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心向下进村入户

　　【口述】

　　胡雅龙，1951年12月生。2003年8月至2012年4月任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副主任、巡视员，分管过对口支援、区域合作、企业服务工作，现任上海市各地在沪企业（商会）联合会会长。

　　口述：胡雅龙

　　采访：黄金平 陈克涛

　　整理：陈克涛 黄金平

　　时间： 2016年2月24日

　　沪滇两地的交往与合作可谓源远流长。20世纪60年代结合“三线建设”上海就在云南建了工业项目。20世纪70年代不仅上海知青下乡入云南，且1979年中央边防工作会议后，沪滇签署了有关经济技术协作的商谈纪要，已经建立了部分对口协作关系。1996年中央决定上海与云南建立对口支援关系，3月，云南省主要领导率团来沪考察，双方确定，要在扶贫攻坚、人才、经济、科技、金融和联合走向东南亚等方面加强合作。同年10月，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率领由60多名局级干部和117名企业家及各界人士组成的代表团赴滇，签署了《上海市人民政府、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对口帮扶、加强经济协作的会谈纪要》。后来还制定了沪滇对口帮扶协作的三个五年计划纲要及工作机制。而我是自2003年下半年到市合作交流办工作，分管对口帮扶工作一直到2007年年底。

　　全球扶贫大会上唯一的中国案例

　　我在市合作交流办分管帮扶工作后，熟悉情况自然是从调研开始。调研过程中发现相较云南的贫困面，上海每年的帮扶资金显得比较有限。当时，上海财政每年拨款2000万元用于帮扶云南。可那时，综合国家的转移支付、国家的扶贫资金以及其他的扶贫资金计有30亿元左右。上海每年的2000万元，占的份额就相对较小了。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情况，感觉上海的帮扶要有自己的特色。什么特色呢？就是重心向下，进村入户，树立典型，积累经验，用于指导面上工作。

　　扶贫项目一定是要重心向下，进村入户，这两句话与如今提的精准扶贫不谋而合。其重点在于解决贫困人口的四个基本，即基本生产、基本生活、基本医疗和基本教育。云南的情况与我下乡插队的地方（浙江嘉兴）不同，云南70%是山区，贫困乡村基本上在深山里，村与村距离远，即使在这个村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村，然而因山路多且崎岖不平，蜿蜒曲折，步行需几个小时。所以，我们确定的思路是采取“整村推进”的办法，将一个个村连成线，形成片，项目不要分散，集中有限的资源，将这些自然村、行政村的问题逐一解决。

　　那整村推进抓什么呢？我们提出“三个同时推进”的思路，即解决温饱和巩固温饱同时推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社会事业建设同时推进、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同时推进。

　　一是解决温饱和巩固温饱同时推进。很多贫困地区的温饱还是问题。比如思茅市（后来改为普洱市）的西盟县位于中缅边界，是我国唯一的佤族自治县，一个县人口仅有八九万人，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800万元。我去看后非常震撼，边境一带佤族不少还处在“原始状态”。云南有很多少数民族我们称其为“直过民族”，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处于原始社会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那么多年，他们的生存状态并无多大改观。我们到西盟县的一个村考察，这个村与缅甸仅相隔一条山沟，风光旖旎、山清水秀，但经济却非常落后。村民住的窝棚是用树枝架起来的。我们过去形容一个家庭穷得“家徒四壁”，而它的四壁就是用竹子编的墙壁。《解放日报》有一位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记者随同我们一起考察，想与我一同上去，被我制止了。因为这个窝棚大概只能再多承受我一人的重量。窝棚里架着一口铁锅，下面还生着火，锅里盛着些菜叶汤。家里二十来岁的小伙子道不清楚自己和母亲的年龄。后来我们就把这个村作为重点，叫上海白玉兰重点扶贫村，将资金集中于此，帮其解决“四个基本”问题。有一种说法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说的是不能老是输血，而是要造血。我曾多次在多个场合批评说这种话的人，因为我认为这样说，只说明你未到一线去看或对一线贫困人群没有感情。打个比方，一个人病重躺在医院里，不输血就会失去生命，而你在旁边喊：“你自己造血啊，你自己造血啊？！”人性何在？只有先输血，然后在此基础上等他身体缓和了，再帮其形成造血机制。解决温饱以后还必须将其巩固，因为我们发现，虽然对云南扶贫力度很大且有所成效，但经常出现返贫现象。其原因各异，有因灾，因病，因学，甚至还有因兽致贫的，就是山上的野兽吃掉或者损毁庄稼，但因为要保护动物而不能猎杀，此即为因兽致贫。所以解决温饱后，一定还要巩固成果。

　　二是农民增收和农村社会事业建设同时推进。如何巩固解决温饱的成果呢？就是一定要让农民有增收的项目，而且要使其生产与市场接轨。对此，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在交通不便的农村搞工业是不现实的，故而将养殖业、农业、农产品加工业作为一个重点。帮其建畜牧场，养奶牛和猪，将上海最好的奶牛、母猪运过去；帮助他们种植大棚蔬菜；帮其发展民族特色产业，如苗绣，加工民族服装。然后，再想方设法帮助他们将市场打开。总之，就是要解决一系列基础设施的问题。

　　我们在重点村有几项工作是必须做的。其一是改善住房条件，划定并勘正土地面积，条件好一点的，通上沼气，排上自来水。一般人概念中的云南是潮湿的，降雨多，但实际上却缺水，因为喀斯特地貌决定了它无法储存水资源。其二是解决道路问题。其三是完善基本的农业基础设施，如土地平整、暖棚等。农民增收了，却连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都没有，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这就需要我们同时推进农村的社会事业发展，就是现在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比如说，当地的学校既破又烂，小孩子一天只吃两顿饭，碗里除了点稀饭、菜叶子外就没什么了。所以，每个重点村的建设规划时都会考虑建设学校和卫生室。要保持基本的医疗，上海援建的云南六家山上海奉贤希望小学不能因一点小毛小病便要跑几十里路到县上去，包括接生室我们都希望能就近帮他们解决。我们与上海市卫生局合作推进这项工作，每个卫生室都按标准规范建成。此外，还建起了功能颇多的活动室，老年人可利用其做些休闲活动，年轻人可以在里面搞些培训，小孩子也能在里面活动。我们与上海广电合作，基本上在所有重点村都建立了远程教育系统，设置接收器，通过卫星能接收到上海好学校、好老师的现场教学视频，或者制作成光碟送给他们。

　　三是自然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源开发同时推进。扶贫、脱贫从根本上讲还是要靠自力更生。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还是靠人，自力更生就是要靠人的自力更生。所以，我们不能只止于帮其发展生产，还要考虑人力资源的长期发展问题。比如说建学校等。但短期内应如何应对？我们决定从培训着手，主要针对农民和扶贫干部，在村里、在省里办培训班，也请他们到上海来，还有的到国外去办。国外主要是德国（德国也有东、西德对口帮扶计划），在我分管期间组织了两次交流培训，主要是因为中德之间有合作项目，专门就对口支援地区干部展开培训。

　　当时，由于贫困面太大，仅靠上海的帮扶款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经过调研、实践，总结出了这样一套帮扶经验，令人欣慰的是帮扶效果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好评。2004年在上海召开全球扶贫大会，时任总理温家宝出席大会并作报告，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冯国勤对上海对口帮扶云南案例作了经验介绍。这是那次大会上唯一的中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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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口帮扶地区增加迪庆

　　起初，上海对口帮扶云南只有三个地区，即思茅、红河、文山。根据工作安排，每年沪滇两省市都会举行对口帮扶联席例会。2004年年底，云南方面提出是否可以增加一个帮扶地区，即迪庆藏族自治州。迪庆有香格里拉、维西、德庆三个县，香格里拉和德庆是藏族县，维西是傈僳族的自治县，人口相对较少。香格里拉平均海拔3000多米，维西是2000多米，基本无高原反应，德庆4000多米，高原反应是最厉害的。因为上海除了对口帮扶云南，还有西藏和新疆，再增加一个地区，是否承受得起，还是需要考察和调研的。2005年，我们去迪庆州政府所在地香格里拉考察调研。到德庆的那天刚好是上海的马骅连人带车掉进澜沧江的那天，在德庆高原反应很厉害，听说马骅出事后，我表示想去现场，但因地势艰险被当地干部婉言劝止了。迪庆风景优美，绿化植被比西藏的日喀则好很多，但比较贫困。我们在考察迪庆时，也是进村入户，同时也看了一些县城里的基础设施。像县人民医院，其简陋程度难以想象。其住院部挂盐水的架子就是锲在墙上的钉子；原来的接生室遭遇洪灾后冲毁了，建了一个临时的接生室，铁床上锈迹斑斑，床单上都是血迹，根本没有医院的样子；还有一个手术室，刚好有个小孩因阑尾炎开刀，麻醉估计还是打了，但小孩就躺在锯成像小孩形状的木板上，被捆着手脚。我们还看了《迪庆日报》，与我下乡时自己油印的报纸差不多。此外，其他设施都很陈旧，各个方面都比较困难。

　　最穷的还是维西，因为它的交通更不便。举个例子，县政府的厕所是半露天的，臭气熏天，你根本进不去，可以想象农村的厕所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考察回来后就如实汇报了情况，市委召开常委会讨论。本来我是市合作交流办副主任，并无资格参加，但每次涉及扶贫我都去参加，也要汇报。

　　最后经讨论，决定接受云南增加迪庆州的要求，具体安排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把原来对口帮扶三峡的几个区调过来，即宝山区对口维西县，还有两个区对口德庆县。当时还要求国有企业参与帮扶，专门做了方案并经领导同意。像上海航空公司和上海锦江集团公司等企业参与到对口帮扶迪庆工作中来。迪庆虽有机场却无飞上海的航班，两地对口帮扶必须有人员、物资上的来往，所以上海航空公司就算是在亏本的情况下，也要完成这个政治任务。迪庆自然风景秀丽，已吸引了不少游客观光，尽管潜力很大，但旅游设施相对落后，旅游产品的包装打造不理想。所以，上海锦江集团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帮助迪庆完善旅游设施，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

　　对口实例：对苦聪人的帮扶

　　苦聪人，据说是拉祜族的一个分支，人口较少，云南是其相对比较集中居住的一个地方。历史上因战争和灾难等，他们逃至海拔2000米左右的山上居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搬至山腰，但生存条件依旧很差。国务院扶贫办希望上海能帮扶苦聪人，2006年的时候由市委副书记王安顺同志带队前去调研。在领导前去视察已经建好的白玉兰重点村间隙，我单独带着几个人去苦聪人所在地镇沅县。去的路十分艰险，一边的两个车轮靠山，另一边两个轮子的下面就是悬崖。而且那天恰又下雨，除了越野车外，其他车根本开不上去。社会上总有人认为贫困地区竟配这般好车，那是他们不了解实情。不配好一点车，有些地方根本到不了，不利于扶贫工作的开展。我们看了以后很震撼，“因兽致贫”我就是从苦聪人那儿听来的。考察回来后，我当晚就起草了报告，介绍苦聪人的基本情况，并对如何帮扶苦聪人提出了建议。后来，在从昆明回上海的飞机上，市合作交流办主任林湘把报告交给王安顺同志看，王安顺同志还质问我为何不安排当时就在云南的他去看看。

　　基本情况明晰后，就要对症下“药”了。考虑到山腰坡势陡峭，并不适合生存发展，开设梯田投入人工太大且收效不好，所以决定易地安置，让他们搬下来。搬下来，首先要解决土地问题，由于云南山地多，土地资源很是紧张。其次，搬下来后要建房子，还要有能够维持生存的耕地。最后我们根据这一系列问题，与云南方面合作易地安置。

　　白玉兰苦聪人易地安置大平掌新村落成仪式房子建好后安排苦聪人居住。当时还举行了一个开村仪式，并且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陪王安顺同志去探望一位搬进新居的独居老太太，给她送了些钱、被子、衣服等生活物资。她见到王安顺同志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现在谁是毛主席？”有种桃花源中“不知魏晋”的感觉。一方面，可能说明消息闭塞；另一方面，也说明生活的确太困顿，每天思索的只是填饱肚子，国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无暇去关心，当然，也反映了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

　　总的来说，帮苦聪人建的房子是不错的，一户人家两层，还有养猪、养鸡的院子，基本的配套都全了。我们也要求县里要把好关，房子要给最贫困、最需要的人。实际上，不仅对苦聪人的帮扶是如此，整个援滇工作中我们都坚持这样的工作原则。扶贫项目首先是要求各个地方先报，明确项目必须是直接为最贫困人群造福的，必须是落实到村里的、一线的项目，才会被批准。其次，我们的做法也同其他省市的帮扶不尽相同，特别是扶贫资金在项目中的执行情况，我们要去检查和审计。当然我们并非是通过上海审计部门的行政权力去干涉外省市审计部门，而是由当地的审计部门提交一份审计报告。这样既避免造成误解，又对扶贫资金数目及其使用清楚明了。到目前为止，我还未听说有上海派出去的扶贫干部在这个方面犯过错误的。

　　记得王安顺同志问我帮扶对口云南，对他们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有什么帮助？我就把账算给他听，我们援滇的资金、资源所占份额并不大，十余个重点对口帮扶县资金总计2000多万元，每个县只有200多万元，加之贫困面太大，扶贫资金分到每个村就更少了。只好财政先划拨50万元，然后整合些社会资金，再加上当地部分资金，以及农民自己凑的钱，一般一个村会有100万元左右，多的也就200万元，还是杯水车薪，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只有从实际出发，虽然没有能力全部解决云南的贫困问题，但我们可以利用上海独有的优势、好的理念，做典型，得到认可后整省推广，也就是前面讲的“四个基本”“三个同时推进”等内容。最关键的是，这套理念与实践，得到上至国家、云南省相关部门，下至云南当地民众的认可，这也充分印证了我们对口帮扶工作的探索是有价值的，有贡献的，而且这么多年坚持这样做下来，实践证明也是卓有成效的。