和乡中心小学。上海市的19个区县对口支援云南省19个“两基攻坚县”，两地教育部门加强联系沟通，相互支持。上海市已先后派出1000多名优秀教师支援云南的农村、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不仅仅是简单的支教，在形式、方法上也在不断创新和改善。沪滇两地老师和干部之间的思想交流，对彼此在教育理念、工作方法和机制上都有启发，有力地推动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

　　我相信，产业和教育抓牢，沪滇合作的未来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